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舞祭
康正果

一九九六年夏，一个来美访问的朋友从纽约打电话告诉我胡宽死了。一年半以后我收到了友人从西安寄来的《胡宽诗选》。诗选印得还算精美，是胡宽病故后西安的朋友们收集整理了他的遗稿，发动了三百来人捐钱集资出版的。斯人已去，如今面对他的终于变成了铅字的作品，我觉得，我从前的愿望该到变成事实的时候了。这就是我终于提起笔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于是我带着明确的目的细读了选集中的诗作，至此我才初次对胡宽的诗歌写作有了全面的了解。

胡宽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在浙江衢州因支气管哮喘发作猝逝的。这个宿疾把胡宽折磨了一生，害得他在天气的夹缝里度日，害得他一年到头离不开解喘的小喷雾器。有一次林宇问他发作时有多难受，他苦笑着说：“老兄，揍你多狠都可以忍受，可是掐住你的喉咙，你想想绞索的魅力，哪怕它是丝绸的，尽管很温柔。”这就是典型的胡宽表达方式，他总是善于用玩笑的口气来诉说自己的痛苦。而正是这个生理的痛苦，不但构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内化了他的精神状态，使他养成了宽解自己的特殊方式，最终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

西安诗评家沈奇极为精辟地向我提出了他对胡宽的评价，说“胡宽是一个被命运扼住了喉咙的诗人。”沈奇的概括正好说中了诗人本人的感受，胡宽也在自己的诗中提到了这只命运的“臭手”，描述它如何慢慢地捏住了自己的咽喉。他显然已预感到它最后会置他于死地，同时，他在生活和写作上也一直受制于这个妨碍他扬眉吐气的致命力量，为了能让自己不断透出一口气来，他就只好拼命地喷吐。哮喘就是他的命运的直喻，而写诗在很大的程度上则成了抵抗命运，从窘境中暂时解脱出来的方式。

对于胡宽，写诗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文字上的咳痰，即通过语言的痉挛，把梗阻于胸的种种不适尽力倾吐出来，并把倾吐物唾向他所厌恶的事物。这样的倾吐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优美的抒情，明晰的沉思，或者能使中学生喜欢得抄到笔记本上的佳句。而能被吐出来的，大都是些生活中灰色的场景，一连串让人皱眉的话语粘连。

人的卑贱形象及其怪僻似乎成了诗人有意用他的诗行来夸示的谐趣。如《黑屋》一诗的人物要给他的墓志刻上一句铭文，自称“他是三双旧皮鞋的收藏者。”他还“迎着朝霞便溺”，讴歌“阴沟里美丽的泡沫，／留意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一首诗中的抒情自我欣赏蛔虫“扭曲盘桓的身体”，欣慰自己“终于成为一个出色的鉴定阳萎的专家”。另一首诗中的抒情自我则叫嚷着“喝一口家乡的洗脚水”和“擦鼻涕竟需要掌握诀窍”等极其猥琐的事情。诸如“厕所里洗净的舌头”，“陷入了浓痰的包围之中”，“写几首／涮锅水似的诗” 之类的句子几乎充斥诗页，你越往下读就越会觉得，尽量在诗行的空档里填补有肮脏感的特写镜头，基本上是胡宽行文的一种嗜好。

鲁迅曾绝对排除了毛毛虫和癞头疮被作为绘画对象的资格，他那句话常被某些不容异端的批评家征引。应该说，胡宽诗作的整体构思正好挑战了这一传统的美学，从而垒起了一种异质的诗歌丑学。对于不洁细节的扫描，他的确达到了“海畔有逐臭之夫”的程度。在惊讶他暴露这些生活溃疡的勇气之余，我简直很难想像，一个人何以会对他雕琢的垃圾拼贴有那么持久的制做耐心。沈奇特别向我指出，胡宽在诗歌写作上对其宿疾的唯一反抗就是不做任何限制，所以泥沙俱下的诗行成了胡宽大多数作品最刺眼的特征。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投稿一直很难被编辑大人们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

胡宽的《土拨鼠》比达达派的语言闹剧走得还远。当“土拨鼠”被作为一个专横的指称，像诗人笔下的钩子一样随意把任何脱口而出的话都勾到一起，拉扯成诗行的时候，它已经成为无所不指的空洞能指。就像尤奈斯库荒诞戏中的那个“ｐｕｓｓ”，当它被作为指称每一件事物的名字，它最终也就取消了这个世界固有的分别，把庞杂化为了单一。总之，“土拨鼠”成了一个滚动的支点，它承接了任何加在它头上的东西，它的作用就是把一首诗的容量撑成什么都可以抛入的字纸篓。

我们知道，即使是现代主义的无序也自有其混乱的秩序，但胡宽的很多诗行却处处奔泻出话语失控的势头。如果说这是一种语言实验，其宗旨是在探索汉语诗歌发展的可能性，我以为还有其应予理解之处。但胡宽的出格乃是他纵容写作的随意性和无限度地增加语言堆积的结果，你很难从中看出什么清醒的艺术反叛，你能够感到的，大约只是那个毫不顾忌地书写下去的顽念在挑恤你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承受能力。

胡诗的唯丑倾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许可以把它与新时期的文学和影视有意追求的一种趣味联系在一起考虑。从电影上接二连三的撒尿镜头和媚俗地展览过时的民俗，到寻根文学玩味赤贫、愚昧和残忍，直到新写实主义收集平庸生活中“一地鸡毛”般的琐碎，我们的某些作者似乎有了拾破烂和捡煤渣的爱好。读他们的文字，有时会使我想起我小时候去西安八仙庵见到的景象。每到过庙会的时候，庙门外总是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乞丐，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裸露出脓疮，有的用砖头打破自己，弄得满面流血，总之，种种畸形、残废和疾病的惨状都被狂欢地展览出来，竞相比赛各自赢得施舍的能力。

联想到此类情景，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文化里似乎对人及其生活灰色和混浊的一面有某种传统的偏好。特别是在今日文化失范的混乱局面中，在神圣和崇高早已被砸碎，而新的理想也纷纷破灭的情况下，肆意地亵渎一切似乎已成为流行的姿态，正如五六十年代，大写工农群众的粗鲁和没有教养被提升到革命的高度，现在刻意榨取平庸和猥琐的诗意，过多地罗列日常生活发霉和油滑的细节，也被赋予了深沉状的“后现代”性。但我仍然很怀疑，当一个抒情主体与这个破碎的、萨特式“恶心”的世界作同构状态的呈现时，这样的作品会对生存状况的不人道产生什么批判的效果。

在那些像曝晒臭鞋烂裹脚一样曝光厌恶的景象中，我们看到的多为对厌恶本身的津津乐道，而非对它的厌恶。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前几十年先是在政治压力下受冷处理，这十几年又在商品经济狂潮中受热处理，冷冷热热，所谓个人的尊严已剥落殆尽。自然，看透了一切的眼睛所见就无非Ｘ光下的骨头架子或窥视孔中猥亵的画面。对口吃的戏仿最终使自己真成了口吃者，起先是开亵渎的玩笑，结果亵渎成癖，以致沉溺于自渎。自渎乃是政治高压的后遗症，从以前的自我检讨演变到今日的自渎，只不过经过了“后现代”的包装。自我检讨者在作人格呕吐，自渎者则把频频的呕吐发展为一种风度。他们对酒糟的品味使我想起了鲁迅两句俏皮的讽刺：“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糜烂之际，美如乳酪。”。诗人崔卫平著文尖刻批判了诗人们“反日常的心理和情绪”，自渎的确表现了这种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暗流更其庸俗的一面。

胡宽前期和中期很多诗篇在形式上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大量堆砌排句，即把不同场景的上下文中剪下来的断片没完没了地排列在一起，用量的膨胀来制造一种诗行自行增殖的效果。书写的狂喜总是一发而不可收，如《漂亮的几声呐喊》等诗，其构思与造句的方式都让人联想到古代赋体文章那种联类排比的铺陈。在这首寻找黑夜的诗中，黑夜到底躲在哪里，只是引起铺陈的跳板，诗人的兴趣仅在于，能从这一个圆心方便地扯出辐射线一样密集的的句子来。

胡宽似乎有意要在他的诗中制造一个文字的卡通世界，他的核心的诗意是充分发掘物的谐趣，像马雅科夫斯基笔下“穿裤子的云”之类的意象那样，胡宽的想像力最善于把属人的特征硬安到物的身上。他最常用的手法之一是让物长上人的器官，比如：“咧开嘴巴的球鞋／伴随我／反复吞吐着／地上的沙尘。”“椅子重重地／摔断了胳膊／可能想领一张／残废优待证。”有“噙满泪水的窗户”，有“苍老的屋檐下垂挂着透明的胡须”，而橱窗可以“牙床松动 ”，烟蒂可以“忽闪着小眼睛”，这种物与人的杂交几乎是胡宽百玩不厌的造句练习。

另一种手法是把人的活动强加给物，比如：“心力衰竭的枕头／把多少鬼鬼祟祟的思想／装进黑夜”。“深思熟虑的起重机／对中国的问题／非常苦恼 ”。所有被拟人的物全都以漫画的形象出现，而人的不幸、无奈和尴尬一旦物化，便在胡宽的诗歌动画片里产生了特有的怪味。不管长篇还是短章，一首诗整体的诗意已不重要，物与人的嫁接随时都使一行诗或几行诗具备了在阅读中被孤立欣赏的可能。这是一种狂想的梦境，梦中的形体往往是亦物亦人的，当诗人用“梦的工作”打通了物我的间隔，使物的世界在人的眼前活起来的时候，信手拈来的物象便方便充当了被嘲弄的角色。

此外，胡宽诗中物质世界的人体化另有一固着的意向，就是往往有意无意地在物的“肉身”上突出性的意味。比如：“跳伞塔汗流浃背／用凸起的／性器官／招徕空中放逐的／肉块。”“我窥视着／河流的臀部”。“椰林／鼓起了干瘪的乳房”。“我们可怜的太阳／得了难产症”。“蚊子张开了富有性感的嘴唇”。像乡下人在地里干活最喜欢用性玩笑解乏一样，在胡宽的诗中，作为他自己的思维惯性，对物的意淫已明显构成了其滑稽“性”趣的主要因素。显然，把外在世界扭曲成自己嗜好的残废状态，把亵渎的涂抹扩张到物，这和诗人对人的卑贱形象反复咏叹的趣味是一致的和配套的。

新时期诗歌尝试了各个方面的探索，但缺乏对反讽和幽默的开拓，胡宽的诗歌的确在酿造这种怪味上付出了努力，可惜他把心思多用于“探寻理智浑浊的彼岸”，他的谐趣便很难超出玩笑的水平。因为，没有节制的喷吐已把那谐趣应有的智慧和思想冲刷得所存无几了。

就我个人的趣味来说，我喜欢诗选最前和最后的作品，特别是从一九九一年写的《惊厥》到绝笔之作《自虐者》十几首诗，从中可以感到他在生命和写作上趋于成熟的声音。太多的泥沙已喷吐得所剩无几，诗人渐渐从“理智浑浊的彼岸”析出了思绪，他慢慢把目光转向了自身。目睹着累累伤痕般的挫折，他有了爽然自失的感悟，玩笑已经开够了，生存的寒伧迫使他咀嚼起自己的苦涩和悲凉。铺排堆积的句式像大尾巴一样被甩掉，叙事的成分和自传色彩明显地增强，在极尽亵渎的能事之余，诗人终于感到了玩弄噱头的无趣，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笔锋，他把谐谑的著色对准了自我的内伤。

《黑屋》讲述了一个黑色的伤心罗曼史，你既可以把它看作诗人自己的忏悔录，也可以从中读出我们这一代人发酵的经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黑屋，当你不具备起码的自尊，也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时候，一个私人的空间就变成了生活的黑屋。人固然不应该在被监视的状况下生活，但人不能没有一定的自律，人心里少了一分神圣和洁净，他在私下就会多一分黑暗，就足以产生黑屋效应，在门背后自我放纵起来。黑屋是一个把人的感觉拖向动物状态的空间，当我们不必用眼睛分辨黑白和美丑，而只凭气味和触摸感受事物的时候，我们身上种种卑劣的癖性就会受到诱发。特别是男女的苟合，彼此只满足用快感喂养对方，黑屋情境就会使你陷入渎人与自渎的泥潭。《中庸》曰：“小人闲居则为不善。”我们也可以说，人居黑屋则为非人。

《自虐者》展现了胡宽的一种新尝试，他显然在该诗中探索如何把荒诞戏的动作纳入诗意的叙事。襁褓中的小家伙表现了一种捣蛋欲望，这也是胡诗的亵渎意识一个构成部分。捣蛋欲望是不安于常规秩序的，似乎必须作一点小小的挑恤，惹出什么事情来，生活才有了调料。一个捣蛋的自我眼中既无严父也无慈母，他更乐于在他们的眼皮下作犯规的小动作，越是被父母视为坏毛病的事情，就越对捣蛋的自我产生手痒般的吸引。《自虐者》有趣地呈现了逆返心理形成的戏剧化过程，对我们这一代被缚住了手脚的人来说，它也许可被当作一幕不幸的喜剧观看。在小家伙向左边乳房进军的延宕中，你也许可以看出自己在过虑的胆怯与背叛的鬼念头中如何长大成人的踪迹。

《雪花飘飘》无疑是胡宽写的最好的一首诗，恐怕也是选集中少有的一个完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胡宽似乎预感到了来日不多，他想在玩笑已经开得有些无聊的时候向这个世界作出和解的姿态。情绪的积食泻净了，思想终于睁开了明晰的眼睛。他仰望到了晶莹的雪花，这“花的精灵，／浪的泪珠，／千万簇神焰、亿万颗鬼火，／翻腾燃烧／在辽阔的海空化为灰烬。”雪花是来自天上的东西，它的视角终于使诗人从尘世的藩溷抽身出来，与习惯了的环境拉开了距离，有了一个鸟瞰的视野。“偶开天眼觑红尘”，雪花给他指示出他的出处和归宿，雪花让他看清了自己从前的无谓和徒劳，雪花就是从他那些喷吐物升华出来的涓滴，如今又悄悄落回重浊的土地。它不再加入什么，也不再分辨什么，它的使命就是无边无际地覆盖，落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雪花　　　　　　　　　　　　　　
掩埋了一切光荣、理想和罪恶。　　
飘舞的　　　　　　　　　　　　　
雪花，　　　　　　　　　　　　　
落在了生与死的界碑上，　　　　　
落在了应该落和不应该落的地方。　

雪花也掩埋了前此种种过量的语言堆积，成了诗人写作上的自赎。

《雪花飘飘》也可以被视为胡宽在死前的自祭。他已经活得很累，他身上过分延长的青春期也蒙了一层稀薄的世故，只是他学得还不到家，在众多的得手者身后，他仍然远远掉在队外。但是他已平和下来，他承认了存在的合理，他让他的雪花填平了高低、凹凸和虚实。只有他取笑痛苦的神气还至死不衰，据说就在他病殁的那个晚上，护士问他何以四十多岁还未结婚，他幽默地回答：“你该知道这哮喘，连和女人接吻也会窒息。”他的无意识中始终冒出戏谑的诡思，连走向死亡也似乎在同西安的亲友开了一个玩笑。

他跑到几千里外死在一个简陋的外县医院中，给热中搞丧葬活动的哥儿们留下了不辞而别的脊背。那身影耸耸肩膀，蝉蜕一样脱弃了他的臭皮囊，踏上了永不回头的去路。当诚心出于亲情友情的送葬者把哀悼弄得走了样的时候，当他们聚集在一起办丧事办出了他们之间的是非恩怨，以致争夺起哀悼特权的时候，当诗人之死给喜欢吹泡泡的亲友撇下了一片可以意测而填的空白的时候，他的调皮的诗魂早已雪花飘飘般如凝如消，与人间的喜怒哀乐断了缘分。他带着游戏的好奇，对刚刚降临的死亡满怀新鲜的感觉：

你的身影　　　　　　　　　　　　
晶莹剔透，出现在街市上，　　　　
叼着雪茄烟　　　　　　　　　　　
握紧的拳头，从衣袖里悄然滑出，　
“我们都是神枪手。”　　　　　　
你反复吟唱，暗自庆幸，　　　　　
驻足观望，　　　　　　　　　　　
没有一张陌生的面庞！　　　　　　

（一） （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