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少数派 （一） —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政治
〔法〕克里斯蒂安·萨尔蒙〔德〕约瑟夫·哈尼曼 ／ 孟明　译

〔编者按〕2003年春，历时十年的国际作家议会宣布解散，以欧洲为中心辐射五大洲的一个文学事件宣告结束。作家议会秘书长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发表答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哈尼曼（Joseph Hanimann）的长篇访谈：《文学少数派——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政治》（原题Devenir Minoritaire. Pour une nouvelle politique de la littérature）。萨尔蒙：法国著名文论家；法国《解放报》和《新观察家》周刊书评主笔；曾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及昆德拉的助手；国际作家议会主要发起人。随着文学“议会道路”的终结，长篇访谈《文学少数派》也成了这场运动遗留的一份“政治”文献。全文分六个部分，围绕国际作家议会成立和运作的背景，谈十年来的文学以及全球化处境中的身份消失和混杂写作取向，涉及流亡的诗学地理、文学与恐怖主义、书报审查制度、小说文体流变、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可疑角色，尤其传统“介入作家”概念失效之后重建一种“文学政治”的可能性——否则，那种被称作诗人天职的东西以及思想的远景将会从视野中陷落。

这本小书完成的时候，恰好是2003年4月的最初几天，我们目击了巴格达陷落和美军入侵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在此意义上，时间又转了一个轮回。我们开始谈话时，谈到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十二年后，我们又回到同样的话题！

眼下我们正在经历柏林墙倒塌后敞开的历史括弧的最后岁月。我们本可以给这本书取名《从巴格达到巴格达》！但是，这两个日期之间走过的路太长了！介入知识分子已经寿终正寝。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们那种可笑的姿态，连媒体也宁可去求助于它直接的竞争对手，请那些介入演员或介入歌星出来捧场，这些人名声更响，当然也不缺少真诚。所以，应该庆幸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不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而是自动汇入了近年反全球化斗争的行列；国际范围的第一个伟大社会运动。

创建于1993年的国际作家议会，就是这一介入时期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在这篇访谈中我们想回过头去寻找踪迹，以便探寻未来的路径。

1．序曲

哈尼曼：自国际作家议会成立以来，您一直担任秘书长。国际作家议会为人们公开表明立场搭起了一个讲坛，而“议会”本身却始终是静悄悄的。现在到了拆台子的时候了吗？

萨尔蒙：介入知识分子的形象以海明威、纪德、马尔罗、萨特、加缪这些作家为标志，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他们辉煌的岁月，现在已失去头上的光彩。最近十年间，每一次战乱和冲突，在波斯尼亚也好，在阿尔及利亚也好，在阿富汗或巴勒斯坦也好，介入知识分子出尽了风头，甚至在对伊拉克的历史上最大殖民远征即将发动之时，他们也超越表面的分歧而采取了同谋的沉默姿态；今天，摇身一变以媒体知识分子身份忍辱偷生的介入知识分子，有史以来首次站到了行使权力者一边，而不是站到忍受权力者一边；站到了发动战争者一边，而不是站到战争中受害的平民一边；站到了征服者一边，而不是站到被征服者一边。知识分子的介入形式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旨在创造收视率的表达方式（即入会的方式，而非批评的方式），因而不再是分析、澄清、理解，而是在一个情感表演和情感操纵代替了经验交换的世界里简化一切，生产情感剩余价值。

这样一来，是否我们就彻底告别作家在公共空间的一切干预了呢？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十年之间，创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条件被打乱了。我们必须全盘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干预方式和模式。无疑，这是我们谈话的宗旨之一：反思国际作家议会十年运作，分析知识分子姿态的矛盾，探索适合作家和艺术家的政治途径及新形式。

值此国际作家议会十周年之际，我们发表此书，同时也出版一期《火刑》（Autodafé）专号，题为《知识分子幸存手册》。这本长达400页的专号汇集了五大洲50多位作家的文章，其中有阿多尼斯、姆蒂斯、马赫福兹、富恩特斯、索因卡、维拉－马塔斯等人的发言。这些作家受委托在各地调查压制思想和文学的新险情，包括今日书报审查和意识形态宣传所采用的未曾有过的方式，同时也深入了解知识界、文学界和语言学界抵抗审查制度的新方法和新网络……

哈尼曼：还有一个情况。围绕创建一个“国际议会” 的想法集结到一起的作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平线，分属不同的文化；先后推选萨尔曼·拉什迪、沃尔·索因卡和罗素·班克斯担任主席。他们是：欧洲作家雅克·德里达、爱伦娜·西克苏、文森佐·康素罗、胡安·高伊蒂索洛、拉尔斯·古斯塔夫森、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里扎德·卡普辛斯基、克劳德·马格里斯、哈维尔·马利亚斯、何塞·萨拉马戈、安东尼奥·塔布奇；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中国诗人北岛和中国作家高尔泰、黑山作家斯坦科·塞罗维奇、塞拉利昂作家希尔·切尼－科克、阿尔及利亚女作家阿西娅·杰巴尔、索马里作家纳鲁丁·法拉赫、土耳其作家内迪姆·古赛尔、雅夏尔·凯马尔、梅赫迪·乌珍、美国的托妮·莫里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的阿尔瓦洛·姆蒂斯、谢乔·皮托尔、胡安·维罗洛；还有其他很多作家。在成员如此众多的情况下，要想形成概念上的综合或经过细致讨论的立场是很难的。在最初的一次会议上，爱德华·格里桑曾建议用“克里奥尔化”（créolisation）这个词来代替“综合”的概念。你们宁可有一个轨迹的想法，而不要体系的想法，也就是说宁可得出多种叙事，也不把情境归纳成理论。对于作家议会来说，采纳这个微妙的变通方案，岂不是甘冒变成无法收拾的烂摊子或虚拟议会的风险吗？

萨尔蒙：您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说实话，这就是作家议会这十年介入行动的悖谬之处。我敢冒昧地说，这是一个以众人“名字”的名义而做的匿名行动。布朗肖（Blanchot），他刚刚去世了，曾经是作家议会最早的签名发起人之一；他说过好多关于名义的话，说是平时人在场而名字消失，在议会里则是人不在场而名字在。十年前我们创建国际作家议会时，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援救阿尔及利亚或伊朗的作家和艺术家，当时原教旨主义集团效法霍梅尼大教长判拉什迪死刑的做法，使作家和艺术家蒙受死亡威胁。我们从欧盟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机构借用了“议会”这个名称。选择这个名称，有很多自嘲的成分在内。实际上我们只是一个非赢利性的协会，跟很多协会没什么两样，如作家协会、集邮家协会，或滚球爱好者协会。

我可以向您担保，绝没有一个人想以什么方式当议员占议席。占有议席，您想想，这样的话怎么说得出口呢：占有议席！我们当时是要跟介入作家的形象决裂，跟那种“登上主席台”的作家形象决裂，跟“开口就说替别人讲公道”的作家决裂。绝不是去坐议员交椅。我们不是让作家去表态，而是展开一个具体行动，使作家在杀人犯的威胁下能活下去并继续写作。这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避难城，有一百处住宅提供给来自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中国、刚果、伊朗、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越南、也门、津巴布韦等地的作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有一份年刊，叫《火刑》，在巴黎、伦敦、纽约、巴塞罗那、莫斯科、雅典、波尔图同步发行；还有一个网站（autodafe.org），刊登他们的文稿……这就是为何我们要甩掉“国际作家议会”这个容易引起混乱的名称。物有其名。就让我们直呼它“避难城”吧！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避难城！

哈尼曼：我觉得，这个“避难城”计划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您拒绝人道组织的意识形态，拒绝大型意识形态体制的残余。接待一个作家，对您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声援行动。远不是使流亡者降低到受害人的地位，您把他当作一个“文化使者”。在您称之为“文学政治”的框架里，您认为真的就摆脱了人道组织贬低〔人的地位〕的逻辑了吗？

萨尔蒙：要有安排！劳伦斯说过，我们只有同情心来进行抗争：安排的意思就是注重衔接，而不是注重体制；注重边界，而不是注重领土。“避难城”并不是为受迫害作家造的一条挪亚方舟，而是一座群岛，一种有助于重新引入多元化的病毒装置……“避难城”有过各种定义和隐喻。作家议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述方式：索因卡把它比喻成一个生态系统，能在苗床有利的土壤里移植受沙漠化威胁的植物；德里达在他那本《所有国家的世界主义者》书里又使了一把劲！道是一种新公民身份的实验室；格里桑则把“避难城”定为“世界之声”的家园。

哈尼曼：你从事介入活动至今已有十个年头。在文人生活史上很少有人回过头来作这样的总结——这或许是一百年来知识界的历险深深打上了进步观念、解放观念和前卫意识烙印之故吧。那末，回过头来看刚刚过去的十年，您有什么印象呢？您最近十年的行动是给一个知识和艺术介入阶段划上句号呢，还是开辟了什么新的东西？

萨尔蒙：回头看这十年的介入行动，我的感觉是完成了什么事情却又不满足。我们只做了一件事：组建“避难城”。这件事又是一件浩渺无边际的事。我们是不知不觉走过来的。而且多半是走出来的，不是谋划的结果。渐渐地，“避难城”行动显得是唯一当务之急，后来也成了我们决心要做的唯一事情；我们唯一的介入。就在此时此刻，《诤谏》一书的作者、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正在大巴黎地区苏兰镇写一部有关俄罗斯爱情生活调查的新书。科索沃诗人格谢维夫德特·巴伊拉依发表过几本用西班牙文写的诗集；他现在墨西哥城大学教书，与他的塞尔维亚同行一起创办了一家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出版社。塞拉利昂作家希尔·切尼－科克正在拉斯维加斯写一部现代版的《战争与和平》。被独裁者穆加贝追杀的作家岑杰莱·霍夫此刻正在法国兰布依镇写一个聋哑女孩的故事。伊朗作家巴拉赫尼很快将要抵达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而他的剧本《被审查的图书馆：地狱》正由贝达剧团（Notoire et Thierry Bédard）在法国上演。在巴塞罗那，罗兰多·桑切斯·米希亚斯正在写《奥尔摩故事集》，那是一些短篇志怪故事，读来就像出自某个古巴的卡夫卡之手，或出自某个古巴的果戈里之手。我想一一提到所有这些人。虽然都是“避难城”接待的作家，但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避难者，而是叙事者、人类多元文化的使者。这是在我们眼前诞生的事物。一方面是我们促成了它，另一方面是它自动来到我们跟前。这算不算开了一个新的系列？应该是的，在我们介入一种安排的意义上。这不是在应该怎么做的规范意义上说的，而是在顺水推舟的意义上说的。有帆，有人，有小船。我们还得绘出地图：这次，我们不单止找到新的住宅，还要把地点和写作结合起来，把故事、语言和城市结合起来，描出一幅新的流亡图。一部流放的诗学地理。

（连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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