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 霍俊明 在9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写作与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中，随着1994年以来相关史料的挖掘①和新诗研究范式的转换白洋淀诗群受到前所未有的倚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白洋淀诗群成为当代新诗史写作和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和绕不过去的经典，白洋淀诗群甚至成为考察和检测当代新诗史（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必备指标和“常识”。 在当下的当代新诗史叙事和研究中以及文革诗歌尤其是“地下诗歌”的研究中，文革时期的“非主流写作”（“边缘写作”、“秘密写作”、“潜在写作”、“地下写作”、“抽屉写作”）成为最为重要的新诗史现象和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标志和关键词，尤其是诗人食指、白洋淀诗群、朦胧诗的“前史”阶段已经逐渐被经典化了。确实，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诗人、新诗研究者和新诗史家都在一种新的文学史思维和审美思维的冲动中认识到了白洋淀诗群在新诗美学和新诗史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重要性，而近些年来白洋淀诗群的发掘与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新诗史研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甚至是“神话”，不管是赞同者还是质疑者都不得不承认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史甚至是20世纪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洪子诚所说对白洋淀诗群的挖掘工作的主要成果就是确认这一写作群体的文学史史实，巩固其在当代新诗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②。而无论如何，在当下的新诗史写作中，白洋淀诗群差不多成了衡量一本文学史著作的一个基本指标，或者是一种“时髦”的标签。但是当我们运用田野作业的方式来考察白洋淀诗群和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白洋淀诗群是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换言之也就是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的，这就涉及到白洋淀诗群和实质、白洋淀诗群与朦胧诗的谱系关系以及1986年以来现代主义美学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的转换与确立。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还是另外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年文革时期的白洋淀诗人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却在新诗史叙事和相关的研究中被一再的边缘化和去经典化了，其中的诸多复杂因素都是值得注意与反思的。 历史叙事中经典化的白洋淀诗群 在叙述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时，当代新诗史都会用不小的篇幅来叙述和强调白洋淀诗群，从这些文学史的章节安排上即可明显看出③ 。需要强调的是白洋淀诗群之所以在新诗史写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与青睐，这固然得力于90年代以来对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的挖掘与整理，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其创作更符合一种当下已渐成主流的文学价值观，“这种文学价值观强调文学必须与政治脱钩，摆脱任何一种宏大话语的控制，全力关注个体的生存经验。④”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的新诗史写作与相关研究，朦胧诗谱系不再只限于“今天诗派”，即由1978年《今天》的创办到1980年的青春诗会直到朦胧诗论争结束而第三代诗人崛起这一发展线索，还延续到朦胧诗的“前史”阶段，即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食指的诗歌启蒙、北京的地下沙龙和文艺小组，白洋淀的诗歌江湖以及民间状态的带有现代性探索性质的诗歌写作。而在90年代之前的新诗史对朦胧诗的叙述中，都是从“朦胧诗”论争、“三个崛起”谈起，但随着史料的发掘和新诗研究范式转换中对新诗本体性和美学观念的张扬，以及对新诗史的现代性的期待心理⑤ ，白洋淀诗群更多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歌线索上的一种重要的关节点来叙述并与“今天诗人”和朦胧诗潮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新诗史叙述中，朦胧诗尽管在一个时期内受到批评，但总体上是作为对文革诗歌的反叛面目而出现，而这与当时的“拨乱反正”对文革的彻底否定的主流话语是一致的表述。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文革时期带有“反叛”性质的地下诗人，如食指、白洋淀诗群在新诗史写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个原因，显然新诗史的叙述脱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或显或隐的影响。当然，这种对新诗史的希求和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语境的转变、史料的挖掘以及媒体、诗选、评论家和当事人的联合作用的推波助澜，关于朦胧诗的叙述都与前此的文革地下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连贯起来，因此白洋淀诗群成了朦胧诗的前史阶段和萌芽期。新诗史写作对白洋淀诗群的重视不能不与其与朦胧诗（新诗潮）的血缘关系有关，也即关于朦胧诗叙述的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问题是时间性问题，即朦胧诗是从1978年的《今天》创办开始，还是应该注意在新诗史中越来越受到强调的朦胧诗的“前史”阶段，也就是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即食指的诗歌启蒙和白洋淀诗群是朦胧诗的酝酿和萌芽期。而众所周知，1983年徐敬亚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崛起的诗群》中将1980年作为新诗潮崛起的年代，而目前研究者则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再向前推十余年，也即是60年代末期。正是这种时间和背景的前移，关于文革地下诗歌、白洋淀诗群的考古挖掘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反过来发掘的结果又影响到了新诗史叙述。与此相关，在提到朦胧诗或新诗潮的时候，更多的研究者和新诗史家都将其写作源头追溯到文革时期甚或更早阶段，那么与此相应就出现了“前朦胧诗”和“前新诗潮”概念⑥ 。应该说，“前朦胧诗”这个文学史概念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呈现了一段长期被忽视的重要的新诗史事实，并与朦胧诗的写作贯穿成一条合理的线索，但是有研究者也对此持有疑问，洪子诚就指出以朦胧诗作为基点所进行的相关历史发掘、整理，存在着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这种整理和历史考古工作使朦胧诗不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再被认为在当代中断的“现代诗”写作获得了一种历史延续性，从而这满足了研究者有关历史进化有着清晰逻辑脉络的想象与期待，也加强了朦胧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虽然‘文革’‘地下诗歌’的成立有赖于朦胧诗已确立的基座，但将食指、‘白洋淀诗群’等看作是朦胧诗的‘前史’，蕴涵着尚未成熟的‘准备’的因素，又显然不为一些当事人与诗评家完全接受。因而，这种历史的‘重建’，包括对朦胧诗认定的调整，还将会继续下去⑦” 。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连贯到这条与朦胧诗相关的现代主义诗歌链条上来的，而白洋淀诗群又是如何被挖掘出来的？在众多的具有群落性质的诗歌写作中，为什么是单单是白洋淀诗群成为了当今新诗史叙述中一个绕不过去的“经典”？而我们也可以说，白洋淀诗群以及文革时期的食指的诗歌是被文学史（主流？）塑造出来的。因为在朦胧诗经过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的忽视之后，在90年代它已经成了新诗史经典。 正是在朦胧诗成为文学史经典的意义上，与此关系紧密的白洋淀诗群在90年代浮出历史地表并受到新诗研究者的空前倚重就不能不是一种必然，而对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的关注也与1976年之后对文革的极左政治路线和和文艺政策的反拨的主流语境相合拍。再有，白洋淀诗群作为朦胧诗的前史阶段而受到新诗史叙述的重视，还因为朦胧诗、白洋淀诗群都被指认为是带有现代主义性质的诗歌写作，那么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呼吁文学的本体性尤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强调的时代热潮中就自然成为瞩目的焦点。换言之，白洋淀诗群在新诗史上的重要位置还要考虑到80年代以来的新诗研究范式的转换，即对以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诗歌的贬抑，对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写作的张扬。洪子诚就认为随着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资料（当事人自述、回忆录和研究著作等），文革中的带有“地下”和秘密性质的诗歌写作在八九十年代经历了因服从于某种意图，而在叙述上不断累积的“清晰化”过程 ⑧）。洪子诚所说的服从于某种意图的叙述的“清晰化”的过程显然首先指涉这样一条诗歌史家更情愿追随或想象的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诗歌史线索——早期李金发等人的象征派诗、3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人的现代主义诗歌、40年代“中国新诗派”（“九叶诗派”）、60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地下诗歌”、70年代后期的“今天诗派”再到朦胧诗（新诗潮）和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等。这条现代主义诗歌的叙述线索在许多当代新诗史写作实践和新诗研究论著中都有着相近的处理⑨ 。确实，在当下的新诗史写作与研究中，朦胧诗谱系不只限于“今天诗派”，即由1978年《今天》的创办，到1980年的青春诗会再到朦胧诗论争结束而第三代诗人崛起这一线索，还延续到朦胧诗的“前史”阶段即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如食指的诗歌启蒙和白洋淀的诗歌江湖。这大体成为研究者和新诗史家在叙述朦胧诗时普遍采用的思路。陈超就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经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肇起到40年代末的“九叶派”止，即告人为斩断。此后十余年空白期。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青年“地下诗歌”。王光明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中也将朦胧诗的背景追溯到60年代初的文学小组和地下沙龙，并强调食指和白洋淀诗群的重要性。而在重要的朦胧诗选本《朦胧诗新编》和《在黎明的铜镜中》，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今天”诗派和“白洋淀诗群”的选本，北岛、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田晓青、齐云、严力等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白洋淀诗群的当事人林莽则对当下这种被普遍认可的新诗史叙述线索进行了适时的反思。 从“文革”前的先锋诗歌萌芽，到“白洋淀诗歌群落”，到《今天》，再到“朦胧诗”这条脉络，时至今日，仍欠缺深入的梳理与廓清。以往那种简单化的概括和似是而非的论断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对这一时期，许多所谓的研究文章都有人云亦云的影子⑩。 确实，当一种研究思路成为正统的惯性表述，从众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我们即可以看到毫无创见的对同一诗歌史现象的大同小异的重复性叙述。白洋淀诗群在新诗史写作中受到空前的强调与重视既与其作为朦胧诗的前史阶段有关，也与8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范式转换中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倚重和张扬有关，二者正促成了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白洋淀诗群的文学史意义不断在诗歌史写作中得到强化和张扬，而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除了必要和尽可能客观史料的搜集以外，还要对这些史料进行文学史的价值定位和具体评析。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防止为了表达某种文学史观念的重要而有意识地去发掘曾被历史叙述所淘汰和忽略的部分而出现过度阐释的危险，“对那些能重新回到筛子里、能被我们重新选择出来的文本或文化现象要抱一种慎重的态度，不要陷入另外一种极端化的偏向。⑾” 那么这种“过度”的阐释就涉及到新诗史叙述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部分，尤其是食指和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文学史意义都会得到反复地强调和张扬。当然，食指的诗和白洋淀诗群的文学史意义是谁都不能忽视也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确实，说到白洋淀诗群在新诗史写作中的经典化问题不能不提到其与朦胧诗的复杂关系，确实朦胧诗现在已经成为新诗史叙述当中的经典，但这是经历了相当曲折而复杂的过程的，实际上朦胧诗的历史离我们时间并不算远,但其中究竟应包括哪些诗人曾长期是一种模糊的认识，并且这种认定工作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今天看来相当重要的朦胧诗人多多、芒克（其身份更在此后被认定为是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不仅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而且具体评价也是前后充满歧异与变动。这种变动首先与一些重要的朦胧诗的相关选本密切相关，这些选本对朦胧诗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这些朦胧诗选本和相应的新诗史写作中，白洋淀诗群的主将多多和芒克大多是被忽略的。 白洋淀诗群的多多与芒克在当下的新诗史和新诗选本中往往被认为是朦胧诗的成员，而曾经在很长的时期内他们是不被文学史所认可的，那么这种并非一致的对朦胧诗人的认定，体现在具体的新诗史叙述中就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些诗人受到相当的重视，而有的诗人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忽略⑿ 。也就是，新诗史在不同时期和语境中的叙事过程中总会以种种复杂的因素来选择诗人和淘汰诗人，这些被重点阐释的诗人是符合当时相应的新诗史书写的具体语境、史家的史观和美学认知的。以芒克为例，这位白洋淀诗群和“今天”的重要成员曾长期在新诗选本和新诗史中处于缺席的位置⒀ 。多多则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中对新诗史叙述中认定的朦胧诗的“经典”诗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⒁” 确实，尽管早在白洋淀时期芒克和多多就已开始诗歌写作，从写作年龄上要早于舒婷、杨炼等人，但是芒克和多多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范围和文学史的认可程度而言，他们的影响远远比不上那些后来声明显赫的北岛、食指等人，而随着90年代以来史料的挖掘和新诗研究范式的转换，芒克、多多等人也加入到朦胧诗人的行列中，并且有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趋向，他们的新诗史位置甚至要高出江河、杨炼等人。新近出版的新诗史就有将多多设为专节进行叙述的，如洪子诚在修订本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就增设了专节“白洋淀诗群”与多多的诗。近年的新诗史写作和研究已经注意到了长期遭受遮蔽的多多和芒克的重要性。尽管目前的新诗史开始关注芒克和多多的诗歌写作并强调他们早应该拥有的诗歌史位置并进行专节重点叙述，但问题是芒克与多多的这种在文学史大落大起、由遮蔽到张扬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他们的写作与其他的朦胧诗人到底有何不同？这都是新诗史写作和研究中值得注意和反思的问题。谢冕先生曾征求唐晓渡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看法：为什么芒克和多多那么早就开始写诗，又都写得挺好，多年来在国内却未像其他“朦胧诗人”那样形成广泛的影响，甚至没有引起必要关注？唐晓渡的回答是芒克和多多的写作更具有个人化，“这是一个相当笼统、含混，以至过于简单化的回答；但我实在想不出有更好的说法了。谢冕先生所提的问题既不涉及什么‘社会正义’，也无法被归咎于某几个人的偏见；而如果按照中国人习惯的做法，把它说成是某种命运的话，那么这种命运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诠注。……不管怎么说吧，总而言之，在一个从阅读到评论，到制度化的出版，每一个环节上都充斥着意识形态期待的历史语境中，除了‘更加个人化’，我还能找到什么更有力的理由来回答谢冕先生的问题呢？⒂” 确实，芒克与多多尽管同是白洋淀诗群的主将，并且芒克还参加了《今天》的创办，但是他们两人在新诗史上的命运近乎相同，都是在长时期内被埋没与忽视。这不仅与他们在诗坛的一贯低调有关更与他们的诗歌观念甚至做人准则有关。在多多和芒克看来，诗人的职责就是写出重要而优异的诗歌，而不是以此去捞得什么资本。黄灿然在评价多多时认为，多多的独特或者被众多评论者和读者甚至文学史家所忽略的原因正在于他的特立独行，即不为诗坛的各种主义、流派甚至帮派所迷惑，“诗歌中的现象，主要体现于各种主义、流派和标签。这些现象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其中一个好处是：它们会进一步迷惑那些迷惑人的人，也即使那些主义、流派和标签的提出者、形成者和高举者陷入他们自己的圈套；又会进一步吸引那些被吸引的人——把他们吸引到诗歌的核心里去，例如一些人被吸引了，可能变成诗人。这些可能的诗人有一部分又会被卷入主义、流派和标签的再循环，另一部分却会慢慢培养出自己的品位，进而与那些原来就不为主义和流派所迷惑，不为标签所规限的诗人形成一股力量，一股潜流，比较诚实地对待和比较准确地判断诗歌。⒃” 那么在此意义上，多多与芒克不属于任何一个诗歌流派和主义，他们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诗人，为诗歌而劳作，此外无他。实际上，多多与芒克的新诗史地位在近些年的快速提升不仅与地下诗歌的挖掘和白洋淀诗群的文学史地位受重视有关，而且更为关键的则在于他们的写作更大程度上符合当下已渐成主流的文学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诗歌的本体性与政治脱钩，以摆脱宏大话语的控制并进而强调诗人的个体主体性。 总之，新诗史如何对一个诗人、一个诗歌群落、一个诗歌史现象进行经典化还是去经典化所涉及到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也是一个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更是如此。而像多多和芒克这样在新诗史叙述上的相当大的变动，其原因更是复杂的，不仅与他们的个人的诗歌写作和为人性格有关，更与不同时代的新诗史写作的整体语境甚至剧烈的转换密切相关，这都是值得研究者反思的。 ﹡作者简介：霍俊明（1975-），河北丰润人，博士，教授，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主要从事20世纪新诗思想史与当代文学研究，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随笔400余万字，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及学报转载。 ①挖掘出的白洋淀诗群相关史料主要有：1993年出版的杨健的《墓地与摇篮——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1994年5月《诗探索》编辑部组织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以及结集在同年第4辑《诗探索》上相关的6篇文章。郝海彦主编的《中国知青诗抄》（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芒克的《瞧！这些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徐晓的《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以及相关的诗人、当事人的书信、回忆文章和访谈录等。 ②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 ③如《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章节设置是“地下诗歌”的发掘与食指——“白洋淀诗群”与多多的诗，《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的设置是食指的意义——从“白洋淀诗群”到《今天》杂志——北岛的诗。在由孟繁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朦胧诗与《今天》与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关系也构成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文学史叙述线索，王光明在《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和《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也都强调了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写作尤其是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史上的重要意义。吴尚华在《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转型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设置专节“潜流与先声：食指与‘白洋淀诗群’的现代意义”，曹国旗、王家康的《中国新文学百年》（语文出版社，2001年）在叙述朦胧诗时白洋淀诗群都得以相当的强调与重视，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则为“白洋淀诗群”设专节。 ④倪伟：《朦胧诗的旧魂新魄》，《文景》，2005年，第3期。 ⑤即期望在文革所谓的文学荒漠的年代寻求可贵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声音，以期将朦胧诗前后联系起来的文学史希求和想象。 ⑥罗振亚认为“前朦胧诗”是由黄翔、食指等开创者和白洋淀诗群构成，它的抒唱分子最早从红卫兵运动蒙昧的宗教狂热中清醒过来，并以艺术的方式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理想崩溃的被欺骗的个人化怀疑情绪和对左倾狂热病、个人崇拜的审视批判。这些诗人无意间成为引渡现代主义诗潮朦胧诗、后朦胧诗的桥梁，构成了后来朦胧诗的雏形和前奏，文学观念深入朦胧诗人的骨髓。见罗振亚：《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⑦洪子诚：《朦胧诗新编.序》，《朦胧诗新编》，洪子诚、程光炜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⑧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⑨如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王光明的《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陈超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⑩林莽：《主持人的话》，《明天》（第1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 ⑾董健、丁帆、王彬彬：《在文学和历史之间》，《社会科学报》，2006年2月2日。 ⑿众多的朦胧诗选本所收入的朦胧诗人差异是很大的，而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五人诗选》则基本上给朦胧诗人进行了经典和权威的认定，此后很多新诗史也大抵是按此五人格局论述，即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后来又加入了梁小斌和王小妮、王家新等人。而实际上，在所见的新诗史叙述中，经典的五人模式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各种朦胧诗的相关选本中基本上是达成了共识，尽管这其中多少会有些变化甚至分歧，如洪子诚在《当代文学概说》中尽管将文革时期的北岛、芒克和多多的白洋淀时期的写作与1978年后的朦胧诗或今天诗群联系，也将之作为新诗潮的先声，但是洪子诚在具体叙述朦胧诗人的时候还是沿袭了一般诗歌史所表述的传统五人格局。尽管朦胧诗人在文学史叙述中，尤其是在不同时期这份名单会发生不小的变化，但是基本上五人格局还是比较稳定，而其他一些朦胧诗人的认定则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⒀在所见的最早的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出版的《朦胧诗选》中舒婷选了29首，北岛选了15首，而芒克只选了1首，而一再重印出版数量惊人的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朦胧诗选》中，舒婷选了29首，北岛选了27首，而芒克只选了3首。而有的新诗选本和朦胧诗选则没有收入芒克的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有诗选将芒克归入到“新生代”诗人当中，如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 ⒁最初发表于1988年《开拓》第三期，后收入《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⒂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174页。 ⒃黄灿然：《最初的契约》，《多多：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页。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