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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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已经提到，尽管郭沫若在图书馆的广泛涉猎使他对当时最前沿的科学观念相当了解，并且也使他的诗歌有现代色彩，但另一方面，郭沫若的诗歌观念以及他对社会性别与现代性的看法因与科学进步主义密切关系受到局限。这与他在日本的生活环境以及他的文学渊源有极大关系。郭沫若对科技现代性的激情来自于他在图书馆所读书本和边缘性的科技体验。化用他自己诗句，他的《女神》是从图书馆挖出的煤。[115]《女神》的创作多是在日本福冈，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滨小城。博德湾虽有工业活动有商业繁荣，但都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给郭沫若根本性的震撼。博德湾的轮船冒出的黑烟是“黑色的牡丹”，是现代机器文明的“严母”。[116]他只看到科学发展打开的无限可能性，而没意识到另外一面。1920年3月30号致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激动地描述了读立体派诗人麦克斯·韦伯的诗《瞬间》（“The Eye Moment”）时的“痛快”感受。在这首诗中，喷着黑烟的烟囱被比作喘息的鼻孔，机器被比作巨大的充满生命力的令人激情澎湃的生物。崇拜机器的能量和速度正是未来派和立体派共有的态度。对机器的呼出与人的吸入不同的侧重显示出闻一多与郭沫若对科技现代性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前者是进步主义思路，后者则趋于一种生态观念。
1921年4月1号，郭沫若从日本返回上海，第一次在上海经历了一回机器工业生态的“惊悚体验”。这次他在上海受的震撼比第一次出国去日本还要大：“这儿我虽然是再度的刘郎，但胜于是初到了国外的一样。”[117]他对“杨树浦一带的工场中的作业声、煤烟、汽笛、起重机、香烟广告、接客先生”等工业化商业化大都市的景象感到震惊。但他把这一景象概括为“未来派的画幅”，是“摩登的风物”，[118]而没有对眼前的机器工业生态进行深入反省和分析，只是哀叹这摩登风物因属异族而使他不得陶醉其中。言下之意，摩登风物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它的所有权有问题。郭沫若对现代科技支撑的机器工业的态度与未来派如出一辙，都是对工业发展与社会进步一致的乐观态度。闻一多在《长城下的哀歌》中尖锐批评的正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很多国内知识分子的这种思路。
郭沫若作品中的“女神”脱胎于歌德笔下的理想形象（The Ideal）。《女神》第一辑开头引歌德《浮士德》结尾几行，并以“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点题。[119]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Friedrich Kittler） 的分析能帮我们历史地理解歌德“永恒之女性”和郭沫若“女神”的含义。自从德国十五世纪有了活字印刷，“欧美越来越多的女性因教育改革而能识文断字，但能读与被允许写却不是一码事。打字机发明以前，欧美的文字生产是一个性别封闭的循环怪圈，所有诗人、秘书和排字员都是男性。”“直到1861-1864年的美国内战，才为写作的女性打开了政府官僚机构、邮政和速记的大门。当然，她们的人数在当时还微乎其微。”在歌德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虽然德国文人对这个怪圈视而不见，但它确实控制着德国文学。”男性作者手写或口授的文字“由男排字员、男装订工、男出版商等处理，以便最终以印刷品的形式抵达那些歌德为之写作的女孩手里。”正如歌德在跟里梅尔（Riemer） 的谈话中所说，“他的理想形象依据的是女性形态（female form）或女人的形态（the form of Woman）。至于男人什么样，他一无所知。”[120] “只要写作的物质过程都是男人的事，女性就能且只能象浮士德的格雷琴（Gretchen）一样永远充当理想的抽象。”“一个格雷琴是激发作品的灵感，于是她的姐妹们也被允许通过和格雷琴认同来消费这一作品。‘不然’，如果作品卖不出去，如果没有女性读者，对于他，也就是‘作者’，‘情况就会很糟’。”[121]“女性没有发表权力，即使发表，她们作品的标题下也永远是一个男性假名。”[122]因此，在歌德时代，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技术被男性控制，女性只是这种技术产品的消费者。“作者”默认的性别是男性，而读者的性别是女性。
郭沫若的另一个重要文学和思想资源是惠特曼。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写道：“在他（惠特曼）的影响下，应着白华的鞭策，我便作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盘》、《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123] 惠特曼对科学进步主义和进化论的信仰[124]使他成为十九世纪前半叶文学界热情接受火车这一新生技术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25]他的诗歌也是对传统诗歌形式和观念的颠覆性的改写。歌德在18 世纪末挑战新古典主义诗歌观念，开始自由体诗的创作，对开创浪漫主义诗歌起了重要作用。但歌德和惠特曼对女性的成见，[126]对科学进步主义的信仰连同西方男性的主体意识都被郭沫若一古脑儿嫁接到他的新诗上。现代物理对物质和对科学的重新定义没有引起他对建立在经典物理基础上的科学进步主义的反思，没有引起更深层的对物质本质和对新诗的思考。郭沫若对现代物理提出的新的对物质本质的认识因而被放在科学进步主义盒子里。这反映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的中国知识男性对西方文化表达的雄性的仰慕和接受，”[127] 而与此同时，闻一多早期的女权意识和生态诗观则在科学进步主义大潮的冲击下，被长期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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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现代诗歌从不同角度和程度参与了整个世界在科技现代化过程中古今哲学科学框架的碰撞与革新。本文初步地从现代诗歌与科技现代性的角度进行了提纲携领的剖析，希望引起更多的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新诗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状况的思考。我认为，现代诗歌是在变迁中的科学观和物质观中摸索自己的意义，并与当时的科技生态产生互文关系。闻一多在二十世纪初对芝加哥机器工业生态的富有洞见的思考，不仅超前于当时的主流观念，而且对当下的诗歌创作和研究也富有启发。
2007年9月21日下午，我参加了耶鲁大学所在的城市纽黑文（New Haven）市的一个当代诗歌诗艺研讨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的关注焦点是世界各国的另类或先锋诗歌。这天，罗斯玛丽·沃尔德罗普（Rosmarie Waldrop）来谈她的诗集《弯向苹果》。在诗集的导言及正文中，沃尔德罗普都引用了爱丁顿在1927年所说的关于现代物理与经典物理关系的话，也就是我放在本文开头的那两行“诗”。[128]爱丁顿原文是科学和哲学讲稿，沃尔德罗普把它变成散文诗，我把它分成平行的两行，变成了抒情诗，以满足我对熟悉的诗歌形式的依赖，其实这种依赖大可不必。讨论中间，我问沃尔德罗普物理与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在她诗歌中有什么关联。她引用了爱丁顿的话，然后说：“量子物理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但还有其它方式。你知道有一种理论提供一种世界观，但你也知道它只是几种世界观中的一种。我们总想无限接近真实，但现实总是虚幻而不可捉摸。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看世界，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一把抓住全部。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与此相似。有很多简称很多快捷方式都指向某些方面，但却永远不能包容全部复杂性，一个整体或一个人。有意思的是不同视角之间的空隙。”[129] 正如诗集的题目《弯向苹果》暗示的，在我们吃的苹果、几何的苹果、牛顿的苹果和上帝的苹果之间，还有很多游离“在身体与头脑、感情与逻辑等相互冲突又难解难分的许多说法之间”的弧线。[130]
1973年，北岛用诗宣布：“太阳向深渊陨落，/牛顿死了！”[131]在这个语境中，他的诗又有了新的意义。牛顿的苹果穿越时空，在二十世纪初的爱丁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北岛和当代先锋诗人沃尔德罗普之间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坐在图书馆，在苹果计算机的围绕中敲出这些文字，我突然想起，这苹果现在是否又包括那几乎占据了整个虚拟和非虚拟现实的苹果？当科学与哲学，虚拟与现实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之间不再有无可争议的界限，当博客（Blog）、播客（Podcast），群体知识生产（如Wikipedia）,视频分享(如YouTube), 社交网络(如Facebook)、虚拟世界（如Second Life）等等第二代网络技术,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节点，发散性地指向所有人，当新媒体把个人与电视、广播、出版等各种媒体联合起来，并随时随地推到所有人面前，当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套完善的宣传机器，诗歌该如何回应？又应该如何重新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诗歌和新的通讯技术生态之间将如何互动？
[115] 《无烟煤》中有“我要往图书馆里去挖煤去呦！”一句。见《女神》，第67页。
[116] 见《笔力山头展望》，《女神》，第75页。
[117]孫玉石在“論郭沫若的城市意識與城市詩”一文中詳細描述了郭沫若1921年歸國後“由讚美物質文明到詛咒物質文明，由歌頌城市到批判城市的轉變。 ”原載《荊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2年第3期）。http://literature.cass.cn/Article.asp?ID=1588
[118] “船愈朝前进，水愈见浑浊，天空愈见昏（水蒙）起来。杨树浦一带的工场中的作业声，煤烟，汽笛，起重机，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中世纪的风景画，一转瞬间便改变成未来派。假使那些工场是中国人主宰，那面未来派的画幅是中国人画出来的，又或者自己不是生在中国的人，或者也未尝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风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在岸上活动者的和乞丐差不远的苦力兄弟们是同属于所谓皇帝的子孙，神明之遗裔！那时候我还没有阶级意识，我只有民族意识，看见自己的同胞在异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的，除非是那些异族的走狗，谁也不能够再闭着眼睛做梦。美好的风景画被异族涂炭了！/ 到上海了。这儿我虽然是再度的刘郎，但胜于是初到了国外的一样。…在古语的“走肉行尸”中令人感受一种新鲜的感觉。街上跑着的汽车，电车，黄包车，货车，怎么也好像是一些灵柩一样。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时候率性又以不同的意义流泻了出来。” 见郭沫若，《创造十年》（香港：汇文阁书店，1972），第111-112页。
[119] 《女神》，第2页。
[120] Goethe, November 24, 1809, cited in Riemer 1841/1921, p. 313. 见Kittler, p. 184.
[121] Schlegel 1788/1958, 8:42. 见Kittler, p. 186.
[122] 这一段中的引文除注明的部分外都出自Kittler, pp. 184-186.
[123]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杨匡汉，刘福春编,《我和诗》(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第35页。原载《质文》第二卷第二期，1936年11月10日。
[124] Helen Vendler，Invisible Listeners: Lyric Intimacy in Herbert, Whitman, and Ashbe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2005) ，p. 35.
[125] Kirby, p. 26; Walt Whitman, “Chants Democratic,” no. 4, Leaves of Grass, intro. Stuart P. Sherman (New York: Scribler’s, 1922), p. 495.
[126] 两人对女性不是同一种成见。比如惠特曼是同性恋等复杂因素都应考虑在内。限于篇幅，在此不多分析。
[127]“從新文化運動到今天，錶達中國男性知識分子對西方男性主體傾慕的文字不計其數。李歐梵所著《浪漫主义一代的中国作家》（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m Chinese Writers）沒有從社會性別角度探究現代中國知識男性的構成，但是他引用的翔實資料卻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始的中國知識男性對西方文化錶達的雄性的仰慕和接受。” 見王政，《“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辨異：对当代女权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析》，《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第32页。
[128] 见沃尔德罗普（Rosmarie Waldrop），《弯向苹果》Curves to the Appl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6）, p. xi, 97.
[129] 这段话来自我整理翻译的笔记。
[130] Waldrop, p. xi.
[131] 北岛，《冷酷的希望》，见《陌生的海滩》（北京：《今天》编辑部，1980），第20页。这本诗集是我在北京做调研时从老鄂那里复印的一大批老《今天》档案材料中的一种。与一大堆牵动肺腑的故事相比，这篇文章只开了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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