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
郑亚洪

新疆记

我永远记得八月的一天，手里拿着乌鲁木齐市区地图，带上弟嫂家的铁拉门哐当发出的声音，从昏暗的楼梯下去，转过几座拥挤的楼房来到宝山路上，阳光刺痛了我的脸部，我戴上墨镜，打量了一番路对面的清真寺，向它走去。

几天以前——或许几个星期以前，我的一位表姐夫问起我你去新疆时到过哈纳斯吗？哈纳斯即喀纳斯。我的表姐夫是南方人，在新疆乌鲁木齐做生意多年，他也是我在乌鲁木齐做生意亲戚中唯一一个向我提起喀纳斯的人，我们并不熟，我只见过他一次，前年在我大姑父也就是表姐夫岳父的出殡上，我们没有说过话，有人告诉我他是表姐阿慧的丈夫。阿慧是我表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比我大许多，我对她的全部记忆来自于多年前我们几个表兄妹沿着柳市的一条大河行走，大姑父家住在沿河的山上，我不知道那天从他家回来还是到爷爷家去，反正阿慧的记忆就留在了河岸上。我之所以对她一番描述是因为那天我再次遇见阿慧，她已是中年了，她拿着手机与人说话，她涂抹了眉毛，依然掩盖不住衰老的皮肤。我在新疆的时候表姐夫刚好回南方，他托在乌鲁木齐的妻舅请我们吃饭，我对他的印象仅此而已，直到几天前他向我提起喀纳斯，我对新疆的全部记忆如同交响曲中渐强式乐音在心底展现，这还不够，几次我坐回到书桌前试图把我在新疆的十二天写出来。在电脑的文件夹里有一篇《新疆记》，八月里在新疆写的，如果我点开这篇文章，我在新疆（包括喀纳斯四日）十二日就呈现出来，我宁愿不去读它们，不想让过去的文字颠覆我对新疆的记忆——哪怕它们是我的。因此，我重新讲述新疆，最好还是从乌鲁木齐的一座清真寺开始。我不知道这座清真寺现在的命运，去年八月每天起来我要与它对视几分钟，它的周围是拆了一半的房屋，一条马路隔开清真寺和我们住的地方。这几分钟的对视是在新疆十分强烈的光线里，上午十点多，这里的人刚吃过早饭，而万里外的南方已快到中午了。山上的清真寺不并是我在乌鲁木齐见过的最重要的一座，它建在维吾尔族的居民区内，地理位置很普通，建筑样式是普通的灰白大理石，穹顶上方一颗最大的镰刀般的金属弯月，其他两颗在左右圆柱上，这种金属弯月你在很远的地方，或在闹市的现代建筑群里，可以把它单独认出来。我从堂弟家出来，在附近的一家“清真小吃店”里吃早饭，在新疆大多店名用汉文和维吾尔文写，一般是汉文在上面，维吾尔在下面，也有倒过来的时候，比如这个小店的店名写得特别巨大的维吾尔文和很小的汉文。店里只有一个维吾尔族中年妇女和一个端盘子的汉人女孩，店外面摆着的几张桌子，离马路仅几步之遥。

清真寺多半建在居民区内，朝拜方便，像汉人的寺或庙，也有建在商业闹市区的，如乌鲁木齐最大的一座清真寺汗滕格里寺，坐落解放路上。两个完全不同的名词，汗滕格里，解放，它们所包含的宗教或政治（军事）含义，在乌鲁木齐你可以找到无数个与“建设兵团”并存的“六道湾”。清真寺建在小山坡上，周围是维族人居住的房屋，红砖砌成，长方形，房屋没有粉刷，少有门窗，顶多在墙面上留出一个透气孔般的窗子，使得门、框、梁、栋、檐、拱、玻璃、铝合金、马赛克、水门汀失去了意义，他们的居住区非常臭，杂有马、骡子等畜生的尿屎。回族人不爱洗澡，他们身上经常有难闻的体味，我闻到过一个身穿白袍子、胡须像托尔斯泰一般的回族老人散发着猪圈一般的体味。他们坐在阳光底下（八月热天），走着，或独自一人，或二人结伴，或在骡子上，脸部安然，戴着厨师似的白帽，置身于他们自己的氛围。一个成年女性的光腚时常闪现在新疆时间上午时段里，我至今记得那个裹着花头巾、年纪在四十至五十岁的回族女人往宝山路和黑龙江路拐弯处的一个废弃场里跑，她一边跑一边脱掉裤子，她根本不在意有没人看她，像一路飘飞的花头巾一样，她脱下短裤，硕大的屁股完全地蹲下来，还没有完全着地，稍稍抬高点，正好对准宝山路。她幸福地尿了，同时还不忘与废弃场里的一个男子说话（维吾尔语或回语）。

八月份的一天上午，一个汉人，向众多的清真寺中的一座走去，有人把他当作了探险家，那人就是我。汗滕格里寺在星期二的上午显得格外悠长，我在那一时刻进入了寺里，一张地毯将整座寺铺满，从天庭到墙壁装饰着伊斯兰风格的壁画和图案。一个类似徽章的图，图外是花草装饰，没有人，没有动物，图中是伊斯兰文字，尽管开了多个窗子，光线只能到达离窗扉近的墙壁，寺里面则显得昏暗。

清真寺离开巷子大概五米距离，对面一座三十多层的高楼，清真寺和高楼之间的距离大概也不过五米左右，太阳从清真寺的东面投放过来，它给清真寺大圆顶和圆顶上的球体的同时也给了对面的高楼，清真寺将它自己的影子投在了巷子的地面上。我在巷子外面喝了一碗冰酸奶，卖酸奶的是一名回族妇女，她告诉我她已经在巷子里摆了十年摊子，而我到达这里不过五分钟，十年时间她卖掉一碗一碗酸奶，她也应该看了这座清真寺十年时间。

青岛记

有没有存在一座城市，一座带颜色的城市——不但天空和大海是蓝的或红的，就连船只、教堂、行人、也是蓝的或红的？如果哪一天使青岛、南京或杭州再现，我只消把它们的名字念上一遍，这些名字所代表的地方在我心中激起的愿望就凝结在短短的两个音节中。即使在春天，只要在哪一本书里见到青岛这个名字，就足以唤起我去看浙江路上的天主教堂和八大显关的德式建筑艺术；哪怕在冬季，青岛这个名字也会使我心怡太阳、沙滩、总督府或者教堂的彩绘玻璃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座教堂可以与住宅紧挨紧连，在浙江路上的天主教堂，它的一边是一家食品商店，一边是青岛日报社的发行处。它同这两家墙挨墙，没有丝毫距离，仿佛它就是青岛普通的居民之家，而不同的是它哥特式的建筑尖顶和直插天际的十字架。教堂最吸引人的是彩绘玻璃窗，颜色用的是大黄和大绿，每一个彩绘玻璃大多是描绘圣父圣子的故事或者他们的花草虫鱼。只要外面有阳光，这些彩绘玻璃窗便能闪耀光彩，所以尽管外面天色阴沉，教堂里却总是光辉灿烂。你走进教堂，耳边是低沉而不伤心的管风琴，脚下踩着如天边飘来的彩云，怎不感觉上帝就在咫尺？我住的旅馆就在浙江路上，所以那天起了个早，只转了个弯就找到了教堂，如此方便。

普鲁斯特有一回住进巴尔贝克老城，为的只是看看教堂和大海，可实际上大海离巴尔贝克还有五里路。虽然看不见大海，感觉上离它还是佷近，因为修建教堂的石头是从海浪拍击的峭壁上取来的。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普鲁斯特这样写道：“我想象的大海，是海水一直冲到彩绘玻璃窗前的。”普鲁斯特不知世界上有一个青岛，它的大海，它的教堂，否则他该来青岛欣赏教堂钟楼底座接受大海激起千重浪的飞沫了。

南京记

想到南京，首先是中山陵，然后才是玄武湖、十里秦淮，这样，南京成了我最想去的一所城市，如果没有中山陵，没有那一座蓝色琉璃瓦的陵墓，南京或许会失去令人想去看一看的魅力。南京，它的名字低平、缓慢、颜色微蓝而带苦涩，像提琴上刚一拉出便逃逸的音符。在我未到达南京之前，它从来就是一座既不炫耀，也不卑微的城市，就像那一座钟摆式的陵墓，蓝色是它的脸孔，是它尊贵的语言。

而我想到杭州的时候，就仿佛是想到一座散发桂花香气，类似花冠的城市，因为它有一个西子湖，尽管南京也有以女子命名的莫愁湖，尽管两座城市近若比邻，又分别是苏浙的省会。还在从济南开往南京的火车上时，有人就指着地图上的南京城告诉我说，南京可以玩的地方，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都是不错的，其它地方嘛，莫愁湖——只有一个女子像立在湖边——后来我们跑去看时果然如此罢了。十朝都会，六朝金粉的南京城被压缩在了这几个地名上，甚至连赫赫有名的十里秦淮都被他略去。“如果你还抱幻想去看看俞平伯朱自清两先生描写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你会失望而归。”他这样告诉我们。这个车上的同路人不知什么时候下车了，就像他突然从车上冒出来。列车播音员开始播报火车到南京中途停靠的车站：皂河、宿迁、淮阴、淮河、高邮、扬州、仪征。我无法看见这些城市，因为经过它们时已是凌晨一点钟，我还在睡梦中。也已摇醒我的时候，火车已上了长江大桥，迷迷糊糊中听见江面上老铁轨发出哐噹声，我猜想桥两边那些夺目的红旗应该在招展，它们不只是画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上。布罗茨基在回忆旧彼得堡时说：“明天的魅力要小于昨天的魅力。由于某些原因，过去不会像未来那样闪烁出那种无边际的单调。由于其数量庞大，未来成为一种宣传。青草也是这样。”2000年7月30日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时，黑夜提醒了我，因为它之后是黎明，南京就在天明的曙光中到来，而青岛、济南、途中的长江大桥，留在了昨天。 九十年代的中国都市开始营造广场，广场的流行犹如歌曲的流行，大连的足球广场，青岛的五四广场，济南的泉城广场，广场不仅成为城市的标志，也成为都市人在夜幕之下开始神秘游荡和汲取一种孤独的、恐惧的美的场所。南京没有广场，在南京有许许多多城堡似的门，如中华门、玄武门、建阳门、宣阳门，构成了古南京城垣的象征。这些古城门现在大多孤零零，保存得好一点还可以看见四百年前的城楼，四百年前的石头，有一些城门如今成为公交车停靠站虚拟的地名。不过，南京有三道门却是我作为第一个选择穿过的，它们就是中山陵的三大门：博爱门、总统墓碑门和灵柩门。每一道门之上是蓝色的琉璃瓦大屋顶，大屋顶之上是蓝色的天空，南京就背向着蓝色。

杭州记（2006年）

2006年8月5日。汽车从杭州南站开出，驶入万松岭隧道，开到南山路华灯初上，临西湖的一侧被高大的梧桐树遮盖，另一侧是咖啡馆酒吧，一间连着一间没有停止，这个时候西湖是看不见的，它不在我的视线里，我的视线除了汽车灯光打出来的一条白色通道外就是灯影下的咖啡馆酒吧间。新建的雷峰塔通体发亮，女儿说好漂亮，她不知道西湖在失去。

8月6日。曲院风荷。曲院风荷北面一带用蓝色围墙围起，工人在疏浚湖底。一座酿酒作坊，几个泥塑中国古代人像站立在院子里，泥像身穿黑色长衫，头戴瓜皮帽，微侧身子，眼光注视酒坛。在通往曲院的路上有一座碑立在路中央，碑文书写“福井 杭州”，基座上书写“中日友好”，它的右边是一片林子，左边是种满荷花的湖水，我在林子和风荷之间做出选择，无可避免的是这个石碑以及石碑上福井市长的名字。我想，在日本福井应该也有一个纪念碑，它与杭州的这个纪念碑相呼应。7日，我在柳浪闻莺遇见另一处“日中用不战”纪念碑，同样的在公园内部，同样的在长满荒草的深处。

苏小小墓。我按照北山路上的一个白色路标到苏小小墓，在另一个路标上写着武松墓，我没有去武松墓，来到了西泠桥下。苏小小的墓在西泠桥西北侧，在一个亭子底下，对着西湖，白天黑夜，它对着一湖水。墓顶呈天穹状，颜色涂成金黄色，墓身用青石块砌成，一块墓碑立于墓前，碑身高度超过坟墓，与穹顶大体持平。亭子下坟墓显得仓促，像是一个亭外之物人为地硬塞过去。两年前苏小小墓新建起来，两年以前这里只有亭没有墓，他们为什么在亭子里再修一个坟墓呢？在坟墓底下埋葬的不是苏小小的衣冢而是一张光盘，光盘——江南名妓——坟墓——西泠桥，四样东西极荒诞地结合在一起。

岳坟。一座占地极大的坟地，也在北山路上。它的紫红色的围墙，它的高大宽深的门廊，它的向上翘起的屋檐，暗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坟地，还是皇权的象征。我站在岳坟的外面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入庙里。我承认我曾进入里面，在岳坟前面接受过教育，我还看了两尊铁人。最近几年我到杭州没有再进入岳庙，也没有接受过教育。我在外面徘徊，有一次带家人从栖霞岭翻山而下，坐在岳庙东面的一家冷饮店里休息，一次在庙前一个公共汽车站牌下候车，还有一次我从地下通道通过到曲院风荷去，几次经历与岳坟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还是与它有了联系。

断桥。两天三次看断桥。到杭州的第二天同学开车从北山路驶过，我坐在车里，窗外几乎与车窗高度持平的湖面，湖面上盛开的荷，开败的荷，更远处的白堤，白堤以外的湖水。晚上从白堤一路走，有人在断桥上放风筝，风筝放得很高，底下装饰了许多颗蓝色小灯，风筝飘在高空，蓝色小灯闪烁不断。放风筝的是一位体魄硕壮的中年男子，赤着胳膊，理平头，他和旁边的一位用杭州话咕噜了半天，随后收了收风筝线，把手里的滑轮轱辘往柳树上扎，风筝继续在空中飞。7日下午从湖滨路走回去，断桥路口用一个障碍器挡着，严禁汽车驶入。

枫林晚书店。买到伦茨小说《德语课》、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8月7日。牡丹亭。亭子里坐着几个外国人，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其中一个男子看似西欧人种，手毛和腿毛特别长，后背上的包不曾放下来。

雷锋塔。太阳非常猛烈，两棵挨得很近的树在地上投出了半张报纸大的阴影，我就坐在这个阴影里。售票处几个游客在询问票价，一个小贩子手举莲蓬向我走来，我买了一个莲蓬，他主动为我推销游览西湖，乘坐大船每人四十五，小船每人六十。

咖啡馆。一青年男子坐在沙发椅上，穿黑色T恤，方形脸，长发，旁边平放着一把拐杖，三位女人坐在他对面，他们每人桌子上放着一杯颜色相同的饮料。整个时间听到男人说话，很少有女人发言。那位男子说杭州话，间或改用普通话说，我听到了几个词，如“断背山”，“比断背山还断背”。

游泳馆。我在游泳馆的台阶上等W，给他发了条短信说我已到游泳馆，他回复说，来了。我没有看见他，便往游泳馆里走，进入大门，一股强烈的消毒水气味扑鼻而来，我赶紧退出。一个十多岁的女子从里面出来，头发湿漉漉的，肩上搭一条毛巾，她的唇部有点乌青，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与我刚才在游泳馆里闻到的一样。我走下台阶，W在向我招手。我们在两岸咖啡店吃晚饭，晚饭过后，X约我们到陶陶居喝茶。W和D下了两盘围棋。我无聊地看着，吃着X点来的无数小吃。

出租车。晚十点，我坐出租车回去，开车的是一位年轻司机，男性，穿白色衬衫。他打开车载调频电台，一曲轻柔慢舞之后，主持人（男性）幽幽地说了四个词：孤山夜话。这个节目居然存在了十四年！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