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十首诗的片断
廖伟棠
2002年
“现在请合上，接著用力拔出他身上的利刃
──一个不存在的中国也被劈开了。
在我的伤口上，一个鬼魂疾驰如闪电。
肉体、果实、种子，喷散如星，
所有蒙昧的耕作者都无法重燃但也无法熄灭。
今天请你替我听听：
空气中嗡鸣的刀片（多少已经折断），
我也要在这一个将要陆沉的小岛上听
一只小手上举著的白蜡烛，烛芯静寂爆裂。”
——《六月四日寄北京》
为了在北京继续待下去，我追随前辈陈冠中，进了《视觉21》这本当时内地最前卫的杂志工作，从此频繁奔走京港两地、中国的各个角落，渐识中国之难。但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要回到香港，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祭奠我们的青春的地方。《六月四日寄北京》是在香港写给在北京的疏影——我日后的妻子的。其时香港经济仍然低迷，国内仍未为奥运幻象所惑，两者的灰暗中反而令人看到爆裂的希望。
2003年
“是夜月晕，有狐跳樑急。
来，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名正言顺抢劫这个世界──戴上口罩我们都是恐怖分子，心里窝藏人质。谁夜立，谁就招来风雨。这一霎那春暗，七百万人潜行到另一场战争，而那攻城的人早已死去他们的血开花：如夹竹桃之夭夭。持之，这也是我入城的凭证，点染口罩上方，双眼黠光。是夜月晕，我额上刺字：曾参。意思即杀人，即死士，即失乐园。来，今夜这世界空空，我被遮掩的笑著火猛烧。且避而不谈昨天的毒、流言、飞沫、高官们的越货，关上门，我们含沙，射满天的阴影。”
——《暮春围城志.香港》
SARS猖獗期间，我多次往返京港，被友人笑为病毒传播者。4月1日在港，先闻“封城”谣言，再闻张国荣之死，只觉这愚人节玩笑也开得太大了。日后分别为香港和张国荣写了《暮春围城志》和《春夜慢》悼之。在那恐慌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是诬衊曾参杀人的人也是其父也是曾参本人。SARS最大的祸害，就是使许多人坚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念，也就更努力拜金了——京港都一样。
2004年
“火车经过东湧的长长海岸线，
仿佛伸出双手就能越过玻璃
拥抱那分隔两个日子的澹澹海水。
拥抱你。但最后的结果是
我们都拥抱了这个嶙峋的世界：
只抬头直视烈日的我、把手
推进洪水之刃的你、决意要孕育
黑夜的她……这排山倒海的世界。
千盏灯更添凛冽。
我曾无法想像，有这么一个
不可能收藏的日子，属于你
犹如一片捲入海底石洞的鲨骨。
你也无法想像，有同一个大胆的日子
属于我们，光阴也扑不熄。”
——《婚礼日致亡友》
8月7日，我们回香港在大会堂登记结婚，拍照背景就是日后我们都参与保卫的天星码头。而那一天又正好是我们的挚友、诗人马骅的祭日，他于云南山区义教，6月20日意外坠于澜沧江。可以说从此我的诗大多只为这两个读者而写：我的亡友、我的妻子。
2005年
“雾沿著海堤搂紧了中银大厦、国际金融中心等等，他的脸蹭著香港的重重黑幕、隔夜茶色玻璃，闪著一个个媚眼，他闪过湾仔运动场恨恨地绕了一圈一圈，巨大的沉默在将他抵挡，我几乎听到他因为失恋而哭，人民不爱他，我也不爱他，但我在新鸿基中心三十三楼空空的办公室里召唤他，过来，过来，我的心能容下这一场毒雾，我仿佛听见每一个绝望的人民也都这样召唤。”
——《雾中作》
2005年我们完全搬回香港定居，住于大屿山下，工作于湾仔某老牌杂志，半年后辞职。但那年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是全程参与了12月的反世贸运动，在其来临前写了这首《雾中作》，于其时写了《湾仔情歌》。这里的雾是香港政府及所谓的“香港精神”暧昧之大雾，但是绝望者能消化它。每个参与反世贸运动的港人都显示了本城罕见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不是狭隘的香港精神，让人觉得这里还有希望。
2006年
“我一头冲进雾中洗沐，雾中莲蓬滚烫，
而我将大笑、大闹、大哭一场。我知道立秋了，
节气将频繁，风安慰了雾，给我们递上新的衣衫。”
——《论神秘》
W.H.奥登晚年曾说“谢谢你，雾”，这句话的意味这两年我得以体会。现实如雾，日益含混，因而更需要我们睁大双眼。但雾也带来沉静、省思，“因为这个特殊的时期，/这样的宁静也是这样的快乐”（奥登诗句，桑克译），夜行衣得以披上。
谢谢你，雾。
谢谢你，被我们抛弃又抛弃我们的一切。
香港的阴雨山，北京的未名湖，青青世界。
我辨认您，我必须辨认。必须在这一夜
草船借箭，我的夜行衣破了
也像一朵花:在烈酒浇奠处怒放。
我听见雾在吹笛的声音，
委婉道破光的虚妄——正与绝望相同，
于是我告别雾，走进光更刺目的六月和七月。
2007.5.9-10．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