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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人指点至今疑
——关于胡兰成的杂想
苏 炜
关于胡兰成、“颓废”及其它
最近两三年间，胡兰成，是海外华文读书圈子里一个不时会谈论到的话题。在各种文人聚会或者文友雅集中，常常听到这样的交头接耳：“有没有读胡兰成？”“胡兰成很有些读头。”更听说，某某知名作家、某某有份量的文化人士，都对胡兰成的许多文学和文化的见解推举再三，于是也随俗入流，把本一读。
以往谈论胡兰成，一般都是因“张爱玲热”捎带而来，但因为“正确”的原因，胡兰成多年来一直是两岸文化话题中的一个忌讳。作为张爱玲前夫的胡兰成，“曾任汪精卫和平运动时期《中华日报》总主笔。抗战胜利流亡日本。 ”此乃台北新版之胡兰成《今生今世》的简介。按照习惯的看法，作为“汪伪政府”的文化要员，胡的政治行为是要受到历史正义的鞭挞的。若干年前三毛以张、胡之恋为本改编成电影的《滚滚红尘》获金马大奖，曾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胡之主要著作《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也是直到近年才能在台湾以全本面世（删节本也主要是删去写汪精卫与南京政府的专节）。如果说，“ 张爱玲”常常意味着对于“正确”的冒犯，“胡兰成”，则简直就是对于“正确”的逆反了。或许，这正是胡兰成“难谈”、“不方便谈”，虽然近年海外华文圈子里许多人都在读胡兰成，却很少见形诸笔墨的谈论的原因吧。
“颓废”一词，是对西文ｄｅｃａｄｅｎｃｅ的习惯中译。据一些学者的分析，西文原义，主要指的是文学艺术从极盛到衰微的变化，是和审美、鉴赏、附庸风雅的趣味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全像中文的意思那样，容易让人联想到精神的萎靡和堕落。“颓废派的唯美主义是一种唯视觉的理想主义，它把美置于一切经验方式之上。”（佩格利亚《性角色》语，参见康正果《魅力的构成及其颓废》）不管是“从极盛到衰微的变化”也好，“审美、鉴赏、附庸风雅的趣味”也好，“把美置于一切经验方式之上”也好，此“颓废”之西文本义，以之讨论胡兰成，确实是再恰切不过的。
在笔者的阅读经验中，读胡兰成最容易让人想到“异质”、“另类”、“ 不羁”一类的字眼。无论从叙述文体、文本风格、言事理路到资源底蕴，“胡兰成”都是很难被归类的。把他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里，他非儒、非道、非佛，又亦儒、亦道、亦佛；把他放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里，他是既不“启蒙 ”也不“救亡”、既不“乡土”也不“现代”、既不“学院”也不“通俗”的。（在政治上把他一古脑儿归入“汉奸文人”倒是轻省简单，但那等于什么都没说。）可以说，胡兰成是中国现代文化链条中一个“脱序”的独特存在。
就笔者读过的有限胡书中，最引动阅读兴味的，正是这“脱序”二字。以胡兰成的夫子自道，无论道德文章、行事为人，他都属于“逆忤”、“不宜家室”的一路人。“世上人家惟是深稳，但是亦是要有像霍去病樊梨花林黛玉这样不宜家室，看来像离经叛道的人，才深稳里还有风光泼辣。”（《今生今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版，下引文同）当今开放时世，也不妨以此一角度去读看胡兰成，或许会比“因人废言”或“人以文存”一类的俗说更有些“意思”吧。
以“审美”读世，可说是胡兰成一大特色
所谓“颓废”——无论中、西文义，都有一种唯美主义、耽美自恋的倾向，“审美大于伦理”以致“审美凌驾伦理”的倾向。以手头边的《今生今世》论，把一切世事感触皆归结为审美式的观照，把审美判断融入世俗日常之中而构筑另一式的价值判断系统，“审时度势”于是成了以“审美”读世，可以说是胡兰成的一大特色，也是读胡兰成时每觉奇气逼人、奇思奇见倏忽而来的地方。
“中国民间是向来不谈政治，却有渔樵闲话与弹词。政治到了不可以入渔樵闲话，不可以入弹词，它就是微不足道的了，而亦就是天下要大乱了。”而以“渔樵闲话”命题的一节，恰是日后在台初版被删禁的写“汪（精卫）先生 ”的一节，亦足见胡兰成论世见解之奇诡处了。《今生今世》此书，按“原序 ”的说法，“是爱玲取的书名……写的是中国民间，江山有思。”这个“民间 ”，是胡兰成臧否世事的故事载体（写的是胡个人的自传故事），也即是他说的“渔樵闲话”的大文本；此“江山”，则是书中笔墨沉醉的“民国世界”与 “中华文明”；而其“有思”，在胡的笔底，使用最频密的有两个字眼，一是 “格物”，二是“直见性命”。
所谓“格物”，《大学》里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胡文的语境中，却语义纷繁，几乎无事无关“格物”，无断可离“格物”。按笔者的杜撰，胡之“格物”，便也乃即“万事皆可作审美式观照”是也。以超然的美感判断替代价值判断，在对周遭之“物”一“格”之下，可以恩怨相忘与利害相忘。“王阳明格物，格亭前的竹子，我今却是格忧患。”论一己身世，胡兰成一直是“中华民国”政府追缉的“汪伪逃犯”，其书中相当的篇幅，正是写抗战胜利后他被民国政府搜捕而亡命浙东的经历。出亡日本之后，胡兰成更是成了“民国世界”唾弃的人物。但胡笔下之“民国世界”，由始至终，则几有一种伊甸园、“乌托邦”式的“清和简静”（此乃胡文喜用之语）——“民国世界山河浩荡，纵有诸般不如意，亦到底敞阳。”“这里叫人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其中男耕女织，黄发垂梢，并怡然自乐，民国世界的上海亦依然好比是这样。”而全书最用心、动情写的人物——张爱玲专章，其题则为“民国女子”（这也是一般人认为《今》书“最有看头”的一章）。此“审美大于伦理 ”一也。
不消说，胡兰成是“反共”——对共产党没有好感的。按书中描述，胡之出亡日本，其实是在五十年代早期上海“三反五反”伊始之时（而非扉页简介所言的“抗战胜利之后”）。但胡兰成笔下多处篇什，却欣赏身边共产党人、解放军尤其是“大秧歌舞”的“民间起兵开创新朝”之“贵气”。“眼前这些儿女正是江山一代人。‘月儿弯弯照九州’，是这样的民间，所以才出来八年抗战，后来还出个人民解放军，击鼓渡长江。”“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解放军渡长江，毛泽东的总进攻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见周武王誓师孟津当年。”此“审美大于伦理”二也。
早被坊间定位为“汉奸文人”的胡兰成，不消说也是“亲日”的（且勿论 “卖国”了），但胡兰成笔下，对“八年抗战”的讴歌不说，对大多日本人（尤其日本文化）也似无甚好感。“偶或见了日本人，那人热情得很，必要握手，说‘我们都是朋友’，我只答：‘还要等做起来看。’“日本的国策，则远在破灭之前已自惭形秽了。”究其原因，竟是认为日本人之不识“格物”。“ 惟亲与敬，才是格物……日本人是亲与敬不足，故特重义气。”“日本人于格物尚未至，固有此大败战。”如此等等。此“审美大于伦理”三也。
“直见性命”则可为胡知人论世、品文论藻的“最高标尺”。民俗民谣的好，是“直见性命”；张爱玲的好，是“直见性命”；儒绅淑女的好，是“直见性命”；《白蛇传》、《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碧山秀水、渔樵灯火、闾里烟岚的好，也是“直见性命”。这个“直见性命”，按笔者的解读，首先，是强调真率的美感造成的心灵震撼。因此胡文里，伴随“直见性命 ”的，常常好用两个字眼作美感判断，一是“艳”（“ＸＸＸ真是艳”），二是“惊”，“世人多知恶的东西往往有大威力，如云恶煞，会惊得人分开顶门骨，轰去魂魄，不知好的东西亦可以有大威力，它使人直见性命，亦有这样的惊。”其次，则是重呈现，反表现，直面事物的本真本性，反对人为的制作与演释。用今天的流行语言，是“存真意，去包装”，用胡兰成特有的表述语式，就是“平易之情”，就是“人在日月山川里”，“岁序不言，风日无猜”。
基于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今》书中胡一再提及厌恶“神道”和“ 巫魇”（顺及，胡兰成喜作奇语，《今》书中自有一套胡自创的术语和概念）。“神道”者，以今语言之，既指威风八面的权力权威，正义懔然的“宏伟叙事”，也包括高堂讲章式的经院体系是也。“我不喜《蒋介石伟大》那样的书名，不喜东条英机，也不喜麦克阿瑟，一种东西，若是像城隍庙里的神道，威灵显赫，或向《白蛇传》里的法海，是个超自然的大力，且总归是他有理的，我都不喜，见他倒下来，我比谁更开心。”所以，胡兰成虽曾熟读马克思却不喜“革命”、“斗争”，对慷慨激昂之士多有鄙语；对学院一派学问，胡自认 “受过严格思想训练”，却从张爱玲处顿悟：“不如解散的好，……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
所谓“巫魇”，在胡文中虽有歧解，但大体指的是对宗教式狂热的拒斥，对人生之戏剧化或戏剧化之人生的漠视。《今》书细写世变离乱、朝代兴亡间的人生诸景，却写来波澜不惊，文意沁凉清冷，带着一种平实的自嘲和悲悯，书中极力弘扬亲敬清和、世俗平凡的入世情怀，故对任何你死我活、天堂地狱式的执持都甚为反感。“现代西洋人是连音乐亦只能采用野蛮人的巫魇的热情，而又要求解脱，如此就成了单是技术的，止于感官的。”
在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的底蕴上新旧驳杂
自然，以“审美判断”对胡兰成一言蔽之，难免以偏概全之嫌。胡兰成的言事理路（或称价值系统），虽繁却杂，虽深亦简。在笔者看来，从社会理念、道德取向到行事风格，是远儒而近侠，远佛而近仙，远官而近盗。用现代语式，则可谓：主流心态，边缘立场，在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的底蕴上新旧驳杂。
此“主流心态”也即书中之“中原心态”，对胡兰成这样经历的人似乎有点费解。胡之一生可说从未进入过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主流，却是一位真真确确“心悬魏阙”的人物。即便在隐姓埋名的逃亡期间，他也时时记挂着日后的“中原复出”（海外学人喜论“中原意识”，胡可谓士人中之至早“执迷者 ”矣），并为此以“张嘉仪”之假名长期与正在西南办学的梁漱溟通信，结为莫逆。四九年后，这位“张嘉仪”议论国事、指点江山的信函甚至“直达天听 ”，由梁漱溟送抵毛泽东手中，以致梁要正式致函“偶我恰保┕蚕? 国事。“妾身未明”的胡兰成竟然束装就命，正是在赴京途中，经上海目击“ 三反五反”，他才决意去国亡命的。
《今》书中多次提及他对克鲁鲍特金之《田园都市手工场》的研读；又好自炫“侠气”，对有“侠气”之人无论高低雅俗均有好感；却也对民俗中富多神教色彩的“仙道”颇感兴趣，喜论某人有无“仙气”，对张爱玲用的“欲仙欲死”一语惊叹不已。至于“近盗”，则不能不提及胡之对任何类型、主义之 “民间起兵”的特殊好感。从水泊梁山、武昌起义到共产党“三五支队”以致青红帮会，都以“民间起兵”名之。为此，胡对上海“白相人”——黑道人士甚至有专章述及，语多羡褒，立论角度相当奇特，则更见其之“新旧驳杂”了。
“新旧驳杂”者，其实是新少旧多，厚古薄今。新学之中，“左”、“右 ”诸般主义胡兰成都似曾涉猎，但却独缺“自由主义”一脉的痕迹，其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下的人情世态，始终语多讥讽。胡对中国旧学浸淫既深，沉迷亦久，可说常常沉迷至不可自拔的地步。经书子集、儒道墨法、黄老佛禅、民俚民俗，随手拈来，辄出奇见，且喜对中西文化作“一杆子买卖”式的宏观断论。 “西洋人视人如物，印度人视物如人，亦似平等，可是不好。”“世上唯汉民族能如此壮阔活泼喜乐。”“西洋人的母爱真是侮辱儿女，……世界上唯有中国，儿女与父母是平人。”这种“唯中国文明有，西方（外国）文明无”一类的大堆头断评，今天看来自是武断吓人，但放在胡文语境中，却仍有启人思迪之处。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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