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连素
周一、周三、周五，我们用经典物理；
周二、周四、周六，量子理论。
--S.A.爱丁顿
有关闻一多的研究很多，但几乎无人关注他留美第一年在芝加哥的生活经历。其实，那一段生活经历对于闻一多诗歌观念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诗歌思考也正是在那时开始获得某种前瞻性的意义。① 大多数研究者都把闻一多的清华时期与留学时期放在一起看，认为这是他创作的早期阶段，作品不成熟，只是在为后期的成熟作品（如《死水》等诗作）做准备。似乎只有方仁念注意到：“没有留学美国的一段生活，就不会有闻一多如此感人肺腑的出色诗作，诗人闻一多成功的起步点是在美国。②” 方仁念研究并教授闻一多的诗歌多年，后来亲身到了纽约，在寓所里听到“临街传来汽车刹车的怪叫声与警车尖利的鸣笛声”，才“突然觉得自己第一次跟闻一多的诗句产生了由衷的共鸣，” ③从而有了上述顿悟。方仁念点出了美国生活的经历对于闻一多创作新诗的关键作用，可惜他没有追究纽约街上的车流如何使他与闻一多的诗作产生共鸣，也没有进一步探究闻一多这段经历中的哪些因素对他的诗歌起了决定性作用，更是没有追问闻一多在美国形成的新的诗歌观念中，除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激情之外还有没有其它值得重视的方面。
丹尼尔.蒂芙尼（Daniel Tiffany）在诗歌研究专著《玩具媒介》（Toy Medium）中指出，在二十世纪初，“科学与哲学唯物主义的重要发展，与文学艺术现代主义的出现、发展在历史上产生重合。” ④然而，“公众和学术界对科学与诗歌（或唯物主义与诗歌）关系的看法，长久以来一直被强调两者水火不容的观点所统治。⑤” 蒂芙尼还指出，迄今为止的研究在处理社会、意识形态和一般物的关系时，却回避了什么是物质这一根本性问题，他们/她们使用的有关物质本质的概念极为简单化。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对物质的本质的理解，与可以触摸到的、有质量的物体经常混为一谈，这必然会忽略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对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 ⑥我非常同意蒂芙尼的这一论点，但同时也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围绕物质观所进行的研究和论述，很早即以各种形式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跨界，而蒂芙尼在分析现代物理与现代诗歌中对物质性的新探索时，由于其研究只局限于欧美哲学与文学传统，这使他的视野和思路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
二十世纪初，诗人的国际间旅行，尤其是在异国大都市的生活经验，对世界各国现代诗歌的产生都起着异常重要的催化剂作用。⑦ 作为国际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必然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物理学对经典物理学的挑战，也必然对中国现代诗歌表达中物质观念的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说，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重要概念还没受到过动摇或挑战。⑧” 当世界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发生巨变时，诗人作为对时代精神极为敏感的人群，不能不对科技现代性有所反应和思考，并且作出独特和丰富的表达。本文通过细读闻一多在清华以及美国期间的诗作、文章和通信，把闻一多在芝加哥一年的诗歌探索放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运动以及科学技术的重要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深入剖析，以现代科技和现代诗歌为双线，勾勒一个科学技术与中国诗歌踫撞交叉的简图，对思想跨越各种边界的传播和变化及其对诗歌的作用，提供一个多方位的动态的历史化分析。
闻一多留美第一年期间，芝加哥正在经历急剧的变化，以现代科技的发展为支撑的机器工业不但使芝加哥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而且形成了一个工业生态环境，我认为，这对他的诗歌观念的变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闻一多在芝加哥前两个月的孤寂生活恰恰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亲身体验这个工业大都市，并检验、推翻清华十年的“美国教育”提供给他的相对完整、但不稳定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思想框架。⑨ 芝加哥的现代机器工业生态对他的冲击，以及他与当地笼罩在女权主义氛围中的以《诗》（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为中心的诗歌圈子的交流，都对闻一多思考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动力的科技现代性的问题，并探索一种超越国家框架的生态诗观起了关键作用。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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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芝加哥的机器工业生态与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893年以前，芝加哥是一个只有不满六十年历史的拓荒者的城市，常常因文化落后受到嘲笑。⑾ 当1891年2月最终决定杰克森公园（Jackson Park，55街和67街之间的沿湖地带）作为世博会会址时，这“会址”是“方圆几英里的城市内最不象公园的地方，”只是一片被芦苇和灌木覆盖的沼泽地。⑿ 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比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更为有力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繁荣与发展的前景，并把芝加哥一下变成美国除纽约之外最重要的大都市，成为工业、商业、工业技术与物质进步的充满活力的试验中心。⒀ 芝加哥世博会刺激了美国的工业乐观主义，芝加哥的工业从此更加毫无限制的发展。闻一多到芝加哥时，严重的工业污染已把这座城市的很多建筑熏成了黑色。
似巧合又似必然，闻一多常常徜徉在其中并为《秋色》等诗篇提供灵感的 “洁阁森公园”，⒁ 恰恰就是上文提到的“杰克森公园”——1893年世博会会址。闻一多的两处寓所——57街1323号（1323 E 57th St）⒂ 和黑石大道5601号 （5601 Blackstone Ave）⒃ ——都在芝加哥世博会会址附近，与菲尔德博物馆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只隔开几个街区。菲尔德博物馆原是世博会艺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闻一多在芝加哥时常去那里。⒄ 闻一多求学的芝加哥艺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所在的建筑原是芝加哥世博会的一部分，称为世界大会附属楼（The World’s Congress Auxiliary Building）。世博会期闲，世界宗教大会就在那里召开，会后该建筑归芝加哥艺术学院使用。⒅ 菲尔德博物馆和芝加哥美术学院是1893年世博会仅存的两座建筑。闻一多每天坐火车往返于寓所和学校之间，就穿梭在历史与当下共同建构的时空里。
到芝加哥后的第一封家信中，闻一多写道：“肉体之真体验从兹始矣。⒆” 值得注意的是，这“肉体”一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身体，而是笛卡尔式的精神与肉体二元论⒇ 中的哲学概念。闻一多在清华时期的诗文中都明确表明他对这种二元论毫无疑问的肯定态度。[21] 写这封信时，闻一多刚到芝加哥，对他在清华学到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观念还没有产生丝毫疑问，仍在用这种框架描述他的经验。短短一个月后，闻一多就在写给景超的信中，细述了这座二元论搭起的认知大厦在芝加哥的机器生态对他“肉体”的震撼中崩塌的情况：
現實的生活時時刻刻把我從詩境拉到塵境來。我看詩的時候可以認定上帝——全人類之父，無論我在何處，總與我同在。但我坐在飯館裏，坐在電車裏，走在大街上的時候，新的形色，新的聲音，新的臭味，總在刺激我的感覺，使之倉皇無措，突兀不安。感覺與心靈是一樣地真實。人是肉體與靈魂兩者合併而成的。[22]
这一段中显而易见的是“诗境” 与“尘境”对作为诗人的“我”远非势均力敌的争夺，结果以“诗境”惨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对闻一多这一时期的诗作和思想的研究，都往往把“诗境”作为一个非历史化的概念来理解，对之没有深究。我认为，闻一多所说的“诗境”并非泛指诗歌的意境，而是有具体所指。从这一段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诗境”的三个特点。首先，“诗境”是“全人类之父”的领域。其次，在“诗境”中，感觉与心灵不是一样的真实。确切说，感觉是虚假的，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第三，人的肉体与灵魂不是合并的，而是分开的。换言之，人的肉体与灵魂是对立的。精神与肉体相互对立以及上帝是精神之父的说法正是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内容的一部分。这既是经典科学中科学客观性的前提[23] ，也是浪漫主义诗歌中强调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对立，认为精神世界高于物理世界这一理念的哲学基础。[24] 再者，闻一多接触芝加哥的《诗》及其诗歌圈子之前，他频繁提到的名字大多属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可见，在这封信中，“诗境”指的是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定义的“诗境”。
“尘境”指的是芝加哥这个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大都市拥有众多新因素的机器生态。[25] 这种机器文化冲击闻一多的直接结果是强烈的感官震撼： “新的形色，新的聲音，新的臭味，總在刺激我的感覺，使之倉皇無措，突兀不安。”这种惶恐的感觉只有当原来稳固的结构突然坍塌，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时，才会有。也就是说，清华十年的“美国式”教育并没有使闻一多准备好应对二十世纪初的机器文化。芝加哥的“尘境”使闻一多产生从未有过的新情绪、新感觉和新思想。这些新东西与闻一多习惯的浪漫主义“诗境”格格不入，使他思想急剧转变，质疑清华时期所学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哲学基础。“尘境”不可遏止地成为新的“诗境”的内容。
闻一多的“肉体之真体验”虽然发生在美国，但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美国体验来理解，而应看作是对超越国家范畴的全球性工业机器生态的体验。闻一多宣布“感觉与心灵一样的真实，人是肉体与灵魂合并而成”时，他自己可能没有完全地意识到，芝加哥机器生态对他长期持续的冲击与渗透，可能会给他的诗歌带来什么新因素，会使他的诗歌观念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在书信与诗文中，闻一多仍继续使用浪漫主义传统诗歌的词汇和概念，但在他的诗歌当中，可以看到明显不同于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新的探索，这为闻一多后来对郭沫若诗歌中的科学进步主义因素的批评打下基础，也使他后来很快与芝加哥女权主义气息浓重的现代诗歌圈子的契合成为必然。
闻一多在芝加哥的“饭馆里” 、“电车里” 、“大街上”所感受到的 “仓皇无措，突兀不安”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现代人在新兴的工业化大都市中的“惊悚体验” （shock experience）[26]。 闻一多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经历这种震撼的现代人。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感官社会学》（1907）一文中写道：“现代人被无数事物所震惊，无数事物对他们的感官来说都是忍无可忍的。[27]” 齐美尔的追随者本雅明在三十年后分析波德莱尔时，再一次强调工业化大都市对现代人感官的强烈冲击：“工业技术使人的感官经受复杂的训练。[28]” 达达（Dada）艺术家弗朗西丝.毕卡比亚 （Francis Picabia） 回忆他1915年初到纽约时，就惊异于美国的机器文化。他几乎是一到美国就意识到：现代世界的天才是机械。通过机械，艺术才会找到最生动的表现形式。[29] 纽约达达在艺术创作中大胆采用新技术，同时又反对“真理”和“客观性”这样的传统理性观念，质疑机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纽约达达以1917年4月10日杜尚（Marcel Duchamp）在美国艺术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小便器参展正式开始，以1921年夏天杜尚等人相继离开纽约结束。[30] 闻一多于1922年8月至1923年8月在芝加哥学习，1924年9月至1925年4月在纽约，与达达艺术家们擦肩而过，但他对美国机器工业文化的感受和反思却与达达艺术家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一方面犀利地批判剖析这种媒体和机器文化，一方面又把新的科技因素（如电影）融入对“诗境”的重新构建当中。
本文选题与写作过程中，刘禾教授一直给与悉心指导与支持，她和批评家李陀都细读全文并提出详尽尖锐的批评和修改意见，王政教授、柯夏智（Lucas Klein）和张颖都对第一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在此深表谢意。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很多，因篇幅有限，很多问题没有展开并进行深入讨论。文中疏漏偏颇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本文中所引英文的中译均出自笔者。
①本文把重点放在闻一多在芝加哥的一年，而不是他在美国三年的经历，原因有三。闻一多1922年8月到1923年8月在芝加哥，1923年9月到1924年7月在珂泉，1924年9月到1925年4月在纽约，三个时期具体情况各有不同，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深究。再者，闻一多到纽约虽也感叹于这个城市的繁华与交通，但没有受到初到芝加哥时那种机具颠覆性的震撼。其三，闻一多在美期间的诗歌创作集中在芝加哥期间，其余阶段都极少。
②方仁念，《闻一多在美国》（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5），第2页。
③同上，第2页。
④Daniel Tiffany, Toy Medium: Materialism and Modern Lyr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213。
⑤同上，第288页.
⑥同上，第207页。
⑦美国的留学经历对闻一多形成新诗观念的关键作用并不是一个特例。他在芝加哥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探索是国际现代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郭沫若在日本写出《女神》，李金发在柏林写出他仅有的两本诗集，徐志摩先去巴黎后到剑桥，戴望舒和艾青的早期诗歌也有对三十年代巴黎的思考。不光中国新诗的产生与国际旅行，与国际化大都市关系密切，美国诗人如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希尔达?杜丽特尔（Hilda Doolittle，简称 H.D.）、约翰?弗莱契（John G. Fletcher）都是从美国到伦敦后开始现代诗歌的创新，西班牙的洛尔伽也写了《诗人在纽约》。每个诗人新的诗歌观念形成过程中，异国大都市的含义和作用都不同。因篇幅限制，本文不一一详述。
⑧Timothy Ferris, The Red Limit: The Search for the Edge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Quill, 1983), p. 220.
⑨西方浪漫主义错综复杂，没有统一脉络。本文中对浪漫主义的批评，只限于提到的具体观点。
⑩闻一多在1922年8月22日写给朋友们的英文信中，把这个诗歌圈子称为以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为领袖的“新”诗派，即“意象派”。在这封信中他介绍了这个诗派的主要诗人及其诗歌原则，并对中国当时的诗歌状况进行了反思。见《至亲爱的朋友们》，《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卷12，第54-62页。闻一多只字未提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始作俑者庞德。显然，他不知道庞德与洛厄尔关于意象主义诗歌的分歧，当然更不可能知道后人对洛厄尔的冷落与贬低以及对她领导的“意象派”的评价。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文中细述。
⑾Astrid Boger ,"Envisioning Progress in Chicago's White City" in Klaus Benesch and Kerstin Schmidt eds., Space in America: Theory, History, Culture (Amsterdam; New York, NY: Rodopi, 2005), p. 265.
⑿The Chicago World's Fair of 1893: A Photographic Record with texts by Stanley Appelbaum（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c1980）, p. 3. 引号内文字来自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⒀Neuburger, Mary. “To Chicago and Back: Aleko Konstantinov, Rose Oil, and the Smell of Modernity.” Slavic Review, No. 3, Fall 2006, pp. 435-6.
⒁《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期，第169页。
⒂闻一多，《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82页。
⒃《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第180页。
⒄《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第197；1984年第2期，第171页。
⒅Roger Gilmore, ed., Over a Century : A History of the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866-1981 (Chicago: The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82),p.69;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A Centennial Perspective (Chicago: 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c1979), p. 2.
⒆写于1922年8月。见《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167页。
⒇本文批评的笛卡尔二元论只是针对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后人对笛卡尔思想脱离历史具体环境的简单化应用。笛卡尔本人的思考有他的复杂性，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有特殊的意义。
[21]见闻一多，《电影是不是艺术》，《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92-93页。原载《清华周刊》第203期，1920年12月17日。
[22]9月24日，写给朋友景超的信。见《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第200页。
[23]苏珊?博丹（Susan Bordon）指出，在精确科学话语中，“在精神肉体相互对立和上帝是精神之父的前提下，大地的女性肉体成为被研究的惰性物质，科学的客观性也因此而确立。 ” Susan Bordon, The Flight to Objectivity (Albany: SUNY Press, 1987), p. 108.
[24]罗斯玛丽?沃尔德罗普剖析了以歌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哲学基础。她指出，1770年左右，歌德挑战新古典主义美学而提出诗是一种“生物”（Organisms）的观念，把诗歌的焦点转向内与外的关系。诗歌成为诗人心灵的顿悟。诗歌的表达被认为是一种暗喻，是内部的“深层意义”。通过重新演绎柏拉图与中世纪的观念，暗喻成为理解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关系的途径。世界是上帝的作品。暗喻作为通向超越，通向神圣意义的热线，使诗人扮演一个特殊人物的角色，扮演传教士或预言家。从格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 开始，开始有挣脱“有机形式”的努力。超越不再是自下而上，而是水平的，与语境有关的。精神与物质之间不再有分裂。沃尔德罗普没有提笛卡尔，而是提到柏拉图和歌德，但她批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称世界是上帝的作品并提出精神与物质之间不再有分裂，显然也是针对笛卡尔的精神与肉体相互对立和上帝是精神之父的观念的。见“Form and Discontent” in Rosmarie Waldrop, Dissonance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c2005), pp. 198-203. 弗兰克?曼弗雷德(Frank Manfred) 认为歌德仍属古典主义，只是他对同时代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有很大影响。见Frank Manfred，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Millan-Zaibert , ( Albany : SUNY Press, 2004), pp. 2-3, 211. 我认为，这不影响沃尔德罗普对歌德分析的有效性。
[25]这一点从闻一多在芝加哥的诗文书信中可以看出，后文中有详细分析。当时芝加哥激进的波西米亚文化所发出的“新的形色，新的聲音，新的臭味”与闻一多的复杂联系笔者将另行为文分析。
[26]闻一多在清华所作《电影是不是艺术》一文中就指出现代机械对观众的“震撼”作用，但没有展开。
[27]Georg Simmel, “Sociology of the Senses” in Simmel on Culture: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 (London: Sage, 1997), p. 118.
[28]Walter 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p. 175.
[29]Anonymous, “French Artists Spur on an American Art,” p. 2, cited by Michael R. Taylor in Leah Dickerman, Dada (Washington: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2006), p. 283.
[30]Michael R. Taylor’s essay on the New York Dada in Leah Dickerman, Dada, pp. 27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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