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建
三 西川：历史，介入生存现实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西川越来越显示出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重要诗人。在一种普遍接受的诠释中，早期的西川诗歌，尊重传统作为写作的伟大源头，文本体积庞大而拙于细节的感受力，意象饱满、纯净、优雅、大气而且具有高度象征性和寓言色彩，不以对外部世界的宏大叙述见长而是偏重于展示内心的沉思冥想，涤除流行的个人化魔咒而与时代保持距离进而指向一种普遍性的、超越性的诗歌抱负，始终萦绕着一种神秘庄重的宗教气息以及宁静然而有力的抒情声音。评论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断定，写于1992年的长诗<致敬>标志着西川诗歌在意蕴和形式两方面的重大转型：“从具有唯美气质的高蹈抒情，转向一种包容复杂异质性成分的综合创造，从结构的整饬转向结构的瓦解” [37]，从而隐秘地地满足了人们对于九十年代的诗歌主题（“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38] ）的历史期待。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论的论说逻辑，西川的八十年代诗歌与九十年代诗歌相比，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和断裂，前者如果不是黯然失色的话也至少也应被视为是走向后者的注定不太完美的尝试。但若换一个思考角度和问题意识来打量，则西川的八十年代诗歌远远未被穷尽了诠释的空间。<杜甫>即是一突出例证——
你的深仁大爱容纳下了
那么多的太阳和雨水；那么多的悲苦
被你最终转化为歌吟
无数个秋天指向今夜
我终于爱上了眼前褪色的
街道和松林
在两条大河之间，在你曾经歇息的
乡村客栈，我终于听到了
一种声音：磅礴，结实又沉稳
有如茁壮的牡丹迟开于长安
在一个晦暗的时代
你是唯一的灵魂
美丽的山河必须信赖
你的清瘦，这易于毁灭的文明
必须经过你的触摸然后得以保存
你有近乎愚蠢的勇气
倾听内心倾斜的烛火
你甚至从未听说过济慈和叶芝
秋风，吹亮了山巅的明月
乌鸦，撞开了你的门扉
皇帝的车马隆隆驰过
继之而来的是饥饿和土匪
但伟大的艺术不是刀枪
它出于善，趋向于纯粹
千万间广厦遮住了地平线
是你建造了它们，以便怀念那些
流浪途中的妇女和男人
而拯救是徒劳，你比我们更清楚
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39]
此诗径以历史题材为底本，而这对作者来说却并非偶然：少年西川即已沉浸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水墨画的世界里并私下里开始古体诗的写作实验，以至于当他惊奇地“发现”白话文时，朦胧诗早已在全国轰轰烈烈了[40] 。嗣后，西川还在不同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之于中国人相当于神话之于希腊人”[41] 、“在中国，追溯过去乃是获取智慧的主要途径。[42]” 诸如此类的话。迷恋历史掌故和中古文明构成了西川早期诗歌的一个表征，这甚至为他赢得了“新古典主义诗人”的头衔。进而言之，<杜甫>产生于作家什么样的人生际遇和文化背景呢？虽然对于像西川这样服膺叶芝“写作面具”的诗人来说，试图从其作品中索隐写作背景或传记因素是颇为困难的，但此诗的发生过程依然有迹可寻。作者在一九八五年夏天开始了为期半年的旅行，足迹遍及中国的大西北、大西南地区，此次“远游”给西川的心灵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以至于在十年之后他还有如此诗意的叙述——
我深深体会到了自然万物的生长、更替，以及人的寂寞与贫穷。世界上只有民歌没有歌手，因为大地上的歌唱者是树木和石头。那些在我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地名与一个个不可磨灭的先行者的名字叠合在一起：李白的写作属于长江水系，而杜甫的写作属于黄河水系；那落日中的敦煌就是但丁，而那布列井然的长安就是歌德……在这由阳光和阴影构成的世界上，诗人们回忆着，梦想着；在他们头上是一片灿烂星空。[43]
甚至在二零零年左右接受访谈时，西川还以肯定的口吻指出：“远游对我的写作参考系起了作用，不仅仅是文本的参考系，还有自然界景观、人文景观对写作质量的压力。[44]” 一九八五年秋季的杜甫草堂之行，为西川如何看待历史生活和生存现实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但他并没有立即动手写作而是又过了四年的等待，才在一九八九年完成了这首诗——也正是在这一年，诗友海子和骆一禾的先后辞世，使得西川在“精神上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45]，“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刻认识到“宿命的力量”和“真理的悖论特征”[46] ，“对黑暗的力量特别有感受”[47] 这些因素对<杜甫>的生成有无影响呢？
像冯至和杨牧的同题诗一样，这首诗结构上也很讲究，共分五节，每节六行，开篇以庄严沉稳的祈颂语气向历史发声，最后以铿锵有力的议论句收尾。在第一节中，杜甫的博大宽厚的仁者情怀，他的把个人苦难转化为艺术资源的能力，把千年成都的山河大地（“松林”、“街道”）映照得熠熠生辉，这种精神素质一步步地征服了秋夜访客的心理，“终于”这个程度副词突出的是一个心理转变的艰难过程以及艺术作品的潜移默化的感染力。这种空间叙述（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理）在第二节则过渡到了时间的纬度。透过夸张、通感和对比笔法的巧妙运用，西川盛赞杜甫诗歌所代表的伟大艺术具有超越历史时间的永恒生命力，它的抒情声音（呼应上文的“歌吟”）被比拟为一个光华灿烂的视觉形象“牡丹”，这个奇特的比喻迅速地又被“灵魂”一词互换，这个光明的灵魂与“晦暗的时代”构成反讽性的对照。第三节的杜甫，焕发出庄严的神性光辉，也依约投射出一种诗歌具有类似于上帝“创世”功能的人类学诗学的观念[48] 。杜甫小心呵护着“美丽的山河”这种永恒的自然景观，也扮演着倏忽脆弱的、易于毁灭的“文明”传薪者的角色。杜甫的“近乎愚蠢的”道德勇气以及他对“人间”的礼法秩序和“此岸”的文化价值的坚守，也与西方的标榜高蹈遗世的唯美主义诗人济慈和叶芝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但转到第四节，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艺术与道德的议题上，西川并没有对杜甫的道德理想主义给与毫无保留的支持。这里再次启用了两个对比修辞，先把杜甫贫寒伧俗的物质条件（“乌鸦撞开了门扉”）对比着世俗权柄的威严傲慢（“皇帝的车马隆隆驶过”），立即又把“伟大的艺术”与无所不在的政治暴力（“刀枪”）进行了辛辣的对照，前者崛起于礼乐崩坏的乱世（“饥饿”和“土匪”），虽然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性存在，却具有后者所无法企及的超越性、永恒性和普遍性。但是，西川对“伟大艺术”的看法却不局限于写实主义的教条，因为他明确断言：它虽然诞生于一种向善的伦理信条，但终极目标却是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牢笼，“趋向于纯粹”的审美依归。在第四节，西川把已经传诵得近乎俗滥的杜诗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镶嵌到文本的肌质上，但不是重弹人道主义的老调而是旨在强调：诗歌只有“怀念”的情感功能，并无“拯救”流浪途中的妇女和男人这样的实际能力——在晦暗动荡的时代，“拯救”乃是托诸空言，徒劳无功。历史上的杜甫，一生坚持儒家文化的价值和诗歌的救世功能，从早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到中期的“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乃至暮年的“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在流露此一心态。虽然他有时候也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的犹疑和“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情”的沉痛，但一直到临终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他对人文使命和诗歌志业的持守，诚可谓“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相较之下，西川作为千载之下的后来者，则沉着地道出简洁有力的、被传颂不已的格言：“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这明显是作者对于一种流行已久的“历史循环论”的现代体认，因为海子、 骆一禾之死导致西川对于“宿命”和“黑暗”力量的特别感受 [49]，此处所谓的“你比我们更清楚”不过是正言若反罢了。总的来看，这首诗最引人注目的是：前面四节以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结构，在语义指涉的层次上，不断重叙杜甫及其所揭示的“伟大艺术”的力量，清晰、生动而绝不暧昧，不断出现可以辨认的标示词，但在最后一节，却以出人意外的猝然转折收尾，极大地扭转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它运用一种类似于“浪漫反讽”的叙事艺术[50] ，对于艺术的限度、历史的狡计和诗篇本身的意义系统进行了彻底的自我解构，最终展示出一种指向写作自身（有关诗歌的起源、目标、意义和功能）的“元诗”意识，也凸现出西川具有一种把对抗的、游移的、异质的、离心的叙事元素纳入到诗歌结构中的超卓的能力。
<杜甫>取材于历史故事，是否意味着它纯粹是为了发抒“思古之幽情”呢？在一篇访谈录中，西川毫不客气地批评道：“现在有个误区是，我这东西之所以是当代的，就因为我写了当代社会。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会。所谓当代写作，应该是他整个的意识、观念是当代的，而不是写的什么是当代的。比如我写一个下岗工人，我可能那写法完全是19世纪的写法。我写的中国古代的一场宫廷斗争，我可能完全是当代的观念。”、“最重要的是观念的变化，而不是素材。一个作家尤其不应该被素材牵着跑。那种靠写当代生活进入当代写作的想法，完全是投机取巧。[51]” 据此观念来推导，<杜甫>虽是历史题材，但在诗歌精神上应该属于“当代写作”。进而言之，如果不满足于新批评式的文本分析，而尝试将<杜甫>置于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和诗歌的三重语境中来观察，则可能会有更多收获。
首先，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过程在一九八九年达到一个临界点，“中国社会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延续形式之下推动了激进的市场化过程，并在这一国家的政策主导之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52]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权力市场化、失业率增加、社会保障的丧失、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的扩大以及其它社会分化的现实。伴随着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动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是社会上大量出现的有关“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明星走穴、官员腐败、知识贬值的民谣和顺口溜，这见证了中国在社会价值观方面的重大转变；作为消费欲望指标的商业广告增长率——1979年全国广告营业额为1500万元，1989年则激增到20亿元——则明白无误地预告了一个消费时代的到来[53] 。这对于文学的创作和消费都产生了负面的冲击：低收入的实验诗人居于经济金字塔的中下层，诗歌志业被严重挫伤了热情，诗人黑大春被迫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流浪生活，规模最大且拥有全国性网络的《现代汉诗》季刊只能每期发行250本[54] 。诗人西渡以过来人的身份沉重地回顾道：“八十年代末内许多诗人视为一个重要关口，一代诗人在此面临着抉择。[55]” 24岁的西川正在新华社工作，面临着这种席卷一切的市场化和世俗化浪潮，究竟该何去何从？他重溯国史，发现杜甫，看到的是诗人在恶劣的生存现实中对于职业操守的坚持（“把那么多悲苦转化为歌吟”），诗人的抒情声音如何抵抗着一个“晦暗的时代”、灵魂宛若一朵迟开于长安的“磅礴，结实，又沉稳”的牡丹，“伟大的艺术”如何超越了世俗权柄和政治暴力而起到保存“文明”、护卫“山河”的神奇效果。可以说，在对于文学的价值、目标和终极意义产生了深刻的困惑和焦虑的氛围中，西川写作的<杜甫>以庄严凝重的诗化陈述回应了时代的变化和问题
其次，与社会变革几乎同时发生的，乃是文化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强势思潮，一种志在截断历史记忆、超越民族文化樊篱、融入西方主流的冲动和期待。钟叔和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曾小雅主编的论文集《走向世界文学》，刘再复与林冈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以及苏晓康等人撰写的反响极大的《河殇》电视剧本，莫不透露出一种在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内“理想化地”描述西方（主要是美国）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一种西方主义的思维形态和价值判断[56] 。相形之下，西川有意自喧嚣混乱的时代主旋律中抽身而退，回望伟大的历史传统，塑造出“杜甫”这个凝聚着深厚的本土文化资本的形象，对于盲目反传统的西方主义思潮显示了一种颉颃对抗的文化姿态。
再次，<杜甫>展示的“中年写作”的文体风格辩驳了盛极一时的以“青春写作”为旨归的朦胧诗，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实至名归地为九十年代诗歌（“本土气质”、“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 [57]）起到了筚路蓝缕的先行者的作用。80时代中期，西川不满于粗糙肤浅的、极端口语化、平民化的诗歌风潮，提出了不免招人非议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说法，对于诗歌写作的知识因素和技艺修炼颇为看重，追求优雅、沉思、矜持的学院派倾向，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揭示了“诗歌精神”的内涵：“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校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 的态度。” [58]<杜甫>渴望的 “伟大的艺术”虽然出自于向善的伦理却“趋向于纯粹”，这种艺术精神以杜甫“从未听说过的”济慈和叶芝以及西川服膺拳拳的庞德和博尔赫斯为代表，从而不仅与杜甫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伦理主义诗学（“文以载道”、“诗言志”）分道扬镳，也对八十年代的以营造国族神话、附着于意识形态而知名的朦胧诗潮，显示了一种含蓄婉转不过依然有力的辩驳姿态。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代诗人的热情洋溢的“青春写作”相比，西川的<杜甫>以及<广场上的落日>、<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等一上来就显得圆融、睿智、从容、节制和理性，带有阅尽沧桑后的“中年特征”，以至于刘纳情不自禁地感叹：“西川几乎没有过诗的青春和青春的诗”、“西川诗一开始就拥有成熟的气度” [59]尽管诗人此时只有25岁！要知道，有意逃避激情的宣泄本来就是西川的一贯追求[60] 。同时也应看到，<杜甫>固然消解了朦胧诗的国族神话及其意识形态而注重个体生存境遇的反思，但并没有流于“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或者“对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而是遵循着类似于艾略特“非个性化”诗学的原则[61] ，在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调整中认识自我，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永恒性的、超越性的精神主题。这两者奇妙地并行不悖甚至互相支持，辩证统一，印证了他关于诗歌精神的看法：“过于私人化的东西难免令我怀疑。它们虽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缺少文明所需求的普遍性，它们存在的意义绝超不出社交社交生活的圈子。[62]”
[37]姜涛<被句群围困的巨兽之舞>，见洪子诚编《在北大课堂读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2）。
[38]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载长春《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39]西川<杜甫>，见《西川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0]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见黑大春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诗歌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页262；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318。
[41]西川<诗歌炼金术>，见《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诗歌卷》，页235。
[42]西川<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http://appbook.qq.com/book/3968/0099.htm）。
[43]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页264。
[44]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304。
[45]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页264。
[46]转引自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367。
[47]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见肖开愚、臧棣、孙文波编《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页299。
[48]宗教感在西川那里有个人际遇的原因，他回忆说：“我一入大学，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因为在这之前，《圣经》也是禁书，在中学读不着。我一进大学，就发现开架阅览室里有一本，是复印的。《圣经》可能培养了我的某种宗教感、对宗教的兴趣，后来我从这种宗教感里退出来的时候，发现宗教依然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317。荷兰汉学家柯雷也指出西川和陈东东乃是“具有形而上倾向的诗歌献身者”，See Maghiel van Crevel, Language Shatter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Leiden, The Netherlands: Research School CNWS, 1996), p. 93.
[49]西川多次表达有关宿命和命运的看法：“诗人如不在神恩笼罩之中，则必须在命运的高度说话”、“熟悉各种命运的人，有一种命运熟悉他”、“我们可以解释很多事情，但是任何时候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都无法加以清晰的解释。放弃了对命运的猜测，等于放弃了天空和打大地”、“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在命运的笼罩之下，诗人必须将其个人恩怨和伤感降低到最低限度，或者干脆抛诸脑后，从个我走向他我，继而走向一切我”。
[50]参看赵毅衡《新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1]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32。
[52]汪晖<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
[53]转引自陈大为<裂变与断代思维——中国大陆当代诗史的版图焦虑>，载《新诗评论》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64。
[54]参看奚密<死亡：大陆与台湾地区近期诗作的共同主题>，《诗探索》1994年第3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页44。
[55]西渡<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页319。
[56]For a through treatment, See Chen Xiaomei, “Chapter 1: Occidentalism as a Counter-discourse, He shang controversy,”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7-48.
[57]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载广州《花城》1995年第5期。
[58]陈超<从“纯于一”到“杂于一”——论西川晚近诗歌>，见贵阳《山花》2007年第4期，页131。
[59]刘纳<西川诗存在的意义>，见《诗探索》1994年第2期，页76、79。
[60]西川本人有过如此坚定不移的自述：“必须培养想象的激情，但不应宣泄激情，而应塑造激情”，他甚至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审视情感/智慧，并且视之为性别差异在文学上的一个固定的显影：“让女人去表达他们的情绪，让男人去表达他们的智慧”，他还对硬朗的诗质有深切的敬意和召唤：“强大、结实的诗歌之美反对虚假、伤感的诗歌之美”，参看<诗歌炼金术>，页234。
[61]西川拒绝在诗中直接流露个人经验，听来仿佛艾略特和叶芝诗学的遥远回声：“92年之前，甚至一直包括现在，个人生活还不太直接进入诗歌。那一天我还跟人开玩笑说，谁要从我的诗歌里找到我的传记素材那是妄想”、“属于我自己最隐蔽的那些经验，我可能不大去写它。也就是说写作时永远会带着面具。”参看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300。
[62]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页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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