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舞祭
康正果

有一只臭手
正慢慢地捏住了我的咽喉
死亡的酒里
也兑了许多冒名顶替的水
——胡宽

一九八二年正月初三的晚上，我在芦苇家与芦苇初次见面。芦苇的屋里挂满了油画坐满了人，只记得我走进门的时候，在场的人与画框里的像横竖错杂，各处在各的位置，都从灯光下向我露出陌生的面孔。后来随着谈话的气氛升了温，一些生硬的轮廓也就在我的眼中慢慢地柔和起来。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嗓音浑厚的小伙子，他坐在比较暗的地方，话说得带劲的时候，他的目光会发生突然的变化，黑眼睛闪出了琥珀的颜色，好像要向你迸出什么射线似的，一下子就有了灼热的光亮。大家的谈话一直向深夜蔓延，其间不断有人离去，等到天色转亮，屋内越来越空的时候，在我的面前，几个撑到最后的人才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他们的外表。那个目光容易发热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就是芦苇的好友胡宽。一夜的交谈好像给我们的交往补了速成一课，彼此在结识前的一大段空白竟无形中缩短了许多，从芦苇家走到街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同他们成了一伙。

那时候我正在熬此生最倒霉的一段日子。由于写了一篇论艳情诗的学位论文，我在答辩前突然被取消了答辩的资格。就这样，眼看着别的同学都拿了学位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被搁在一边。我再次成为危险人物，大学里的人士转眼间都对我保持了距离，连回到母亲家并到熟识的邻居，他们都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冷冷地看我。我读不进书也写不出文章，一天到晚闷得发慌。正好在这个艰难的时期，我认识了芦苇和胡宽两位西安的大闲人，于是那一年春天，我就经常和他们泡在了一起。

芦苇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美工，他一年到头都无戏可上，除了领工资那天往厂里跑上一趟，其他时间差不多全待在家里过他的轻松日子。胡宽也能画几笔画，因为有这点特长，从部队复员后，他就在西安郊区的电影放映站谋了份搞宣传的工作。他这份差事也没有多少活可干，常常是随便给领导打个招呼，胡宽就骑上车窜到了芦苇屋里。所以我每次去芦苇处闲坐，差不多总会碰到胡宽。

在那几年中，自从大学恢复了招生，报考大学一时间蔚然成风，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抓住上学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环境，或摆脱了不喜欢的工作，或离开了无所作为的地方。但胡宽和芦苇对这样的出路好像一直无动于衷，也许是他们已经过惯了学校门外的浪荡日子，再加上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在课堂上学到，于是他们就像很多自以为独怀别才的人那样，便一味凭着他们的兴之所至发展自己的可能。至于学院中人最关心的事业和前途，他们的脑子里似乎压根儿就没有那样的概念。如果是在一年之前，在我研究生当得颇为得意，学术上还雄心勃勃的时候，他们未必能同我谈到一起。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现在我蹭蹬在学院之外，轻飘飘毫无挂靠的日子空得人心里发慌，我得给自己的边缘状况找一个安身的立场。芦苇胡宽的生活圈子正是我失路中的逆旅，因此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

与我周围的人相比，芦苇和胡宽在很多方面都明显有新潮的派头。那时候大学里师生的服装还拖着七十年代的尾巴，你穿得稍有些出格，就会被视为奇装异服。有一次我穿了件从广州带回来的Ｔ恤在校园里晃荡，谁知一头就碰见了我们的系主任，看见我那件斑马似的条纹紧身衣，系主任当面便对我提出了批判。后来系上批判我那篇谈艳情诗的论文，据说我不庄重的着装也被他们同我那不正经的论题硬扯到了一起。芦苇和胡宽到底是在文艺单位工作，又正好干着比较宽松的差事，因而常常是出则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服，入则打开带音箱的录音机听西方流行音乐，在我眼中，他们里里外外，可以说都活得相当萧洒。

有时候我们在一起并不过多交谈，大家都连续几个小时地坐在沙发上听音乐，碰到了节奏感很强的乐曲，芦苇和胡宽就踏着紧促的节拍手舞足蹈起来。他们所跳的舞叫迪斯科，那举手投足的姿态显得有力而洒脱。我第一次看见他们在屋子里乱蹦达的时候，即觉得此舞甚合我的口味。

那时禁锢了多年的舞会才在社会上半遮半掩地开放，舞迷们跳的多为传统的交际舞。在一般人的眼中，跳迪斯科尚属比较异端的举动，或觉得它的舞姿怪模怪样，或笼统地给它扣上西方资产阶级淫风的帽子。总而言之，在这个大门刚开了一点缝子的封闭社会中，很多新潮玩意一开始都是先在地下流行，跳迪斯科也一样，它最初只局限在私人圈子的舞会上。芦苇和胡宽的跳迪斯科，在西安可谓得风气之先。特别是芦苇，等到我认识他的时候，听说他的迪斯科已经在地下舞会界跳得很有点名气了。

我是一个笨脚笨手的人，从小就在动作上缺乏准确模仿的能力。在跳交际舞的事情上，我是屡学屡辍，始终都跳得半生不熟，没有什么明显的长进。再加上人高马大的，在舞场上很难碰到合适的舞伴，往往是俯就一个头才够着我下巴的女士，双方迈起不太协调的舞步，未终场就让人产生了索然无味的感觉。迪斯科也许是最适合我跳的舞了。首先，跳迪斯科不需要舞伴，你不管多笨拙，你只笨拙在你自己身上，反正拖累不了别人，你无需为配合好对方而循规蹈矩。其次，迪斯科的律动本由反协调的动作构成，它固然是另一个层次的协调，但它那抽筋似的扭摆更容易藏拙，更容易把我的笨手笨脚溶解到它的舞蹈动作中去。想到了这些优点，我觉得我跳舞上的无才终于可以在迪斯科上找到一线希望，于是我就跟着他们两个跳舞健将热心地学了起来。

芦苇的个子略低于我，但他的动作天生麻利，因而跳起舞来不但没有大个子常有的笨重，反而别添了几分恢弘的气度。他的舞风可以概括为“奔放恣肆 ”四个字。每当他给我们放起节奏强劲的《单程车票》，房子里的空气就饱和了声音的动力，仿佛煤油浸松了生锈的螺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变硬了的关节顿时受到了召唤，习常的姿态于是桎梏一样脱落，每一个人都不再忸怩拘谨，都慢慢地放松，同时一齐扭摆起来。别人的动作感染着我，我甚至觉得，我不完全是在亦步亦趋地学习一种动作，而是让我身上一直沉睡的律动感渐渐从无意识深处释放出来。相比之下，交际舞的一进一退，以及那对称的照应，实在都是优美得近乎作态。而迪斯科跳起来则叫人进入放浪形骸的状态，当你置身这个整体上律动的“场”之中，你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互相感染。这时候大家互相都是舞伴，你可以窜来窜去，不断变换着自由接合的对象，全凭着偶然和随意去即兴地排列组合。而男女成双的交际舞则一夫一妻制般的僵硬，它让一个男人在跳舞时感到，自己好像随时都有照顾女士的负担。

芦苇长胳膊长腿，他跳起舞喜欢晃动双臂，在小小的房间内横冲直撞，姿态很矫健，有一种旁若无人的气势，看起来令人意气飞扬。胡宽的动作则是夸张的，戏剧化的，他喜欢作为芦苇的配角在舞阵里出现，常常围着芦苇绕来转去，作出一些诙谐的姿势，好像边跳边戏弄谁似的。有时他会突然向角落走去，两个食指竖起来指向高处，有意引起别人的注意，并作势要退出舞场，一副跟大家说再见的样子，这时他的眼睛便闪着揶揄的光亮。芦苇的自如表现出表演的熟练，胡宽则显得狂热而逗趣，可以用奇诡滑稽来概括他的舞风。

我看不见我自己跳舞的样子，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出扭摆腾越中难以甩掉的生硬。不过他们都认为，我的优点是跳得极其投入，达到了陶醉的地步，而且还夸我的笨劲儿里有一些可爱的憨态和稚气。另一个常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是荣国，他是个画家，比我们的年龄都大，芦苇胡宽都跟他学画，与他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他的新疆舞跳得不错，跳起了迪斯科，他好像也带出了新疆舞那种旋转得神气活现的劲头。总之，我们四个都是大个子，四条汉子一出现在谁家的家庭舞会上，不太大的房间里就撑起了四根活动的柱子。

舞会总是与男女厮混分不开的，否则跳舞岂不成了一种文雅的室内运动。我们这些人热中跳舞，当然不是为了钻研舞技，不过是闲得无聊，找个男女集聚在一起的机会热闹一番罢了。由于那一阵子大家都很热迪斯科，忙于办舞会竟然成了我们在那一段时间内难忘的交往内容。我和荣国都是早已结了婚的人，芦苇总有固定的女友，单身的胡宽一直处在很难说有还是没有女朋友的状态。所以我们每一次联络上几个男女，就常去胡宽在放映站的办公室蒹宿舍跳舞，而胡宽总是做最好客的主人，总是对要办的舞会怀有饱满的热情。他对来者的招待也总是很实在，总是喜欢罄其所有，买一大堆食品饮料以备与会者的到来。可惜我们的舞会常办得很扫兴，碰到那些四处约来的女士都令人颇感失望的时候，我们几个自嘲一下也就过去了，胡宽却有一种扑了空的沮丧。他这个人，会轻易对微不足道的期待喜形于色，而很快又会由于幻灭而跌入低谷。但要不了多久，当我们又张罗着办舞会的时候，胡宽会再次产生新的兴致，又像往常那样迎接什么盛会似的做起了准备。

胡宽的房子里也挂满了油画，有屋檐下垂一串红辣椒的农家院，有昏暗中闪摇不定的淡蓝色灯焰，有毕加索式的肥臀裸女，所有的画全出自他宝鸡的一个好友之手，都是阴冷的色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画家的自画像：背景为一画室，一个顶天立地的全身像微侧而立，占了画面三分之二的空间。他双手插入裤兜，两肩内收，沉着冷脸，用贼里贼气的利眼注视着什么。在胡宽的房间里，大概除了壁上画多，其他的东西都很少。他的床铺的邋遢最引人注目，枕巾、被头和床沿上的单子，都黑得有了油腻感。我有时在他那里留宿，与他作长夜谈，抽烟加喝酒，第二天起来，又继续下去。他买一瓶喝光了，我再买一瓶，喝光了，他又买，一直买到我俩身上没有钱为止。我们谈各自的经历，谈女人，也常谈诗。胡宽在绘画上自然不能与荣国相比，在跳舞打架上比芦苇还差很大一截，而在结交女人上，他甚至对那两位长兄颇怀一丝友好的妒意。但在写诗上胡宽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少有人理解的。芦苇之所以特意把他介绍给我，就是因为同周围的人相比，我还算懂一点诗，还有同胡宽在一起谈诗的兴趣。

大家都知道胡宽写诗，认真读他诗作的人并不多。唯独芦苇对胡宽的诗全盘肯定，推崇备至。一提起胡宽的诗，芦苇总是说要比当今那批出了名的诗人写得不知好多少倍。芦苇的赞赏胡诗就像酒徒的品味美酒，唯一的评价就是一个“好”字，至于好在那里，却从无明确的下文，好像那完全是他咽进肚子慢慢消化的理解，或者是要等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诠释清楚的未知，反正他现在无需在你面前明确说出来。芦苇七十年代中读过不少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后来则和胡宽泡在创刊不久的《外国文艺》和各种翻译文学作品中，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旨趣和标准在那个时候也许有点超前。对于当时诗歌界众说纷纭的朦胧诗，他们似乎不屑一顾，在现代主义才刚时髦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步子已经踏上了连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的“后现代”语境。总之，芦苇对胡宽诗作的四处赞扬已达到了“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地步，只可惜他并不善于写评论文章，他那些显得大而无当的片言只语一经在私下发挥，随即随咳唾而散。结果，胡宽的诗还是只流传在我们的小圈子内。

胡宽的诗稿都用铅笔书写，字写得大而清晰，装钉成册者摞起来好厚一叠。我们谈诗谈得甚为投机的时候，胡宽就变得异常兴奋，他开始用高昂的朗诵腔调说话，偶然插入嘲讽话语的时候，他习惯用他当年插队地区的西府口音说上几句，好像在舞台上作插科打诨的旁白。他的模仿能力堪称一流，说真的，我甚至为他没搞演出而钻了写作感到遗憾。谈到了兴头上，他的谈话总是滔滔不绝，舞台自白式的，好像他此刻不是在同别人谈话，而是正在朗读他的诗作，而我也觉得那些话确实诗句一般。人生能得几回谈！酒力彻底打开了我们的话匣子，我们总是一直谈到没有劲再多说一句话的地步。

我不能十分清楚地想起当时翻阅胡宽诗稿的印象和感受，只记得他的诗歌语言俏皮而奇特，与我那时在《诗刊》上常读到的作品迥然不同。按我那时接受诗作的参照系数来作比方，我觉得他的诗风颇有惠特曼式的自由喷吐和马雅科夫斯基式的古怪联想，可以说是在浪漫主义影响的底子上掺杂了垮掉派的嚎叫，黑色幽默的辛辣，以及有点荒诞味的中国式无奈。他的过于散漫的长篇，就我那时的阅读趣味而言，理解起来还是颇为吃力，甚至失去耐心，但个别的诗句却从杂乱中脱颖而出，使我至今难忘。比如一首题名为《银河界大追捕》的长诗，我现在还能想起其中的一句是：“世故的秃顶上冒出了理智的铅块” 。在他与朋友们相聚的时刻，在他忽然对什么开始了期待的时刻，在他滔滔不绝地自白的时刻，胡宽的眼睛最容易充了电似地发光。而在平日无所事事的时刻，他的心情就罩上了一层灰色，那蓬乱的长发和没神的眼睛便让我想起了他的枕头和床单，想起了他多次对我说过的话，他说他心里烦闷得常像早晨起来没有刷牙的嘴一样不是味道。他没有特别的计划，缺乏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他的起居总让人觉得杂乱无章。当他拉开抽屉找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塞满了杂物，有发霉的干馍块，有挤瘪了的牙膏瓶，有纸张和散落其间的火柴棒。读他那首无序膨胀起来的《土拨鼠》，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他拉开抽屉找东西时的情景。

我不知道胡宽是否投过稿，我只知道那时候他的诗还没有一行变成铅字。当时我们几个人的发表意识还很淡薄，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稿子被接受的可能非常之小，而且我们也缺乏按照条条框框写作的能力，我们只能满足于圈内的传阅。于是在听音乐跳舞之外，我们也互相交流各自的作品。胡宽的诗，大家总是陆续地读到新作。荣国也不甘心仅以绘画见称，他向我们出示他的流浪回忆录草稿和愤世疾俗的小寓言集。芦苇亮给我们的是长篇散文《骑马醉行记》和可作电影剧本读的小说《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提供给他们传阅的是一厚本钉起来的稿纸《江南行》，还有写满了一个笔记本的《读书观影随感录》。我们都没有过多考虑如何争取发表的门道，我们还不太懂出名和挣稿费的好处，也没有碰到必须在评定职称的表格上填写发表了什么作品的压力。总之，我们没有任何要跟上大流的迫促之感，小圈子内的互相欣赏共建了家园般的安乐，努力写诗的胡宽安于这样的沙龙气氛，他一点也不清楚当时诗坛上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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