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去经典化的白洋淀诗群女性诗人
在关于白洋淀诗群的研究与新诗史叙述中，多多、芒克和根子等诗人逐渐在文学史中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认可和位置，而值得注意的却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在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叙述中仍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仍处于被忽略的尴尬境遇。当然这种被忽略的状况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不能否认她们的诗不受到研究的关注与其诗作的散失和相对的被挖掘程度不足有关，而这也与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女性诗人的惯性叙述有关。当我们翻开一本本的当代新诗史和文学史著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诗发展进程中到底有几个女诗人受到了诗歌史家的关注呢？而一般研究者往往认为女性诗人在建国之后本来就少造成了目前文学史叙述的这种现状，但这种看似合理的说辞实际上多少有些占不住脚。当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再的挖掘非主流的历史、关注“边缘”的时候，难道在历史中真的没有女性诗人，或者说到底有多少女性诗人被历史叙述有意或无意地删减掉了呢？再有一个问题，也是笔者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建国后的新诗史写作中，很少有女诗人出现？相应的新诗史写作几乎成了一部男性诗人的文学性别史① ，在1949—1976年间到底有没有女诗人在写作？如果有的话，她们又是如何被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的？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也比较重要的研究问题。而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挖掘，林子、灰娃、成幼殊、张烨和林昭等人在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而文革时期的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几位女诗人则仍然处于历史叙述的巨大冰山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新诗史在叙述白洋淀诗群时，叙述的重点都在多多、芒克、根子、林莽等男性诗人身上，而很少谈论当时白洋淀诗群中的女性诗人，如赵哲、周陲、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陶雒诵、夏柳燕等。1968年底，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下，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700万青年学生离开城市来到边疆和僻远的乡村，接受时代的“锻造”和“洗礼”，开始了青春“流放”岁月。当时，插队到河北保定安新白洋淀的知青有600余人，主要来自北京、天津和当地的返乡知青。其中北京知青就占了半数，并且有60余人形成了知青诗歌圈子。这就是后来在文学史和新诗史中被反复张扬和强调的“白洋淀诗群”，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新诗史在叙述白洋淀诗群时，笔墨多在多多、芒克、根子、林莽等男性诗人身上。白洋淀的“三剑客”——芒克、多多和根子已经成为当代新诗史经典，他们如今在各种文学史著作、资料汇编、研究论文和各种诗选中频频露面。但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诗人却至今由于诸多原因仍深埋在历史地表之下，在当代新诗研究视野中她们大多被忽略，只是作为某种点缀偶尔被提及。正是由于文学研究思维和模式的惯性发展，目前新诗研究界在看待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时多是大同小异的毫无见地和创见的雷同叙述，而对于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相关地带和诗人则仍是漠然处之。在这一需要挖掘的地带中，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相当重要。笔者希望依据目前所见有限的资料对这几位女诗人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与辨析，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思考。孔令姚在1971年写有《友情》一诗，周陲在同年写有《情思》，对爱情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思考——“让我把你安放在心灵的哪方？？可是供奉在情爱的殿堂？/哦，我期待的难道就是你吗？/——吻平箭伤的伤痛，/一片迷茫。//谁在意这信笔的诗行？/它把我哀哀的情思依傍。/维纳斯，你发错了箭矢？/送来他？一动我愁烦心伤。” 史保嘉（齐简）当时和戎雪兰、潘青萍以及师大附中、北大附中的同学都有着诗词交往。戎雪兰在白洋淀时经常与其男友在淀边画那些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现代派色彩的油画，也写下了几首小诗。戎雪兰、潘青萍和孔令姚之间的诗歌交往由于同处一村则自然很多也更为密切。实际上，她们白洋淀时期的诗歌写作没有受到新诗史写作与研究的关注既与她们诗作的大量散失和相对的被挖掘程度不足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文学史写作长期忽略女性诗人的惯性叙述有关。当我们翻开一本本当代新诗史，50多年的诗歌历史有几个女诗人受到了诗歌史家的关注呢？而说到女性诗人在当代本来就少就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说辞是有些荒唐的，当我们一再的挖掘历史、关注“边缘”的时候，难道在历史中真的没有女性诗人，或者说到底有所少女性诗人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删减掉了呢？而白洋淀诗群中的其他女诗人则由于史料的挖掘、写作情况的差异等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梳理。我们艰难地在历史烟云中寻找那些依稀难辨的历史往事的残片时，我们能做的不只是对这些早已为历史叙述所遗忘的事实加以重视，而是要就此发问，什么是历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当历史叙述在不断因各种情势而进行或大或小的转换的时候，总有历史大海中的一些岛屿被冲洗和显露出来，也总有一些岛屿处于不断漂移之中并最终被淹没。当我们今天返观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和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样关注这些历史叙述中仍处于历史地表之下的地带，如这些被遗忘的白洋淀诗群中的女性诗人。白洋淀诗群中的这几位女性诗人由于史料的缺乏，历史叙述对女性的惯性忽略以及其他复杂原因还处在历史视野之外。这都需要研究者不断地进行挖掘的田野作业，将具有新诗史和文学史意义的部分不断彰显出来，尽管这项工作必将是长期而艰难的。而这正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带给新诗研究和新诗史写作的长久的思考。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新诗史写作在涉及到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时都会将当时的白洋淀诗群置于相当显豁的文学史位置，而其时的其他地下诗歌，如贵州诗人群、上海诗人群、福建诗人群等则有着程度不同的被边缘化的趋势，当然这种被“忽视”和“边缘”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贵州诗人黄翔在写给诗人钟鸣的信中对研究者和文学史过于强调食指和白洋淀诗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是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及，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今仍坚持‘三热爱’，无论过去和现在思想都非常‘正统’和局限，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是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我想这是公允的。”而戈小丽却认为文革时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②” ）面对这种有差异的叙述，还需要研究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我们祛除一些新诗史写作和研究中对白洋淀诗群的过度“阐释”的因素，还是应该看到白洋淀诗群在新诗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和文学史价值的。白洋淀诗群在新诗史叙述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也同样是应该引关注的，而不是像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那样人云亦云地简单重复着对白洋淀诗群和地下诗歌的大同小异的重复叙述。不管怎么说，白洋淀诗群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新诗史，关键是研究者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方式来进行合理的历史叙述。历史注定是被讲述的，而这种讲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态”的历史本相似乎只能永远是不断被挑战的话题，在当代写史，写作当代史尤其如此。
【简 介】 霍俊明（1975-），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新诗史与文学研究。执教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已在《文学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及随笔400余万字，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各种报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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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多当代新诗史在叙述1949—1976年间诗歌时，只会相当简略地提到林子和她的诗《给他》，该诗写于1958年，发表于文革结束之后。
②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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