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刘禾
“朦胧诗”和《今天》的出现，引领和推动了自“五四”以来的一次最大的文学变革和形式上的突破，这似乎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但是，这个“昨天”已经是三十年前，也已成为历史，这真让人感慨。然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这个不久前发生的历史——而且大部分的当事人还都健在——在历史叙述中竟然变得朦胧不清。霍俊明的文章《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所讨论的正是这种“朦胧”：“朦胧诗”的历史到底应该如何叙述？它有没有“史前史”？如果有，这个“前史”究竟应该追溯到哪里？在已有的当代诗歌研究中出现的“经典化” 有没有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研究的范式本身就有问题？或许文章作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出完整的答案，但如前所述：在很多情况下，问题的提出要比给出答案更为重要。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就是文章最后一节的质问：白洋淀诗群中那些曾经非常活跃的女诗人（赵哲、周陲、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陶雒诵、夏柳燕等）为什么在当代诗歌史中消逝得踪影皆无？而且，霍俊明的疑问并没有在这里停止，他还继续问：当我们翻开一本本当代新诗史，五十多年的诗歌史总共有几位女诗人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挖掘，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女诗人被人有意或无意的删减掉了呢？“什么是历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当历史叙述在不断因各种情势而进行或大或小的转换的时候，总有历史大海中的一些岛屿被冲洗和显露出来，也总有一些岛屿处于不断漂移之中并最终被淹没。”诚如此言，我对霍俊明的这番感想十分认同。
无论诗人是否自觉，是否承认，诗歌写作说到底还是一种发言，并且，如前所说，诗人不仅要面对自己的时代发言，还要同时面对别人的时代发言。这个“别人”可能包括域外的波德莱尔、庞德、叶芝、艾略特等所代表的现代主义传统，也可能包括西川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雪莱、拜伦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更可能包括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等人所代表的悠久汉语诗词传统。翟永明的文章《女性意识.妇人之见.雌声》择取了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三位诗人，对她们诗歌里的性别意识作了精彩的分析，也为我们辨析其他诗人和诗歌的性别立场提供了特别的方法。如何读懂诗歌里的性别意识，这对解读和评价中国的诗歌传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翟永明质疑以“闺阁气”来概括女诗人这一共识，让我们看到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如何书写中国的历史典故、英雄人物、战争和国家兴亡的大叙事，她们给后人留下了何等独特的认识和洞见。无论是鱼玄机笔下的吴越史实，还是李清照对项羽战败的思考，或是薛涛的那些有关战争和边戎政策的诗篇，这些诗人在翟永明的诠释中获得了全新的性别意义。当然，现有的诗歌史并不否认中国古典诗词写作中有杰出的女诗人存在，甚至也承认她们写出了好诗，但翟永明在这里强调的性别意识，恰恰不在于要求女诗人被正统的诗歌传统所认可、所包容，而在于帮助我们认清这个诗歌传统本身的性别特征，因为长久以来，这个诗歌传统主要受制于男权意识形态，导致了像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这些诗人屡屡遭人误读的现象。例如，薛涛的诗作曾被胡震亨美誉为“无雌声”，这种赞美轻易地抹杀了薛涛面对男权世界的发言，即“女性对战争进退攻守，胜负交战的策略和决断”以及“对和平、安边的期冀”。只要稍微研究一下翟永明本人的写作历程，我们就会看到这种鲜明的性别意识始终是她的诗歌的灵魂。在《她也叫丽达》和《臆想》等诗作里，翟永明展开了我所见到的最强有力的一次与诗人叶芝的远程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翟永明称为具有“批判的性别意识” 的诗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女诗人”，正如我们不能把叶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男诗人” 来看待一样。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鱼玄机、李清照、和薛涛才得以在翟永明的诗文中复活，向今天的读者发出她们的心声。
周瓒的文章《翻译与性别视域中的自白诗》可以看作是对翟文的一个有力的呼应。此文不仅对“自白诗” 出现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语境作了仔细的梳理和分辨，而且把“女性意识” 放在有关美国“自白诗”的辩论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周瓒对翟永明早期诗歌的细读一方面对“影响说”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具体地了解到，诗人和诗人之间的交流是如何通过汉语译文进行的：“正是译作中的一些带有画面特征的，情绪强烈的，独具暗示性的词语对诗人产生了作用。因此，单纯强调美国自白派或其代表人物普拉斯对翟永明的文学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周瓒的分析很富于启发性,不过，这启发性恐怕很难用“女性意识”来概括。我们能不能在“女性意识”和“批判的性别意识” 之间作进一步的区分？所谓的“女性意识” 虽然有意在抵抗男权制度的过程中实现自己，但事实上不得不经常向男权的经济逻辑和性别意识形态作妥协（在诗歌和小说写作上，往往表现在退居为“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相比之下，我在这里提出的“批判的性别意识”,则要求不断地与现存的社会制序保持疏离感和紧张感，因为它的前提是不承认任何现存的文学秩序或社会秩序没有自己的性别结构，也不认为“女性意识” 可以独立于这个性别结构，因此，坚持一种不妥协的批判意识，才是抵抗现存的性别秩序的基本立场。近些年来，由于女性主义影响的逐渐扩大，“女性意识”这个概念已经被很多人接受，甚至流行起来，但 “批判的性别意识” 却经常处于幽暗之中,并游离于当代女性主义的自觉。此外，我认为“批判的性别意识” 所要求的那种疏离感和紧张感，也是前卫或先锋诗歌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必要紧张，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敢挑战现存的性别秩序，那就谈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先锋写作——因为性别从来都是维护社会（压迫）秩序的深刻理由和最后的堡垒。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到的作者，包括翟永明、孟连素、周瓒，还有霍俊明关于白洋淀诗人的文章，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批判的性别意识”，我想，这也是本期诗歌评论专号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编辑本期诗歌评论专号的过程中，我有机会了解到当代诗人和评论家如何思考诗歌和社会等级的关系。这又是一个欲罢不能的老话题，提也不行，不提也不行，而每次被提出，都有它新的理由，这些理由后面往往是激烈变动中的社会形势和文学环境。霍俊明的文章《深入当代与“底层”的诗歌写作伦理》，通过对“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的分析，把伴随着20世纪新诗发展的一个长期争论而又聚讼纷纭的话题重新摆在我们面前：诗歌和社会生活是什么关系？诗人是否应该对社会有所承担？作者在观察1980年代以来新诗20多年的发展过程时，提出“有必要重新检试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生存的关系，题材决定论和美学自主性的关系，诗歌的社会伦理与美学伦理的关系等等。诗人深入当代、处理当下的甚至社会焦点题材是否就意味着诗人的写作在美学上就会‘不纯’？是否深入当代就意味着是以集体甚或民族的伦理来压制个体经验表述和诗歌自身的美学伦理？” 霍俊明对低层诗歌和写作伦理的分析，点出当下写作的一大困境：诗人如何能够深入当代？文章对今天诗人如何面对这个困境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但结尾处却借用陈超的诗，对这一困境给予了真切而尖锐的描写：
刚才，甚至在酒局上，真讨厌
一个发财的胖蟾蜍胀红着满脸皮痘：
‘你们的诗，应该歌颂时代……’
现在我的脚步趔趄地回家，看到我家楼下
菜市场那家腌菜、豆腐坊
老耿爷爷下岗的儿子儿媳今冬受雇于它
小俩口凌晨起来洗菜磨豆腐，双手皴裂。
老耿爷爷到晚上还未卖出多少
腌菜、豆腐和他的老眼都结了冰碴。
霍俊明的文章和陈超的诗一起，为诗歌如何“深入当代”，给出了一个复杂而又冷峻的回应。腌菜、豆腐、劳作、还有老眼上的冰碴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意象，在这里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力，让人心痛。
最后，我还要向读者特别推荐唐晓渡和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长篇对谈。这是日本诗人和中国诗歌评论家之间发生的一次内容广泛而又深入的对话，坦白而又睿智，其坦白让我们感动，其睿智让我们获益良多。谷川俊太郎是日本著名诗人，他对诗歌写作的很多看法都非常独特，不同流俗，很值得我们琢磨体会。例如他作为诗人却“把写诗看成是最值得怀疑的工作”；他还认为，说“诗是自我表现，这个说法太落伍了，这是源于欧洲的说法”；还有，他强调诗人应该保持童心，“成为大人之后，不要压抑心中的童年性，要让它自由地走出来。我认为能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真正‘成人’”。不过，在这篇谈话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两个人对诗歌的语言问题的讨论。谷川俊太郎不但对语言有很深入的思考，他的语言观也十分特殊。诗人不但始终对语言有一种警惕，和语言之间保持一种紧张关系，而且特别强调“真正的语言并不在我的内心，而在我之外的世界，在更广阔的宇宙之中。比如说政治语言、经济语言、文化语言和其他的艺术语言。” 语言外在于个人，这一点也让我们联想到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的著名论断，“人的无意识即是他人的话语”。 既然语言本质上是外部的存在，那么诗人的作用在哪里呢？谷川俊太郎的回答是：诗人更像巫女或巫师、是以传达他人语言的媒介；诗人的工作是将外在于自身的语言加以新的组合，给予再创造，让其发挥特殊的魔力。对日本诗人这样的洞见，我认为唐晓渡的回应也非常精彩：“巫婆也好，媒介也好，强调的都是诗人在语言中和世界相互进入的关系。这一说法实际上也悬置了有关诗的种种既有定义，取消了语言的等级制。我觉得这是诗人最好的语言态度。没有必要事先神化或圣化诗；如果说诗真有什么本质的话，那或许就是和世界的变化相平行、相交织的语言的创造和变化。”显然，批评家唐晓渡的这番话除了回应谷川俊太郎，也是另有针对性的，其矛头明显指向国内诗歌界的一些流行看法。我希望更多的诗人和读者能够听见这样的声音，并且能够就诗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多的思考，进行更多的论争。
对一本内容极为丰富，意见充满尖锐冲突和相互对话的文章集合来说，以上的介绍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都准确，说不定还有点多余。不过，我真诚地希望，《今天》的读者能够喜欢本期刊物的文章，并在这些文字的感染中受到一些启发。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