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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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挑战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推翻科学的客观性神话，强调与世界紧密相联的观察者的作用，强调我们在观察描述世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54] 这些观念对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的形成，作用非同一般。一个敏感的诗人在对诗歌进行重新定义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重大变化的影响。所以，在进一步分析闻一多的诗歌之前，我们有必要扩大视野，回顾一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次物理革命与现代诗歌的关系。现代物理对物质概念进行修改的关键一步，是确立光以及其它放射线的物理性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X射线、阴极射线以及其它射线的发现都是新的物质构想的前奏。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发现辐射在微小尺度上的不连续性，提出量子论。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具有能量的光子这种基本粒子。1913年，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提出量子论的原子模型，认为原子中的电子处于确定轨道上，处于定态，定态之间的量子跃迁导致发光。1925年，海森堡发表有关新量子力学的第一篇论文。1926年，薛定鄂（Schrodinger）发表波动方程的第一篇论文。他们二人分别完成了量子力学的两种表述，强调波动与粒子的二象性。从此，一切微观世界都受到这种新思想的重新审视，物理学进入了令人激动的新时期。不容忽视的是，物理学界发生的这一系列巨变，并仅仅不局限在科学界研究的微观世界内，而是与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对世界对物质的重新思考同步进行，相互渗透和影响。到二十世纪初，诸如物质的辐射性，物质与能量的转化，光的粒子性等等现代物理学的新思想都已广泛进入人文领域，引起极大反响。[55] 辐射与能量等概念取代质量成为定义物质的根本依据。关于不可见“元素”的知识，促使人们形成既陌生又违反日常生活直觉体验的现代观念。铀等放射性物质的发现和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占据了人们对发光物体的社会建构和想象建构。[56]
郭沫若于1913年开始在日本学医，大部分时间泡在学校图书馆广泛涉猎。当时科学领域的最新发展激发了他的诗歌想象和激情。郭沫若作于1919和1921年间的诗集《女神》中，很多诗都体现了一种让新诗与科学的想象力相认同的渴望。[57] 郭沫若的《女神》写作早于二战原子弹的爆炸二十多个年头，但现代物理中的射线、辐射和能量等最新概念，在当时已经成为他创作新诗的重要灵感来源。作于1920年的《天狗》，正映现了现代物理学对物质概念的全面改写给郭沫若带来的作为诗人的解放感以及发现诗歌新的可能性的狂喜。他甚至直接用现代物理学对物质的重新解释来来树立新诗人的形象：“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58]” 在作于1921年5月26日的《女神》序诗中，他又有这样的诗句： “《女神》呦！/你去，去寻找那与我的震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找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59]” 另外，郭沫若在其它很多诗中对太阳的狂热抒情，与现代物理学对发光物质的新阐释、发光物质的放射性以及光热之间的能量转换有直接联系。[60] 遗憾的是，尽管郭沫若从物理学的新进展得到了激情和灵感，但他对科学理念的这次重大转折所打开的新的想象空间和可能性，没有做更深入的探索。他的诗歌中出现一些新因素，与现代物理所代表的科学发展虽然有某种同步关系，但是处于很表面的层次上，没有脱出以经典物理为基础的科学进步主义的思想框架。这一点后文有详细论述。
闻一多在清华时熟读并极其推崇《女神》，到芝加哥后由于他思想的急剧变化，对《女神》的批评变得十分犀利。从他在1922年12月写的两篇评论可以看出，闻一多对现代物理的最新发展很清楚。[61] 然而闻一多没有像郭沫若那样，简单地把量子物理提出的物质新解直接纳入诗歌之中，而是结合道家思想中对“物”的解释、生发，来思考他在现代科技所促生的机器工业生态中产生的新认识，并且凭借这样的新认识试验写作一种新的诗歌。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对于闻一多的这种选择，不能简单归结为他是由于对西方传统哲学提供的框架失望，才退归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看到，闻一多身处的芝加哥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城市。二十世纪初文化、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发生的新观念、新思潮，不仅在世界范围内相互渗透和相互刺激，而且也在这个城市引起巨大的震荡。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能局限于某个国家内部，也不限于国家或文化之间，而是在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机器生态中，由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一个对科技现代性反思和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在那时刚刚开始，到现在还远没有结束。
科学与哲学并非有史以来就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科学很长一段时间被包含在哲学框架之内，它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有其历史的渊源。十九世纪以前，“‘难以精确估量的’（imponderable）现象（如冷、热、光、电）以及所谓的辨查不出的发射物（effluvia，包括重力、磁力、某些天气现象如彩虹），常常引起微粒说理论中模型和类别的混乱”，“甚至对空气是物质还是非物质也无法达成共识。” “直到十八世纪末质量概念成为一切的前提，十九世纪的精确科学确立了物质与非物质的严格分野，‘难以精确估量的物质’（没有质量或可触知性质的物质）这种说法才变得不可理喻或自相矛盾。[62]” 值得注意的是， 在二十世纪初，哲学和科学的对话有了新的维度和内容，其中之一，是哲学的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对世界的新解释又走到一起。1927年，E. A 爱丁顿 (E .A. Eddington) 在他关于牛顿力学与量子力学的讲座中指出，神秘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教条，而是当今科学态度的一部分，并在当前的物理科学中得到详细说明。[63]” 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认为物理世界是由可以准确测量其质量的物质构成的，而量子力学则发现另外一个“空的”物理世界，其间是不可见的电子、量子等的高速运动，准确测量根本不可能。这样，历史又一次让人惊讶：量子力学提供的这种对物理世界的新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与道家哲学对“道”的描述似乎不谋而合——科学和哲学的对话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一个新的视野，新的维度。
闻一多和郭沫若都在信中提到老子作为所谓神秘主义哲学的一种在一战后的欧美风行的情况。闻一多初访芝加哥大学法文副教授温特先生（Mr. Winter），从未学过绘画的温特先生就引他看自己画的老子像。[64] 郭沫若则在与当时留学德国的宗白华的通信中，对德国的老子热作了详细分析。德国的《文艺月刊》（Literarische Rundschau）第一篇《亚洲之灵魂》中写道，“老子的思想直接道着欧洲近代社会的弊病，所以极受德国青年的崇拜；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了一本尼采的Zarathustra，现在德国的青年却带老子的道德经了。[65]” 郭沫若认为二十年代德国的老子热仅仅是一种“厌战情绪”，是西方对老子哲学的误解。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因为他沉浸在惠特曼、歌德以及未来主义的科学进步主义的理念中，所以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物质观引发的对整个物质世界的重新思考，其实与激发他灵感的量子理论一脉相连。
保罗.福尔曼（Paul Forman）在1971年发表了他那篇引起普遍关注与争议的极具影响的论文。他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德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精神各领域都存在深刻的危机，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环境对经典科学的因果论、决定论等理念，以及在战前和战争中都备受尊敬的精确科学的精英们充满了敌意。这种氛围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为了重新赢得社会的承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精确科学界长久以来珍视的理念，如因果论，而倾向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按照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规律解释电子和其它亚原子粒子的行为，从而创建了量子力学理论。福尔曼最后说到，他的论文采用“社会学”模式，不会揭示全部真相，只是提供一个总体框架。[66] 尽管福尔曼的研究有局限性，但是他确实使我们管窥到二十世纪初丰富复杂而充满思想踫撞的大图景，让我们看到在科学、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新思想对传统的挑战与修改，是同时进行的一个互动过程，其中各个领域都在互相提供感与动力。
新思想的渗透本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闻一多和郭沫若进行最初的新诗试验时，量子物理学还没有发展成熟，他们虽然都意识到现代物理的新发现对新诗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诗歌探索都还走得不够远。不过，有一位更敏锐的诗人在这一条探索之路上却走得相当之远。那就是戴望舒。
在进一步探讨闻一多的生态诗观之前，我认为 先细读一下戴望舒写于1928年前后的《古神祠前》一诗，不仅是有益的，而且非常必要。这首诗与玛丽安娜.穆尔（Marianne Moore）写于1932年的《跳鼠》（The Jerboa）和《蛇怪蜥蜴》（The Plumet Basilisk）有惊人的相似。在这相似里我们看到，这几首诗不但都是借用轻盈到几乎没有重量的动物/生物来探索现代诗歌意象的质料特性，并且还都不约而同用了超越重力作用和跨越物种类别间界限的变形方式，来暗示这一点。戴望舒在关于新诗的评论中，也多次强调诗歌语言和意向有其特殊的质料特性。比如，“诗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67]”
古神祠前
古神祠前逝去的
暗暗的水上，
印着我多少的
思量底輕輕的腳跡，
比長腳的水蜘蛛，
更輕更快的腳迹。
從蒼翠的槐樹葉上，
它輕輕地躍到，
飽和了古愁的鐘聲的水上，
它掠過漣漪，踏過荇藻，
跨着小小的，小小的
輕快的步子走。
然後，躊躇着，
生出了翼翅......
它飛上去了，
這小小的蜉蝣，
不，是蝴蝶，它翩翩飛舞，
在蘆葦間，在紅蓼花上；
它高升上去了，
化作一隻雲雀，
把清音撒到地上......
現在它是鵬鳥了。
在浮動的白雲間，
在蒼茫的青天上，
它展開翼翅慢慢地，
作九萬里的翱翔，
前生和來世的逍遙游。
它盤旋着，孤獨地，
在迢遙的雲山上，
在人間世的邊際；
長久地，固執到可憐。
終於，絕望地，
它疾飛回到我心頭
在那兒憂愁地蟄伏。[68]
在这首诗中，戴望舒借用了庄子内篇《逍遥游》中鲲化而为鹏的典故，以喻说物质的短暂性和不稳定性，思考“化”这种飞跃动态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物质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物质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存在。诗的前半部分，“我的思量”通过与长脚的水蜘蛛的比较而具有后者的性质：在水上“跨着小小的，小小的/輕快的步子走。”戴望舒用水蜘蛛比诗人的思量，和穆尔用蛇怪蜥蜴比诗歌，不约而同都突出了这些生物不被重力约束的特质：二者都能在水上走而不沉入水底。不仅如此，每一次跳跃，每一次越过看不见的边界，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都经历一次变形。从槐树叶上一跃到水面上就从思量化为水蜘蛛，离开水面成蜉蝣，飞到芦苇间成蝴蝶，高升上去化为云雀，更高到青天上则成鹏鸟，最后到诗人心头变回成“我的思量”。这一次次凭借想象和语言进行的界限跨越，一次次完成了从一种生物到另一种生物的转化，这与现代物理中电子跃迁性辐射颇为相似。就这样，戴望舒借用庄子 “化”的概念，在量子力学所生发的物质新观念和诗歌语言意象的新质料之间建立了某种同构关系，诗的变革和物理学的变革在这里几乎是同步。
戴望舒在《古神祠前》一诗中对现代诗歌语言和意象如何寻找、摸索新质料的尝试，与穆尔在三十年代的探索可说殊途同归。为了方便读者比较，我在这儿摘译蒂芙尼分析穆尔三十年代创作的诗歌与量子理论呼应关系的一个段落。蒂芙尼指出，在《跳鼠》一诗中，穆尔利用“跳跃”这种姿态（gesture）在“隐”与“现”间搭起一座桥。在一跃之间，“这个没有重量的生物‘一半属地上，/一半属天上’——一个‘空气天使’。” 在《蛇怪蜥蜴》中，穆尔同样强调跳跃中变形的一面，从而使跳跃与诗歌的关联更加明确。蜥蜴的跳跃动作与它从尖叫的青蛙到鸟（一种诗歌动物） ，从人到鱼，又回到蛇的变形过程相巧合。最后，蜥蜴变成里拉琴的琴身。通过“跳跃”这个形象，转瞬即逝的动物身体与诗歌本质变得难分彼此。如穆尔所述，原因在于这种跳跃是一种不可能的姿态，一种寓言手法，是通过没有稳定形态的身体来协调可见身份与隐形身份。跳鼠或蜥蜴的跳跃，同时也是诗的跳跃，一种远离直觉体验的“跳跃”。这种跳跃与尼尔斯.玻尔确定为辐射机制关键的“量子跃迁”相仿。正如电子神秘莫测的“跃迁”导致了原子物理学领域中对物质本质认识的一次根本改写，穆尔动物诗歌中的跳跃，是对直觉体验到的身体的连贯性的挑战。这转瞬即逝的身体类似于薛定鄂借用波动理论对物质的解释——“模糊现实”（blurred reality）。在量子物理学中，波动和跃迁都是建立在不连续的物质现实基础上的连续性图象。穆尔的诗歌跳跃可以说是在语言和意象里的“跃迁”。蒂芙尼最后强调，我们必须把薛定鄂和穆尔建构的这些图像，看作是探测器或诱饵，一种不可见的物质现实的影像。这种现实只能由它所不是的东西来代表。[69]
蒂芙尼对现代诗歌与量子物理互文关系的解读，到最后听起来很像禅师说禅，道家讲道。他在《玩具媒介》一书的其它地方，也碰触到了老庄哲学与现代物理重大发展的关联：“量子力学理论认为物质由历史和直觉体验意义上的‘无’构成。[70]” 这正是从现代物理提供的新的科学观念的角度注释老庄的“无中生有”的概念，但因蒂芙尼受到以西方哲学为中心的知识框架和视野的限制，他没认识到这种关联，更没有追踪下去，很可惜。在经典物理和欧洲传统哲学框架受到新的哲学、科学、艺术的挑战时，闻一多及其之后的戴望舒，在摸索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和意象的新质料的时候，他们的思考能够与美国现代诗人同步，与现代物理理论对物质性的新探索同时，我以为这和他们到底是中国诗人，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深厚的修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对老庄的深刻理解，很难设想他们能够在那么早的时候走得那么远。 [71]
[54]Adalaide Morris, “Science and the Mythopoetic Mind: The Case of H.D.” in N. Katherine Hayles ed., Chaos and Order: Complex Dynamics i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1991), p. 209.
[55]这段对现代物理历史的简单回顾综合了蒂芙尼和冯端的叙述。见Tiffany, pp. 210-213； 冯端，《漫谈物理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物理》，第28卷，第9期，第517页。
[56]Tiffany，p. 215.
[57]同上，第217页。
[58]《女神》，第59-60页。
[59]《女神》，第1-2页。
[60]如《女神》，《日出》等詩。而對於聞一多，太陽的意義更在於它的運動性及其與宇宙中各種因素的關聯。
[61]《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见《闻一多全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卷一，第351-367页。
[62]Tiffany, p. 206-207。
[63]E. A. Eddington,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332.
[64]《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第172页。
[65]这是郭沫若引宗白华在前一封信中的话。这封信原载1923年6月10日《创造周报》第五号。见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34-141页。
[66]见Paul Forman, "Weimar Culture, Causality, and Quantum Theory, 1918--27: Adaption by German
Physicists and Mathematicians to a Hostil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Vol. 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1): 1-116. 另外，2007年3月，伯克利大学召开题为《精确科学的文化炼金术—重访福尔曼论题》的研讨会，可见福尔曼的研究影响深远。http://ohst.berkeley.edu/events/Conferences/FormanConference/FormanAgenda.pdf
[67]《望舒詩論之十五》，原載《現代》2卷1期，1932年。見《戴望舒詩全編》，第692页。
[68]見施蛰存、应国靖編，《戴望舒》（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54-55页。戴望舒于1932年11月赴法留学，1935年春回国。去法国之前，他在上海大学就读，由法国神甫辅导法文。他对当时科学与哲学的诗歌思考，尚需深入研究。
[69]Tiffany, pp. 282-285.
[70]同上，第 213页。
[71]闻一多对老子思想的运用，具体体现在《园内》一诗中。这一点后文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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