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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政治.国族──从张爱玲到李安
戴锦华

我们说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流动，它开始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开始造成着一个民族、国家这个必然连接之中的断裂。比如说我原来我是中国人，那么意味着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但是现在我还是中华民族的儿女，但可能我是美国人，是法国人，是德国人，我的国籍，我的身份，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的种族，我的人种，我的文化记忆，我的亲情，我的生存的土地，那是另外一部分。我们现在不去讨论民族国家这个大理论问题，但民族国家曾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我们相信为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因为我是这个民族，我是这个土地，我是这个语言，我是这种血统，我是这种肤色，叫“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对吧？——我是中国人，我是亚洲人，我是骄傲自豪的蒙古人种（笑）。我说它是曾经的逻辑，它曾经支撑着我们每一个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开始发生断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伦敦发生大规模的连环爆炸案，据说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所为，但是事实上执行爆炸案的这些伊斯兰教恐怖分子们都是英国国籍。于是两个东西开始动摇，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我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这句话不那么不言自明了，因为我是中国人，也可能我拿着美国护照，是美国国籍，也可能我是非洲的国籍，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说我是加纳人，我是玻利维亚人，我是美国人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对的，可是他又是不对的。另一个东西就是，当伦敦大规模的连环爆炸案发生之后，对于英国来说，威胁不是遥远的基地派来的恐怖分子，威胁就在我们内部，就在我们身边，那么谁是敌人？

那么回来，突然间谍案在国际新闻当中多了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国际新闻当中报道的，绝少有美国的间谍机构发现一个美国人给中国做间谍，发现的一定是个美国国籍的中国人给中国做间谍，美国国籍的台湾人给台湾做间谍。换句话说，民族又一次成为了一个指认的方式。好象讲得有点太理论化了，大家都开始困了（笑）。那么我们就进入一些不那么理论化的，比如说床戏之类的（大笑）。我说的另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概念出现了，我说出来大家会非常的清楚，叫做“全球华人”。当我们说“华人”的时候，不再是在国境线之内，不再是在一个地理的政治概念之内，不再是在一个确定无疑的所谓的社群之内，而我们超越了空间，我们建立了“全球华人”的概念，用它来呼吁一种新的民族认同。但是请大家注意，我经常开玩笑说，其实批判的思想方法，某种智慧的思想方法，很简单，就是多做些反面思考，多做些意味思考。当我们说“全球华人”成为一个新的想象、新的象征和新的呼吁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它正在于同时表明了今天的华人、中国正在参与到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流动和离散之中。

有一个字叫“Diaspora”，这个词不太好翻，有翻为“流散族”，什么“流离失所”，有叫“家国之外”，其实这个字我们之所以不好翻译，因为它原来只属于犹太人。世界上存在一个犹太民族，但是没有一个土地属于犹太，而犹太人流离失所，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属于世界任何地方，是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国民，但他们又深刻的自我认同，他们顽强的保留着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家庭结构。所以这个字它告诉我们离散的事实，也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呼吁和重新凝聚的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说间谍片带出了我们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存空间，新的生存的困境之中的伤痛、困惑、暧昧，于是就有这样的表述说，我是美国人，但我也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但愿我也是韩国人，但我也是日本人这样的一种认同，针对着那种被称之为新移民或者客居者、侨居者的人群。你对生存的土地的忠诚和对你与生俱来的民族的归属之间，有时并不是那么和谐的。这是我理解间谍片在全球再度成为热点的给出的几种尝试性的阐释。

回到具体的这部电影当中。我认为在这部电影当中，刚才我问了有些同学，说看没看过电影啊？大家说看过。那么看没看过小说啊？大部分同学说看过。因为中文系的同学居多。接下来我问大家什么感觉啊？得到的答案是，有人认为小说比电影好，多数人认为电影比小说好。我自己认为电影比小说好。首先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发生了，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作家书写了这段故事，李安作为一个男导演改编了这段故事。但是在我看来，在这个故事当中，是性别意味的。张爱玲以她的练达，以她的精明，以她的灰黑色的人生视野，以她的冷酷，写出了一个决绝的故事。而李安以他的温存（笑），以他的敦厚，以他的敏感，以他的细腻，重写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结局的改写。在张爱玲看来，主流社会的逻辑是极端清晰的，我再念一次大家都可能烂熟的一个说法，在《倾城之恋》当中，她说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一个女人给男人当上那就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男人当上失败了，结果上了人家的当，就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还嫌污了刀——这是张爱玲的透彻，张爱玲的练达和冷酷、决绝。所以这个故事郑苹如是个刚好吻合所有这些叙述的（大笑），她给男人当上还上了男人的当，结果就杀了她还污刀。张爱玲在这个小说当中她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尾，说王佳芝刺杀失败落到了易先生手里，易先生立刻就把她杀害了。易先生决不手软，决不恋旧，易先生决不温情。他立刻把她杀掉之后，他就面露春色，喜滋滋的回到了家里。他的太太看到他神情恍惚又面有春意，于是太太猜想说，莫非得手了吗？

第二条是易先生的内心独白，张爱玲写出了易先生的内心独白。她说他觉得她（王佳芝）的影子会永远依傍着他、安慰他，虽然她（王佳芝）恨他，她最后对他的强烈感情与是什么感情不相干了，因为只是感情。她说他们是原始的猎人和猎物的关系，虎和伥的关系，最终的占有的关系，她说这才是“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是张爱玲的结局。李安的结局回到我们所说的人道主义的高度（大笑），或者人道主义的低度。李安最后给出了一个古老的阐释——个人是历史的人质。王佳芝一个小人物，一个业作演员，一个业余侦探，一个对戏剧的成功迷恋，而误入到了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大漩涡当中去了，她的悲剧固然是个人在历史中的悲剧，但是易先生是大权独揽，凶狠残暴，但他也是一个人质。李安添下了那一笔，第一次刺杀被中统情报局洞若观火，第二次刺杀被中统情报局所操纵而被日本情报机构洞若观火。之所以他们完全不动，是因为他们照顾易先生的情欲满足。所以最后那个非常有力量的那个巨大的钻戒返回来，他的部下把它扔在他面前说“你的钻戒”，然后易先生非常孱弱地说“不是我的”，人家根本不予解释，扬长而去。最后易先生坐在王佳芝住过的房间里，无助的、软弱的抚摸着那个床单，怀念着这个永远失去的恋人。大家注意到他使用了黑色电影——光影移过来遮住了他的半边脸，他的眼睛完全隐没在黑暗中，但在黑暗中，我们还是看到了泪光。

我说性别意味，冷酷的张爱玲、铁血的张爱玲（笑）、透彻了人生的张爱玲和温情的、信仰人道主义的、相信人间真情的李安。但同时性别意味表现在那9分钟上面。张爱玲的故事当中，张爱玲把故事起名为“色”——逗号——“戒”，她没有写到色，并没有真的书写到情欲，并没有真的书写身体，但是当她以“色戒”为名的时候，她其实潜在的欲语又止、欲盖弥彰地带出了故事当中的色诱、色情间谍、身体关系、性欲、满足、情欲这样的主题。但是一个重要的性别意味是，在张爱玲的故事当中，是色诱者为色所诱，王佳芝来色诱好色的间谍，而她自己却在这个也许是年长的花花公子，一个登徒子的性启蒙之下，被她自己的身体弱点所击溃。这是张爱玲的故事。

而李安的故事，却变成了“这是女人的身体”“这是男人的身体”。这是在一种权力的——S&M——施虐与受虐的角逐当中，最后双双溃败，两个人都成了被色所诱的牺牲者，两个人都以一个性的交易，身体的交易，身体的关系，最后变成了一个绝对不期然的由色而心。由身体而情感的故事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李安的最重要的改写。这也就是我说的8分钟也罢，9分钟也罢，重要也不重要的原因。它不重要是因为整个故事的情节、框架选、选材、讲述方式，已经足够传递李安想要传递想要传递的东西。说它重要在于在这里面他对张爱玲有了最重要的改写。他把身体的书写、身体的表现绝不是三级片、色情片或者是床戏，而是它通过S&M这种极端暴力的关系，比如第一场戏几乎是一场强暴戏。从这样一个极端赤裸的、一个嗜血的、一个内心极度扭曲的男人，只能使用这种暴力和权力的关系来强暴一个事实上吸引他的或者说为他所爱的女人，开始到进入到两个人进入到一种肉搏式的身体关系，而这种肉搏式的身体关系是双双败落，或者说双双的心理防线的溃解而到达了生命的最原初的那个状态。而第三场戏他再一次回到S&M的那个主题，但是主体变化了，王佳芝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的施虐者，易先生接受王佳芝这样的作为，表明他缴械了，他投降了，他放心了，他放弃了。所以我们说在这儿又是一个性别意味的书写。张爱玲仅仅写了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欲望，这个是密而不宣的，而张爱玲也是欲语又止、欲盖弥彰的。而李安却写出了两性，写出了这个性战和这个性战的终极或者说至高的状态，并不是权力的获取，而是溃败而是落败，从这儿身体抵达心灵。

那么下面我介绍一下台湾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张晓虹教授的一个影评，据说她是华语世界关于《色戒》最出色的影评者，她的题目叫《大开色戒》。她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我快一点读一下：

李安的成功是在于李安的改编是打开了张爱玲小说的文字的皱褶，打开了藏在文字皱褶里的那些色戒故事。

她说李安在张爱玲的地盘上“大开色戒”。说张爱玲这个小说的不成功，小说不能够和她全盛期的作品比，是因为在于，它语焉不详，甚至破绽百出，我们读了，我们读不懂。张晓虹在她的影评当中说，我们读不懂这个小说，是因为在小说当中，张爱玲也没让王佳芝读，连王佳芝都不懂的，我们当然也没法懂（笑）。那么李安把张爱玲没有说出的，王佳芝懂得了的，也许是张爱玲懂得了的故事呈现了出来。这就是性别意味，就是李安的改写。也是在这儿我们引入到了最后一个话题，这样一个性别意味，这样一个改写，这样一个人性的遭遇，说老实话，刚才我是不负责任的说李安上升到了一个人道主义的高度，或者说下降到了人道主义的高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在冲击着人道主义，就象《断背山》延续着西部片又冲击着西部片一样。因为经典的人道主义叙述从来不去触碰性、身体和所谓的人的性欲，以及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死本能之间的那种连接，而到这儿它就触及到了这样一个层面。可是当他把一个间谍故事，一个张爱玲的小说，也许寄予了张爱玲个人生命经验的小说，也许源自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悲剧性的时刻的小说给予了新的阐释，把它阐释为一个身体的，一个男人的身体和一个女人的身体相互遭遇的，相互搏击、相互启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说它给出了一种对于历史的阐释，同时它改写了历史、扭转了历史的方向，在这儿，我们没办法再谈大政治了，我们没办法谈国族，我们没办法谈忠奸，我们没办法谈春秋大义，我们没办法谈汉奸、除奸英雄和除奸英雄的背叛，我们只能谈身体，谈后现代的小政治，我们谈身体政治，我们谈性别与权力的关系，于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身体的表述，身体的政治，成了李安的逃逸之路。

我认为在今天，在全球化流动、在国族的暧昧、国族叙述的加强，但是具体到我们所在的地区，我们面对的是被冷战分割的大陆和台湾，面对的是台独、台独叙述所建立的和日据时代的历史叙述之间的连接，面对着这样一个叙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历时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联系着我们怎么讨论这段历史当中的国族，讨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加害者和施害者，怎么去讨论这个时候的民族身份，怎么去叙述储如汉奸这样的历史概念。所以当它是张爱玲的故事，当它是《色戒》的故事，当它是不论是否联系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它的背景是这样一个它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汉奸、特务头子和爱国女志士之间的故事的时候，这个背后的大政治和历史的叙述，我认为是无法逃脱的。而李安的精彩的处理，使他找到了一个滑脱开去的逃逸之路。于是一个很有趣的症候就出现了，李安作为一个神话，作为一个传奇，作为一个成功者，我在我们大陆的网看到的字眼是“李安，华人之光”，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是我们自我的尊严。但是我读到了我的一篇朋友的文章，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题目叫《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只有李安还跪着》（哗然）。不久之前我又收到一篇群发网络中的文章，说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么多年的今天，在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历史过程当中，这样的电影的出现，就是绝对的国耻。最后这个结尾是，我有点振动但是心情也有些复杂，他说我们何以面对郑苹如烈士的英灵于地下（大笑）？你们也不要笑，也没有那么可笑。到这儿我想它带出了在当代中国、在当代华语区、东亚区成功的可能谜底。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国耻之作，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非干政治之作，我也不认为它在歌颂汉奸，但我也不认为它在遣责汉奸。我认为它在两个点上，李安在我们华语世界当中他是非常成功的、非常聪明的、他也是非常狡猾的。他用这样一个张爱玲故事，极端准确地踩到了一个富于张力的点，在这个点上，国族的问题被提请，国族的问题被遮蔽，国族的问题被追问，国族的问题又滑脱开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故事面前，我们找到一种去放置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命经验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是一种清晰的暧昧，一种暧昧的清晰。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说，床戏重要也不重要。因为床戏它提供了李安的电影的完美，因为他用身体政治，用性别政治，用身体的语言或者说身体的表述，来找到了一个不是真的突围，而是我所说的逃逸或者说滑脱开去的可能。但是整个故事即使没有床戏它仍然有饱满的张力状态，这个张力状态关系着大政治，关系着小政治，关系着历史，关系着国族，关系着个人，关系着身份，关系我们岌岌可危的个人的状态，而影片当中提供的所有的丰富的入口、丰富的阐释可能，给我们进入它的可能，也给我们从影片所提请的问题当中逃逸出去的可能。所以我说没有不干政治的艺术，也没有只干政治的艺术，艺术当然首先是艺术，但是艺术始终永远是它时代的镜子，或者是潜意识的储藏体。好，我讲完了，谢谢大家。（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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