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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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始不久，我曾提到，闻一多在芝加哥机器工业生态中的惊悚体验，他如何认识到肉体/感官对认识世界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以及他如何探索对物质的重新理解，并深入思考机器工业生态中人与机器的关系，从而建立新的诗歌观念。这些经验似乎使他与芝加哥女权主义氛围浓厚的以《诗》为中心的诗歌圈子的契合成为必然。闻一多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对机器工业生态的疑问与女权主义思想有什么关联。这种关联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被理论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许多女权主义学者和后结构主义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批判十七世纪以来笛卡尔的肉体精神二元论在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影响。伊夫林·凯勒（Evelyn Fox Keller） 指出，经典科学中科学理念的所谓“中立性”的基础是将客观性、理性以及精神的性别归属男性，而主观性、感性和自然的性别归属女性。[90]卡罗琳·马文（Carolyn Marvin）也指出，电在十九世纪末被大规模应用到工业中，电工成为技术专家，且均为男性。在这种男性技术专家文化中，只有“脱离肉体的推理”（disembodied reasoning）才被认为是可靠的、客观的、科学的；“感觉体验”（sense perception）是主观的、无效的、不科学的。在否定“感觉体验”的有效性，把主观性排除在科学范畴之外的同时，十九世纪末的专家文化在女性与感性之间划上等号，并把所谓女性的感觉经验作为嘲笑的对象。[91]马文还指出二元论和精神至上是近代科学进步主义的思想基础。进步被定义为拥有理性的（男）人把意志强加到（女性）的自然身上，并摧毁自然中一切阻挡他前进的东西。[92]
芝加哥的女权主义生态观与当地的女权主义组织基础有直接关系。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不仅奠定了进步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基调，同时也为女权主义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筹办世博会期间，全美的职业妇女和改革派联合起来，要求监督世博会的组织和展览。世博会决定在芝加哥举行后，芝加哥当地主要以富商妻子为成员的组织控制了女士管理委员会（Board of Lady Managers ）。 她们利用世博会进步与现代化的主题，把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在公共空间的地位与现代性以及美国国家形象联系起来。因此，虽然第二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博览会绝大部分建筑，但像妇女俱乐部（Women’s Clubs）这样的基础组织却完好无损，并在后来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芝加哥世博会的十年之内，“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个词被造出来，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取得了如1920年妇女获得选举权这样的成果。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新女性”（New Woman）的说法开始出现在英国出版界中，作为一个贬义的标签指称“渴望职业化，批判婚姻体制或指责性别双重标准的中产阶级妇女。 ”[93]芝加哥世博会期间及之后，“新女性”才作为一个成熟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媒体和印刷文化的公共话语中，用以挑战对妇女的公众角色的禁止。[94]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介绍美国的情况，先讲了芝加哥的文学与文化环境，然后说：“自然的风景，在无论大小成，反正是讲不到的；倒不如就人为美一方面着想罢。但是我不好在这里多讲话，我要避免嫌疑。哈哈！我真傻了，其实这有什么嫌疑可言呢？” [95]闻一多讲到“人为美”，要避免嫌疑，又说不必，其实是在含蓄地表达他对妇女在芝加哥这个大都市的公共领域活跃的印象。（这一点后文中会详细述及。）他到芝加哥时，与意象主义诗歌关系密切的刊物《诗》就是在这样的女权主义生态中活动的。
为了对闻一多接触的“意象派”诗歌圈子有更深的了解，就“意象主义”一词的始作俑者艾兹拉·庞德的现代诗歌理念以及他对女性诗人的看法，我还要多说几句。关于意象主义诗歌的两大领导人物艾米·洛厄尔 (Amy Lowell)[96]和艾兹拉·庞德之间的争执有很多种叙述。艾德里安娜·慕尼黑（Adrienne Munich）和梅利莎·布拉德肖（Melissa Bradshaw）认为，洛厄尔与庞德的重要分歧之一是对于先锋概念的不同阐释。庞德坚持把意象主义诗人圈子的成员限制在少数（男性）[97]精英圈子里。洛厄尔认为质量要保证，但同时坚持一种更有远见更有包容性的原则，认为要为众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诗人，尤其是女诗人，提供发出声音的机会。庞德怕以平权为原则的文学民主会使大量类似洛厄尔的女诗人加入，从而使意象主义诗歌质量下降，失去先锋意义。[98]他后来把意象主义这个标签留给洛厄尔，自己去追求“涡旋主义”（Vorticism），并讥讽洛厄尔影响下的意象主义诗歌为艾米/非象主义（Amygism）。包括庞德在内的男性（精英）批评家们对洛厄尔讽刺嘲笑，诋毁她的诗歌质量并抹煞她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贡献。[99] 这种对女性诗歌创作能力普遍不信任的基础，是当时居主流的男性精英们依赖经典科学框架对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严格区分：诗歌是科学，是基于客观性的精确科学。而科学是男性精英的“理性”领域，女性的“感性”很难掌握这种先进的技术，很难写出好诗。女性超越禁区进入原来男性专有的由“全人类精神之父”统治的诗歌领域，是对已经在这块地盘上取得权威地位的父兄们的挑战。洛厄尔与庞德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女权主义思想与男性精英主义冲突的表现。
根据莫里斯（Adalaide Morris）的研究，另一位现代主义诗人H.D.与庞德先合后分的经历，实际上是H.D.先遵循后挑战庞德基于经典科学的诗歌理念，然后与二十世纪科学领域中最具革命性的变革相遇的过程。H.D.的外祖父是微生物学家，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兄长都是天文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都属牛顿经典物理学的范畴，透过显微镜或天文望远镜与被观察的世界保持“客观”的距离。H.D.的父亲几乎可以说是“科学”、“客观”以及“男性”这些概念同一的化身。1910年至1920年期间，H.D.是庞德的情人，也最听庞德的意见。庞德在此期间提出基于牛顿物理的诗歌概念，认为诗歌是科学（经典物理意义上的科学），诗歌的方法应遵循“科学”的方法。诗人应精确并客观的观察和记录，并把数据变成定理和方程。1927年，H.D.背离父辈的经典科学理念，放弃庞德以牛顿物理为前提的诗歌观念，开始新的诗歌探索，挑战经典科学中关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严格区分。在她的诗歌世界中，不存在高于或存在于世界以外的特权位置，没有统一的尺度来提供“真的”或“客观的”测量结果。任何人的观察都是片面的、偶然的、相对的。[100]
尽管庞德反对洛厄尔大量吸收女性作者进入现代主义诗歌圈子，闻一多到芝加哥时，《诗》已经是有强烈女权主义色彩的刊物。洛厄尔影响下的现代主义诗人中女性的数量要比其它运动中的女性成员多很多。《诗》的赞助人中多一半都是女性，发表的作品中女性作者很多。[101] 碰巧的是，闻一多1922年8月7号到芝加哥，《诗》八月号就是该刊第一期“女性专辑”，“第一次完全充满女性的声音，”“完全展现女性诗歌艺术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情绪。”[102] 1922年8月27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随信寄上《诗》一份，并着重介绍艾米·洛厄尔和哈利特·门罗（Harriet Monroe）等几位女诗人。在这封信末尾，闻一多开始质疑郭沫若的新诗理念并深入反思中国新诗与传统与世界的关系。[103] 他寄的《诗》应该就是八月的女性专辑。闻一多不仅刚到芝加哥就了解到这种“新”诗歌，[104]而且两个月后经一位热衷中国文化的浦西夫人（Mrs. Bush）介绍进入芝加哥的诗歌圈子。浦西夫人并不在每期《诗》首页登载的赞助人名单中，以《诗》为中心的芝加哥诗歌圈子没有记录在案的热情参与者和支持者之多可见一斑。
到芝加哥三周后，闻一多在给清华朋友的信中写道：“一直在看杂志，寻找最新版的书籍，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与人交谈，向人学习。因为想要了解这个国家文学界的最新动向。”这“最新动向”就是“意象派”诗歌。在这封信中，闻一多详细介绍了“意象派”诗人及其诗歌，并引用“某位作家（诗人）曾对公众宣称”的有关男女平等的诗歌观：“今天，任何阶层的男女，任何性格的男女都吟诗、谈诗。”[105]浦西夫人不仅把闻一多介绍给《诗》主编“孟禄女士”（即哈利特·门罗）和诗人“山得北” （即桑德堡Carl Sandburg）[106]，而且后来还邀请他“到The arts club同Amy Lowell等晚餐，并听伊读伊的诗。”[107] 1922年12月1日，闻一多与尤妮斯·蒂金斯 （Eunice Tietjens） （《诗》咨询委员会成员，“意象派”诗人）见面，给她看了《玄思》的英译并受到她的“赏识”。[108]在1922年12月2号的家信中，闻一多特地提到蒂金斯对他的诗大为赞赏的事：“以下的话，十四，十六两妹及孝贞都当听着。美国女诗人夸奖了我的诗，我就很以为得意。这样看来，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底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109] 到这儿，我们注意到闻一多在芝加哥接触到的诗人、活动家和教员，给与他帮助、鼓励和支持的人，大多是活跃在公共领域的职业女性。这使他由衷地发出中国女人并不弱似男人，照样能造大学问大本事的感叹，并在后来的家信和诗歌中流露出明显不同于大多数男性五四知识分子的女权主义观念。
特别值得注意的事，闻一多在芝加哥期间并不是仅仅和这些女权主义者交朋友，而且能够与女性站在一起质疑和批评父权，又一次显示他善于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作于1922年寒假期间的《红豆》爱情组诗四十二首，诗中表现出的诗人与爱人的关系，就与郭沫若截然不同。[110]比如，《红豆》诗第二十五和第三十首，虽然主体是诗人与妻子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111]但这诗让我们想起《孤雁》；“我”和“伊”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平等的位置，同是“弱者”，同是父权压迫和摆布的对象。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女儿的出生引出的家信事件。女儿的出世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想不到这却激化了身在芝加哥的闻一多与父权的冲突。在1923年2月10号的家信中，闻一多写道：“孝贞分娩，家中也无信来，只到上回，父亲才在信纸角上缀了几个小字说我女名某，这就完了。大约要是生了一个男孩，便是打电报来也值得罢？我老实讲，我的一女，正如我愿，我很得意。我将来要将我的女儿教育出来给大家做个榜样…我的希望与快乐将来就在此女身上。”[112] 这短短一段话不但表现了闻一多的苦恼，而且显示他已经对在父权制度下性别压迫有相当的警觉和认识：女儿还不值一封信，只值“信角”缀的“几个小字”；儿子则值一封电报——女性即使在现代通讯技术领域中也没有位置，即使有，也只是在手书的信件这种低等通讯技术中，蜷缩在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最先进的通讯技术如电报毋庸置疑是男性的领域。闻一多在芝加哥，与家乡远隔重洋，与国内亲人朋友的联系几乎全靠通信，对信件与电报在技术含量与经济价值上的区别感触颇深。他用这两种通讯技术的对比来讽刺父权制度中社会性别的等级关系，简直妙不可言，痛快淋漓。然而，闻一多对社会性别有这样的的洞见决不是偶然的，这与芝加哥的女权主义氛围，和他目睹知识妇女如何活跃于诗歌、艺术等公共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遗憾的是，闻一多回国后没有继续保持这种女权主义意识。对“联大女同学会”所作题为《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讲中，他与女性之间又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客观”的距离。他完全采取了貌似客观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用“奴性” 、“妻性” 和“母性”这些以男性为坐标的概念来分析寻找女性的定位，用“妓性”概括“近代西洋女性”，[113]仿佛忘记了“职业女性”这回事，忘记了他在芝加哥与许多女诗人女教员接触给他的激情与启示。这很令人深思。[
[90] Evelyn Fox Keller,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85), pp. 6-7.
[91] Carolyn Marvin，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11.
[92] 同上，第112-114页。
[93] Tracey Jean Boisseau, “Where Every Woman May Be a Queen: Gender, Politics, and Visual Space at the Chicago World’s Fair, 1893,” in Space in America: Theory, History, Culture, p. 285.
[94] Ibid., pp. 285-309.
[95] 《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第175页。
[96]在至梁实秋信中，闻一多提到洛厄尔时，直接用了英文，没有译成中文。一句话中中英文交叉使用，很有意思。原文我会在后文中提供。
[97] “男性”二字是我的批注，并不是狭义地指男性诗人或作家，而是泛指遵循庞德的经典科学诗歌理念的人。庞德推崇的女诗人如H.D.和玛丽安娜·穆尔早期都深受庞德影响，但两人都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不约而同开始质疑庞德的诗歌理念并探索新的诗歌视角与体验。我将另外着文细析这种转变。John M. Slatin在 “The Town’s Assertiveness: Marianne Moore and New York City”一文中提到穆尔的转变。见Patricia C. Willis, ed., Marianne Moore: Woman and Poet (Orono, Maine: National Poetry Foundation, 1990), p. 70.
[98] “Introduction” in Adrienne Munich and Melissa Bradshaw, eds., Amy Lowell, American Moder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xiii-xiv.
[99] Susan McCabe, Review of Amy Lowell, American Modern. 见Legacy.22. 1. (2005), p. 89.
[100] Adalaide Morris, “Science and the Mythopoetic Mind: The Case of H.D.”, in Chaos and Order: Complex Dynamics i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1991), pp. 195-220.
[101] 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 1912: October, pp. 29-30; 1922: September, pp. i-iii.
[102] 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 1922: August, p. 291.
[103] 见《至亲爱的朋友们》，《闻一多全集》（1993），卷12，第54-62页。
[104] 详见铃木义昭译《闻一多给清华文学会友人们的一封英文信》（1922年8月27日），陆耀东，李少云, 陈国恩主编，《2004年闻一多国际學术研讨会论文选》（武昌: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第379-382页。
[105] 同上。
[106] 《闻一多书信选集》，第80-81页。
[107] 《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第175页。
[108] 同上，第174页。
[109]《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170-1页。
[110] 郭沫若的诗歌中体现的是对抽象的理想女性形象的崇拜，而不是对真实女性的爱。这一点后文详细分析。
[111] 见《红烛》，第257，262-263页。二五 我们弱者是鱼肉；/我们会被求福者/重看了盛在笾豆里，/供在礼教底龛前。/我们多么荣耀啊！三十 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如今我虽带着瘿肿的疤痕，/却开出从来没开过的花儿了。/他们是怎样狠心的聪明啊！/但每回我瞟出看花的人们/上下抛着眼珠儿，/打量着我的茎儿时，/我的脸上就红了！
[112] 《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174页。
[113] 《闻一多全集》（1982），卷一，第493-497页。
[114] 梁启超1896年撰写的广有影响的《论女学》中，提倡“妇学”，但重心不在争取妇女权益，而是以男权为中心，强调妇女“为人母者”在“保种”与“强国”方面的作用。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第37-44页。金天翮在1903年所著《女界锺》（陈雁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是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影响极为广泛。金天翮提出的理念中就有反对把妇女教育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的说法。他列举世界各国历史上有成就的妇女，强调妇女不让须眉的各方面独立的能力。金天翮的理念虽然在表面上与梁启超不同，但同样是站在男权中心的立场。比如，将女子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是为男性造就符合自身现代性要求的理想伴侣；教成具有男性之人，又是以男性为标准塑造女性，是男尊女卑等级关系的变相延续；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则是梁启超“保种”“强国”的另一个版本；等等。闻一多与当时女权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就我现有资料看，闻一多出国前没有看过《女界锺》，而是到芝加哥后看到活跃在学校与社会上的女诗人、女美术教员才感慨“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一） （二） （三） （四）（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