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建
二，杨牧：秋祭杜甫在异邦
我并不警觉，惟树林外
隐隐满地是江湖，呜呼杜公
当剑南邛南罢兵窥伺
公至夔州，居有顷
迁赤甲，襄西，东屯
还襄西，归夔。这是如何如何
飘荡的生涯。一千二百年以前……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
放船出峡，下荊楚
呜呼杜公，竟以寓卒
如今我废然望江湖，惟树林外
稍知秋已深，雨云聚散
想公之车迹船痕，一千二百年
以前的江陵，公安，岳州，汉阳
秋归不果，避乱耒阳
寻灵均之旧乡，呜呼杜公
诗人合当老死于斯，暴卒于斯
我如今仍以牛肉白酒置西向的
窗口，並朗诵一首新诗
呜呼杜公，哀哉尚飨[27]
杨牧这首<秋祭杜甫>的结构很严谨，共两节，每节十行，两节之间保持平衡呼应的关系，显示出诗人在形式经营上的用心。文体上有意模仿中国古代的“祭文”形式，“呜呼杜公”的祈告语气串联全篇，为距今“一千二百年以前”的一代诗圣招魂。整首诗以叙事为主，开篇由现实生发联想，回溯历史，而以“竟以寓卒”结束第一节；接着再由现实出发，重叙杜甫的飘荡生涯，“如今”一词又迅速把读者从历史拉回到现实。抒情主体“我”宁舍杜诗专家关于老杜殁于岳阳孤舟的“经典”解释而采信新旧《唐书》之暴卒于“白酒牛肉”的戏剧性说法，透露了杨牧看重“小说家语”之“同情的文学趣味”，接着在“哀哉尚飨”的沉痛告白中完成“秋祭杜甫”的庄严仪式。在为杨牧诗集英译本撰写的导论中，奚密教授敏锐地观察到：“至一九七二年，诗人已经抛开了略带忧郁和乡愁的青春抒情。他的诗歌变得更加锐利和硬朗。早期作品中的内向的、有一点自恋的言说者让位于一个更加复杂的、超然的、反讽的、自省的叙述者。[28]” <秋祭杜甫>一举摆脱了青春的哀怨、爱情的感伤和主体性的自我沉溺，绮丽婉约的抒情笔意被超然的叙事性取而代之，这正是转型杨牧的初试啼声。此外，此诗上下两节的重复叙事，宛如音乐中的二重奏，回环复沓，又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际，虚实交错，符合博克为“重复结构”下的定义：“这是把同一件事用不同方法重复去说。……一连串的意象，彼此抒发同样的感情。……由一些稍稍参差的细节，读者多少自觉到它们背后的规则——跟着在随后的细节中也要求这种规则。[29]” 杨牧对这首精心结构的篇章颇为看重，选入自家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30] ，其定位“文学史”的用心，一望可知。
但是，此诗之让我大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艺术经营，而是那些看似“败笔”的细部。像大多数作家那样，<秋祭杜甫>对于杜甫之“恣情壮游”的青年时代（以<望岳>为代表）兴味索然，也故意绕开了“长安十年”的潦倒时期（参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径直把笔触聚焦在他暮年之逼近生命大限的“飘荡的生涯”，这也称不上创新。问题在于：它先自排出了“剑南”、“邛南”、“夔州”、“赤甲”、“襄西”、“东屯”、“三峡”、“荆楚”等八个字眼，觉得意犹未尽，接着又冒着单调沉闷的风险，再连缀了“江陵”、“公安”、“岳州”、“汉阳”、“耒阳”等五个地名，诚可谓“不惮繁琐，泼墨如注”。我们不禁感到纳闷：为何在一首短诗中罗列如此之多的地名呢？最合理的推理似乎是：一，此举是为了竭力渲染一种急如星火、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活；二，杜甫的晚期十年在诗歌志业上的惊人收获与其流亡生涯有严密的对称关系 [31]；三，作者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襄阳下洛阳”的类似句法中获取了灵感。但是，这些理由似乎均不能服人。为何老杜之“颠沛流离”的暮年生涯让千载之下的后来者如此萦怀？我觉得，这原因只能从杨牧的个人际遇中去寻找。杨牧在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东海大学外文系，1964年赴美留学。先去南部的爱荷华大学，在安格尔与聂华苓主持的“国际作家工作坊”那里度过两年光阴，以新诗创作取得硕士学位，接着，又到西海岸的伯克莱加州大学，师从知名学者陈世骧教授治古典文学，醉心于《诗经》、汉魏六朝诗歌和唐诗的文学世界。1970年暑假离开柏克莱，居于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在马萨诸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度过短暂的教书生涯，“其后数年，颇有波动，曾三度返台，一度游欧”[32] ，1972年移居到美国西北部，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这种漂泊离散(diaspora) 的经历让杨牧刻骨铭心，在研读杜诗时，不免对老杜晚年的“飘荡的生涯”心有戚戚之感，于是在1974年写下了这首诗。
抛开个人际遇不谈，杨牧在千载之下的“异邦”，跨越暌隔的时空、陌生的语言和文化，遥祭杜甫、一再招魂，用意究竟何在呢？换言之，还有哪些历史机缘、境遇意识和文化政治的因素悄悄投射进了<秋祭杜甫>的文本层次，介入、斡旋或者主导了诗歌的意义播散和语法型构？回到七十年代美国的历史语境来看，那真是一个思潮迭起、众声喧哗的时代。美国政府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争霸赛也进入了胶着状态，社会上反对越战的政治声浪，与女性主义、垮掉的一代、后殖民主义等激进文化思潮一拍即合，大有风起云涌之势。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一再参与和引领了文化思潮的蓬勃，杨牧对于这种“结合学术研究和社会介入于一体”的伯克莱精神有动人的描绘。1970年秋季，杨牧初访哈佛大学校园，“是哈佛学潮后不久之事，常春藤和反战标语点缀着沉静的校舍”[33] ，短诗<波士顿?一九七零>记载了他的观感。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面临焦虑、亢奋而茫然的思想氛围，敏感的“中国诗人”如何自处？由此观之，杨牧之离散经验所不同于老杜者，在于它并非系于礼崩乐坏、王纲解纽而被迫开始生死一线的流亡，而是有一种跨越异邦文化、寻求现代认同的无意识。杨牧诗友叶维廉正确地指出——
一个人因为一场战争而离乡别井到了异国，他离开了曾经给他统一性、和谐性的文化中心，而落脚在新异——但对他来说并不能成为统一和谐的——事物的中央，引起了文化的冲击，突然之间他对本土的文化、语言、事物感到强烈起来，对于时间的递变、空间的阻隔变得极端的敏感，反映在生活小节上的，是到处找中国的事物，甚至是以前他认为庸俗的事物，现在都亲切起来，他有不少的时间，心理上是存在在过去里的。但另一方面，他不可以生活在过去，他要融入新的文化里才可以生存挥发，要真正的融入，他要放弃过去的负担，最好让过去死去，而他又不甘愿完全放弃这个曾经给他丰富意义的文化（他的根），而且异国的新文化对他来说是支离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如果拼命融入，他还可以保留多少原有文化的根呢。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自我就在这个夹缝中犹疑困苦，有时真想死去也许可以新生。[34]
一旦流落到异邦土地上必有文化震荡和认同危机的发生，更何况身处一个历史变革和思想冲突极为激烈的支离破碎的年代呢？寓目“异邦”之流转翻覆的反叛思潮，来自“台湾”的青年诗人杨牧难免思索：是否唯有回归本土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才能找寻到安身立命之地呢？在陈世骧教授的指引下，杨牧对自己选取古典文学作为志业有会心的感言——
文学并不是经籍，因为它要求我们蓄意地还原，把雕版的方块字还原到永恒生命，到民间，到独特的个人，然后，指向普遍的真理。也只有在这缜密还原的功夫以后，我们才能断定文学也有某种普遍的真理。柏克莱的四年余，我无时不在追求这种艺术的境界，设法出入古代英国和中国的文学，在陈先生的鼓励和监督下，互相印证两种文化背景和美学标准下的产物，追求先民在启齿发言刹那间，必然流露的共通性。[35]
即便盘桓于美利坚的灵异的山水间，不期然涌上杨牧心间的，竟还是对故国文化、故园风物的深沉的缅怀和臆想，像<山窗下>、<西雅图志>、<作别>、<年轮>、<星图>等等，莫不是述往思来、自剖心神之作。当然，与《秋祭杜甫》存在文本互涉关系的，还有其他篇章。其实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正在东海大学读书的杨牧，即已挥笔写下<招魂 给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个中明确透露出“中国认同”的消息——
无边落木，随霜花以俱下
回东方来，季候的迷失者啊
歌台舞榭锁着两千年吴越的美学
当细雨掩去你浪人的归路
你苍白的吹箫人啊
山海寂寂，长江东流如昔
时尚的现代诗作者迷恋于当下经验的传达与异域符号资本的挪用，在时空错位的语境中沦为不折不扣的“季候的迷失者”，杨牧一再发出“回东方来”的热切渴待，拳拳的“招魂”意图，跃然纸上。写毕<秋祭杜甫>之后两年，杨牧在一篇文论中严厉批评“现代派”大将纪弦之著名口号“横的移植”，他吁请新诗作者回归文化中国的伟大传统，重拾古典诗的质地和精神作为灵感的源头——
中国的现代诗强调“现代”，并未强调“中国”。……（省略号为笔者所加）好像文学史上真有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即将宣告结束的时代——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我们自由创作的诗非要和世界上别的文明所产生的诗归类不可，只能称为“现代诗”而不能和三千年来中国人所创造的诗传统认同，很难称为“中国诗”——它真的不是“纵的继承”！一个文化里的新文学如果必须等到汇入他种文化里，才能完成它的意义，这个新文学恐怕是需要检讨的。我们的现代诗曾经如此。当兹另外一个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我要建议我们彻彻底底把“横的移植”忘记，把“纵的继承”拾起；停止制作貌合神离的中国现代诗，积极创造一种现代的中国诗。[36]
尽管在作为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概念与作为文化空间的“中国”概念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先验的、明确的二元对立关系，而且中国现代诗之对于民族传统与现实经验的追寻也有代不绝续的证据，但是，置于六、七十年代台湾诗界的话语语境中，杨牧此言颇有惊秋救弊、拨乱反正的用意，而他这种写作范式之转换的动力却是来自美国的现实情境——读者作为后之来者对此应有“了解之同情”。这种奠基于全球与本土的重叠语境(overlapping contexts) 之下的新诗论述，召唤从中国的“现代诗”转向现代的“中国诗”，冀能超越对西方经典的刻意模仿，重拾文化中国之精神血缘，一言以蔽之，即，“中国性” (Chinese-ness) 的寻索。由此回溯七十年代的杨牧诗集《传说》和《瓶中稿》里的一些篇章——<经学（梦游仪征阮大学士祠）>、<秋祭杜甫>、<延陵季子挂剑>、<林冲夜奔（声音的戏剧）>、<妙玉坐禅>，<续韩愈七言古诗山石>，<一种寥落（仿陶）>，甚至一些诗名也有意模仿古诗旧题，譬如<鹧鸪天六首>、<将进酒四首>、<凄凉三犯>等等——其中为何透射着重重叠叠的“中国想象”的痕迹，也就不难理解了。
回到<秋祭杜甫>的结尾。随着挽歌般的抒情声音郁然而起，读者恍然被投入一个雨云聚散的深秋，霜天寥落，江湖满地，适逢老杜凄惶避乱于耒阳的大限。虽然杜甫面临着与屈原同样的困厄，但杨牧那相当肯定的语气：“诗人合当老死于斯，暴卒于斯”大有视肉身受难乃份内之事的从容，也为“何谓诗人”提供了一个斩截自信的定义。易言之，联系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来观察，七十年代的杨牧之撰写<遥祭杜甫>，似可视为作者的一页“心灵史”：既出自于杨牧一己之“离散经验”的缩影、变形和折射，也是美国七十年代之动荡社会和思想变革的刺激和回应，更展示了作者彼时的文化立场和美学原则。
[27]杨牧《瓶中稿》（台北：洪范书店，1975），页109-110。 [28]Michelle Yeh & Lawrence R. Smith trans. and eds., Introduction to No Trace of the Gardener: Poems of Yang Mu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x. 关于杨小滨对这本诗集的评论，可以参看Xiaobin Yang CLEAR 24 (Dec. 2002): 212-213 [29]Kenneth Burke, Counter Statement (Los Altos: Hermes, 1953), p. 125；转引自梁秉钧<从辛笛诗看新诗的形式与语言>，见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页170。 [30]杨牧、郑树森编选《现代中国诗选》Ⅱ册（台北：洪范书店，1989）。 [31]关于杜甫流亡南方期间所作诗篇的细致分析，可以参看Davis R. Mc Craw, Du Fu’s Laments from the South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2). [32]参看杨牧《瓶中稿》自序。 [33]参看杨牧《瓶中稿》后记。 [34]叶维廉<语言的策略与历史的关联——五四到现代文学前夕>，收入氏著《中国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页222-223。 [35]杨牧<柏克莱>，收入氏著《杨牧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5），页277。 [36]杨牧<现代的中国诗>，收入氏著《文学知识》（台北：洪范书店，1979年），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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