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幻想与永远的噩梦
——对“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的比较和认识
夏维东

“乌托邦”的思想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假想苏格拉底、阿德曼特和格罗康三人对话，从法律、体制、艺术等方方面面虚构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形态以及理想国公民们的素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各司其职，站在自己应站的位置，做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乌托邦”这个词也是源出希腊语，意即“实际上不存在的地方”。英国人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了，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出版了一本承前启后的乌托邦思想代表作，书名长得也像“乌托邦”—《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此书后来的再版名字被出版商删得只剩下三个字，那就是《乌托邦》。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乌托邦思想总结的著作书名被删节得体无完肤，这简直就是一种隐喻：乌托邦思想在实践中注定一败涂地的命运，历史见证了这一点，远的不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乌托邦”的中国版。

“乌托邦”思想虽然在政治运作和社会实践中失败了，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一道永远足迹。

莫尔的《乌托邦》就是其中的开山之作，不过这本书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它也是使用对话体，有虚构的场景和人物，但基本上没有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画，和他的同胞詹姆士?哈林顿的名作《大洋国》一样，都更接近于学术著作。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小说”是一个美国人写出来的，他是纳撒尼尔?霍桑。

霍桑作品最著名的当然是《红字》了，这部小说一点也不“乌托邦”，相反它描写的是清教徒时代的残酷现实。耐人寻味的是，《红字》出版之后的第二年，霍桑出版了他的“乌托邦”小说《福谷传奇》，作者在序言里声称该书“具有自传的性质”。

“福谷”以布鲁克农庄为蓝本，霍桑在农庄生活数月，小说中的人物不少也都有现实中的原型，当时出版家和作家玛格丽特?富勒成了女主角芝诺比娅的模特。格丽特?富勒可以说是布鲁克农庄的指路明灯，在亨利?梭罗的传记中可以看到这个著名女人的身影。布鲁克农庄可以说是当时美国超验主义文人的俱乐部，是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粗糙尝试，其模式分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共产主义蓝图”。霍桑被吸引的原因在于农庄给他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回到人类被放逐前的伊甸园时代。结果显然是失败了，《福谷传奇》大概就是那段生活的一个纪念吧。

在《福谷传奇》里，霍桑关心的其实不是福谷的制度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福谷的远景在理论上是非常美好的，可是福谷的领袖们品性上的缺点终于让美好的蓝图成为泡影。小说的叙述者诗人科弗代尔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他见证了福谷的坍塌。起初，科弗代尔像来到解放区似的，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他的新鲜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当他开始像“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干农活时，他觉得乏味透顶，在“劳动改造”中他丝毫感觉不到精神上的满足。不久，芝诺比娅和慈善家霍林斯沃思给他的好印象也逐渐褪色，他发现芝诺比娅表面上朴素谦虚，其实就像一个女皇般地傲慢，并且追求淫乐；霍林斯沃思的伪善和人格分裂；儒雅的韦斯特维尔特教授竟然是个阴险的催眠师。芝诺比娅同父异母的妹妹普里希拉是小说中唯一的纯真的象征，可是她自始至终受人摆布，如同福谷笼罩在领袖们的翻云覆雨手之下。当科弗代尔再次回到福谷，那里已经面目全非，芝诺比娅投河自尽，霍林斯沃思和普里希拉不知所终。福谷社会的沦落和普里希拉的命运都暗示了人类挥之不去的原罪阻止了人类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伊甸园时代。

亨利?梭罗对布鲁克农庄是不抱什么幻想的，他拒绝了玛格丽特?富勒的邀请，那一年他二十四岁。他宁可一个人到森林里过着野人的生活，也不愿去福谷“享福”，他甚至带着几份赌气说：“我宁可在地狱中独身，也不愿进入天堂。”，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他甚至出版一本专门批判乌托邦思想的著作，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名字是《重得天堂》。他不是不愿意“进入天堂”，只是对幻想的泡沫没有兴趣罢了。事实上，他一直为社会的公正而奋斗，因为抗议政府延续奴隶制而被捕，此后他对政府一直采取蔑视和不合作的态度，他的主张在当时相当异端，连朋友爱默生都劝他别“胡作非为”了。梭罗应当可以含笑九泉了，在他身后，农奴制废除了，而且他的思想还在遥远的东方开花结果：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即是脱胎于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某种意义上，作家梭罗可能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了，和他相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玛格丽特?富勒的布鲁克农庄都象是痴人说梦。

大概正是因为“乌托邦”太虚幻了，“乌托邦”文学终于没能成什么大气候，其中的小说名作屈指可数。霍桑也是浅尝辄止，《福谷传奇》之后，他再没写过纯粹的“乌托邦”小说，虽然“回到伊甸园”的主题始终萦绕在他的作品中，然而总是以失望告终。博尔赫斯虽对霍桑的想象力非常欣赏，但仍然颇有微词：“霍桑是具有不断的奇特想象的人，但可以说不适于思考。”因为霍桑总是试图给想象中的每件事披上寓意的外衣，在博氏看来这是一个“美学错误”。博氏自己的作品正相反，他的作品里充斥着“思考”，他用博学和智性营造着一个后世作家永远都走不出的“语言乌托邦”迷宫，他自己终生也没走出去，这究竟是幸或不幸只有天知道了。

不同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家在思想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保持社会的“公平原则”上则是一致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以外，还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在这个“一项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在所有的乌托邦美景中，没有人描述得比莫尔更具体而微。

莫尔的乌托邦中有五十四个城市组成，首都以外的城市全都统一规划：街道宽度及住宅全都一模一样，甚至男女的制服也都是一刀切。每日工作六小时，晚上八点钟上床睡觉，睡眠时间八小时，早上起床上班前去听演讲。财产完全共有，住房不上锁，而且每十年轮换。李佩甫写《羊的门》也许受到了莫尔的启发，书中的呼家堡结构基本如此。可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

在“乌托邦”思想家的眼中，这样的社会无疑是天堂。但在“反乌托邦”作家那里，这样的生活是地狱。前者考虑的是社会，而后者关心的则是个人，这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本质区别。

在“反乌托邦”的作品里，社会制度和面貌与“乌托邦”思想家们描述的其实一模一样，甚至被归纳总结更为完善。那么“反乌托邦”作家们“反”的到底是什么？

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程序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个人没有任何自由意志可言。自由意志导致的后果是好是坏且不论，正如萨特所说：“人没有不自由的自由”。“反乌托邦”主义者关注的正是“乌托邦”社会中人失去自由的非人状态。一个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的人其实和豢养在笼子里的宠物没什么两样。霍桑在《福谷传奇》中写了福谷的失败，抱之以惋惜，他没有意识到“乌托邦”对人的精神压迫。尽管他对童话般的伊甸园时代神往不已，但他显然没有考虑伊甸园与“乌托邦”社会的区别。

伊甸园时代，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吃还是不吃禁果完全取决于亚当的选择。上帝当然有能力阻止亚当吃禁果，可是在强制情形下，善与恶都无从谈起。一个人被强迫去做好事不能证明他是好人，反之也不能证明他是坏人。亚当的选择让人类开始了漫长的放逐生涯，这是他被蛇诱惑的错误选择的结果，要怪他只能怪自己---原罪使然。对于这一点，霍桑认识得很清楚，福谷最终的失败是因为各色人等性格上的种种缺陷所致。问题是，即使福谷真的实现了“共产主义”，福谷也不可能是伊甸园，因为人们交付出了和生命同样的东西：自由的灵魂。这是霍桑和所有“乌托邦”主义者的共同误区。

“反乌托邦”主义者正是从误区着手，开始对“乌托邦”进行思辩式的批判和黑色幽默的反讽。

始作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章《宗教大法官》掀开了“反乌托邦”文学的序幕。伊凡认为人类太卑贱了，根本不佩享有自由，大法官对耶稣说：“当初人们讽刺你，嘲笑你，对你大喊‘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会相信这就是你’的时候，你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你没有走下来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不想用奇迹征服人，你渴望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的信仰，你渴望的是自由的爱，而不是奴隶面对将他吓得永远胆战心惊的强权而表现出来的那种奴隶式的狂喜。”大法官这番话说得简直比牧师还要像牧师，接下来他就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你也过高估计了人，虽然人生来具有叛逆的天性，但他们毕竟是奴隶。……我敢发誓，人比你想象的更加软弱更加卑贱！”（浙江文艺出版社《卡拉马佐夫兄弟》九六年第一版p311）人类既然如此不堪，那么统治他们只要铁腕和钢鞭就可以了，不需要爱，不需要自由，只要给人面包，然后让他们按部就班生活在秩序中即可。所以大法官劝耶稣回去，让他来做世界的王。只是大法官在慷慨成词的时候，他忘了自己也只是个人，尽管是强人。历史上的强人和暴君比比皆是，他们不是比被自己更强的强人推翻就是被死亡推翻，所谓“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不过是谵妄的呓语。更重要的是，人性中固然有奴性，但对自由的向往却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神给了人自由，人最终会在自由中走向生命的源头，而不会愚蠢地走向奴役和死亡。大法官看见了人性中的恶，却完全忽视了人性中的善。善是黑暗中的灯，只要有一点点亮光，就能把黑夜撕开一道口子。

不能否认，尽管大法官对人性的看法是片面的，但是深刻，正因为如此，《宗教大法官》区区二十多页的篇幅对文学、宗教和心理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对《宗教大法官》推崇备至，称其价值之高不可估量。它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就更大了，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一九八四》和《美丽新世界》直接继承了它的思想，托马斯?曼也坦言他在写作《浮士德博士》时，参考了《宗教大法官》。

可以说，《宗教大法官》是“反乌托邦”文学的前奏，它为后来者打下了“思想基础”。扎米亚京《我们》里的大恩主毫无疑问就是大法官的化身，大一统王国正是“乌托邦”主义者们描绘的天堂。扎米亚京直接临摹了莫尔《乌托邦》里“美好的社会制度”：尺寸统一的街道、大小相等、“绝妙正方形”而且透明的住房、严格规定的作息时间、像数字一样清楚明白、歌颂大恩主的艺术，如影随形的护卫局特工、每个人只有代号编码没有名字……连一个月过几次性生活都是国家根据内分泌的测试确定的，只有在法定时间内的性生活才能有一点可怜的个人时间——被准许放下窗帘，时间一到，必须马上卷起窗帘。在这样完全透明的环境里，社会治安的良好是可以想象的。书中有一段话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说的如出一辙：“自由和犯罪紧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着……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飞船的速度等于零，那它就不能飞。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作家出版社九八年第一版《我们》p.36）这段“一本正经”的宣告反讽意味是很明显的：既然飞船不能飞，要飞船干什么？同样的道理，人生如果没有自由，活着干什么？

大一统王国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不安的潜流一直汹涌着。先是一位诗人在庆典上突然朗诵“恶毒攻击”大恩主的诗，他的下场是被碾成齑粉，只留下一道猩红的血迹；紧接着一个代号叫做“I-330 ”的漂亮女人和她的同志们干起了旨在推翻大一统王国的革命行动，“我”被卷入其中，因为“我”爱上了这个谜一样的女人，在与I交往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灵魂的复活，尝到了一度被“我”视为罪恶的自由的滋味，意识到人活着绝不仅仅是个号码那么简单。革命者不久发起了暴动，可很快就强大的大恩主镇压了，I和她的同志们尽数被抓并被处以极刑。“我”作为大一统号飞船的主设计师得以幸免，但被手术局请去做了脑部手术。“新生”后的“我”作为特邀嘉宾和大恩主同桌而坐，观看处决犯人的盛典。I就在“我”的眼前被处死，而“我”已经不记得她是谁了。至此，在扎米亚京眼中，“乌托邦”成了一个永远的噩梦。小说结尾这样写道：“已经不能再拖延：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很遗憾，还有为数不少的号码背叛了理性。但是在40号横向大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我们》p.223）

“理性必胜”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在这里显得意味深长、触目惊心，当人以理性来作为工具压制人性时，人便成了理性的奴隶。那么，是不是在一个散漫的国度里，人们就能幸福地生活呢？显然也不行。正如伊凡所说，人性中有恶的成份，如果任由其蔓延，那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个混乱无序、弱肉强食的世界，“福谷”不就是这样变成死谷的吗？著名的战国时代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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