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刘禾
汉语诗歌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似乎不容置疑。但我们是否能很清楚地说明，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对于哪一些人有意义？有没有统一的意义？此外，人们借以评价和判断汉语诗歌价值的基础又是什么？这并不容易回答，而且，无论我们对这些问题如何寻根究底，恐怕最终也找不到唯一的答案。
有时候，问题的提出也许比答案本身更为重要。
《今天》杂志举办本期诗歌理论和评论专号，就属于对上述那些问题的追问，也是对过去已有的这一类追问的追问。所不同的是，这次的追问有一个更新的背景，那就是近些年日益明显的现代诗歌生存的普遍困境。这个困境经常表现为诗集出版的不景气，表现为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和网络写作对诗歌的腐蚀、排斥和压迫，但在这困境的深层，可能还是这样的问题：在今天，诗人和诗歌如何面对自己的时代发言？还有，诗人和诗歌如何面对别人的时代发言？不发言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因为“自己的时代” 除却个人的直接经验外，还包括入了诗的和可能要入诗的修辞、文字、音律和意象；“别人的时代”也不可或缺，因为它意味着古人、未来和一切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场景。
参与本期写作的诗人、批评家和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些文字松散地构成几组话题，话题和话题之间、文章和文章之间，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或张力，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于是，这个专号实际上形成了一场关于汉语诗歌困境的集体对话，一次对诗歌研究和批评有突破意义的文字集合。这些作者不但包括著名诗人翟永明、欧阳江河、柏桦、西川，著名评论家唐晓渡，青年批评家和诗人周瓒，还有三位青年学者张松建、孟连素和霍俊明。这三位年轻人都是第一次与《今天》的读者见面，他们的文章不但是这个专号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突破和新的批评视野。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青年批评家和学者到《今天》来发表文章和意见。《今天》从来都是年轻一代施展才华的园地，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本期专号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多篇文章都涉及历史，而且视野遍及中外古今，非常开阔。有的是从诗歌史的角度探索中国现代诗歌与现代性的复杂联系（张松建、孟连素）；有的是在现代诗歌写作和古典诗歌的断裂和继承关系中明察暗访，探索诗歌写作的新的可能性（翟永明、柏桦、张松建、西川）；有的则在思考诗如何在与当代生活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获得某种历史性，如何尝试写作现代“诗史”（欧阳江河）；和还有文章从“经典化”的角度讨论诗歌史的写作，不过关注的不是已经成为过去的诗歌史，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当代诗歌史（霍俊明）。尽管大家都非常注重历史性以及历史化，但这些文章提出和思考的问题，都关系到我们当下的诗歌状况，都来源于我们当下诗歌写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现代性始终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但是过去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理论界和批评界的充分注意。近些年的情况有很大改观，很多评论家和诗人都开始直面现代性的难题。本期专号中的几篇文字也都从不同的层面进入诗歌现代性的讨论，发表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并且相互呼应，形成另一层的对话关系。《嵌入额头的广场》是欧阳江河和李德武两位诗人的一篇非常精彩的对谈，谈话虽然主要是围绕欧阳江河的几篇诗歌如《手枪》和《傍晚穿过广场》展开的，但他们的讨论跟诗歌现代性的问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手枪》在“现代咏物诗” 里试图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把握物的存在，以至于要把诗的语言自身也变成某种“物”；另一方面，在《广场》里，诗人又尝试在物质主义时代为广场的“戏剧性”，以及这戏剧性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这里的戏剧性不单纯是个人的出场，而且是一代人的出场”）书写一个诗的碑铭。很明显，这两种努力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深究这个紧张，是当代诗歌如何让自己具有丰富的历史含义，进而具有某种“史诗性”的大问题。自朦胧诗兴起以来，很多诗歌写作都在“纯诗”或者是表现自我等层面上追求诗歌的“现代”性质，我们相信，围绕着《手枪》和《广场》等诗所引发的思考，足以让我们获得一些新的启发，也就是说，现代诗歌的“现代”质感，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
孟连素的文章《聞一多的生態詩觀與中國詩歌的現代性》另辟蹊径，对聞一多早年的诗作和诗人邂逅芝加哥的那一段经历(1922-1923)提出了新的诠释。文章指出，闻一多是在目睹芝加哥的工业化、都市化和机器生产以后，才开始对“诗境”和“尘境” 产生新的理解，使他那一段的诗歌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到了芝加哥，亲身体会到大工业带来的喧嚣和污染，闻一多日夜坐卧不宁：“新的形色，新的声音，新的臭味，总在刺激我的感觉，是之仓皇无措，突不兀安。” 而这一切，正是波德莱尔在十九世纪急剧工业化的巴黎所体会和目睹的景象，也是波德莱尔灵感的源泉。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在现代化上的大跃进，联想到这个大跃进竟然让中国的诗人突然和相似于闻一多、波德莱尔写作的那个历史环境狭路相逢，我们似乎有必要对自己和时代的关系作一番新的审视，进一步澄清汉语诗歌的写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如何认识来自欧美的现代主义对于汉语诗歌写作的冲击，是我们了解这个关系的渠道之一。在《现代汉诗的文学反叛》一文里，张松建对路易士（纪弦）、罗寄一和穆旦等三位诗人的“肖像”扫描，可以说是这方面很好的研究，它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诗的另一番景观，与文学史经常在“新诗”名义下所描述的图画十分不同。张文对这三位诗人“反抗现代”的主题和“抵抗诗学”的美学策略作了深入的分析，但文章重点，是强调这些诗歌如何“迥异于西方现代诗人的生命体验而打上了‘本土的’烙印”。例如，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将艾略特笔下的 “普魯夫洛克” 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下进行检验，诗句里深深嵌入了中国诗人在缅甸远征军中目击死亡的直接经验，以及现代中国人对于战争炮火的痛苦体验。通过这样的对比，张松建提出一个大胆的意见：穆旦的诗中所表现的生命的荒凉感，极大程度地超越了艾略特笔下的中产阶级客厅里的荒诞，同时也超越了贯穿于其诗中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哲学思辨。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无论是穆旦笔下的“普魯夫洛克”，还是闻一多眼里的大都市，现代文明对于汉语诗歌和中国诗人来说，总是伴随着更为严酷的暴力、战争、革命、压迫和流亡。换句话说，中国现代诗人的命运远比他们的西方同道复杂和严酷，因此，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国现代诗的意义，是一个需要更多的细致分析和敢于发明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批评家和学者关注这个领域，以新鲜的视野和扎实的研究让一个新的诗歌史渐渐浮现。
说到对穆旦的评价，我想请读者特别注意西川的文章《诗人观念与诗歌观念的历史性落差》，因为这篇文章也谈到穆旦。不过西川是这么说的：“穆旦诗歌据说是现代主义的，据说是得了英国现代主义者威廉. 燕卜荪、W.H. 奥登的真传，但读一读穆旦诗歌的自译英译文，观察一下穆旦的英文词汇表及其对英诗形式的把握，我们就不难发现，穆旦骨子里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这本来也没什么。但忽略了穆旦诗歌里的浪漫主义因素，等于没有认识穆旦。”这显然和张松建的看法大相径庭，两篇文章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对话。那么，西川这么说的理由又是什么？仔细读他的文章，我们会发现西川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由于历史的“落差”，在五四之后新诗革命中出现的诗人们，不论在白话诗的写作里有多大贡献，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把自己“二十世纪化”，而是纷纷把自己“十九世纪化”；不仅如此，这样一种“化”还“构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时代风气。在诗人气质方面，他们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同代人和后辈诗人，无论是左派诗人、极左派诗人、右派诗人、现代派诗人，还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诗人”。 西川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现代诗歌发展的新解释。在他的解释里，不仅穆旦是否能算作是个现代主义诗人是可疑的，就是现在很多已被公认是现代派的诗人，其“现代派”的身份也要打上引号。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西川文章中的历史梳理和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篇文章客观上是对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研究模式严重的挑战。自九十年代以来，以现代主义和“现代派”作为研究现代诗歌史和诗歌写作的基本框架，似乎已经得到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诗歌史的研究也正在依照这个模式不断在更新和突破。然而，西川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这个框架和模式不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诗歌史是否还能沿用“进化论”的文学观念？中国的现代诗歌是不是必须在西方诗歌断代史的映照之下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至少，这些问题应该被提出，也应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的形式问题一直是诗人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讨论不断，岐见日深，至今犹是。2007年春我开始为本期的专号组稿时，正好北岛、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周瓒都聚集在纽约，我们有过多次的讨论。在我的印象里，这些谈话最有意思的部分，还是形式问题，比如汉语的音乐性、翻译体对诗歌写作的影响，以及如何激活古典诗词的资源，如何让当代诗歌和中国文人的和民间的优秀传统进行某种“接轨”等等。现在，当我把这个专号编辑完成之后，很高兴地发现本期收入的文章和访谈，不仅有多篇触及到了以上话题，有些文章的分析还相当深入。
柏桦以诗人的激情论诗，独具一格。他在文中处理的是现代汉诗形式的一些根本问题，其中包括词语如何达至音乐性。自古以来，审音拈韵，习谙古偕，这始终是汉语诗歌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那些有才华的诗人琢磨推敲的难题。柏桦本人的诗歌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例子，精致的形式和意象，在音乐性上的讲究，都显示他是个语言上非常自觉的诗人。他为本期所写的文章《江南诗人的吴声之美》提出的问题是：当代江南诗人如何处理方言？如何使江南方言的音乐性进入现代诗歌，形成现代诗歌美的品质和有机的构成部分？在已有的努力当中，当代江南诗人与古代的江南诗人之间建立了怎样的传承关系？等等。为了让自己的问题得到实在的讨论，柏桦还在陈东东与吴文英之间，以及杨键与陆龟蒙之间，就古今江南诗人的诗风和修辞作了细致的对比分析，试图证明今古诗歌之间的对话、互文和渗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进入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实践。柏桦的文章可以看作是一次呼吁，即现代诗歌的写作必须重视汉语的音乐性。不仅如此，如果把这样的思考和讨论深入下去，我们必然还会考虑一连串的其他形式问题，包括汉字、方言、古诗词音律、书面语、翻译体、和印刷体汉语等等。因此，柏桦的这一呼吁应得到我们特别的重视，也希望今后这类研究和讨论能够越来越多。还要提一下的是，我们这个专号的其他文章对诗歌的“声音” 也有很精彩的讨论，例如，欧阳江河对速度的理解以及他提出的“多声部”、“复调推进”等比喻，也为我们理解词语如何达至音乐性提供了重要的启发；翟永明提出的“雌声”，也在隐喻的层面上指出诗歌写作的性别问题；此外，谷川俊太郎在与唐晓渡的对谈中提到，沉默是诗歌的根源，试图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探讨类似的问题，因为沉默像影子一样，永远伴随着声音而存在。
不过，柏桦文章中的有些看法似乎可以商榷。为了强调音乐性对诗歌的重要，柏桦提出了这样的意见：“首先是词语（即意象），然后才是声音（即音乐性），而最后的意义必须服从声音，并在服从的前提下才允许与之建立或维持一种联系。如果二者（声音与意义）非得牺牲一个，那毫不犹豫牺牲意义”，同时，他还引用威廉斯以及马拉美的说法（“诗不是思想写成的，是词语”等等）以作支持。这些意见需要斟酌，因为词语、思想、意象，声音和意义，这是五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如果马拉美的“词语”跟“思想”是对立的，那么这个“词语”就很难既是“意义”或“意象”的同义词，同时又是“声音”的对立面，更何况声音和沉默都富有自己的意义和意象。总之，诗歌的意义问题恐怕还需要更细致和复杂的思考。本期发表的张松建的文章《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恰好也涉及到诗歌的意义问题，可以看作是跟柏桦在这个问题上的潜在对话。首先，两篇文章都讨论当代诗人和古典传统之间的联系，但是在选择古典诗人做理想的典范的时候，一个选择的是吴梦窗、陆龟蒙，另一个选的是杜甫，两者的选择已经值得玩味。而张文通过对四篇有关杜甫的现代诗作做了细读和分析之后所作的结论，就与柏桦的意见完全相左：“杜甫对于时代苦难的自觉担当极其高超地把个人苦难转化为璀璨艺术的历史形象，受到四位诗人的一致礼赞”，“杜甫的确是模范，他通过他的写作告知我们：诗歌不是无意义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诗歌写作不仅成为抵抗暴力、苦难和死亡的工具，也是混乱年代的个体生存的意义根据”。当然，柏桦和张松建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我们希望不同的意见会继续争论下去，这样的争论越清晰，越激烈，对汉语诗歌的发展就越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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