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舞祭
康正果

胡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单的夜行者，他始终滞留在诗坛的外层空间，在艺术的失重状态下，他向他眼前空旷的白纸发出了没有回音的信息。他喷吐着他的弥天蛛网，却从没有确定把网结在什么地方。

八二年的夏天，听说从北京传来了一种更出格的舞，含蓄的名字叫“两步 ”，俗称为“贴面舞”。因为这舞是严格地限于地下的，听起来就颇为诱惑，令人好奇，于是我们几个都有了跃跃欲试的意思。胡宽认识一位姓马的女士，是个早已过了芳龄却不甘寂寞的人物，我在胡宽处见过她一面，高挑个子烫发头，人很随和，大家都习惯称呼她老马。经过了多次联系，有一天晚上，老马把我们领到了一个陌生人家的五楼单元里。我们进去的时候，主人已拆除了屋内的大床，专为我们的到来腾空了地方。只见天花板上吊一盏三瓦的日光灯管，荧光似地发出淡光，五男五女面面相对，几乎都看不清对方面部的细微之处。正是大热天，房子的门窗全部密闭，录音机里的音乐和脚步都尽量保持很低的声音，好像公安局随时会闯进来似的。每个人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连脚后跟也像是长了耳朵。我是生手，一开始和芦苇还有点不好意思一马当先，胡宽先踊跃搂住老马给我们示范了一下，僵持的场面很快打破，大家都跟着一对一地跳了起来。

女士中我只认识老马，就先由她给我启蒙。她穿着高跟鞋，足有一米七零以上，一伸双臂，一下就勾住了我的脖子。我跟着箍住了她的腰。两个人的身体立刻便拉得贴近了一些。老马当老师，所以各方面都很主动，始终边跳边给我发指令。舞曲是缓慢的，说不上什么节奏，那撕绸子一样的声音依稀散发出把我们的动作尽量向慢拖的力量。老马的头埋在我肩上，卷发挨在我脸上，我们几乎是原地踏步一样扭摆起双腿。应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学的舞了，我想，只要是不反对和异性搂抱的人，都会很快掌握它的要领。

我毕竟最高，还是能看清我们和他们跳舞的姿态，也因此有了从局外反观的视角。我有点觉得自己好笑地想，我们这些虚拟的拥抱岂不像是温柔僵持着的摔交。其实谁也不会摔倒谁，作这样的姿态，只是为了通过跳舞把身体的贴近公开变为一种仪式。这样，对舞者也就有了可以接受的拥抱方式，也就得以延迟着往下磨蹭了。

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这时老马教练一样在我的耳根说着“慢…慢…”，她催眠似的声调把我的动作引向不断的减缓，我已经不是在随舞曲的节奏弓腿，而是随她的屈伸而反应了。这时，她的双臂像渐渐上紧的二胡弦，上得我们越贴越紧，几乎快把她自己吊到了我的身上，我甚至可以感到她的腹部的轻微抽动。她的香水味与我们的汗味混在一起，令人感到黏糊糊的腻味。跳到我实在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才松开手，中断了这场温柔僵持的“摔交”。

不知道这类舞会他们还举办了多少次，我的兴趣很快转向了其他方面。一年之后，第一次清除精神污染在全国范围展开，跳迪斯科和贴面舞之类的活动随之也被列为打击对象。才活跃了一时的城市转眼间让警车的呼啸搞得一片恐怖，大逮捕开始了。先是胡宽惊惧地给我们带来老马被捕的消息。接着芦苇被叫到派出所问话，有去无返。荣国在听到风声不好的时候一走了之，留下了我和胡宽在恐惧中等待大祸临头。我们俩总算没有被人咬了进去，但从此以后，我和他的交往便划下了一条界线，那一度诗舞清狂的日子永远告一段落，大家再次碰头的时候，各人都有了不同的变化。

荣国在《西游记》剧组作美工，避过了风头才返回西安。芦苇关押了一段时间，因病保释回来，身体已经大伤了元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老马竟以腐蚀青年、卖淫和流氓团伙首犯的罪名从严从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了枪决。朋友中凡认识老马的，听到了此事，无不疑惧惊恐之至。有一次我和胡宽在街上相遇，他霜打了一样蔫不唧儿的，说话间下意识地四顾一下，然后才溜墙根站定，与我互道起一些最新的情况。他那不安的神色就像近处有谁在监视我们似的。

中国有句老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风头过去之后，迪斯科很快在中国过头而滑稽地普及开来，连幼儿园的舞蹈课，老人晨起在公园里的锻炼，都传染了那么一种不太对劲的扭摆，种种时髦舞姿全都迪斯科化，迪斯科的风靡一时达到了五十年代扭秧歌的程度。“禁”好像成了“放”的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一种自嘲的反作用，每一次的紧张一旦松弛下来，被禁的东西就像有了抗药性，都呈现出疯长的趋势。那些惯于排洋的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只要在哪一方面开通地洋化起来，总免不了把事情搞得变本加厉，结果就弄出了很多过火而肉麻的洋相，让人特倒胃口。而从此以后，我们这些过来人也就对迪斯科失去了兴趣。

如今卡拉ＯＫ歌舞厅和ＫＴＶ包房已经蜂房般遍及九州大小城镇，跳舞— —从迪斯科到搂得再紧也很平常的“两步”——已经成为公开营业的娱乐，没有人再会记起那些一松一紧中被揪出来的倒霉鬼们，也没有人愿意评说他们为娱乐的自由化曾付出的代价。但写到了这里，我还是要顺便表示，我对老马的重判感到惋惜。我总觉得，不管她还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罪行，她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死罪，仅仅就跳舞这种事而言，她实在不见得比我们这些滑了过来的幸免者更“罪恶”多少。这五十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运动和反复，政策性的所谓“从重从快”，不知枉杀了多少人头。幸与不幸，你能同谁去论说！

加缪在他的小说《鼠疫》里提到，鼠疫过去之后，奥兰城内的幸存者为那些死于鼠疫的人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这些在鼠疫肆虐过程中的死者所付出的牺牲。因为，就他们的生命曾填饱鼠疫的吞噬这一事实而言，他们的死亡是起到了将鼠疫拖垮的作用的。在那一次严打中，仅仅为跳舞而受到无辜打击的人，以及其他连带着受了过重惩罚的人，应该说，他们的牺牲都在一定的程度上为后来的变化铺下了前进的垫脚石，尽管垫脚石永远都被踏在脚下，永远都被踏得很脏。

胡宽一直都是一个自居于边缘的人物，他从开始写诗就同当代新诗的走向极不合拍，他的默默无闻主要是他自我埋葬的结果。中国几十年来变化多端的现实，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占尽了机会的光，从做学问到做生意。你要是赶不上潮头，就很难碰上出头的一天。“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两句古诗确实精炼地概括了当代中国人的行动取向。因为这里的世界已被大小权力划分为不同的领地，只要你选择了介入，你就得争取捷足先登。这里依然是一个团伙社会，你排不上那个队，就入不了它的流。

比如，一些人正好跟上了文学或政治的特殊环境，即时地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他们一下便敲开了文坛的大门。即使此后再没有写出更重要的东西，他们也可以旱涝保收地耕耘下去。一伙人自己成立了诗社，出了诗刊，发了宣言，立即便造成声势，被承认为某某诗派，从此他们就互相支撑着成了气候。

社会已经习惯了对既成的事实说算数，只要你挤了进来，就有人认你的账；只要你登上了台子，就可以从容地演下去。但你若被关在门外，始终只是个无名之辈，那就成了另一回事。就像汉代一位儒生，他身上揣的竹简始终找不到投献的机会，三年下来，竟在怀里磨灭了上面的字迹。

大多数读者的眼睛还是只认变成了铅字的诗行，像胡宽那些仍然是用铅笔写在稿纸上的作品，便只能供朋友们随意翻翻；或被他殷勤送到某些刚结识的，但根本不懂得欣赏诗的女士手中，作为他自我的一个特殊补白，引起了她们茫然的一瞥。西安不少朋友后来都为胡宽在诗坛上的长期落寞甚感不平，但应该在此指出，这个遗憾基本是胡宽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以发表为目的的作者，都懂得如何在提笔前先给自己划好框框，或在完稿后修改得无可指责，胡宽的写作则只从他个人的的经验出发，只按照他自己习惯的方式说话，自然，他也就只能把他完成了的诗篇作为稿本堆积起来。固穷得穷，又何怨焉。

一个在西安编《当代青年》的朋友告诉我，胡宽生平仅在该刊上发表过一次作品。就连这唯一的一次，他说，还是通过了熟人的关系。

对一个诗人来说，不幸的事情也许并不是受到了同行之间的排斥，而是始终只听到外行朋友不关痛养的赞许。这样的赞许听多了会麻痹他写作的自信，会使他在一种虚拟的光环下丧失自省，以致他沉溺于自己既成的表达方式，并把它风格化。而如果他有机会与其他写诗的人交锋，即使他们之间文人相轻，也会有一定的从反面塑造他的效果。我觉得胡宽的困境在于他一直游离在诗人群体之外，这使他错失了交流和调整自己的机会，使他在幽闭状态中储备了过多从自我中心喷射的冲动，以致他的诗句总是毫无节制地铺陈出扇面的堆积。

他的写作于是呈现了与他的生存境况同构的态势。在他的不必经常上班的散漫生活中，写诗成了他日常表达的一种惯性行动。他更多地仗了自己的才气、激情和直觉，但在语言的控制、操作上却少了必要的讲究。因此，尽管他的笔下随时都会流露出即兴的妙语和俏皮话，但往往是喷吐的倾泻淹没了应有的斟酌，结果便让随意性太大的语言堆积物充斥着诗行。一方面，自言自语式的写作纵容了胡宽在表达上的放任，另一方面，电影放映站的闲差则为他长期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牢靠的物质基础。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铁饭碗虽然不够丰厚，却别有它养育悠闲和散漫的好处。胡宽若没有他那个不必经常上班的工作，他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悠游岁月的空隙。很多舞墨弄文之士总喜欢埋怨这种体制埋没了自己的文才或画艺，却不知正是它的臃肿存在豢养了他们非专业化的爱好。要等到铁饭碗越来越靠不住的时候，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文艺爱好者才会感受到真正的压力。

就在胡宽继续增加其诗稿堆积的日子里，生活已经迫使大批空谈学问和艺术的人学起了实际的操作。我们几个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笔尖磨得更加专业化：我为了评上高级职称埋头写我的诗词研究专著；荣国辞职回家当绘画个体户，辛苦地卖画盖房；芦苇也在实干还是不干的问题上感到了危机，于是他跟上名导演挣巴巴地写起了电影剧本。几年前交流手稿的情景已成为我们写作历程上幼稚的牧歌时代，大家好像都背叛了胡宽，都去研制为自己敲门的砖头了。只剩下胡宽还在为诗稿的堆积写作，但他后来都写了些什么，到底写得怎样，我亲自见到的和从芦苇处听到的，就越来越少了。

芦苇的剧本越写越红，人也越来越忙，他基本上成了旅馆包房的常住户。荣国的画销路极好，他始终都在精力充沛地投入创作和经营。我自觉缺乏在文化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只好老实做自己的学问，所以还能凑合着坐稳我的冷板凳。只有胡宽一直摆动在堆积诗稿与纷乱的交朋结友之间，常常无事空忙一场，到头来多留下了对自己的不满。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说：“长久的平庸生活／盖满了可悲的绿锈”（《圈套》）；“我得承认，在诸多方面，在生活的舞台上／我是一个失败者…／干起来也常常劳而无功，／并很难掩饰自己真实的面孔。”（《同呼吸，共命运》）

胡宽并不是没为自己的出头做过努力，八八年他自费印了诗集《开山鼻祖》，还送给我一本。我曾表示要给他写一篇评论，可惜并没有把这个愿望变成事实。《开山鼻祖》的印行，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明显的反响。

他还和西安诗人伊沙结识了外语学院一个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外籍教师，打算让那个老外把他的诗译介到国外。他满怀希望给严力在美国主编的《一行》诗刊投过稿，可惜这个专为边缘诗人开辟的园地，也没有理睬他寄去的作品。

八九年春，我听说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排演他写的一个荒诞戏剧本，剧组的人常常为坚持各自的主意争吵得一塌糊涂，后来由于学运的高涨，该剧最终也没能正式上演。

所有的路似乎全部堵死，任何努力都没有反应，胡宽简直像是在向一个聋哑世界大声自白。无名成了一层包裹着他的绝缘体，它隔绝了任何可能关注到这位诗人存在的光和热。

大约是九二年的初夏，我和胡宽在西安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上相遇，我觉得我们已经变得比较陌生，彼此都失去了互相谈论自己的冲动。胡宽身上还能看出原来的大孩子气，但岁月的侵蚀已使他天性中好热闹的兴致凋谢了不少。面对一群高谈阔论的年轻诗人，胡宽那种坚硬的落寞，让我想起了莱蒙托夫一首写于舞会上的诗，想起了诗人面对“花花绿绿的一群”时的孤立和冷漠。

那大概是西安诗歌界最后一次盛会，此后商品经济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自觉或被动地感到要赶快把钱赚到手。不但诗人的头衔变得毫无诱惑，就连诗人自身也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诱惑。胡宽还在写诗，同时也对文字上的下海动了利心，然后就跟着写影视剧本赚了几笔钱的林宇写起了剧本。

九四年初酷寒的一天，我在朱雀饭店的一间包房里见到他们，他们正在合作写一个关于古代长安的电视艺术专题片剧本。陕西电视台的编辑请我来此审阅稿本，主要是让我对剧本涉及到的背景知识提一些意见。我发现这个未定稿写得粗糙而乏味，而且确实在历史文化的知识上有些硬伤，因此就凭自己的直感，提了一大堆胡宽他们显然并不希望我说得太多的意见。他们当初约我去审稿本是出于找个熟人出来说句话的考虑，结果我却贸然做了几乎是砸锅的事情。

后来我有些后悔，觉得我肯定得罪了胡宽。再后来我又了解到胡宽要给单位分下来的房子交款，当时正等着用钱。诗人固然是插手了自己并不娴熟的事情，但这样的选择也是出于无奈。有个朋友讥笑我在审稿之事上过分认真，他自以为很通达地提醒我，“对本来就庸俗的电视台，你庸俗一下也许正符合他们的需要，谁要你出来唱高调管闲事呢。”不过胡宽并未因此事对我生气，他并不是那种动不动就对别人耿耿于怀的人。那一年夏天我出国之前荣国为我饯行，他还特意赶来和我道别。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喝了很多啤酒。没想到这一次相聚竟成了最后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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