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死了我
黄孝阳

3

这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墙壁上没有可供意识流动的霉斑污迹。靠门的立式鞋柜边搁着几双高跟鞋。阳台上晾着被柔软剂泡过的散发着香味的衣服。隔断上摆着一台32英寸的液晶电视。电视机旁边是一瓶用清水喂养的宝贵竹。卧室狭小。一床，一柜，一桌，一椅。床上铺浅色的被褥。枕边是一只泰迪熊与一条宽大柔软的毛巾。还有两双肉色的丝袜。桌上搁着几本医学书。玻璃台面上摆放着一盒绷带，一架听诊器。李欣平离开时没有关掉电灯。我可以在屋内慢慢寻找自己想要的蛛丝马迹。抽屉没上锁。里面是日用品。有一个笔记本，是读书心得。没有日记。一个诺基亚手机放在桌头柜边。很小巧的手机，曲线优美，仅堪一握。手机里储存着哪些电话号码？可惜我无法打开来阅读。我的目光不足以洞穿隐藏在“存在”深处的存在。我只能看见这部手机的结构，电池、主机板、键盘乃至那些细小的螺丝。这意味着我必须等别人打开电脑时，我才能了解到里面的信息。

鬼不是万能的。我苦笑起来，想找一面镜子看看自己的糗样。没有镜子。卧室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卫生间里没有，厨房里没有。这不对劲，一个漂亮女人怎么可能不喜欢镜子？我来到客厅。她的坤包搁在沙发上，里面只有一瓶香奈儿的润肤霜，一管淡色口红，没有粉饼、化妆盒。我坐下来挠头，这事有点儿古怪。苏蓝有“恐镜症”？那她害怕镜头吗？那种冰冷的黑洞，能不断吞噬着人的表情，直到把人的内心逼成一片恐惧的空白。我在抽屉里没有看见苏蓝的相片。她把它们藏起来了，烧掉了，或者干脆是从来没有照过？这不大可能，她有身份证，上面有她的相片。只能说，她不大喜欢照相。身份证上的她还没有她本人百分之一漂亮。那是一张僵硬的脸。她出生于76年12月13日。她比李欣平小14岁。这不是一个好日子。1937年的这天，日本人在中国南京杀了30万人。黄色的地板在脚下缓缓流动。风从窗帘底部透入，时有若无，似鸽子身上掉落的羽翼。在这种静谧的时刻，好像有某种不可言说的存在将拈起这些羽毛，并将其焚毁。各种样子的线条在屋子里慢慢抽动。除了光，还有某种东西充满屋子，并发出微微响声。我有点害怕，跳出窗，这世上所有的夜晚一下子向我全部打开。

我看见了苏蓝。还是孩子的她是那样白皙单薄。她穿着一件白底碎花布衬衫，蜷缩在暗处。顺着她惊恐的视线望去，是一块有几道裂纹的镜子。悬挂在墙壁上的镜子仿佛集中了世上所有的光。镜子里有两个人体。白色的人体死了一般，四肢摊着。黑色的人体撞击着白色的人体。没人说话，气氛诡异，像是一场舞台哑剧。十几分钟后，黑色的人体喘着粗气坐在一边的藤椅上。白色的人体坐起身。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眉目与苏蓝差不多。是苏蓝的母亲。她理好衣裳，出了门。走了几步，仰头望了一眼天空，轻轻地唱起歌，唱的是情歌。“月儿弯弯两头勾，两颗星星挂两头。妹心挂在郎心上，郎心挂在妹心头。”她唱了一会儿，腮帮上多出几行泪珠，再抹掉泪，急急地走。我回过头。苏蓝的眼泪比母亲的要多要大。她的指甲深深地抠入掌心。

这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小乡镇。因为地底下埋着乌黑的煤，这种事非常普遍。那些丈夫在煤矿事故中身亡的寡妇，若不能再嫁，通常是向丈夫生前的几个同事出售肉体，以换得孩子的学费以及微薄的日常生活开支。在这个小镇里，她们不会因此受到嘲笑。那几个丈夫的同事也不会被人当成嫖客。这叫“拉边套”。要不，人家孤儿寡母的咋活？小镇的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被嘲笑的是另一类人。那种从远处嫁过来的别有居心的女子。她们在来之前上了节育环，不打算与丈夫生下一子半女。平时，她们聚在一起打打麻将与纸牌，咒丈夫怎么还不死。当丈夫下到煤井后，她们会在屋前燃上一柱香，盼望煤矿透水或瓦斯爆炸。这样，她们就可以早点拿到抚恤金回到故土。小镇的人把这些女子称为“喝血的”，把与这些外乡女子结婚的男人称为“卖背皮的”。大家心知肚明她们嫁来的目的，包括这些女人的丈夫。这种风俗是双方都要遵守的潜规则。用吴思先生的话讲，这是“血酬”。所以，若男人能攒起一笔钱，活着离开矿井，外乡女子可能真正留下来，为男人生孩子。若男人不幸没死成，又缺了一条胳膊或少了一条腿，外乡女人们会马上不辞而别。他们就蹲在街头晒一段日子的太阳，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可能是回了更偏僻的乡下，可能是去了外乡乞讨。

我能理解苏蓝的母亲，虽然不大清楚她不肯再嫁的原因。她这种女人要再找个老公并不困难。这个小镇上有太多的光棍汉。人是不一样的，她自有她的理由，十有八九是令人心酸落泪的理由。我还是不知道的好。我有点同情苏蓝。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要亲眼目睹这种现实，是有一点难以接受。但像苏蓝这样的女孩儿在这儿并不少。这不应该是她害怕镜子的主要原因。苏蓝撑起身子。因为瘦，她的眼睛显得较大。她仔细地看镜子里的黑色人体，如被枪打了。她扭转身，飞快地跑，在没有路的土坡上跌跌撞撞，手塞入嘴里。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想哭。我没法掉出眼泪，鼻子非常酸。我不知道流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见过太多悲伤的事，比这要悲惨一百倍。在这个轻佻的当下，不幸已经成为盘子里的美食，并被美其名曰：新闻、娱乐、八卦、小说、故事。人们追逐它们，像一群疯狂的狗追逐着可怜的兔子。他们按照媒体的指点，把兔子的血喝了，把兔子的肉吃了，把兔子的皮毛剥了。这样，他们的胃就不觉得饿，他们的心就不觉得苦，他们的身体就不觉得冷。新闻从业者、八卦传播者、小说写作者的嗅觉在狗群里最为发达。李欣平也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在讲述不幸时会恸然痛哭。我不能说，他流下的是鳄鱼眼泪，是碳水化合物，但我更清楚：他挑选这些可供写入小说的素材的时候，好比一位精明的家庭主妇在菜市场买肉。他为别人的不幸所感到的哀伤并没有他想像的那样大。

我不能指责他，这是职业小说家必须持有的态度，这也应该是一个人活着的态度。遗忘是一种能力，是上帝对不幸的人们的祝福。何况李欣平倒也不失为一个善良的人。

我吸吸鼻子，时间微微扭曲了一下。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出现在我的眼前。这种“灰蒙蒙”用小镇人的话来形容格外准确，“太阳和月亮一个样，晴天和阴天一个样，鼻孔和烟囱一个样。”天气很干燥。混杂着粉尘的空气被风塞入人的嘴鼻。隔几十分钟，拿手帕纸往脸上一抹，上面会出现一块黑迹。路边的楼基本上都是三层，灰黑色的墙壁上残留着斑驳的石灰标语。水泥路并不平整，被承载煤块的重型卡车啃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蹲在街头的小镇人扯着嗓子说话。李欣平下了车，狐疑地打量四周。他理着北京那时最时兴的板寸头，人并不精神，眼里有憔悴，嘴唇上结了一层硬壳，里面泌出少许血迹。他在招待所找了一间房。木架床上的被子油腻发亮。被子下面垫的是干草。躺上去，底下窸窸窣窣响。床的脚与已经腐朽的沙发的四只木脚一截一截地矮下去。李欣平躺在床上剥了一会儿指甲，起身胡乱地洗了把脸，拿着相机出了门。经过这些年，小镇破落了。地底下的煤都挖得差不多，年轻人多半去了伟人在南边划的那个圆打工。整个小镇显得非常肮脏。棉絮似的黑雾在空中团团乱转，每幢房子仿佛都披上一层黑纱，看不大真切。李欣平凝视路边那些枯瘦的不断咳嗽着的女人、手腕齐肘而断的脸色死灰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他手中的相机引起不少人的窃窃私语。这让他难为情。在靠近煤矿的路上，走过几个背着竹篓的人。他们穿着褴褛的衣裳，肌肤暴露在外，形容像一块块烧得乌黑的木炭，或者说是一群来自午夜的鬼魂。除了眼睛与牙齿，他们全身上下都是黑的。比在北京王府井街头出没的非洲兄弟还黑。黑得令人异常难受。竹篓很重，有半人高。涔涔汗水顺着他们的额头滑过他们的脸颊再滴在地上。他们要把煤块从那些分布在陡峭土坡上的煤洞里背到便于卡车运输的平坦处。一趟来回，得走三百多米。煤的品质比较差，是“鸡窝煤”。煤层分布在山体里的石灰岩缝隙中。所谓煤矿，不过是东一个西一个的洞穴而已。挖煤的人光着身子拿着铁钎钻进去。隔一会儿，从洞里钻出来，把小竹篓里的煤块倒入守候在洞口的背篓人背后的大竹篓里。

李欣平在电视里看惯头戴射灯藤帽的矿工形象，一下子还没法接受这些赤身裸体的矿工们，拦住路边捡细煤块的小孩，掏出两块糖果，问这是怎么回事。孩子接了糖，把这两粒来自北京的奶糖研究半天，不大明白这世上还有这样愚蠢的人，吐出四个字，费衣服呗。用不必花钱购买且还能不断再生的皮肉来代替衣衫，这确实是一笔经济帐。李欣平感叹半天，拍了几个背篓人的特写镜头，愣住了。背篓人多是一些老者与中年妇女们。可他分明在他们中间看见一个短发女孩，一个正处于发良阶段的羸弱的女孩儿。她细小的脸几乎要贴着坚硬的地面。她不在是走，是在爬啊。走不了几步，她就停下来大口喘气。若不是她在擦拭汗水时露出的容颜，以及她胸脯上的微凸，李欣平还真不敢判断她的性别。女孩儿雪白的牙齿与脸上的黑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她慢慢蠕动。是的，蠕动，只比静止快那么一点。一个个背篓人不断地超过她，没人上来帮她一把。他们沉默地行走，像一条条正拧出水的毛巾。他们的背比弓还弯，脚掌撑在地上，在坚硬的路上撑出一个个凹。不能指责他们。没谁有权利指责他们。女孩儿从李欣平身边一点点走过去，牙齿咬在嘴唇上，像一只透不过气来的甲壳虫。她与其他背篓人不同。并非是因为她的年龄与性别。

李欣平蹲下身，开始拍女孩儿，从各个角度拍。这女孩脸上有让人心碎的东西。女孩儿放下背篓，活动手脚，走到李欣平面前，仰起脸，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道，你不能拍我。除非你付钱。女孩儿撸起袖管擦拭黑乎乎的颈脸，眼神是倔强的。李欣平有点尴尬，刚才他替小镇人拍照时，他们要么是惶恐地逃开，要么是在镜头前跳起窜落。他没想到一个做苦力的黄毛丫头会张口问他要钱。李欣平从兜里摸出十元钱。女孩儿的手指在钞票摸过一遍，有点儿犹豫，想说什么，又把那句话咽下，重新吐出一句，你拍吧。李欣平端起相机。女孩儿把钱塞进兜里，不再理他，径自干活。女孩儿细细瘦瘦的手在镜头里格外刺眼。她脚下穿的是开了口的黄胶底鞋，鞋面用绳子捆着。绳子绑成蝴蝶结的形状。

等到夜色落下，李欣平回招待所，吃过饭，上街转过一圈，再回到床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到处都是跳蚤与臭虫。这些该死的畜生把他当成一顿美味大餐。李欣平撅起屁股与它们搏斗。门敲响了。不是服务员，是那个女孩儿，洗白了脸，还换过一身衣裳。在李欣平打开门的一刹那，她低下头，脸上浮出羞涩的表情。她说，“我再让你拍，你能给我钱吗？”梳洗过的女孩儿不再具有下午那种可以撼动人心的模样，只是一个通常的乡下女孩儿。李欣平认出她，嘴唇跳了几下，把女孩儿让进屋。女孩儿在沙发上落下半边屁股，双手互相握着，身上前俯，头垂得更低。李欣平去倒茶水。女孩儿说，“我没法子把手洗干净。” 女孩儿使劲儿地用指甲抠着指甲。指甲缝里有抠不掉的黑迹。女孩儿的手不像是女儿家的手，虽然细长，嫌粗糙了，指肚上有厚茧，皮肤表面好像拿鞋刷子刷过，几个地方泌出细丝一样的血迹。女孩儿说，“我叫苏蓝。苏轼的苏。蓝天的蓝。”

这就是十六岁的苏蓝。她身上有一种绝望。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她母亲死了，得的是煤工尘肺。这种病到目前也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靠进行肺灌洗来延长患者寿命。她念高一，刚从学校退学。她打算为自己赚到未来二年的学费与生活费。背篓是她所能找到的惟一的活。她累死累活地干上一个月，才能赚到六十块钱左右。李欣平下午随手给她的十块钱，对她来说，是一笔不算小的意外收入。事实上，若把寡妇们从男人那里所获得的财物与其提供的服务做一个除法，每次的平均收入肯定还不到五角钱。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猜想这对男女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一盏六十瓦的白炽灯泡悬挂在他们头顶。光线照耀着这两个尴尬的人。苏蓝失去了刚进门时的勇气，头埋在怀里，若没有颈脖上那两根细小的锁骨支撑，她可能要把头埋入自己的影子里。她的影子是那样脆薄，是一小块冰。李欣平的双手紧紧地捧住茶杯，脸庞随着那袅袅水雾不断扭曲，飘移。苏蓝会像她母亲那样脱掉衣服，露出青涩瘦小的乳房吗？又或者说李欣平是否会假艺术的名义叫苏蓝脱掉衣服？

我有点害臊，觉得自己真是无耻。我不能把别人想成与自己一般无耻。我闭上眼，等到再睁开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突然改变了时间的流向，世界旋转起来，并上升。他们的脸开始迅速变小，仿佛是一对沿着路旁白杨树梢不断向远方飞去的鸟。树的枝梢随着鸟落下时的重量轻轻颤动。空气中传出断断续续的咔嚓声。那间砖木结构的招待所从一个个长方形的窗户里放射出一团团桔黄色的光线。因为这些光线，它变得透体金黄。光线把那些原本被墙壁隔开的人的脸一一托出，好像流水托起树上落下的花朵。墙壁被忽略了，就成了不存在。只剩下这些脸，金黄色的脸，向日葵一样的脸。每张脸的表情迥然相异，似乎可以在上面窥见整个人类的表情。它们并非是沿着一条直线朝后退去，在旋转。很快，它们变成了一个呼啸的漩涡，并在这个漩涡里洗去自身金黄色的颜色，用银白色的指甲，撕抠着那些困扰着它们的黑。这黑啊，满天的黑，比煤还要黑，是有血腥味的，是不可以扔进炉里燃烧的。这种黑的存在，只是为了吞噬所有的光线。或许，正因为是明白了这一点，突然，它们停止旋转。所有在外部的旋转都进入到它们的内心。这是一种很奇异的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被装在一个小火柴盒里。而那两只已经远去的鸟却在盒子外面一声声地鸣叫。

（一）（二）（三） （四）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