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人指点至今疑
——关于胡兰成的杂想
苏 炜

“民间”之说，即是其一。“民间”，是贯穿《今生今世》的言说本事，也是作者念兹在兹的义理经纬。上言之“民粹主义”，在今日知识界的言说语境中或许诸多歧义，却是没有谁比当日之胡兰成更纯粹服膺、贯彻彻底的。一般没有耐性的读者，或会对《今生今世》自开篇伊始即事无巨细、细描重画的世俗日常生活琐屑，感到不耐。好几位友人告我：读《今》书，只需读写张爱玲的《民国女子》一章即可。但以笔者浅见，《今生今世》一书，若以自传论，胡兰成的经历并无多少惊人跌宕之处（相较大陆中国人过去数十年间的个人经历，胡的“坎坷”则几近“小儿科”了）。此书的可以圈点之处，全在胡之经历的每一关节处，文字言说所指涉的“民间”——所谓“寻常巷陌，闾阎人家”的世俗日常及其风俗图卷，在时代变迁中铺陈出人际世态的乍暖还寒，以及从中生发出来的家国之思与兴亡之叹。

胡的述事论理的路数，喜欢在油盐柴米的世俗伦常中忽作宏语——自杯盘杂碎跳写胸中块垒，从儿女私情忽见眼底河山。而其文字触觉，则多涉“民间 ”。“亲亲的人世是天下文明。”“中国民间则从来不信坏事情坏东西会长久，长久的只有是好的事情，好的东西。”“中国的民间气概，要打就打江山。 ”“是这样直谅而调皮的中国民间，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等。古来中国士人之“传统”，要么孔孟老庄，经史子集；要么帝王将相，圣贤大夫。所谓渔樵闲话、野台戏文、童谣禅偈、民间俚俗之类，是从来不入“正统”的廊庙论说，或者“严肃”的文本书写的。但是，历劫千年百载的中华文明之所以香火接续，即便发生诸般朝代更替、异族入侵、国土分裂、旱涝灾劫之巨变依旧屹立千年于不坠，其奥妙之处，正在这“民间”。

经历过文革浩劫的我辈一代人对此确是感同身受：自“五四”反传统推至 “大革文化命”的顶端，庙堂砸掉了，典籍烧尽了，圣人毁遍了，三、四代人完全没有受过基本的“传统”与“国学”的书本训练，在“正统”意义上的“ 文明”与“传统”，确实毁得差不多了。所以八十年代有“文明断裂”一说，海外华文与汉学界更是对此痛心疾首，难遣悲怀。但是，置身其境的我辈中人却又切身深知：“传统”并没有死，也死不了，一待“海晏河清”，它便又呼拉拉、泼辣辣活转过来了。正如古人所言的“礼失求诸野”，说到底，一个文明的生命血脉，其源头与动能，每每不在“廊庙”与“正统”，而潜在“民间 ”与“世俗”。恰恰是浸淫融解于世俗精神里的传统文明的力量，足资成为支撑一个劫难民族的文明得以存活承传的脊梁与根基。

近年国内学人研讨“民间”话语颇成风气，上海陈思和、北京陈平原对此用力犹深。海外华文论说之中，则以旅美作家阿城在多种场合、言说中一再强调“世俗精神”为见地过人。窃以为，此“民间”论说，现代士人之中，胡兰成可算“先行者”之一。闻说阿城对胡兰成也颇多褒举，读阿城闲说中国文化的那本小册子（《闲话闲说》），其精妙处（可拍案惊奇）、其拙涩处（屡见 “大堆头”牵强论断），笔头路数，似颇带“胡”味——可以见出胡兰成的明显影响的，但愿我的感觉不至于太武断吧。

“学张爱玲生，学胡兰成死”？

从文化灵性、辞章造诣上，张爱玲始终是胡兰成心目中的制高标杆。他在逃亡中一边写《山河岁月》，一边为别的女人（胡有过太多的女人）跟张爱玲闹离婚，心里想的还是“我想可以和爱玲比一比了”，“我觉得我可以超过爱玲了”。但细读胡之“力作”《今生今世》，平心而论，胡虽经营用心，时见精警论见，文辞清简而句法奇崛，但其叙述招数、阅人视界及其“文字体温” ，则差张爱玲远矣。胡兰成的文字本于旧学根底，宋明话本、佛经偈语、童谣戏文，化用无痕而俱见神韵，写来句短词白，古意盎然。但作为叙述体的自传文字，其对叙述情境的把握，还未脱尽旧式“互文性”的写作套路——即如旧诗词里的“用典”，传奇、话本的“有诗为证”，须凭借前人的文本意义以转述己意。初读只觉文藻淹博，奇句叠出；久则，便感单矣赘矣——叙述意趣反因引文繁密而见出单薄，文辞典雅却令文气愈加呆滞累赘了。

有一回在纽约与台湾老一辈散文名家王鼎钧（大家尊称他“鼎公”）聊起胡兰成，王老说：张爱玲可学，胡兰成不可学；学张爱玲生，学胡兰成死。大概便是指的胡之笔路，属于“不按牌理出牌”一类，非分析，非逻辑；跳跃式，顿悟式；忽而纤毫皆现，忽而天马行空；此一行艳丽欲流，下一句却晦涩如偈。粗读之下似不过尔尔，沉静入读却又百味回甘，倒是别见另一种文采风流。我理解王鼎钧老的意思，但世事也总有例外。台湾的文学世家朱西宁和他的两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既是胡兰成之生前知交，也对胡兰成的学问文章每多崇敬，朱家姐妹更是对胡执弟子礼，不遗余力推动胡之著作在台北出版。朱天文与朱天心都堪称台湾文坛公认的“张（爱玲）派传人”，但胡兰成的影响在她们的著述中也在在可见。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文体另类，句法瑰奇，令人惊艳，可说深得胡兰成三昧。作者对此“胡”味（受胡的深刻影响），也深以为然。

写离乱心情、兴亡之慨是《今》书主旨，也是《今》书读来最牵扯人处。《今生今世》中，这样的句式是“胡味”十足的：“船在中流行，两岸绿树如荠，依稀有炊烟人家。……人世于我的亲情如此分明，却毫无狎玩姑息，我不禁微有凄惶，但不是弱者的哀意。我不过是一败。天地之间有成有败，长江之水送行舟，从来送胜者亦送败者，胜者的欢哗果然如流水洋洋，而败者的谦逊亦使江山皆静。”“听说对岸山边炊烟村落有个清照阁，宋朝李易安避金兵之乱，到此居住过，但是我不想去看。词客怕登高望远，对景难排，我倒不是为忧愁。我每到江山胜极处，反为感慨都无，宁是看见了我自己，照影惊心，只觉不可亵渎。李清照当年，即我今日，人如莲花，不可以近玩。”张爱玲因女人事决意与胡兰成绝交，拒接胡信，胡只好写信给张的好友炎樱，“……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是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传情。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

胡兰成还喜欢将旧戏文的故事、古诗词的情境直写入文，然后嵌进现实细节的描写，造成一种文气的似古若今、回环跌宕：“大厅上仍挂着康有为写的中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但此地是杭州，三月阳春，满城柳絮如雪，飞入闲庭，成团逐逑的扑面舞空，门外细雨初过，深巷有卖花声。一次太太经过前厅，柳絮扑在她的发际，她停步在穿衣镜前伸手拂除，抬头看见我，她连忙招呼，难为情的好笑起来。 ”从辞赋意象一下迭入现实描写中的绝句意境，又定格在世态人情的具体细节之上，这样一种跳跃、剪接式的句法，造成一种”文字蒙太奇“似的阅读快感，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倒是独见风味的。

念劫短长休问，柳丝堪折

文题借用的是《今》书中胡兰成落难乡间时友人夏瞿禅的词句：“念劫短长休问，又柳丝堪折。”这里却是化写别意。二十多年前北京《读书》杂志草创时，曾有过“读书无禁区”的讨论，成为开放年代打开国人视野、引动百家争鸣的第一声清唳。日后张爱玲、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之等人的解禁，正得益于此。对周作人、胡兰成一类人物的历史评价，事关体大，还是留待史家、时间去论断好了。本文只是以文论文，倒并非因循“审美大于伦理” 式的“颓废”，而是在自己的域外阅读中，觉出胡兰成之“脱序”，或可为读者洞开知人论世的另类窗口，值得把笔一谈而已。

即便从历史角度看，对文化人物的政治评论，和对政治人物的文化评论，应该是两回事情，是应该有分疏，有区隔的。从“义理”与“道学”的角度去臧否文化人物，常常是削足适履的。历史上王安石与苏东坡在政治上是死敌，无论王安石的“变法”与苏东坡的“守旧”及其在宋史中的正、负面作用，史家都有异断异见，但并不影响人们对苏、王二人文学成就的确认。《史记》可谓中国史学的正朔渊源也。但正如司马迁自嘲的“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一样，论“正统”与“正确”，班固在《汉书》中即批评司马迁曰：“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参见黄仁宇《司马迁和班固》）因此黄仁宇才感慨：“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的写作”。胡兰成等自是难及“太史公”之濡沫矣，但时当北美早春雪夜，胡兰成的昔时“禁书”终能一卷在手，并且读出斯感斯怀，雪映灯壁而书连朔漠，亦可以学黄仁宇叹一句：“读书人的运气好”了！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３日马年农历初二于耶鲁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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