文学少数派 （二） —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政治
〔法〕克里斯蒂安·萨尔蒙〔德〕约瑟夫·哈尼曼 ／ 孟明　译

〔编者按〕2003年春，历时十年的国际作家议会宣布解散，以欧洲为中心辐射五大洲的一个文学事件宣告结束。作家议会秘书长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发表答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哈尼曼（Joseph Hanimann）的长篇访谈：《文学少数派——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政治》（原题Devenir Minoritaire. Pour une nouvelle politique de la littérature）。萨尔蒙：法国著名文论家；法国《解放报》和《新观察家》周刊书评主笔；曾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及昆德拉的助手；国际作家议会主要发起人。随着文学“议会道路”的终结，长篇访谈《文学少数派》也成了这场运动遗留的一份“政治”文献；一篇文学少数派宣言。全文分六个部分，围绕国际作家议会成立和运作的背景，谈十年来的文学以及全球化处境中的身份消失和混杂写作取向，涉及流亡的诗学地理、文学与恐怖主义、书报审查制度、小说文体流变、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可疑角色，尤其传统“介入作家”概念失效之后重建一种“文学政治”的可能性——坚守少数派的文学立场，因而也是坚守一种批评原则，否则，那种被称作诗人天职的东西以及思想的远景将会从视野中陷落。

2．十字路口

哈尼曼：为了更好地标明起点，您能不能详细说一说，1991年您在斯特拉斯堡担任“欧洲文学十字路口”总策划人时头脑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计划？

萨尔蒙：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计划”，那太自傲了吧。首先，在斯特拉斯堡的三年并没有一个商定的行动，也没有事先制订好的计划，而是说做就做了。事情就是这么突然落到我头上的！而且带有预想不到和不可预见的一切，甚至有点冒失。但是这场冒险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根本没有任何资历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如果没有柏林墙倒塌开辟的特殊背景，恐怕我永远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职责。我一直觉得“介入知识分子”的姿态是可疑的。我的文学兴趣更多地把我带向卡夫卡、贝克特或让·热内那样沉默寡言的作家，而不是萨特和马尔罗那样的介入作家。

我当时属于国家科研中心（CNRS）人员，研究小说理论。我参加过昆德拉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讲的中欧小说讲座。而自七十年代末之后我就不再参与集体战斗那类虚幻的事情了。苏联崩溃后浮现的世界在我看来是一个危险的世界，携带着新的灾难和悲剧，而媒体的新语言和自由主义密宗的盛行更是使这个世界变得模糊不清了。那时，先是南斯拉夫战争打响，接着是苏联解体，后来是向伊拉克开战。1991年海湾战争时，我和妻子、孩子住在枫丹白露附近的一幢小屋，我从电视上看到了轰炸巴格达的图象，结果改变了我以往做事有保留的心态，把我那种醉心于世外桃源和文人清高的姿态打掉了。等到南斯拉夫战争爆发，“媒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终于给我身上的文人习气以致命的一击。

哈尼曼：当时，在“介入之都”巴黎，正当大家都投身于关乎南斯拉夫局势的最后一束宣言之时，您却悄悄地从孤独和隐居走向另一个边缘：斯特拉斯堡。

萨尔蒙：斯特拉斯堡，当时确实是与巴黎保持距离的理想之地。斯特拉斯堡是一座历史比现状要伟大得多的城市，它被往昔所压垮，就像卡夫卡谈论的布拉格一样，挣扎着不让自己变成木乃伊；它要成它欧洲机构所在的都城并保持这个地位。当时的想法并不是在那里增设一个辩论场所，而是在这座想像的欧洲之都（一座模拟都城，欧洲政治的迪斯尼乐园）发明一种转虚构政治（politique transfictionnelle），一种文学政治……在斯特拉斯堡三年期间，一些作家以过去未曾有的方式介入社会，他们不是表态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事业，而是把意识形态和政治交给文学去冒险。1991年萨拉热窝被围前几个月，我们提到了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 【1】；伊拉克战争【2】爆发时，我们重新绘制了一个叫高伊蒂索罗【3】的人的东西方流亡地图……当民族主义在欧洲到处磨刀霍霍的时候，我们重新唤起人们对托莱多翻译学派【4】历史作用的记忆。这就是我们当时想做的事情。而在柏林墙倒塌的背景里，这一切是经由另一个欧洲概念而来的。

哈尼曼：好，谈到欧洲概念，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1991年11月，二十五位作家在斯特拉斯堡签署了一份声明：《他者，欧洲的新观念》。这篇声明在荷尔德林、歌德、兰波和伊沃·安德里奇的意义上提出了多元文化欧洲的主张。您本人也借这次会议的某个场合写了一篇题为《欧洲的意愿》的文章。十年之后，以西方为基准，欧洲在制度上牢固了，可政治上却出现裂隙，文化上趋同，情感上平庸，知识上解体。突然间，您九十年代初讲演中那个清晰而响亮的“欧洲”听起来不那么清楚了。

萨尔蒙：1991年，必须重新穿越欧洲这个棋盘。今天人们忘了那时提出问题的尖锐程度。当时欧洲空间正在敞开。捷克、波兰、匈牙利这些小国经历了五十年的精神流放和内心流亡之后，正在重返欧洲大家庭。既有重逢的喜悦，也有喜悦之后的恐惧。好像旧的正在死去，而新的没有来临。极权主义的终结。核威慑的终结，雅尔塔订立的瓜分世界的终结，苏俄改革（Perestro?ka）的终结。米什莱说过，每一时代都梦想下一个时代。九十年代初期，人们的想法里只有结束那一切：前卫艺术和政治的衰落。现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就像柯恩－本迪特【5】说的那样，从今以后我们宁要过时的东西，而不要我们曾经酷爱的革命了。我还记得当时柏林的情景，墙头上站满了人：那是一种狂欢的气氛，但也有某种丧葬似的奇怪感觉。东德的一个电影艺术家，也是一位画家，名叫斯特拉瓦尔德（Jürgen B?ttcher Strawalde），在那个虚幻的日子拍了一部异常庄严的柏林墙倒塌的影片；那是为一个正在死去的巨人而拍的一部电影安魂曲，没有脚本，也没有台词。人们在影片里看到的并不是柏林墙倒塌——今天人们还在谈论柏林墙倒塌——，而是墙被拆掉（像欧洲那样），这种拆除需要大型的起重机，令人想到把一棵树连根拔起。斯特拉瓦尔德的柏林墙拍得像一具悲剧性的肉身，像一张皮那样有感觉，带着痛苦的回忆，上面布满胡乱涂鸦的字迹和嵌入墙内的图画，看上去就像一个承受了过多恐惧和梦幻的地点。这些恐惧和梦幻随着墙的消失而消失了；它们失去了表达形式，却以一种死亡舞会的气氛萦绕着柏林，也萦绕着欧洲。电影的结尾，人们看到新年之夜五彩缤纷的焰火升上柏林的夜空。这部影片于1991年1月在巴黎的歌德学院放映。那时海湾战争刚刚打响。焰火璀璨的柏林夜空一下子使我们想到了盟军空袭之下的巴格达之夜。柏林。巴格达。图象相同。我记得曾向那位电影艺术家提到了这个感觉。他回答说，在他拍柏林新年焰火时，他想到了1945年柏林遭轰炸的情景。

哈尼曼：柏林，边境城市，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而第三世界被排除了。巴格达，边界以外的城市。自由，民主，人权，雅致的跨文化——这就是今后唯一的经典，异见和反抗的空隙消失了。在您看来，欧洲是不是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批评空隙的理想之地，反对在“历史终结”旗号下形成并且被说成是变通方案的善恶二元论：民主或野蛮？

萨尔蒙：柏林墙倒塌后，欧洲又重新成为一个论争主题。各种不同的设想互争高下。1991年，我们尤其探问了欧洲（建设）大业受约束的性质；那是一个凭意志的、规范的建制计划。在这样一个欧洲里没有任何生动活泼的东西，连语言也透露出狂热的个性：要打很多基础、要分多个阶段，没完没了的马拉松、时间表、稳定公约……我记得让－吕克·南希【6】总结1991年几次讨论会时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欧洲有些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也不是别人以前就决定的。欧洲更像是脱胎换骨，而不是计划。”所有组合都考虑到了，就是找不到形式。作为“68年5月”【7】生育高峰期那一代人，我们在这个统一的欧洲里突然觉得自己像是战后的孤儿。不说“晚熟”之辈，就说是一些填迟了日期的个人吧。当时的氛围是开放：东方的一个新大陆正在变得可以进入。可是我们也有一种巨大的空虚感：欧洲中心文化的伟大时代结束了。对欧洲中心的参照已经变成了一种新欧洲中心论的集合信号；这种新欧洲中心论由于摆脱了它的殖民地和各种情结，反而倾向于一个自足的、类似贵族俱乐部的、非常精英化的欧洲。必须驱散这种围绕Mitteleuropa（中心欧洲）的反动意识形态氛围。那时候，有些知识分子居然还写出这样的话：“欧洲止于斯洛文尼亚，再往前就是塞尔维亚人的世界和巴尔干世界了”，亦即野蛮人的世界了。欧洲文化从欧洲中心向越远越野蛮的边缘地带辐射的想法，使“欧洲堡垒”这个口号变本加厉且合法化了；结果“欧洲堡垒”这个口号又鲜明地回到经济问题或人口问题的讨论中，而这个口号的始作俑者，正如恩森斯伯格【8】曾经提醒的那样，不是别人，恰恰是约瑟夫·戈培尔！

必须重新提出所有问题。欧洲文化空间问题，欧洲边界问题，欧洲价值问题。针对中心欧洲概念，我杜撰了“远欧”（Extrême Europe）这个提法。它成了我们在斯特拉斯堡那几年的一个宣言。关键在于改变有关欧洲的看法。与中心欧洲的意识形态相反，文化的现代性始终来自欧洲的边缘地区，来自它的边界地带，来自各种语言和文化互相接触的区域。安德里奇、佩索阿、乔伊斯、卡夫卡，还有博尔赫斯……这些都是真正的欧洲公民，他们从语言、身份和叙事中过境……

如果说欧洲所有伟大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疆界带来的忧虑；这个问题之所以萦绕脑际，是因为那些超负荷承载历史和时代标记的边界或边缘地区往往形成此种悖谬的边界身份，而界定欧洲身份的全部困难恰恰就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远欧”不是地理上的，也不是概念上的，而是一个变化的隐喻，我们借它而得以逃脱身份的禁锢。

不要再借助欧洲中心的隐喻来思考欧洲，抛弃那种根本就找不到的身份幻想，重新回到一个多极的欧洲，它的密集地带不应该是行使权力的场所，不应该是携带记忆的制度，而是经验的万有引力之极。摒弃身份和遗产文化的观念，去迎接他性（altérité）、开放和未完成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纲领！

哈尼曼：不管怎么说，您把这种他性与欧洲联系得那么紧，可它今天看来毕竟包含某种乌托邦的内涵，也许当时不大为人察觉罢了。的确有一种他性哲学，譬如在莱维纳斯（Lévinas）的著作里，那是对在自身以及与世界的关系之外建基的“同一者”的思考。您谈论欧洲的“他者”，有时让人想到的却是“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文化概念：这样一个替代性的逻辑是从较晚近的社会批判伟大姿态中承继而来的，您却把它投射到文化上丰富但结构并不严密的欧洲空间。

萨尔蒙：欧洲的观念是排他性的；不从匪其所是的方面，不从它所排斥的东西去界定它，又如何界定呢？最初，欧洲的观念乃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运动。今天它成了一座堤坝、一座堡垒，或者一种世界从头来的大变动观念的回潮。这种观念是属于过去的。为什么欧盟委员会出资赞助那么多关于“文化欧洲”的研讨会，原因就在这里。高论虽多，但“文化欧洲”却难以生存：这是一场复兴，一场假面舞会，一桩恢复名誉的公案。时至今日，为什么还要把跨文化对话限制在欧洲以内呢？从1993年起，我们的活动促成创建“国际作家议会”时，主题已经是“世界的呼唤”了。那是斯特拉斯堡“文学十字路口”的最后一个版本。

哈尼曼：回顾起来，一方面是您所代表的话语派，另一方面是彻底轻视话语的狂热身份派，两者差距之大，又怎么说呢？就在您在斯特拉斯堡呼唤一个向多元文化开放的欧洲时，南斯拉夫却在血泊中被撕裂成清一色的种族碎块。当时，您不觉得突然间您也落进类似媒体知识分子－哲学家的那种处境吗？而当时您想要摆脱的恰恰是这类知识分子，莫非他们是最后一次亮丽登场，然后就离开公共大舞台，从此去玩封闭的小圈子游戏？

萨尔蒙：那时，媒体知识分子，或者用卡夫卡的话来说，“幽灵”知识分子，他们在法国拥有的霸权在我看来已经不是什么单纯个人行为问题，不是趣味低俗问题，不是“非我其谁”这类行头问题，这些都在其次……重读赫尔曼·布洛赫【9】有关媚俗的思考和卡尔·克劳斯【10】的一些文章，我明白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种姓的出现，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意识形态专家（idéologues）。在党派知识分子之后，现在是市场意识形态专家。一些浮在传媒体制表层的掮客。这些掮客不再到知识惯例中去寻求合法性，而是到公共场所和媒体之中去寻求合法性，使用的是通常的营销学技术。他们的活动明显与思想、反思、艺术不再有任何关系，而是像一块墓碑那样占个地盘，标示场所而已。

我们在斯特拉斯堡所做的尝试，可以解读为掀掉这块墓碑。重新赋予作家的话语以谦卑和特殊的含义；重新占领公共空间，但不登主席台；发明不同的扬声系统；提供阅读和写作的东西；让人们听得见低语和寂静。
1991年11月8日至11日，我们借举办“文学十字路口”的机会发表了题为《他者，欧洲新观念》的宣言。这篇宣言是由我和我的朋友斯坦科·塞罗维奇共同执笔的；假若今天再来读它，我们肯定会觉得这是一篇乌托邦式的东西。尽管如此，这篇宣言并没有呼吁什么；也没有对任何人施加压力。它没有要求任何政治干预或军事干预。它只是表达了一种忧虑。这篇宣言是由贝尔格莱德的一位学者（研究伊沃·安德里奇作品的专家）用浓重的塞尔维亚族口音宣读的，结果有一些段落完全听不懂。那时南斯拉夫还没有破裂。没人能想象后来会有萨拉热窝之围。斯坦科·塞罗维奇是那些年唯一看得清楚的人：1991年他向我描绘的剧情，恰恰就是后来发生的事。他是最了解南斯拉夫历史的人之一（他是他舅舅吉拉斯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所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经验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家族的，不仅是政治的，也是诗学和形而上学的；他是我那些年遇到的唯一清醒的人）。我们的宣言其实是一篇反宣言，它给出了我们无能为力和绝望的尺度。这篇宣言是以荷尔德林这句诗结尾的：“没有翅膀，怎能近取平川”……

哈尼曼：除了“远欧”主题，它的视野于1993年扩大到爱德华·格里桑的“世界的呼唤”，您实际上并无预先制订的理论纲领。您不捍卫那些被确定为亲波斯尼亚、反塞尔维亚、和平主义或干预主义的说词和立场。您当时甚至没有一个进行动员的主题，反对书报审查的动员是后来几年的事；当时您也没有具体的计划，接待流亡作家的“避难城”计划也是后来才有的。在当时的节庆活动、信息沟通、公众集会、讨论会和国际会议等活动中，您实际上处在某种中介人的地位。

萨尔蒙：是的，我们当时处于某种中介状态。处在一种正在生成的经验的边缘：德勒兹说得好，草从中间长出来。在法国，熬过这种过渡状态是很痛苦的。我们不得不总是发宣言、草宪章、设立机构。总结。认同身份。自我宣示。制订转型计划。知识分子是这种修辞学的冠军。他们先是以革命家自居，尔后是改革家，最后摇身一变成为政客。“计划”和“知识分子”这类词语是属于贫乏的语义学的，已经使法国一代作家变成了干枯的蜡人。这种极度理性主义的姿态，被学究精神加重之后，构成了法国知识界难以逾越的地平线。即便怀疑，即便像雷吉斯·德布雷【11】最近呼吁的那样要求终结此种状态，知识分子依然受制于一种语言、一种姿态、一种语义学……直到出了一个让·热内，以他那得自法国社会底层的经验和他的艺术天才，才摆脱了此种窠臼。瞧瞧萨特那副胃口吧：当时能用得上的武器，弗洛伊德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他全都拿来打造那个“另类奇迹”：法国艺术家！四大卷写福楼拜，七百页写热内。这种弹幕射击真神呵。福楼拜已经死了；热内后来不写作了。他曾经说过：“别忘了，我是一个被法国概念压垮的人。”人并非生活在真空里。那时我唯一的计划就是德勒兹的计划，德勒兹是草根和漏径的思想家。德勒兹知道热内说的是什么。他迎头痛击了“法国概念”，痛击了这种评判癖和被评判癖，因为这是一种生活的批判文学，而不是创造生活的文学。在这段旅途上，德勒兹是一个没人能取代的同路人。我无论走到哪，他都伴随着我。“你们就做实验吧，不要阐释。筹划吧，不要空想。”那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也有人责怪我们。总结已经够多的了。辩论和解释够多的了。实验案例和经验汇编也够多的了。德勒兹说过：“计划不是宣言，而是定位方法，用来引导超出我们预测能力的实验。”

“十字路口”的终结，“冒用”议会名称成立作家议会；“避难城”设想，创办《火刑》杂志和网刊，就这么几件事：一个实验程序，一个每次都超越我们预测能力的生活计划。

在斯特拉斯堡，我们与巴黎有足够远的距离，因此不会卷入小团体的事物，也不会落入杂志编辑的圈套。而且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像我这样从法国别处来的人都被视为“内地法国人”。所以斯特拉斯堡就是“外地的法国”。这很适合我。再说城市不大，有点像意大利式的剧场，一刻钟就从这头走到那头。这样的规模，对多声部文学及其音响设计再合适不过了……

哈尼曼：人们在斯特拉斯堡看到知识分子走向作家，概念普适论者走向叙事实践者，阿尔伯特透视法的信徒走向鲍兰（Jean Paulhan）所描绘的那种熟悉现实界立体主义透视法的人：这种立体主义者不再攫取他一眼看见的东西，而是绕过它，以能触摸的方式去发现事物的不同侧面，就像夜游神在黑暗中摸索着绕过物体。这个变化很有意思。它同时也敞向一种比法德两国那种善于磨合理论冲突的传统更具欧洲风格的智力类型，这种智力更适合作家，尤其适合作家对理论程式所不能克服的具体情境的感受力。1991年，您在“十字路口”的边缘写道：“必须亲身穿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走过它那岗峦起伏的风景，那层层而上的土耳其墓园、犹太墓园和基督徒墓园，那些村子，村里居民会讲多种语言，那些混杂着拜占廷建筑、土耳其建筑、维也纳风格建筑和社会主义建筑的街道。必须亲自走进一座清真寺，哪怕只瞅一眼圆顶上的钟塔，听一听穆安津在尖塔上宣报祈祷时辰。”正当那些“TGV知识分子”和“BHL知识分子” 【12】，名字就不说了，纷纷搬出原则，——说穿了不过是由一个人即波斯尼亚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所代表的原则，你们却宁愿提到人，提到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历史、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他们的风景。您本人还特意谈到了伊沃·安德里奇这位1892年出生在波斯尼亚多拉茨村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作家。他究竟哪方面在您看来可以成为典范人物？

萨尔蒙：安德里奇是个文学家。政治上他并不特别有勇气，但是在文学上他是个正直的人。他的作品植根于波斯尼亚的土壤，是连接地中海东西方两个斜坡的古老纽带的见证，也是欧洲边陲具有强烈特征的时间迁流错杂的见证。四百年罗马帝国统治、几乎同样长的奥斯曼统治期、拜占廷中世纪、几十年的奥匈帝国占领期……安德里奇曾说：“我们生活在四种不同的时间里……”

在界定一种新的介入行动、一种文学介入行动的尝试中，安德里奇和布洛赫、卡夫卡等人一道构成了一个方位标。不是加缪和萨特那种“为他人宣讲权利”的知识分子，也不是福科所期待的那种只对本行问题感兴趣的特殊知识分子。一种介入姿态，应该是对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条件给以珍视和关注。这就是布勒东说的词库守护人，或者是整个纳粹时期维克托·克伦普勒（Viktor Klemperer）那样的语言守夜人。

哈尼曼：可是，“文学十字路口”以及后来的国际作家议会都没有能够长久地吸引日耳曼空间、英语世界和斯堪的纳维亚作家的兴趣。想必是人们对法国那种媒体知识分子古板作风忌讳莫深之故吧？甚至您也未能完全摆脱它。总之，有一种实际的危险：虽然知识分子跑到了作家一边，但某种间接影响也可能反过来把作家拖向旧日那种好虚张声势的知识分子姿态。

萨尔蒙：在《火刑》第3-4期合刊登载的一篇文章里，维克托·佩列文【13】对知识分子介入的困境作了令人捧腹的诊断：“一个显眼的伟大标签，Intel Inside（内置英特尔），于我们这个时代赫然照耀着属于信息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切物件——照耀着我们的四周。可是Intel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信息处理器的品牌, 而是intellectuel（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一种缩写。结果，在这种处境里，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带上了闹剧的特点：只有被邀请到他本来应该抵制的节目里，知识分子的抵抗才有效。”在为自己的书作促销的电视节目里，作家成了自己作品的掘墓人。他们被迫数百次重复同样的说词，重复一个新闻女秘书在耳边提示的一套口头禅。要说得好听，简明扼要，高效率。简直就是一个反文学的计划。在电视上说话，也就相当于在虚构的坟墓里说话。在这里，自残取代了书报审查。人变成镜花人。这都是真实的事，结果在十年的集体行动和公开发言之后，我得出这样一个不愉快的经验：有些句子已经差不多粘在我的舌头上了！为了建构“避难城”，我被迫无数次在记者招待会和公众集会上重复同样的话题；渐渐地，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我那些词句和我的性情渗出腻味的黏糊糊的玩艺儿来。“议会”这个词在我听来好像“贻误”—误人子弟！为了排遣，我利用一个假期写了一部关于书报审查和知识分子介入的笑剧。写的是布瓦尔和佩居榭这两个文学小丑的长篇对话。佩居榭是个关心权利和恪守社会习俗的法学家；布瓦尔则是个怒斥一切书报审查的自由派。布瓦尔救了我一命。我把一切腻味的句子放进嘴里，结果它们粘在我的口腔里，但我终于把它们清除了。行使公共话语的媒体条件使我们所有人变成没有自己语言的克隆人。媒体知识分子乃是这种基因蜕变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人类标本。布瓦尔把他们称作“全能”知识分子或复制品。好像从卵子授精起他们就是全能的，因为只有从全能者那里克隆过来的细胞才能转变成肌体的其他一切细胞：血液细胞、肌肉细胞、脑细胞……甚至胎盘细胞！这些知识分子不再思想，但他们却有能力在市场上摇身一变而成为任何观念的携带者，摇身一变成为随便哪一种艺术类型！这是一种变身术！他们不是去适应什么，而是真的使自己变成自己所接受的观念。他们复制、标新、打造品牌……

哈尼曼：尽管这些人给冷战后的最初十年留下了烙印，像推销员那样在冲突地点跑来跑去，施展他们的修辞学，兜售他们一成不变的分析工具，我却不敢说能用“全能”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他们多半是从真实场景旁边溜过，却到处寻找所谓“野蛮人”。与其说这是“全能”，不如说是精神分析的“残废”。话虽这么说，这些能玩吐火把戏的杂耍知识分子—半吊子兰波（Rimbaud），半吊子兰博（Rambo），就像当时一位漫画家说的那样——还是有用的，包括对你们也是有用的，那就是把公众注意力聚焦到某些问题上，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你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倒是做得相当成功。再说，他们也迫使你们表明你们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

萨尔蒙：不，他们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尤其无意去“聚焦公众注意力”！公众注意力本来就是分散的，何必去抵触它呢。媒体和营销学偏偏要聚焦公众舆论，使之大众化。媒体知识分子的干预形式当然也就进入流通领域了，也就是说跑到“被魅化了的”的传媒商业界内部去营作了。就像佩列文说的那样，成了Intel Inside（内置英特尔）【14】。在那里，他们既成为同一种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的载体，也成为它的牺牲品。共产主义曾经把知识分子国有化，提供年薪和特权，把他们收编进作家协会。资本主义则把知识分子私有化！

今天，权力和知识分子携手共进；他们在同一个屏幕上露面，他们的语言由于绕开现实和真理而变成了这个迷幻世界中的假面舞会，跻身在一群无限复制的熙熙攘攘的答丢夫和狄亚富瓦鲁【15】之中。知识分子与记者一起称王称霸……而且，在传媒战最高利益需要时，知识分子甚至主动去助军队总参谋长一臂之力！媒体知识分子乃是家奴式的知识分子。

这种变化有点类似最初催生“知识界” 时的情况；所不同的是，过去一度取代写虚构作品的作家地位的批判知识分子如今让位给变色龙式的全能知识分子了，而此种拟态知识分子的唯一历史理由就是在一个既无艺术也无思想的世界里抢占艺术和思想的阵地。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幻术族，我建议将这个新的种性命名为“幻术界”（Illusentsia）。卡夫卡早就看到这个种性的来临，并在城堡里为它画过一副肖像，即“克拉姆”(Klamm)们【16】，镜花人！云中人！“西西” 族（West-West）【17】！他们无形地活着，只能说他们魔力广大。他们把社会的组合能量全都吸收到自己身上！

更有甚者。每次，当我一连几个月涉入社会事物，在介入的死胡同里来回奔走，与作家同道们一起饱受虚幻的理想国悲哀之后，稍有一点休息时间我便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一种最个人、最独立自主、最真实、最不屈服于社会压力、最不依附习俗和道德的行动，怎么就变成了最妥协的行为，变成了最趋炎附势的姿态，成了精神与时间碰撞的最高时刻？究竟哪些作家曾以卡夫卡或福楼拜似的敏锐感受到了西方对艺术和一切表达方式的仇恨、不适和庸俗化？兰波谈论过“羽毛的世纪”；贝克特说是“患了不治的缄默症”。视力有问题。阅读有问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记得丹尼洛·吉斯【18】跟我说过现在什么叫做灵感。别说什么恩宠，只要对文学没有特别的憎恶就不错了。一个世纪来，这种巨大的恶心潮水般地淹没了文学，怎么解释呢？为什么一想到写作就厌恶呢？白纸不再是有待发现的空间，而是最可笑的喜剧场景：徒劳的作品。在西方，艺术与权力的偷情生下了这个丑陋的怪物：纯文学。西方抽掉言论自由的一切人性含义和印记之后，又像商品那样把它偶像化了。于是人权有人权的圣殿；文学有文学院。西方的一切自由就这样圆满地变成了口号，而写作也被打发到流俗的欲望的行列里去了。

哈尼曼：您曾经谈论一种邂逅艺术，并且打算在斯特拉斯堡实践一下。难得您还有这种对话语的信任，相信它还能使人与人接近，使相互理解变得可能。可是，让大家一起来说话就行了吗？结果还是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平行线。媒体知识分子说：听我说，你们会明白的。您则说：听听你们自己说些什么吧，你们也会明白的。我这样提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理由。不久之后，1993年11月，也就是国际作家议会成立的时候，认为话语能保证人与人相互理解的看法又冒出来了，但换了一个形式，换成了赫尔曼·布洛赫的一个说法，您对此还特别作了一番说明。布洛赫那句话的意思是抱怨人类产生了对词语的厌恶，抱怨缄默症沉重地压在世界之上，悲叹“人通过词语和话语来说服对方的美好信任彻底丧失了”。

萨尔蒙：是这样的，但也不完全这样。应该对话的是作品和叙事，而不是人。与此同时，人也在那里，人携带作品。这场赌博，是想借助几个同心圆，几个明确的扬声器，来达到多嗓门谈话具有的感染力。也就是说把宝押在传播之上，而不是押在话语和意义之上。搞“文学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更注重方式，不太注重计划：细心调节音衡器、选择音色、布置场所、确定舞台道具。为一种可能的实验准备好各种条件：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互邻、邻域、感染、传播这类操作。人们总是谈论表达，谈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可有人一高喊“发言，发言，发言”就像一头小山羊兴高采烈地跳到自己的座位上，仿佛大家都是能歌善舞的达莉达【19】。我们这个社会苦于表达过剩；同时苦于缺少倾听。人人都想说话，却没有人愿意听，于是一片嘈杂声。这就是媒体的噪音。本雅明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前所未有地丧失交流能力。我们苦于希腊人所说的anekdiegesis，即叙事缺失。丧失虚构能力。一种象征性的关节病，咬不清字句，无法表达。叙事功能不全。
在这个语境里，必须重新思考作家在公共空间的发言形式。主席台太多了！宁可多一个能唱诗作乐的非洲巫师，也不要一个威严的辩护士。宁可要一棵树来坐在树下闲谈，也不要一个作家议会。我寻找隐喻：一个世界性的叙事作品库，一个装满了梦的房间，一个音箱……谁知道呢？

哈尼曼：或者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这个说法令人想到交叉但分开的道路。它通常更让人想到分歧。可是读你们的总结报告和有关你们会面的回忆文章，总让人产生一个印象，好像连分歧都控制得很好。你们的事业里，有多大程度的偏差、距离和逆流的东西呢？像彼得·汉德克【20】这样的坏小子，恕我把话题扯得快了一点，他本人和他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立场该有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萨尔蒙：汉德克是个完美的个案。谈到塞尔维亚，汉德克敏感的持不同政见立场在媒体大合唱中根本听不到，因为媒体大合唱里只有一种关于南斯拉夫的真理。让·热内曾说过这样的话：巴黎被纳粹入侵的那一天，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今天谁敢说这样的话？写作的起源和开端就已经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分歧：直觉上觉得行不通，感情上却感到有一种责任；拒绝世界，却又感到属于这个世界，要么就是难舍难分；与世界有一种不舒服的关系，却又必须迁就它。也许这就是某种文学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契约关系吧；这不是在独家宝贵遗产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终极经验的意义上讲的；这是一个社会的经验，这个社会在它自身和艺术家之间加剧了紧张；这是艺术的驱魔－学院化机制，艺术家的边缘化－合法化机制……

哈尼曼：创造一个共鸣的空间，而不是讲坛，给恼怒的词语和卡在热内语义里的话语腾出一个空间，有时倒让我觉得概念上飘渺不定的“文学十字路口”是你们事业中最迷人的一段时光。比后来的一个时期要迷人得多，后来的事情都明晰化了，比如反对书报审查，真实的或假设的。而在文学节那种飘渺的气氛中，重要的是真正发明一种发言讲话的新方式。这个明确目标的阕如似乎更有助于感染和传播，或者说有助于您设想的扬声器。

萨尔蒙：回头去看，如果说三年“文学十字路口”有什么值得夸耀，那就是“误会”；对我们来说，那些被视为无可争议的成就（譬如媒体反应强烈，邀来的客人名气很响，1992年夏麻佐【21】获龚古尔奖和1993年托妮·莫里森获诺贝尔奖双重偶然）都是迫不得已的东西，叫人无奈和脸红；而我们最美妙的胜利，我们闯进了未知的世界和不可能的世界，却被看作是聪明人做了蠢事。其实我们就希望人们欣赏我们的这种蠢事，就像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希望人们欣赏他的饥饿。我们就是希望以这副笨伯的样子出现在大教堂广场上，让人们最终注意到我们了不起的能力就是辜负了所有的期待和预测，就是让各种盘算统统落空——包括那些多次算准我们必将消失的人。是的，“文学十字路口”的三年时光早已过去了，这段日子中最令我愉快的就是某种淡出的姿态。一种制度性的东西应该有所消隐，以便它所要凸显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个简单的想法后来又由于其他动机而丰富了：制度应该消隐，让路给被压抑在社会深处的东西，不仅仅是其他已经在场的事物、语言、文化，尤其是在场者的另一方，即不在场的、临时的和缄默的。对动作失误、笔误和失败没有某种偏爱，对非预期的和意外的东西缺少兴致，对机缘和未完成的东西的美德不怀抱近乎幼稚的信仰，都是不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可以称作学艺年代的三年之中，我们从未背叛始终给我们以灵感的东西：虚构……

（连载之二。未完待续）（连载之一）

注释：

【1】塞尔维亚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著有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
【2】指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
【3】高伊蒂索罗（Juan Goytisolo，1931－），西班牙作家。战后长期侨居法国；现定居摩洛哥古城马拉喀什。
【4】公元十世纪西班牙后倭马亚王朝（亦称“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中国文献称“白衣大食”）时期，历史名城托莱多（Toledo）先后有伊斯兰学者和犹太移民学者兴办学校，翻译伊斯兰和希伯来文献。
【5】柯恩－本迪特（Daniel Cohen-Bendit）：德国左翼社会活动家。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现为欧洲议会议员。
【6】让－吕克·南希（Jean-Lu Nancy，1940－），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弟子。
【7】指1968年法国的学生运动，又称“五月风暴”。
【8】恩森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德国抒情诗人、散文家。慕尼黑“47人小组”成员。主要作品有诗集《为狼辩护》（1957）和文论《文化或预设条件》（1963）等。
【9】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奥地利作家。
【10】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作家。
【11】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41－），法国政治作家。1960年代前往拉丁美洲参加游击队，在玻利维亚被捕，被判30年监狱徒刑；1970年12月获释回国。1981年曾任密特朗总统私人顾问。著有托派著作《革命中的革命》（1967）。
【12】 “TGV”和“BHL”分别为法德两国高速火车的名称缩写；此处有讽喻法德两国赶政治潮流出风头的“高速知识分子”的意味。
【13】维克托·佩列文（Viktor Pelevin，1962－），俄罗斯当代作家。1996年发表长篇小说《土机关枪》一举成名。
【14】即体制内知识分子之谓，尤指混迹于传媒界的知识分子。
【15】达丢夫（Tartuffe）和狄亚富瓦鲁（Diafoirus）分别为莫里哀剧本《伪君子》和《没病找病》中的人物。
【16】克拉姆：卡夫卡小说《城堡》里神秘但无处不在的最高行政官员。
【17】“西西”（德文写作Westwest）：卡夫卡小说《城堡》里的伯爵；这个名字在书中仅出现一次，提及“城堡”属于“西西伯爵”。
【18】丹尼洛·吉斯（Danilo Kis，1935-1989），前南斯拉夫作家；生前多部作品在国内获奖；1979年后定居法国，1989年10月在巴黎病逝。
【19】达莉达（Dalida），法国著名歌唱家，电影演员。1933年出生在开罗；一生大红大紫，但屡屡情场失意。1987年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
【20】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当今在世的奥地利最重要作家和剧作家。著述甚丰，屡获奥地利和德国文学奖。
【21】夏麻佐（Patrick Chamoiseau，1953－），南美洲法属马提尼克岛法语作家。1992年以长篇小说《Texaco》获龚古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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