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
郑亚洪

杭州记（2003年）

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今年的西湖博览会上有书市的消息，才决定去杭州的。最近一次去杭州是在去年的十一月，刚好也在博览会期间。去年的西湖博览会上也有书市，去年我没去，因为我根本没有听说过有书市这回事，去年书市在黄龙体育中心展出，今年特意在古翠路上刚落成的文化商城开辟一个书展中心。

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我带着一个空的旅行包和一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包，乘坐一辆大客车从乐清出发。五十多座位的车上，连司机只有十名乘客，两位三十多岁的女乘客在与我一个通道之隔的座位上，她们不停地与司机说话，那位司机很幽默，他说温州话，她们为枯燥的旅途带来了乐趣和笑声。四个小时，车就到了杭州。

早上八点钟，在环城北路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到武林广场去。环城北路与京杭运河是平衡的，而我与运河流动的方向刚好相反，我乘车向东去武林广场，运河向西流入钱塘江。八点种正是上班高峰时间，汽车上人很多，我下车的站点只有两站的路，所以一上车我就往下客车的车门方向挤，这是多年以前在杭州挤公共汽车养成的习惯，我想不到多年以后一上公交车，就“使用”挤车的习惯。没有人证明武林广场上那幢历史悠久的浙江展览馆变得焕然一新，在我的印象中，展览馆的北面一带是非常肮脏和混乱的。与展览馆只有一路相隔的是运河的客运码头，同所有的码头一样，人声鼎沸的地方总混乱不堪。过去，这里是客车的发车点，到乐清在客运码头上车，现在看不到乱糟糟的乘客将行李往汽车背上扔的场面了，运河一边开辟出大块齐整的绿色草地，据说靠这些“草地”为这座城市争来了国际花园城市的称号。我从杭州剧院的前面经过，这座被重新翻修过的剧院看上去的确很剧院，也很歌剧，建筑风格颇像上海大剧院，连它向上微翘的屋角都跟上海大剧院的一模一样。一九九二年我在剧院里看过一部引进大片，剧院门口是林立的小吃店铺，你进入剧院，得从无数烟雾缭绕的香器中穿过，这些香器是由绍兴臭豆腐，嘉兴肉棕和杭州包子构成，然后你到达剧院的内部，一座一千座位，猩红地毯，四面很压抑的隔音板的剧院。九四年到九九年，杭州剧院衰败到租地给卖家具的惨境，每次经过它，都会看到剧院门口“杭州XX家私城”的巨大招牌。这听起来似乎很荒谬，但确实如此，哪怕现在它正式回归到剧院的名义，一座在上午的阳光下熠熠闪烁的建筑物，你能从它的玻璃不锈钢构件上面听闻音乐的气息吗？

八点十分， 经过体育场路的浙江文艺出版大厦，书店门关闭着。

八点十五分，松木场路的浙江经济书店，门还没有开。

八点三十分，到达三联书店，书店的门已经开了。

今天我是三联的第一个读者，几个工作人员在清洁卫生。我在一楼的唱片专柜转了一下，想买几张古典音乐的CD，三联的磁带和CD很贵，尤其以正版古典音乐CD出名。读书的时候，我将无数的零花钱花在买英文歌曲的磁带上，其中不少在三联买。一九九八年以前的三联书店位于西湖边上，在六公园，湖畔居的左侧，一个中欧合壁的典雅建筑。从一条两旁是冬青的小径上侧身过去，音乐引你入书店。你踏入书店，满满的磁带和CD唱片将你揽入怀中。你徜徉在欧风美语的音乐中，置身于顶到天花板的书籍之间，人间有比这更美的事？你最喜欢的，却是三联一位美丽的女售货员，你觉得她美，除了她的整张脸孔和身体透露出来外，也除了她在三联工作，主要是因为你不敢再多看一眼她，连偷偷瞥一眼也是迅速的。和她说话像是跟母亲说话的温柔语气，你在看她用一种非常迷惑人的动作，撩起她耳根后的头发。九八年三联书店退出湖滨路，搬到了杭大路上，虽然迎面的也是磁带和CD唱片，但是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我从第一个柜台转到第二个柜台，再从第二个柜台转到第三个，没有发现一张古典音乐CD！在二楼的书架上，三联早年出的书，乐清的一些书店可以十块钱买到三本， 在这里它们还是工工整整地摆在书柜里。在外国文学的柜台里终于找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的一套《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橙色的封面，第一辑十本，除了乔伊斯的诗集没买外，我买下了其余的九本，它们是：

《狄兰.托马斯诗选》，十二元四毛
《切.米沃什诗选》，十六元四毛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十四元
《保罗.策兰诗文选》，十一元四毛
《伊凡.哥尔诗选》，十一元六毛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上下），二十六元二毛
《里尔克诗选》，七元二毛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十五元六毛
《卡瓦菲斯诗集》，十七元二毛

这套诗集价格适中，《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二十六元二毛最贵，因为它有上下两册，最便宜的是《里尔克诗选》七元二毛，比一辆夏利出租车八元的起步价还低，译者中有国内的诗歌译介高手，同时还是诗人，像黄灿然董继平王家新。

当我买到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文集中的两本《所谓永恒》和《虔诚的回忆》，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法国第一位女院士已去世十五年了。另外两本书是奈保尔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法国新小说新一代作家作品选《她以前的姓 我的大公寓》。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同意给我九折优惠价，我一共花了二百二十二元一毛。

我在付款的时候，在浙江工业大学念书的L.打手机给我，说他已到了杭大后门，我在手机里说我还在三联买书，他说他马上到杭大前门，让我在那等他。十分钟后，我提着用牛皮纸包好的书，穿过天目山路，看见站在杭大门口的L.。我和他准备到文三路的枫林晚书店，文三路（打字的时候，不小心将文三路写成了文一路，我总分不清这两条路）就在杭大后门，到枫林晚得穿过杭大校园，我们在路上谈论着暑假在我家谈论的一些话题。L.是我的同乡，比我小十岁，八十年代网络走红的青年作家。我们的话题总离不开书，浙江作家班的某几个人，网上的某几位，黑缪网站，今天谈论的话题增加了一个关于他出书的事，他甚至有些得意地说，在书市上可能就可以看到他的新书了。我们大多说普通话，有时用乐清方言，大学校园里很安静，可能正在上课。穿过杭大教学楼和学生楼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那几座建筑物，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八年前，刚从这里毕业出去的第二年，一个人跑到杭大，对着那幢学生宿舍楼潸然泪下。此时，我也很想找出多年前流泪的那种感觉，一直走到了杭大后门，我连宿舍楼看都没有看一眼。当然，这种心理路程大概只持续了零点零零一秒。

每次来杭州必去枫林晚书店，一九九八年它在文一路上。店面很小，墙两侧和中间都是书，留出颇窄的过道，如果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看书了，就需要侧着身子挤进去。挤进去，这种感觉真好，你急着想尽快找到那本书，侧身的动作加大了找书的速度。二零零零年的春节，正月初四的下午六时许，我带着未婚妻在杭州游玩，因为离去上海的火车还有两个小时，想起了枫林晚，遂将未婚妻留在旅舍里，独自去书店，结果吃了个闭门羹。我永远都记得文一路那种过年的冷清和书店紧闭的门上贴出“新年快乐”的对应。去年我到杭州两次，两次都来枫林晚。文三路上新枫林晚的店面比文一路的大，书卷味颇浓，今年它的店面又增加了一间，在旁边的一间还可以喝咖啡。墙的两侧和中间都是书，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过道比过去的大，即使有几个人在看书，也不必要侧身子挤进去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在上面四千三百四十三个文字里，没有写到过一个关于西湖的字。我在杭州待的十九个小时，没有去西湖。如果在几年以前，肯定要去六公园，因为那里有三联和外文书店，现在三联搬到了杭大路上，我也不经常购买英文小说了。十一年以前，刚考上中文系的那年，曾暗中对自己说一定要写一篇有关西湖的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有无数写西湖的篇什，与同我生活在一个年代的他们较量，与仙逝的他们较量，就是与时间较量，与永恒较量。十一年过去了，关于西湖我什么也没有写。十一年中，去过西湖无数次，在西湖里划过船，乘坐船肪游过西湖，乘七路公共汽车沿湖滨路一直开到灵隐寺，骑自行车绕过西湖，从苏堤步行到白堤，十一年间，我从来没在纸上写到过西湖，就像今天，我在杭州十九个小时，没有去西湖一趟。每个读者心目中必然有一个西湖的模样，即使从未见过西湖，在他心底大可以描绘出一个西湖。不是吗，西湖就是三潭印月，就是断桥残雪，就是平湖秋月，就是苏堤春晓，就是雷峰夕照，就是柳浪闻莺，或者它们中的任一个汉字——西湖是三。潭。印。月。断。桥。残。雪。平。湖。秋。月。苏。堤。春。晓。雷。峰。夕。照。柳。浪。闻。莺。有人说杭州最让人回忆的不是西湖，是西湖边上的梧桐树。特别是夏天，梧桐树像巨大无比的伞给我带来浓荫的愉快远远超过西湖，西湖算什么呢，它不过一个大水塘。说这句话的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教数学，有一次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时对我说。我很欣羡他这种数学式的精确话语，后来他把杭州与上海作了比较之后，接着肯定地说，我还是喜欢杭州的，上海太大了，打个的都要用多少钱。我曾在小说《玛德莱娜，或虚构一种》写到子于做完手术躺在病房里，有一段是写他对梧桐树的回忆：“绿，遥远遥远的，从五十米外的大街上透过来的，像阳光，会跳跃。绿，先是朦朦胧胧的，后来变得清晰了，法国梧桐树的那一种绿。我想它可能是箫城的七千棵法国梧桐树中的一棵。”小说中箫城是我生活的城市乐清的一个代号，实际的乐清并没有这么多棵法国梧桐，我只不过将杭州的梧桐数目挪移到了小说中。我多么希望生活也像小说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或者挪移啊，这听来有点痴人说梦，但我一直坚持这种信念，像意外的一个奇迹，有一天突然降临。

上海记

2006年10月27日。星期五。汽车从松江进入市区，我给L发了条短信，汽车可能要晚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到。L发回说，她已经在火车站北广场了。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按理说，一个人走也能行的。L说她要来汽车站接我。汽车未进入停靠点我提前下了车，从狭窄、摆满地摊的小路上走，转过弯是北广场巨大的围墙，高架桥像一把刀割裂天空，一个穿黄绿衣服的半老头子站在路口拿一面小旗指挥着交通，几个男女青年试图抢先过马路，被半老头子尖锐的口哨制止住。我沿着北广场外围墙走，一阵风吹起一个蒲扇般大的塑料袋在半空盘旋，塑料袋黑压压一大片，好像有灵魂似的朝我袭来，我吃了一惊，赶紧躲闪一边。这是否暗示了我的心情呢？我和上海（其实是和L）的第一场遭遇发生了，在北广场，下午四点。L是我的大学同学，说是同学，当时在班级里不怎么熟，没说过几次话。知道她酷爱运动，羽毛球打得很棒。去年的一次同学会上我们熟起来，同学会在杭州开，毕业后十二年才开头一次。谁都可以设想十二年后男女生的变化，同学会上没有发生什么。你能期待它来点什么呢？大家回旅店休息，在光线有点暗的房间里我见到L，她皮肤晒得黝黑，她说喜欢到处走，夏天也不打把伞。我对L的想像停留在去年同学会上，还有她讲话的慢速，她的慢，让你联想到她该生活在明清时期，而不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大上海。我和L平时联系通过QQ聊天，第一次在去年九月份，两人聊了半天，吃过中饭，那边的小人鱼标记还在频频闪动，我上去招呼她，一直聊到两人都累了为止。一年以来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半个月前L打电话告诉我她有身孕了，本来让我住到她家里现在只能改住旅馆了。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L来电，当时我正在房间里开足了音响听马勒第五，L说话声很低，她说怀孕这个词时有点不好意思，顿了顿，声音依然低，慢速。马勒和L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我房间里。L的声音与她本人合而为一是在上海北广场火车站出口处，L离我几米远，我看见了她，她还没有看见我，来来往往的人群不断隔断我的视线，我喊她的名字，她没有听到，我再喊了一次，她回顾头来，她也看见了我。她穿一件米色宽大的衣服，背一个包，脸色有点黄，可能是在车站里等我时间太长了她看上去有点累。她拿出一个白色的信封交到我手里，这是音乐会的票，她说，晚上住的地方我为你预定好了。

我们进入地铁站。一列刚到达的地铁里出来几百人，几百个人同时朝一个出口走去，不是走，而是奔，他们手里提着、肩上抗着沉重的行李，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奔的速度。几个警察维持秩序，时时提醒着人们站在黄线以外的地方。我看了看地面上写的警告文字，一列白色列车呼啸而至，在线内缓缓停住，分毫不差。车厢里人不多，温度比外面冷得多，光线充足，不锈钢扶手上某美发屋的广告牌子随地铁开动摇晃着。地铁每到一站，乘务员便出来用中英文报站名，虽然声音是用机器合成，但听上去柔美多了，这使得地下的时间好过多了。再比如，他们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水仙》制作成车体灯箱，白色底案，蓝色字体，不能不让人思考它的延时美学。L说，在英国地铁里也有中国古诗。如果上海地铁里有人在读华兹华斯，在英国也有人在读唐朝诗歌，——镜子的行为，也是尘土、时间和睡梦的布局。

到人民广场已近黄昏。一个雕塑展在广场上进行，作品大多数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作品，原材料取材于废弃的工业产品，有作品表现时代，有表现他们的“生活”，也有反映现代人的困境。我拍了几组文艺方面的照片。拍完之后，我们去南京路找吃的地方，L说晚饭请我吃小龙虾，那地方味道很不错的，她时常来吃。到了店里，果然来客不少，因为店小，位置不见宽敞，但很干净。L点菜，两碗鸭煲汤面，一盘炒青菜，一盘小龙虾，L知道我不吃辣，特意吩咐店员少放辣椒。她又出去，买回来两瓶矿泉水一瓶菊花茶。我们拿矿泉水干杯。待大碗面条下去后恢复了精力，我剥了只小龙虾，除去头部，细细品尝，味道果然鲜美，摘下虾螯送进嘴里用力吸里面的肉，L看着我笑，原来她是不吃螯肉的。晚饭后，我们到南京路上，一轮新月升起在天空，刚好在人民广场上两座现代派建筑之间。新时尚的上海从这里开始。L送我到浦东新区，在世纪广场上东方艺术中心像一枚安静的蝴蝶匍匐在地面上。

音乐厅。山丘形座位。88音栓管风琴，这些银白色管风琴今晚无人演奏它们。演出席上依次摆好了席位，一架钢琴在靠后点位置上，指挥台约半米高，橘红颜色，用黑边醒目。两个礼仪人员分别站在舞台两边，警惕地看着观众席，广播一遍又一遍地宣读观众入场须知。先是女的用中文说一遍，然后男的用英文说。过道上的电子提示牌不间断地滚动着一行文字：未经许可，不得摄影，摄像和录音，严禁使用闪光灯。我坐在C区，离音乐会开始还有半个小时，我是这个区里最先到的观众。我顺手拿了一张放在座位上的宣传小册子，除了封面上印有BBC交响乐团名字外，里面的内容与晚上演出无关。一个穿黑衣的少妇到来，坐我隔壁一位置上，一股香水味散布到空气中，这使得本来空空荡荡的座位席有了填充的物质，使得音乐会有了它的质量。黑衣少妇坐定后，先打量了一番周围，然后拿起小册子——好像若有所思地，翻开阅读。一男子到来，西装革履，脸庞线条明显，脸颊外围留有细密胡须，酷似日本人。黑衣女子往里面坐，“日本人”坐在她左手边，两人好像熟悉，交谈起来。基瑞.贝洛拉维克，捷克人，他从舞台左侧出来，白色燕尾服，黑色裤子，以与乐团中的男性演奏者着装一致，女性演奏者则黑色晚礼服，有几位年纪稍大的穿露肩席地长裙，男性演奏者有礼貌地起身让路。基瑞.贝洛拉维克有一头曲卷银发，中间一块稀少，中欧人的脸型，从侧面看有点东方人的形象，抬头纹很深，眼部凹陷，非常迷人。大部分时间看不到指挥家的正面，只在两曲中间，他从小提琴演奏者座位间穿过，或者他向观众们致谢的时候，才看得清他的面孔。我坐在观众席上看基瑞.贝洛拉维克指挥乐队，船停在秋天的表层，在谁也望不到的边缘，“我们是梦游者，漂浮的月亮”。小提琴手说。我曾见过世界的远航，我曾在音乐手册上读到过“切分音”、“对题”，走着相同的航线，他们都要到世界的尽头去。中场休息时间，坐我隔壁的一位“白领青年”掏出手机，玩了一会游戏，小心翼翼地放回一个干净手袋子里去。

10月28日。星期六。张充仁纪念馆。《赤子》油画，1934年。穿红衣服的小姑娘，金黄头发微翘，露出半个小耳朵，脸部光线充足，她以她的镇定的眼神、对其他小孩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优雅，吸引我的注意。整张油画上最显著的是小姑娘的红衣服，以及她身上自然发出的光，就这一点，每个看过它的中国人必先记住了，那个革命的年代。

《遗民》油画，1937。一位北方农民，佝偻着背，双眉上挑，深重的眼袋，苍老，疲惫不堪，因为战火和背井离乡，这份苍老显得尤为沉重。他在江边行走，江水被夕阳染成酡红，更远处的天边有一道光，像不朽的、预示未来的焰火。

《佛罗伦斯风暴》水彩画，1935。佛罗伦萨街头卫兵雕塑，卫兵手持剑刃，另一只手提着刚割下来的敌人的脑袋，没有了脑袋的敌人倒在他脚下，被他踩踏。卫兵站在阴影里，背朝画面，这使得画外人惴惴不安，这血腥的革命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另一尊雕塑在街头对面，享受着慵懒的冬日的白光，一边将头旋过来看手持刀刃的卫兵。

（一）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