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贞洁的
周 晗 　 　　　　　　　　　

11

我坐在角牌凳上，低头专心吃我的晚饭，我母亲东拉西扯地唠叨着。她对我的告诫几乎都是在饭桌上进行，而我已学会不卑不亢、无关痛痒地沉默，权作耳边风。

那天我母亲郑重地谈起本市一个年轻人因救落水儿童而被溺毙的事。她告诫我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要管。我说你想我会逞这英雄吗。

这时，我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母亲问了一下，见没人声，疑窦丛生地去开门。

是章柠檬，一个人站在了门口。

当时我就迷眩过去了，像看到耶酥从墓里走出来一样吃惊。脸飞快地红了，像被上了油漆。

她是怎么找到的？

“你找谁？”我母亲问。

她有几分困窘，但还是显得大方、得体，她叫了声阿姨，回答说是找我，又补充了句，“我们是同学。”

她的解释显得画蛇添足，我母亲的态度则由惊奇马上转变到热情，亲热地招呼她坐下。

“阿姨，你们先吃饭吧。”她微笑着说。

我重又坐下，一声不响地闷头大口吞咽完晚饭后，边咀嚼着边涨红了脸，请章柠檬到我的房间里坐坐。

我们家是木结构的畚斗楼，前高后低的二楼低矮而逼仄。章柠檬高一脚低一脚地踩着咯吱作响的木楼梯上楼。一进我的房间，触目是惊人的杂乱，鞋子袜子短裤罐头瓶易拉罐扔得满地都是，简直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大垃圾堆。床上的被子从来没叠好过，像是刚刚激烈运动过。我慌乱地一边拉开张椅子请她坐下，一边整理着地上的杂物。

我坐在床沿，用眼睛偷觑着她，一碰到她的目光就飞快地躲开，羞惭得像个生瓜蛋。

“你怎么找到的？”

“以后告诉你。”她狡黠地笑笑。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里的弄堂七转八弯的。”她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眼睛闪闪发亮地注视着我说，“我前天晚上回来的，来你家就是为了告诉你。”

“噢。”我隐隐有些兴奋，但还是显得局促，不时地察看着虚掩的房门，谛听着我母亲的走动声。我母亲也突然变得小心翼翼了，听不到她洗碗筷的声响。

“你去哪里了？

“南京，我爸爸妈妈那里。”

她降贵居就地微服私访，并对我家的破落和寒酸毫不在意，这使我渐渐活跃起来，打开了砖头一样的单卡的老录音机，让她听我刚翻录的几首新歌。

一会后，她向我告别。

“我送送你吧，这里路很难认。”

“找到你家也真不容易。”她含笑说。

她向我母亲告别。我母亲堆着笑容让她以后再来玩，透出几分巴结，那热情虚假又做作。

“你妈妈人挺好。”

“嗯。”我帮她推着自行车，在又斜又长的弄堂里慢慢走着。

“南京好玩吗？”

“我爸妈忙着做生意，天又热，我不想把脸烤熟了，就没出去过。”

章柠檬后来问我去过南京吗，但我连火车也没坐过，就矜持地回答说没有。

她告诉我夫子庙、秦淮河的一些香艳的典故，“才子佳人”这句成语的由来，以及李香君、柳如是等人的事迹。虽然有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说法，但我对她的描述颇心驰神往。

“你住了几天？”我明知故问。

“一个星期。我爸我妈不让我回去，说要留到暑假结束，还想让我以后到南京念书、工作。但我不习惯那里，太热，吵了两回才回来。”她看了看我，又说：“我爸妈总催促我去他们那儿，我实在挡不过了才去的，走得急，也就没告诉你。”

我细细体味着，心花怒放。

这一段长达十余分钟的漫步，是我这一生走过的最甜蜜、最浪漫的路程。

我谨慎地向她告别致意，极其依恋地目送着她在街上消失。

我推开了虚掩的院门，轻敲了两下房门，就听见轻盈的脚步声。她打开门，让我进来。房间里洒满清晨的阳光，沾着晶莹的水滴的塑料花也秀气宜人，一股炒蛋和煤烟味在开窗的室内弥散着。

一切都和我的预想吻合。

我站到窗口。窗外是敞亮的天空，魁伟峻拔的高楼耸峙在高低错落、起伏连绵的屋脊间，如浓雾倏然消散，乍然云开见日，天高地远，万物如洗，令人心旷神怡。

我像是信徒找到了天堂，脑子里像开了天窗般透亮。

她的衣着整齐，想是一早就梳洗打扮过。而我在她的立柜前停留过，镜中的我头发是新洗过的，眼睛也很明亮。我用力地刷过牙，并剪净了指甲，浑身上下都一丝不苟，无懈可击。

我朝她笑笑，她的脸上也挂满笑容。我们的神态都很单纯，不含有复杂的情感。

真像是隔了陌生的一世。

我们远远地并拢着腿坐着，很少说话。我偶尔说一两句，她似乎专注地倾听着，当两人都静下来，她就向我报以温馨的一笑。没有比这更销魂的了，空气里都充满了关怀和依恋的氛围，我深深地陷溺进去了。

在这个柔曼温情的时刻，我问：“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许立新来找我，我问他才知道的。”

“噢。”我答应着，心里有种很复杂的滋味。

“这两天他总到我家找我，我懒得理他。”她瞅着我，认真地说，“你去告诉他，让他别来找我，好吗？”

“好的。”我爽快地应允她。

我骑着我的破自行车回家，全然不在意晌午灼人的烈日，在临近家门的巷口，我被许立新截住了。

“你都去哪里了？”他有些焦躁，眼巴巴地望着我。

“我刚搭上个女的。”我作出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引逗着他的好奇心。

“谁呵？”他用探究的眼神看我，透出几分卑怯。

我含笑不答。

我每天清晨赶过去与她相会。临近中午赶回来，两三点钟再去，消磨一两个钟头再回家，每天两次，像巡逻队员。我们已是稔熟的朋友，都解除了心防，有了依恋和怜惜。我慢慢地开始倾诉和表达，尽管心余力拙。我们谈流行音乐。那时似乎没几个歌星，也没有包装，有的只是传唱着的歌曲。台湾校园歌曲已不时髦了，张明敏等的假声假气的口水歌也很快就腻了。我们也谈《欢颜》、《魂断蓝桥》和《罗马假日》，也谈许文强、丁力、郭靖和黄蓉。当然，还有三毛的撒哈拉。似乎我们都在看同样的书、听同样的歌。

在充斥着中古风格的风花雪月里，我的情感是永远也丰满不了的羽毛。

我不会说奶油一样的话语，更不会扮出丝丝入扣的微笑，就滔滔不绝地向她描述老师、同学，还有电影、小说，把我们干过的坏事渲染成义举，把几个憎恶的教师贬斥为弱智、好色。并假装遭受打压、身处绝境，以此来增加我的荣耀。我是多么热衷于扮演那些逆反的、冲动的、为所欲为的，又是自由的、诗意的、忧郁的角色，而我早在不自觉中与我投胎转世的形象感同身受地融为一体。

我一边吹嘘着自己，像开屏求偶的孔雀般爱炫耀，借以掩盖内心的虚泛浮浅，一边悉心揣摩着她的情绪。毕竟，她的反应牵掣着我细微的触觉。我注重表情、音色、修辞的搭配，借以炫示英雄气慨和勃勃野心，组装起一个焕然一新的自我。也许我已经超越了自我。事实上，在自我动员的状态中，我难以辨认自己是谁了。这时，我掌握了分身术，一个是演员，一个是秘密的观众。如果感动她了，她的泪水也将滋润我的眼睛。

这是多么绝望的营生。

我向她剖腹倾诉着，告诉她我很早就识了不少字，三岁时被母亲抱到单位里上台朗诵了一段毛语录，小学时因家庭成份问题成不了红卫兵，全市文艺调演时头裹白毛巾、鼻插假胡须表演秧歌剧，初中时看了《少林寺》差点离家习武。我 “竹桶倒豆”地热烈说着，在夸大和渲染后，寻求着共振的内心明显有些虚弱，积贮的一种势能其实也是求援式的。

当然，我还修改了我偶然得到的出生证件。我怎么可能告诉她我母亲在那个年代里不合时宜地怀春，她被一个流氓侮辱并制造了我。我的母亲从未结过婚，可能永远不会。我甚至在上学前都还是“黑户口”，是个非法存在者。我只告诉她，我父亲死了，我从未见过他。

我虚构着家史，那些秘密是永远不会孵化的蛋，我打死也不会把老底抖擞出来，破坏这晶莹耀眼的恋爱关系。

对她，我始终是藏着尾巴的狐狸。

她总在倾听着，从都没有判断，但她富有知音感的眼神是润物细无声的，点点滴滴都浸润了我。她也会委婉地谈自己，谈自己是如何向她那严厉的奶奶争取到一个带锁头的抽屉，谈她与父母的隔阂，也谈衣服。她曾在我面前展示新装。她炫耀着，像个胜利的示威者，这唤起了我心底一阵尖锐的轻蔑和妒忌。我对她有种邪恶的记恨，仿佛面前的她是个水性扬花、人尽可夫的娼妓。

凭我的这份阅历，我贮存的话题很有限，也没有什么立场，很多观点也是人云亦云，我也还没学会以暗示和迂回的方式表达，最多像杨朔体散文那样托物言志一番。于是，我和她从刚相处时的饶舌、碎嘴，因不堪胜任而间歇性地沉静下来，偶尔也颇为困惑沮丧，亲密总是混合着陌生。但我仍然渴望和她的相守。和她一起度过的每分每秒里，情感的油脂润滑了我，我忘却了烦恼，连内心深处一星点的躁动也没有，只余一股死心塌地的温柔。

我瞥见过她穿紧身衣时隆起的胸部，只觉得别扭，赶紧把眼睛移开。

我显得纯真圣洁，仿佛真的具备了良好的操行修养。登徒子蜕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我的伪善和说教也是从小在一种虔敬中培养的。

怎么了？我的低级趣味和攻击性哪里去了？

我轻而易举地叛变了自己，对自己根本就缺乏足够的自爱。我快乐地编造着，毫无愧色地把一些道听旁说的奇闻轶事栽赃在自己身上，把所受的侮辱一笔勾销。我活得多么干净漂亮，这样的愿景难道不真诚吗？我不断地否认自己，这难道不是一种夙愿和诉求？

我不必充任自己的证人，真实只是我随手丢弃的一张稿纸。于是，在她面前，我成了一个刚诞生的孩子。

这就是我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利于人民的人的原因。

我还是深深地顾忌她奶奶，一般只在白天去她家，并且尽量选择她奶奶在早上和下午出去的那段时间。她奶奶在遇见我时似乎熟视无睹。她对我明显的偏见和轻视，使我不再尽力对她扮出一副讨好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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