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建
四，廖伟棠：戏仿杜甫为哪般？
经过跨越半个世纪（1941-1989）的的想象和重构，“杜甫”不断以新面目示人，也一再吁请人们对历史生活和当下境遇的互动，作进一步思索。然则，在另一个新千年莅临之下，既受制于冯至、杨牧和西川三代诗人的强势影响，后之来者又该如何“变奏”杜甫、另辟艺术新路？在一批接力者当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是香港诗人廖伟棠。廖1975年生于广东新兴，1997年移居香港，2001-2005年旅居北京，曾有《永夜》、《随着鱼们下沉》、《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手风琴里的浪游》、《波希米亚行路谣》、《少年游》等诗集行世。2000年10月，廖伟棠改编李白、李商隐、苏东坡、柳永、姜夔、张炎等名家诗词，创作出组诗<新唐宋才子传>，其中的<杜甫>有如此形象——
我出差到一些古怪的地方，为了公司
将要倒闭之前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常常一个人走出那些好像废墟的火车站，
时代像晚点的火车，在我背后悲哀地高声叫喊。
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乃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名公司职员（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个“我”同时还兼有诗人的身份），外出公干，违心地参与欺诈活动，也感受到中国在一个急剧变革时代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如诗句“好像废墟的火车站”所暗示）。反讽的是，一千三百年前的“诗圣”在这里悄然走下神坛，转生为一个辛苦谋生的现代人，他不是帝国暴力的牺牲品而是市场逻辑的受害者。接下来，时空挤压的幻象(hallucination)在他眼前突然闪现——
有时我看看天空，一个幻景：在一片清泉和白沙上
鸟儿来回的飞，像急速的风翻动我手中的文书。
当我穿过这城市那些汹涌、潮湿的人群，
我的孤独就像最后一片落下的叶子。
杜甫<登高>诗的名句“渚清沙白鸟飞回”所揭示的自然景观，被置换成现代人置身其中的空洞而变幻的都市漩涡，“文书”的隐喻确认了“我”的职业身份，也形象地映照出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尴尬。这个身心分裂的文员疲惫地穿过都市的汹涌人潮（“潮湿”一词很可能来自美国诗人庞德<纽约地铁站>中的著名意象），他实在无力想象杜诗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开阔壮丽的视觉画面，而是虚弱地退缩到内在的世界，痛切地感到孤独感恍若一片单薄的树叶无声飘落。在艺术地转化个人日常经验的过程中，廖伟棠使用的“历史化的诗学”以叙事性作为主要技法，不动声色地带出了深厚、细腻的历史内涵：这其中包括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商业资本主义的利润神话、乡土经验的不断流失、传统文化符号的灵氛[63] 的消逝、以个体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作为现代世界的结构特征，等等。传统意义上的杜甫形象，虽然有不旋踵而至的巨大灾难，但是却能够以苦心编织的诗歌文本抗衡生命创痛，在肉身不断趋于毁灭的过程中悲剧性地凸现生命的庄严宝相，那么，廖伟棠的“杜甫”故事是否继承了这一点呢？在第三节，诗人写道——
在北方的新经济开发区住着我的妻子儿女，
他们经常在长途电话里关心我的工资。
我也想像我许多神秘的同事他们那样
在江水中一走了之，可我跨不过秋天生锈的铁轨。
我病了，我在医院的酒吧演讲，像在念诗：
磅礴的气势吹卷起一片没人穿着的白衣。
我愤怒地对着躲起来的医生大骂：
“你已经把我的肺堵塞，现在还要打烂我的酒杯！”[64]
这样一个“杜甫”简直带有几分“现代英雄”的特色：面临着生存的巨大压力，犹疑困苦而又不乏调侃和幽默，心中涌起了一波反抗的、却又注定失败的自杀冲动，但旋即又卑琐地萌生出贪生之念，在精神频临崩溃的边缘作出了乖张滑稽的行为（“在医院的酒吧演讲”），但因为符合“诗人”的身份所以又吊诡地显得“合情合理”。更加荒谬的是，病人在医院接受的不是诊断和治疗而是规训和惩罚（病人的“肺”被堵塞）！诗歌结尾的“疯话”值得比较分析。众所周知，杜甫<登高>的“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句，所表达的是“诗圣”的肉体和良心饱受家国灾难的折磨，辗转流离，穷愁老病（肺痨第三期），新近被迫自行中止了长期酗酒的癖好；但经过廖伟棠故事新编的现代“杜甫”，作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却在癫狂的咆哮中向世界发泄着令人啼笑皆非的敌意和怨愤！传统“杜甫”的神圣光环在此层层褪尽，而代之以颓废、伧俗、猥琐、癫狂的面目出现，其中蕴含的纸背深意难道不值得人们思之再三吗？
廖伟棠之名列<新唐宋才子传>中的<杜甫>，与冯至、杨牧、西川的同类作品相比较，有一些明显的相似性：譬如，四者一致注意到老杜之写作与人生间的互动，也同样对于诗歌形式有严谨的经营。但其间的差别还是存在的，这不仅体现在：冯至和西川致力于抒情笔意的运用和神性光辉的彰显，而杨牧和廖伟棠则对于“叙事性”原则与“人间性”形象体现出浓厚已极的兴趣，更在于廖诗有一种不可忽略的精神气质：它解构了传统“杜甫”形象中的宏大叙述（“诗史”对于时代的全景式鸟瞰）和圣人情结（“诗圣”对于礼乐秩序的持守），描绘现代诗人在资本主义文化空间中所难以直面的一系列窘境：落魄、孤独、疾病、贫穷、疯狂、自杀，“杜甫”这个符号隐喻所投射的，已经不是八十年代中国的那种“诗歌崇拜”的热潮，而是“后天安时代”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和问题，那种简直让人难以接受的“诗歌死亡”的文化现实[65] 。廖伟棠的“杜甫”正具有这种文化现实的痕迹。进而言之，廖的艺术构思也与历史叙述的论说有暗合之处。传统史书和文人笔记中的杜甫叙事，在前现代的知识源流中具有不证自明的唯一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按照海顿.怀特的解释——
“叙述”被认为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中性的容器，一种话语模式，天然地适用于直接再现历史事件；其次，叙述历史往往使用了所谓自然的或者普通的而非技术性的语言，既用以描述它们的主体也用以讲述历史；第三，历史事件被认为是由一连串真实的或者活生生的故事所构成——它们只是有待于被揭示出来，或从证据中被提取出来并且展示在读者面前，让它们的真相立即地、本能地被承认。非常明显，我将把这种有关历史讲述与历史真实之关系的看法视为是简单化的(naive)或者至少是理解错误的(misconceived)。故事，象事实陈述一样，是语言实体，属于话语的秩序。[66]
既然历史叙述犹如文学虚构，同样需要编织情节(emplotment)和二度创造，也必然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宰制，这势必颠覆了官方的正史记载或传统叙事的霸权结构，凸现出历史诠释者的当代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杜甫”出自于廖伟棠之逆写、重释与虚构的“苦天使”人物系列，何谓“苦天使”？作者有如下一段自我剖白——
我的苦天使，也许是这样的天使，在冰雪中炽热，乃至赤条条，乃至五内俱焚，抉心自食，惊觉其味焦苦，然而从远处望来，只见我光明的模样。这本诗集里<今生书>所呼应的杜甫，<沃罗涅日情歌>所忆念的曼德尔斯塔姆，<一个女密谋家的下午>所依借的秋瑾，<玻利维亚地狱记>里的韩波、格瓦拉，他们都是，苦天使。死于萧瑟寒江上，刑场上，死于热病、子弹，为理想而受难。这本詩集，献给他们。是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但现在我们需要是深深的坚忍，然后才能谈论日后的工作。诗者，尝在口中是蜜，腹中却是苦涩，仍然值得感谢。[67]
换言之，廖伟棠虽然使用古今错置、故事新编的后现代手法，戏仿杜甫，庄谐并出，但带出来的却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主题：当代中国的大转折和诗人的命运流转。当然，这个“杜甫”想象也有作家的“本事”在内：廖伟棠生活清贫，经营过书店，当过编辑，为谋生而从事摄影，靠稿费和奖金过生活，被称为“非典型另类波西米亚诗人[68]” 纵使如此，他依然把杜甫奉为“超越诗歌的精神导师”之一，他如此陈述这一私人传统：“杜甫的确是模范，他通过他的写作告知我们：诗歌不是无意义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暴政、灾难、厄运、死亡并不能战胜精神的高贵。即使不是诗人，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明示。他是孔子最重要的传人，他和孔子一样能成为你所说的‘核心’，最关键的是他坐言起行，用他 的一生和一生的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其矛盾、其苦难、其混乱以及其尊严。[69]” 诗歌写作不仅成为抵抗暴力、苦难和死亡的工具，也是混乱年代的个体生存的意义根据，古今诗人跨越历史时空而展开的心灵对话，于此找到雄辩的证词。可以说，置于后天安门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来观察，廖伟棠的<杜甫>正是以解构、反讽和戏仿的独特方式，向这位“重生”于现代的诗人致敬。
结 语：杜甫故事与记忆的政治在官方的传记资料和后世文人的叙述中，杜甫形象具有几个醒目的“极点”：其一，儒家礼乐文化价值的传道士，代表着混乱时代的良心；其二，以肉身受难成就艺术辉煌的文化英雄；其三，相信艺术具有介入历史变革、改变生存现实的魔力的功利主义者；其四，诗歌竞技场上的修辞卓越的匠人——这几个方面经过历史层积，拼凑成一个轮廓清晰的形象“体系”，一个凝聚着稳定意义的文化符号。杜甫及其诗歌遗产催生了现代诗人的灵感。上述四篇作品均以杜甫为中心人物，写作时间分别是1941、1974、1989、2000年，地点分别在中国昆明、美国西雅图、北京，各自涉及到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日战争、华人知识分子的离散海外、朦胧诗时代的蓬勃、以及进入后期阶段的中国改革。每一个诗人都从一己的现实处境出发去观照历史人物，在跨越时空的历史诠释之中渗透着当下的境遇意识。杜甫对于时代苦难的自觉担当极其高超地把个人苦难转化为璀璨艺术的历史形象，受到四位诗人的一致礼赞；诗歌作为一种优雅的艺术，它理应在语言、形式、格律等方面被给与苦心经营，这种看法也在四人的语言实践上得到落实。但仔细玩味，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杜甫作为“诗歌烈士”的一面，撇除其它几个极点，并结合着个人际遇、当下的境遇和历史生活，不断塑造出新的杜甫形象。大体说来，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新千年伊始，从冯至而杨牧而西川而廖伟棠的历史叙事，“杜甫”形象一步步发生微妙的缩减、转化和变形，越来越脱离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带有“历史个人化”的私己性，越来越从外在的政治层面的关注转向内心感受的刻画，甚至以不乏后现代色彩的“故事新编”出之。相应地，四位诗人之压在纸背的的写作意图也各不相同。从存在主义观念改造过的杜甫用以纠正时代的精神状况、最终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蓝图，到出于漂泊离散的个人际遇而强调晚年杜甫之“飘荡的生涯”、借助于历史想象而唤起自家的文化认同感；从把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论进行现代体认进而执著于回归个体存在的内心，从而对于后朦胧诗时代的总体风格提供证词，到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情境而戏仿杜甫，全面瓦解古典世界的意义系统和写作规范，我们恍然见证了杜甫形象的一次次变奏。准此，杜甫在现代的接受史和命运史大致定型：一方面是体系崩解、意义流散，另方面却是体系重建、意义增生，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我把四个诗篇合而论之，却并非为了强调历史因果律的必然，毋宁说，我的意图在于对于传统与个人才能、历史与观念的辩证，作出初步的观察。
不管依靠怎样当代的、后设的和个人化的表述策略，每一个版本的“杜甫”都是催生于既定的境遇意识，都是历史与当代不断对话、互相诠释的产物。因此，它们超越了“诗与真”话题上的本质主义成见，而与那个曾经流传于历史之上的独一无二的“杜甫”，保持着唯一的“解释学关联”，这就是“一个杜甫，各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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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63]“灵氛”（aura）是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文化批评领域中使用的一个词汇，用以描绘艺术品与其原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艺术品与观赏者之间始终存在的一种观照的距离、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复制性。关于这一概念的详细分析，可参看张德明《批评的视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页177-178。
[64]廖伟棠：《苦天使》（台北：宝瓶文化出版公司，2005）
[65]2007年6月15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一次题为“当代诗歌的新世代：大陆与台湾”座谈会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的奚密教授问：“当代诗歌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有在座的诗人悲观地表示：“如同宇宙毁灭乃是无法改变的宿命一样，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大意）
[66]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7-28.
[67] 参看廖伟棠《少年游.自序》（成都：四川天地出版社，2006）。
[68]主要参看以下两篇文章的采访：吴牧青<不苦的诗，自由的字与影——非典型波希米亚文人廖伟棠>，载台湾“破报”电子网站（http://pots.tw/node/1716）；马骅<靠稿费和奖金生活的诗人——访廖伟棠>，载深圳“诗生活”电子网站（http://www.poemlife.com/magazine/2000_10/zhuanfang.htm）。
[69]木朵<左翼诗人廖伟棠访谈——诗去质问、阐明、判断诗人之心》，载北京“乌有之乡”电子网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11/26574.html）。
（一） （二） （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