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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政治.国族──从张爱玲到李安
戴锦华

那么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张爱玲在大陆完全消失，而同时有另外一个脉络，就是在49年以后的台湾，曾经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无字天书。因为同样的冷战逻辑使得他们把所有的、曾经有过左倾的、亲共的和留在大陆的作家一律定为共匪作家。所以这些作家完全消失了，文学史上留下了屈指可数，大概一个巴掌就可以数过来的作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张爱玲的位置不仅是突出的，而且是唯一的。而同时当时作为台湾的主旋律有两个作家支撑着台湾的当代文学的文坛，一位作家叫林海音，大家会因《城南旧事》而熟悉她；另外一位作家是朱西宁，大家不一定熟悉他，但大家一定熟悉他的两个著名有女儿，朱天文和朱天心（哗然）。而朱西宁作为抗日战争时候的国军或者叫国民党军队当中的一个文学青年，他是背包当中、急行军当中、枪林弹雨当中背包当中的一本张爱玲，对张爱玲的无限的爱和忠诚而著称的。而由于他对张爱玲的爱，他就爱屋及乌，他就宴请胡兰成到台湾。在台湾他的家中办了著名的他的文学私塾，于是今天我的同龄的几乎一代的台湾重要的作家，都是在胡兰成的文学教养中长大的。他们通过胡兰成爱张爱玲，通过胡兰成来分享张爱玲，似乎他们也可以无视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背叛和再没治愈的巨大的伤害。

所以我说胡兰成张爱玲的故事又成为了台湾文学、台湾当代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脉络。而海外中国学的脉络、台湾文学的脉络，在1990年，中国社会的再一次巨变当中，再度涌入中国大陆。而且以十倍百倍的速度，光彩被迅速的放大。1988年我遍找中国的图书馆，找不到张爱玲，找不到苏青。我就哎呀，果然有发现史料这回事（大笑），我就是这样伟大的人，伟大的女性文学果然是被男性文学给消灭了，现在我要重新来书写历史（笑）。而到1990年的时候，当时刚刚遍布在中国大陆大中城市的那个书摊上，到处都是张爱玲，人人都在谈张爱玲，接着对张爱玲的高度评价成了重写文学史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现代文学百年经典讨论的时候，一度张爱玲要直逼鲁迅甚至要超过鲁迅或者取代鲁迅。

所以我说张爱玲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极端复杂和缠绕的冷战的历史脉络。但是她却在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历史当中被赋予了一个奇迹般的位置。而接着她以文化市场、文化消费对于优雅的上等人、优雅的精神贵族、优雅的小资生活的向往，张爱玲成为了这样一个被广泛阅读，一个被广泛接受和爱戴的这样一个偶像，一个明星。

接下来我要稍微短一点地说，《色戒》的故事还叠加了一个重要的元素，我想成千上万的观众，中国的，外国的，亚洲的，欧洲的观众涌进影院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们还在看另外一组表象，另外一个重要的空间，那么就是老上海。抛开整个的殖民的历史、全球化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不谈，我们说老上海在90年代开始成为全球怀旧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怀旧表象。而老上海的表象，通过怀旧产品的复制再生产，通过电影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拍摄，它慢慢地凝聚成了一些意象。这些意象当然是上海的街道，当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当然是霓虹闪耀的夜市，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旗袍美女、西装男人（笑）。西装还不够，还要那个发蜡涂到——我们小说中会读到的——苍蝇都会劈叉的发型（大笑），象头盔一样的男性的发型，体面的西装男人。然后黑色的老爷车、月份牌、封面女郎，所有的这一切，成为了凝聚老上海的怀旧的意象。

如果说在世界的范围之内说老上海的怀旧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纪末效应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老上海怀旧毫无疑问的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症候，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告别革命。我们要把我们的社会事件、我们的文化做一个蒙太奇式的处理，我们拿一把剪子，一刀从49年剪开，再一刀从79年剪开，然后我们“咔嚓”一接（笑）——这是现代的中国。所以老上海的怀旧负载着这样的内容，而张爱玲成了老上海怀旧热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景观，它在老上海的怀旧热中不断地升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非常热爱张爱玲，但是我无法热爱此后对于张爱玲的这个不断地放大，和不断地把这个政治的实践、政治的想象附加到张爱玲的写作以及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中去，我更不能认同对张爱玲的这样一个欲加夸张的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的定位和文学史的基本常识的这样一种经典化的过程。

下面我们非常简单的说一下郑苹如。因为《色戒》，郑苹如这个被遗忘了的女人开始被人们反复地谈论。郑苹如是上海滩上的社交名媛，在她18岁的时候，已经开着一辆三枪牌跑车去上学而成为上海滩上风头最劲的女人。而她的身份非常有趣，这会带出我们最后的关于国族的讨论，那就是她的母亲实际上是个日本人，她的父亲是上海的成功人士，她自己也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长时间，所以他19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被中统招募为情报员，因为她有太好的条件，她的美貌、她的身世、她在上海滩社交场合这个成功的位置和她极端流利的母语一样的日语，据说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谍报员。关于她的另外两个重要的故事就是37年7月，她成为《良友》杂志的封面女郎，想必大家已经在很多传媒上看到这张照片了，相当的30年代（笑），在30年代的审美标准当中相当的美艳。其他故事我们就不去讲了，我们只讲她受命色诱丁默村——这个汪精卫政府的情报负责人，一个铁血的，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到1939年12月21号，郑苹如和丁默村同出，她说她要买皮大衣，然后两个人就进入商店，刺客埋伏在那里。然后人们看到的就是丁默村突然之间仓皇出逃，然后埋伏的枪手连开4枪，没有击中。接下来的事实就是，郑苹如再次和丁默村约会，就约会在著名的魔窟76号，郑苹如把自己送进去，然后立刻被关押。40年的2月，郑苹如被杀害，被杀害的时候她只有23岁。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丁默村作为汉奸，作为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被逮捕、被公审、被枪决，审判和枪决他的重要罪之一，就是杀害郑苹如。也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给郑苹如授予烈士的称号，就是一代忠烈，而且当时的说法是满门忠烈，因为他哥哥是空军，死于空战。这是官修历史上的故事。那么民间故事的版本，有一个是说之所以丁默村从百贷商场之中落荒而逃，是郑苹如说“你快跑吧”（大笑）。另外一个版本就是郑苹如被逮捕她自始至终也没有供认她和中统之间的关系，而整个的日伪情报系统不能确认她的间谍身份，于是整个的案件和卷宗始终在一个色情关系的纠缠当中，郑苹如的被杀是由于汉奸们的太太不能容忍一个小狐狸精勾引他们的丈夫，破坏他们的家庭。这是另一个版本。而这个故事之所以需要讲述，是在于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直接联系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联系这个影片当中一个熟悉的一个有教养的观众，自然而然会产生的联想。为什么？因为一种说法是，张爱玲如果真的知道这个在当时绝密的故事的话，应该是胡兰成讲述给她听的故事。另外一个重要的连接就是，整个这个故事采取哪个版本，它就建立了关于那段历史的某一种重要的叙述。

那么，这样的三个故事，象俄罗斯套层一样地套在这个影片当中时候，这个影片就具有了足够的感召力和足够的卖点，而且它就具有了一个奇特的接受和阐释结构当中的一个复杂的关联。而更有意思的是，张爱玲本人是一个酷爱讲述自己小说原型来源的人，她所有的故事都有原型，她的大部分的写作是身边人、身边事，是她自己坎坷的、辛酸的整个的成长历程当中的对人情世故的体认。所以她很愿意告诉你们她小说的每一个原型是什么，但是只有《色戒》，张爱玲矢口否认有任何原型，她极端憎恶人们把这个故事和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联系在一起。为此，张爱玲还打了两场笔墨官司，当然其中一场不是关于原型，而是关于是否为汉奸论辩。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故事视为郑苹如刺杀丁默村案为原型的故事，我们不大负责任。因为历史、虚构、想象，偶然相遇的时候太多了，有的时候一些非常奇妙的情形，是人生模仿着艺术。你完全没有想到说，一个白日梦般的故事，原来有它的一个真切的现实对应物。可是，当它作为一个话语，作为一个叙述被确认，被反复地生产出来的时候，作为接受和理解这这部影片，它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已经成为影片套层当中的一层。

然后我们回到影片。我们讲到的最后一个阐释的点，那个被床戏所遮盖了的那个点，是这个电影是一个间谍片。今天中国的电视剧也有一轮的间谍片作为中国大众文化，开始连篇累牍地出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事实上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文化现象，实际上非常有趣的是，21世纪以来，间谍片的重新的风行，实际上一个全球现象。在欧洲，在美国，在东亚各国，都开始再一次地出现间谍片热。我曾经做出过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间谍片是冷战类型。你们想一想007在什么时候出现？你们想一想《国庆十点钟》《英雄虎胆》《虎穴追踪》，你们想一想《最高的荣誉》《无名的英雄》《侦察员的功勋》这些苏联电影，你们会发现，它绝对和冷战，两大世界一分为二这样的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后冷战，不仅是后冷战，而且是冷战已经远去，冷战已经被人遗忘，人们已经不再知道什么叫冷战，整个冷战的历史，冷战的逻辑，不再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时候，为什么间谍片又成为一个全球风靡的类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做什么选择的李安，在张爱玲的众多的小说当中，选择了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小说。而这个小说是张爱玲通常不会去触及的大历史当中的小人物，大历史当中的戏剧性的时刻和戏剧性的人生。

我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性的理解和回答。那么首先这个回答不是我的原创，我引用了——如果听我的课的话，会记得我讲过一部俄国的大片叫《守夜人》，那么它以后有《守日人》《守昏人》（《守昏人》最近已经出了小说了），这个三部曲的片名似乎可以成为间谍片热的一个阐释，三部曲的名字叫“无主的时间”“无主的空间”“无主的法令”，我把它改写成“无主的土地”“无主的世界”“无主的权力”。真的我们说有无主的土地吗？有无主的世界吗？有无主的空间、无主的权力吗？我们说没有，那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它无主？是在冷战结束，我们再次进入了某种新的全球权力争霸战之中的时候。我用一个比喻说，叫逐鹿寰球。我们表面上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在崛起，而我们在另一个角度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其权力受到了空前的威胁。那就是欧盟作为一个新帝国，一个老帝国在复活。与此同时还有中国的崛起，和亚元区的预期、亚元区的可能的威胁。另外在世界多个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源战，生物战，空间资源争夺战以空前的规模在展开。所以这是一个权力空前诱人而权力空前的没有确认的时期。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同时带来的就是每一个在这个无主的时间、无主的空间、无主的土地、无主的法律、无主的权力面前，个人身份、个人意义、生命的方式空前的不确定的时期。

所以我们看间谍片表面上看是一个关于分清敌我的问题，关于一个除奸的故事，关于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但事实上在冷战年代，间谍片它之所以这么风行，它是负载了在世界一分为二，人类一分为二，每个人都必须站边站线，分清自己立场的时代，其实太多的暧昧、太多的含混、太多的艰辛、太多的不能分辨，以至我们每个人在这种间谍片的类型的娱乐当中，受到某种抚慰，得到了某种安然。我老开玩笑说，好的商业片的价值在于你看完了之后，再由你去活一个礼拜（笑），你已经绝望了，看了这个电影以后，还可以再活一个礼拜。好的间谍片就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抚慰着那个极端冷酷、铁血环境当中的这个如履薄冰、颤颤兢兢的生命经验。而今天情形完全不同，但是这个无主的权力，对无主权力的争夺，在这个争夺当中，极度残酷的竞争，不只是成王败寇，而是今日是成王，明日就可能是败寇。今日入局，明日就可能出局的这样一个残酷的生命状态，一个人没有内在的可依凭的价值系统能够确认自我身份的这样一个年代，间谍片再一次风靡，来负载这种政治无意识，这种社会无意识，这种生命的体验。这是我试图给出的第一种解释。

而第二个解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国际新闻，希望你们关注。你们会发现，新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突然有一个字，消失了很久的一个字，出现频率越来越频繁了，这个字就是“间谍”。一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抓获了一个大陆中国人的一个间谍，一会抓了一个台湾的间谍，一会又在哪儿哪儿发现了一个商业情报间谍，不断地出现间谍战，包括我这样出生在冷战年代长大的人我都经常说，真的呀？真是这么回事吗？真的有间谍了吗？但是这个词却成为了国际事件和国际新闻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换句话说，对无主权力的争夺，再一次展开了全球性质的间谍战。这当然是间谍片的灵感和现实来源之一。

而第三个我想可能更为深刻，而且和张爱玲李安郑苹如的故事似乎有着一个非常微妙的呼应和对照的关系，那么这个层面就是我认为，为什么在冷战之后，新世纪之初，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充满了和平与发展的畅想的这个时期，而间谍片盛行，个人的身份开始变得如此的不明确，如此的暧昧，如此的焦虑，如此的艰难，我想它联系着一个事实，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流动。什么在流动？资本在流动。文化在流动。人群在流动。我再一次重复那句老话，90年的时候我们召开比较文学大会，著名的我最钟爱的作家和学者艾伯特.埃柯来北大演讲，他站在讲台，最后一句话说，全世界的统治者都弄错了，他们以为这是个移民的时代。他说这不是一个移民的时代，这是一个种族迁徙的时代，他说一个大迁徙的时代开始了，也就是说天下大乱了。他说朋友们，这就是我从欧洲给你们带来的消息（大笑）。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直记得。那么一方面是这种大规模的流动，顶层的流动，就是越来越多的世界公民，青年白领、青年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小说多种语言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世界公民。我不说另外一些人，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钱，所以他们是绝对的世界公民，而且是绝对全球的上等人，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不想讨论他们，因为他们的比例太小了。另外一个就是底层的流动，大量的非法移民，大量的流动的民工，他们跨过国境线，跨过海峡，跨过大洋，无数多的悲惨的故事，无数多的感人的故事，就看你站在哪边。比如说一架木船在美国的海岸边靠岸了，然后里面是中国的非法移民，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粪便和屎尿当中，包括孕妇，包括孩子，美国人说人类精神的象征，他们说为了投奔自由世界，多么不惜代价，我看到了那个极度的悲衰、极度的悲惨。或者你在火车站看到民工们在非人的象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箱里拥挤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中国著名的作家说，我多么感动，我看到人类向往、追求幸福的力量（笑）。后来我说，我多么得悲哀，我看到了流离失所，被这个生存和欲望的驱使之下，是在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这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但是事实上是一个全球的流动，一个巨大规模的流动。临时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北京机场的飞机起飞的时候贷仓盖打开的时候，掉出两个非洲的黑人，他们藏在那里面，我想他们不是想偷渡到中国（笑），应该说是想偷渡到巴黎或者说法语区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去。太多太多的故事在这儿我就不去一一讲了。

（一）（二）（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