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
伍蔚冰

1

那一天，本来是个美好的日子。

那是放寒假的日子，那是阴冷潮湿的冬天里难得的出太阳的日子，那是伙食团杀猪炸油条的日子。
要是没有那张纸—那张写满班主任蝇头小楷，盖上县中血红大印，一根根纤维青筋毕露的劣质土黄纸—那就真算得美好的日子了。

那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十七岁。

中午十二点，大雾散开，明丽的阳光洒满校园，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人民公社就是好！”在这理直气壮的歌声中，我们初六五级二班全体同学打扫完清洁，收拾好桌椅，每人领到了这么一张纸。

别的同学看也不看，便把它塞进包里，循着诱人的香味直奔食堂。我想坦然点却难做到，揣进包里又掏出来扫了一眼。

我那张土黄纸上竟赫然写着这样的字句—

“该生其父系…份子，该生从小受其…影响，对伟大的…不满，其言行经…查实如下…”

妈也！这就是我？这个被描述得如此可怕的“该生”就是我？

没错，我的大名清清楚楚写在那土黄纸上。

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挨了当头一棒。

怎么办？怎么办？

“你能怎么办？”阴险歹毒的土黄纸似乎在问我。

走出教学楼，我忍不住又掏出这面目狰狞的土黄纸来再看一眼。

“…政治60、语文90、数学100、物理97、化学99…”

还好，政治给了及格分！我知道期末通知书上的政治成绩意味着什么，它是“组织上”对学生“政治表现”打的分，与《社会发展简史》或《辩证唯物主义》考得怎样没多大关系。自小就从大人那里晓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比肉体生命更为重要的“政治生命”，到了“组织上”考虑该给一个学生的政治成绩打60分或是59分的时候，他的“政治生命”便岌岌可危了。

土黄纸上没提到最令我担心的“反标”事件，如果他们硬要把这事算在我头上，政治就肯定不及格了。

看来还得知足，还应当感谢林校长。算与不算全在他的一念之差上，我的命运全在他的一念之差上！他老人家完全可以少给一分，象捺掉一只蚂蚁一样轻易地捺去我的“政治生命”。

那天下午，林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端来凳子让我坐下。

“…想和你摆摆龙门阵，你坐嘛！坐下来慢慢谈。我早就听说你这同学不错，学习好，劳动也积极。只是—要多帮助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同学哟。”

我点点头。他关切地问：“你爸爸教过我。他是哪年去世的?”

爸爸是我心中的一块伤痛，谈论他是我最大的忌讳。我不吭声，他也不追问。

“华老师告诉我，说是你停过学，当过放牛娃。那是哪年？”

“六一年。”
“哦，正是自然灾害年头，那几年好恼火哟，我都吃过牛粪里洗出来的包谷籽。你在乡下见过饿死人吧？”

我一怔，这样的话还是头一次听到，提到那些死者，谁敢用“饿死”这个词？都是七弯八拐绕着说…“病死的”，啥子病？“肿病”。

“这里没别人，”林校长朝窗外扫了一眼，“我可以实话实说，我都亲眼看见饿死好多人呢。”他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物件，剥开层层油纸，取出里面的东西递到我眼前。
“因此嘛，有人说这是反动标语，我看还不能就这么贸然下结论，这句话本身可能并没什么错，只是不该乱涂乱画，写到茅厕墙上，影响多不好嘛。”

我定睛一看，是块从墙上抠下的石灰块，上面有“饥饿交迫的时代”七个钢笔字。

“年轻人嘛，一时欠考虑，说点错话做点错事也难免。我像你这么大还不是一样。错了不要紧，向组织讲清楚，改了还是好学生嘛。”

“林校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应该明白的。”

“我真的不明白。”
“这块石灰是上周从男厕所墙上抠下来的，公安局拿去对了笔迹，肯定是你写的。”

他边说边拿出一个本子，居然是我头天才交上去的作文本。

几天前学校放了电影《祥林嫂》，老师布置写观后感，特别强调要写出劳动人民当时的悲惨状况—“饥寒交迫”，我那本本上当然少不了这几个字。

看着林校长手中与“反动标语”并列的作文本，我明白了，这是他们撒下的一张“破案”大网，我就是他们要网的鱼。

“不，林校长，那不是我写的！”

事后想来我自己都深感惊奇，站在如此令人生畏的大人物面前，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我居然振振有词地讲出了自己的道理：

“第一，我的语文不会差到这样的地步，‘饥’和‘饿’明明是同义词，一回事，怎么可以‘交’迫呢？

“第二，林校长，你可以调查，看我有没有随身带钢笔的习惯。我的钢笔从不揣在荷包里，轮到我分饭要‘车钢笔’＊ 都是借人家的。”

是这番雄辩说服了他？是写这狗屁不通“反标”的家伙好汉做事好汉当了？还是无事生非的林校长良心发现不再折腾？

或者，他们有什么伏笔在后面？土黄纸上虽没说我写了“反标”，也没说那“反标”不是我写的呀。

2

闻到肉香，我加快了脚步。

这个又吃油条又吃肉的好日子，大家已盼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的日子里，发自厨房的任何只言片语，都象石块投入池塘，立即一圈一圈地放大传到校园每一个角落。

“粮站答应把伙食团剩下的包谷红苕胡豆换成面粉了。”

“好划不来哟，红苕六斤半换一斤，包谷胡豆一斤三两换一斤！”

“那猪两天不吃食了，胡麻说不如提前杀了吧。”

“你才不晓得，这是罗团长造的舆论。不然食品站要砍一半去。”

“红苕差了百多斤，说是耗子啃了。”

“怕是胡麻那伙两只脚的耗子哟！”

“曾主任打了招呼，炸完油条不准舀油起来，掺上水煮菜汤。”

“那猪有三指厚的膘，取出的边油脚油十斤怕都称不完！”

“林校长发了话—除了外面的毛和里面的粪，给我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全部切了拌上米粉蒸粉蒸肉。”

“林校长说不准哪个搞特殊，生的称好装碗，红苕坨坨盖上面，端到哪碗就是哪碗。”

不知谁编的顺口溜开始在校园流行—

下自习摸黑回寝室的路上或别的可以稍许撒撒野的场合，一拨男生大声喊“心里潮！”＊ 另一拨便答“炸油条！”再喊“潮得很！”又答“炸一斤！”

终于盼到了，这又吃油条又吃粉蒸肉的时刻！

走进食堂，浓浓的油香热腾腾扑来，灌得满心满肺满鼻孔油腻腻的。阴郁的心情象满天浓雾见了太阳，顿时一扫而光。

饭盆里的米比平日多，蒸出的饭夸张地漫出盆沿，一根筷子把它划成八等份后插在其中一份上，等待车钢笔确定它的归属。八碗粉蒸肉和八堆油条也已对应着方位一圈儿摆好。

贺三掏出钢笔放在桌面上，用食指和拇指使它快速转动，停下时笔头正指着我。我马上端起饭盆，把插筷子那份拨到自己碗里，然后依“扣子一顺”的逆时针方向，把其余七份拨给七位同学。

我的运气不错，八坨粘满米粉的紫色红苕下是三大片“宝肋”＊。这是猪身上最丰腴的部分，牙齿轻轻叼上，油水便滋滋地充盈满口。依我现在“潮”的程度，一气吃下这样十大片也不成问题，可我只能吃肥肉下面连带着的那一点点瘦肉，要把肥肉带回去交给妈妈，用它至少可以煎出二两宝贵的猪油呢。为了管住自己的嘴，我当即把三片“宝肋”连同两根油条放进装咸菜的广口玻璃瓶，用力扭紧了瓶盖。

“宝肋”下面有两条肋巴骨和几段管状物什，是猪喉管吧。按大伙的说法，猪身上除了毛和粪吃不得，哪儿都是养人＊的好东西。我细细咀嚼，把它们尽可能多地吞下去，只吐出了一点点可能扎破喉咙的骨刺。

贺三那碗粉蒸肉是个特大号碗，汤水装得满满当当，邻桌同学开玩笑要搭上两根油条和他换。贺三说：“同学你看好，那不是油水，那是汽水！换了莫后悔哟。”

“那不是油水，那是汽水！”这句话他特地用川式普通话憋出来，惹得邻近几桌同学个个喷饭。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唯有我一个人笑不出来—这令人忍俊不禁的校园经典正是写在我那张土黄纸上的“嘲笑贫下中农”的“反动言论”。

都是这败兴的土黄纸，在这又吃油条又吃粉蒸肉的美好时刻！

上学期，也是个难得的吃肉的日子，有位六六级男生见厨房蒸了肉的甑脚水里浮着些油星，便去舀来喝。当兵去过几年外省的炊事员胡麻憋着普通话说：“同学喝不得！那不是油水，那是汽水！”这话正好被我听到，在教室里一讲，马上众口相传，成为校园里一则关于 “贵州骡子学马叫”的热门笑话。“反对自由主义”初期，撒大网搜罗“自由主义”种种表现时，有了解原委的同学将此事提了出来。原来那位六六级同学当天因逾期未交口粮，被伙食团停伙，午饭没吃上，还要步行三十多里回家拿粮，喝甑脚水是想哄哄肚子打起精神好上路。班主任华老师一听，当天就去教导处查档案，得知那同学家三代贫农，其父还是天台公社三大队贫协委员，便在总结时将此事说成“你吃饱了肉，贫下中农饿得喝甑脚水，你还要嘲笑人家！你这是个什么阶级感情？”

华老师教着化学，口里却时常挂着这类时髦词儿。我当时想反问“是谁饿得贫下中农喝甑脚水？是谁不给贫下中农饭吃？”面对他大义凛然的“阶级感情”，话到口边，又怯懦地咽了下去。

可面对天地良心，华老师竟没有丝毫怯懦，理直气壮下笔，毫不犹豫地将“嘲笑贫下中农”这样恶毒的字句写上了我那张土黄纸…

热腾腾的菜汤抬了几黄桶＊ 出来，同学们拥上去争着用木瓢打捞浮在上层的油花，我也毫不迟疑，挤进去捞了一大碗。

天大的事吃饱了再说！

3

寝室一片狼藉，大家忙着打点行装。把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谷壳枕头裹进被子，用绳子“井”字形捆成背包，草席卷成筒，扯几根谷草拴在背包上，碗盆书籍杂物用篮球网兜上，提着就可以上路了。

下铺的“艄公”揭开草席，一股浓烈的尿骚味直冲上来。我向下一瞥，席子下的稻草湿漉漉一片，隐约能看见点点白斑。

“菌子摘得了吧？带回家过年。”

“艄公，搭你的船一起走好吗？”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取笑他，我却出声不得。两年多的校园生活里，“艄公”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和他的交往起自他床铺上这尴尬事儿，土黄纸上我最严重的罪状也来自他床铺上这尴尬事儿。
十三岁当放牛娃时我还尿床，被小伙伴戏称为“艄公”。不知是吃了范老头的偏方还是后来肠胃里慢慢有了些油水，进县中以来这见不得人的孬毛病竟自己无影无踪地消失了。谁知就有这么巧，睡我上铺这位同学竟是个同病，进校头一周便居高临下淋了我两次。第一次铺床的谷草是干的，吸收了大部分液体，只漏了几滴下来，没引起重视。第二次便如雨点淅淅沥沥落下，浸透了我的被子。时逢绵绵秋雨，被子老晾不乾，害得我东挤西挤好多天不得安生。

这之后我与他交换了铺位，同学们开始取笑“两个艄公一条船”，久而久之，见我能保持床铺草不湿的纪录，这一雅号便自然而然成了他的专美。

为了帮助他解脱这恼人的毛病，我找出自己吃过的偏方，得空就和他去学校对面“潘驼背”的灌木丛中寻那七味草药。在那儿找到三种，又在他家屋后的仙人岩果园里寻到两种，还有两种实在找不到，只得等寒假去我放过牛的老山沟找范老头了。

又扯到放牛，我怎么与牛有缘的？

其实，早在一九五九年我就该上初中了，去考，一次两次三次总是不行。不是成绩不行，也不是身体不行品行不行，而是爸爸不行。爸爸本来也还行，北京的大学读出来当过教师当过校长当过教育科长。一九五八年不行了，被指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撵到乡下“管制生产”。一九六○年更不行了，死于青黄不接的春天里乡下大规模流行的“肿病”之中。

辍学的日子里无所事事，怀里揣着一把铜调羹和一小瓶用菜油炒过的盐，和一伙同样命运的小朋友成天坐在公共食堂等饭吃。一个月的饭票二十来天就吃光，剩下的日子全靠清水牛皮菜度日。隔壁养路工区那位区长叔叔心生恻隐，让我和另几位小伙伴去他单位当了放牛的临时工，归一位老工人指挥。这位老工人我们当面叫他“范师傅”，背后称他“范老头”。

想来真是惭愧，范师傅对我们几个孩子又象爹又象妈，一个月的定量如何计划吃、野外有哪些危险怎样防范，不厌其烦反复给我们讲，连理发换衣服、赶蚊子掖被角之类的事他都一一关心到，我们却讨厌他哆嗦，尤其对他为了赶牛吃“露水草”，每天天不亮就把我们一个个叫起来心怀极大的不满，故意用针把他的牙膏刺出许多小孔，一挤，牙膏便怪模怪样地周身钻出来，还拿竹竿把正对他床位的屋瓦捅开条缝，下雨时雨滴长了眼似的落在他床上。他这人大人大量，一点不和我们计较，探亲回家还专程去找曾治好他儿子尿床毛病的老中医，讨得偏方回来遍山找药熬给我吃。

一九六二年初夏，妈妈得到小道消息，“今年招生不看成份了”。在她苦口婆心劝说下，我打起精神又去考一次，居然就行了。看榜那天，正好哥哥探亲回家，他以水代酒和我乾杯，说是“祝范进中举”。

初中第一个寒假，我和“艄公”去老山沟找到范师傅，他领着我俩攀上螺丝潭瀑布顶，在崖缝里找到了那两味草药。

之后，“艄公”便一付接一付认认真真吃药。有一阵子还真见了效，几个月没尿床。他爸妈十分高兴，夏天仙人岩果园梨熟时把我请去玩，坐在树桠上随意吃，走时还硬塞一包带回去。

到了“反对自由主义”，这事却一下子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有的同学说我欺骗愚弄贫下中农，有的同学说我拉拢腐蚀贫下中农。可笑“艄公”浑浑噩噩不知世事，还照样约我去他家吃柿子，直到华老师找他谈活，在他“背上猛击了一掌”才恍然大悟，对着全班同学说自己没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觉悟太低，被愚弄了，被腐蚀了。

说愚弄也还沾边，费那么多神扯那么多草熬出那么多苦水喝下肚，不见效不说，还成了大家的笑料。

拉拢腐蚀真有点说不过去，当时有部配合“社教”运动的热门电影正在县里放映，叫做《夺印》，说有一个阶级敌人“跛三爷”想夺贫下中农的印，煮了汤圆叫他老婆端上，满世界喊：“何书记，吃汤圆了！”我和“艄公”往来，常吃他的炒胡豆红苕乾，还去他家吃梨吃柿子，算是谁拉拢腐蚀谁呢？

不曾想，“艄公”记起我有一次拿出一毛二分钱，请他上街吃了一碗炸酱面。

“这就对了嘛！”华老师不愧是县里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听完“艄公”的揭发马上对上了号：“毛主席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碗炸酱面是那么好吃的吗？”

我只得闭嘴。一切的争辩最终都要归结到“阶级”上，归结到父母上，归结到祖宗八代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其实，最讲“阶级路线”的华老师自己便吃这“阶级路线”的亏不小。他家祖辈都是帮工扛活的雇农，穷得叮当响，他父亲有一手侍弄果树的好手艺，被一位本家雇去。订下契约帮工八年管饭，期满用三亩桔子园抵工钱。盼了八年的桔子园好不容易盼到手，第一茬果子还没摘便解放了。他家为这三亩桔子园差点划成富农，幸得农会里有亲戚说话，好说歹说才算划了个中农。为了这个已不属“无产阶级”的中农成分，本该上川大的他只上了师专，入党申请递了十几次，林校长他们还是说“再考验考验”。

遇事调门高八度，可能就是在接受“考验”吧。

4

同学陆续走了，寝室里只剩我一个。阳光斜着从窗口射进来，快三点了吧？一向同来同往的盘镇同学刘长敏、张礼还没见来喊，大约怕沾上边，已经自顾自走了。

这一切，都因为这张土黄纸！

我把它掏出来使劲捏成一团，恨不得扔进茅坑去。

但我不能，这是给家长的期末通知书，要拿回去给妈妈看的呀。

可我怎能把这样的东西拿给妈妈看呢？

三十里外的小镇上，家喻户晓的夏老师就是我的妈妈。她在盘镇中心小学教书，已有十多个年头。妈妈是外地人，为了成全爸爸报效桑梓的夙愿，抛下自己富庶的家乡和亲人，来到这偏僻的川东小镇。

她讲话不带方言俚语，镇上的老人小孩都能听懂。只有说到“钥匙”时才会知道她是川南人，因为她总改不了“yiòshi”的乡音。

她不会骂人，面对学生最为顽劣的行径，想骂的时候，也不知如何遣词造句。

她的书教得怎样我不晓得，只晓得每当秋天新学年开始，便有很多家长打听“夏老师教哪个班？”想把自己的孩子塞给她。

每到寒暑假，妈妈就会收到好多“yiòshí”，那些要离校的老师都请她照管房间。我家在这个小镇上其实没有严格意义的“家”，这些房间便是我们寒暑假里的落脚之地。穿堂背风的角落升个小炭炉摆张桌子便成了厨房，小炭炉一天到晚吐着蓝色的火苗，不停歇地煮这煮那——一会儿水开了，一会儿饭熟了，一会儿汤圆浮起来了，一会儿煨在炭灰里的红苕香气出来了。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同学唱着歌儿进进出出。年前天天有街坊邻居买来红纸请妈妈写春联，年初一一大早便有一群群学生上门拜年，一张张稚气的小脸簇拥着妈妈，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想着这些，就打不起精神往回走。叫我怎么回去，怎么把这张败兴的土黄纸交给妈妈？

要不，现在去找华老师，请他高抬贵手，另写一张勉强拿得出手的土黄纸吧？

要那“眼镜蛇”发慈悲？可能吗？

“反对自由主义”刚开始那阵，我不服扣来的一顶顶大帽子，曾去找过他。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是我们党从延安整风开始就形成了的优良传统。同学们上纲上线可能上得高了点，但你确实说了这些错话做了这些错事，从严批判才能帮助你深刻认识错误根源，从而改正错误，吸取教训，保证不再犯。这才是真正爱护你嘛，是不是？”

他和颜悦色说出的一番大道理虽不能令我完全信服，却使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师长，内心里总是为我好的，直到他说出后面的话，才令我改变了这幼稚的想法。

“你这个同学优点还是蛮多的，作文写得好林校长都经常提起，听说你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天天记日记，是吗？”

我茫然不解。

“＜夺印＞里面的歌你喜欢唱吧？那里面有一首＜知心的话儿对党说＞我觉得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早已养成这样的习惯，心里有了什么，不管是好是坏，马上去找组织汇报，党就是我们的妈妈，有什么话不可以对党说的呢？”

他犀利的目光透过一圈圈镜片盯着我的眼睛，令我突然想到刚刚读过的《红岩》中的一个可怕的人物—哦，眼镜蛇！

“我不记日记，从来不。”

我没说谎话，我从来不记日记。幸好我从来不记日记，要不他就从这里扩大“战果”了！

他说的也没错，土黄纸上记下的都是我自己说过的做过的，我无法洗清自己，也没有理由去麻烦他另写一张“拿得出手的”土黄纸。

反过来想，就算我是白痴一个，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他就拿我没办法了吗？

他照样能一下子击中要害，只要那打头的一句话—“该生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可以了。
这么一想，心里似乎要好受一些。

走吧。

5
唱了一上午的“人民公社就是好”换成了“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刚开始这支歌非常热门，音乐老师发下讲义还没教，班上的女生就唱得溜熟了。下课在教室唱、劳动在地里唱、熄灯前还要在寝室唱上一阵子，直到值周老师来干涉才作罢。“反对自由主义”期间，全班帮助一个家庭出身“上中农”的女生时，有人质疑她特别爱唱此歌的动机是想鱼目混珠：“你家不剥削贫下中农就是好的了。你妈妈会帮人缝皮袍子吗？”自那以后，这支歌就少有人唱了，引导潮流的几个女生家庭出身还要黑得多，大约都已弄明白自己的妈妈根本不够资格去“帮人缝皮袍子”，乖乖地闭嘴了。

慢吞吞走到大操场，令人昏昏欲睡的“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还在反来复去唱，已不知“穿行”多少遍了。记得刚上县中时，广播室还时常播《亚克西》、《亲爱的伊犁河》、《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乌苏里船歌》之类好听的歌儿，随着某某歌有毒、某某歌作者有问题、某某歌上面不准唱了之类的消息频频传来，可以播的越来越少，就那么几张唱片，广播员能做的大约便是唱到尾提起唱针又从头开始吧。

篮球场上，县中对县贫协的比赛打得正热闹，林校长陪着十几位客人坐在记分牌下，二三十位背包提兜的同学远远驻足观看。

客人大多是来学校作过“忆苦思甜”报告的老红军老工人老贫下中农，“社教”开始以来，学校每月都要请他们来讲两三次“过去的事情”，这些老人心性爽直，口无遮拦，话匣子一打开便常常偏离讲稿，走火跑调，说出很多与书上写的老师讲的歌儿里唱的大相径庭的事儿来，令我们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工人每天要给资本家干多久的活？

“莫说啥子八小时工作制了，我们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给他龟儿子干二十四小时都不止！”

贫农团怎样识破地主暗施“气功”逃避批斗的阴谋诡计？

“我一摸口鼻没气了，心想他是练过功的人，咋会这么不经打？忽然得了主意，喊台下的人扯个罗卜递上来塞住他的屁眼，他马上跳起来，连连说‘我认罪我认罪’。”

川陕省苏维埃如何“肃反”？

“…当时有传言说红军要撤出通南巴，我没见过世面，生怕离开家乡，就扭着问连长。连长说了句‘树挪死人挪活嘛’，可能被别人听了去。第二天起床就发现他死在竹林里，头都被砍了下来。我忙向指导员报告‘连长被反革命杀了’，指导员骂我胡说，说连长才是个造谣破坏的反革命。”
老贫农李二满痛斥“龟儿地主心才黑，瘦腊肉各人＊ 吃，尽给我们吃肥的！”这番话害得我们全寝室当晚睡不着，谈了一夜腊肉，越谈越馋，越馋心里越“潮”，恨不得马上变成当年李二满，把“龟儿地主”的肥腊肉全部吃下肚去，有多少吃多少。

那晚谈完腊肉，“迫击炮”想起一个问题：李二满开讲就嚎啕说他爸是吃了泥巴拉不出屎活活憋死的，讲到新社会的甜时又说他爸是本乡第一个互助组组长，去县里开会领过奖状，这是怎么回事呢？“艄公”分析说如果他只有一个爸爸，那他爸爸就是当了互助组组长后才死的。我接嘴说：“那就肯定是六○年了。”

谁知祸从口出，反对自由主义时，“艄公”为了表明自己没有被我腐蚀，没有变质忘本，面对面地揭发我说了这句“污蔑贫下中农六○年吃泥巴”的“反动话”。我试图否认，他当时说了一句箴言意味十足的话，令我大长记性—

“我爷爷常说，说的人记得短，听的人记得长…”

“反对自由主义”是县中在学生中搞的一场“小四清运动”，借《毛选》中一篇名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而行之。“四清”运动来了，党政军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要大清大洗，学校岂能例外？中学生里抓不出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就“反对自由主义”嘛。

比照正式的“四清”运动搞法，林校长作了三段式的战略部署，第一阶段学原著，反复读反复讲反复背，墙报广播火力配合，大造声势；第二阶段比照毛著中列举的自由主义表现，一个一个过关，先“自我批评”，再由大家来回忆补充他(她)入学以来的种种“自由主义”言行；第三阶段由班级报学校，统一圈定“自由主义”重点目标，上纲上线批判。成为重点目标的人大抵和我一样，有着“其父系××××”或“其母系××××”的黑色背景。

为了凑出这么多的“自由主义”，同学们搜肠刮肚，苦思冥想，把两年多初中生活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筛。光是搞清谁的外号系何人所起，便用去整整两个下午。

“艄公”这外号大家都认定是我起的，还算“艄公”他有良心，主动说明了来龙去脉。始作俑者是我放牛时的伙伴钟一苏，其人现就读于盘镇民中，人在林校长管辖之外，其自由主义林校长也奈何不得，只好用自由主义的态度听之任之了。

但“迫击炮”和“等高”这两个外号我难脱干系。

“迫击炮”缘自他那不分场合，说放就放的响屁，叫顺了口，他的本名好多人倒不知道了。“反对自由主义”高潮那阵，大家甚至不知该如何称呼他，不叫“迫击炮”叫什么呢？

“等高”则早已没人叫了。这位仁兄有一次被大家发现被子上有一圈一圈的痕迹，我看了觉得有点像地理课刚刚讲到的等高线，就这么喊他。喊了几天传到教室里，坐我前排的女生大惑不解，一个劲回头追问。我告诉她就是地图那个等高线的意思，她却一定要寻根究底，搞清为何用等高线来称呼一个人，二者有何关联。我经不起再三纠缠，又不能明说，只得翻开《生理卫生》课本，找到关于遗精的内容，告之几页几行，让她自己翻书。

《生理卫生》这门课老师从来不讲，都是发下课本自己看。这女同学翻到那里，瞥了一眼，便发出长长的“哎呀—”一声，脸羞得绯红，好多天不和我说话。

这事成为土黄纸上最令我不安和自责的罪过—“说下流话侮辱女同学”。

但我还是弄不明白，究竟是我说了“下流话”“侮辱”了她，还是《生理卫生》课本上写了“下流话”“侮辱”了她？

6

学校大门口，几位老师和工友正忙着用石灰水在围墙上刷标语。左边刷好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十个崭新大字，右边“高举三面红旗完成1964年战斗任务”已把“4”字涂去，只须用石灰水改成“5”，就是今年的新标语了。干这个我们县中最在行，对面“潘驼背”那座六十米高的烟囱上并排竖写的三条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就是林校长引为自豪的杰作，站在三个不同方位，离城五里就能看到。

“潘驼背”是县锅驼机厂的别名，看了《抓壮丁》后不知谁开了个头，很快在校园叫开了。真是凤凰落毛不如鸡，前几年谁若对本县这个大跃进头号工程出言不逊，有可能惊动公安局立案追查，如今一群学生娃公然拿一个丑陋猥琐的角色作了它的外号！

时过境迁，“潘驼背”的围墙荡然无存，百亩黑油油的土地灌木丛生，蛇鼠黄鼬出没其中。当年的“指挥部”—一幢全县最为气派的三层楼“洋房子”，如今已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玻璃，一扇能正常开闭的门窗。所有的东西，凡能拆走偷走的都拆光偷光了，只有几台苏联造锅驼机实在傻大黑粗，无人奈何得了，还河马般地蹲在那里。物理课讲到蒸汽机时，钟老师曾带我们来参观，为了演示出配气机构的动作，他和留守处一位老师傅搬出一大箱工具，忙活好几天，也未能把那几个大铁坨坨撬动半分—实在锈得太死了。

唯一完整无损的东西是屹立在大水塘边，六十米高，写有三条巨幅标语的大烟囱。这烟囱建成后从未冒烟，久而久之便成了鸟儿的乐园，不知啥时候繁衍出一大群乌鸦来，每到黄昏归巢，“呱呱呱”的合唱声几乎要压倒县中的广播喇叭。

这孤独落寞的烟囱，当年可是出尽了风头。

首先，它是献给国庆十周年的大礼。几百人不分昼夜苦干，在它旁边建起砖窑，就地取土烧制红砖，赶在那个好日子前建成。献礼庆典那天，光是烟囱顶上挂的大红花就用去三十丈红绸。分管工业的地委副书记专程赶来点燃鞭炮，那串特制的长达六十米的鞭炮从地面一直燃到烟囱顶，足足响了二十分钟，

其次，它打破纪录，成了全专区最高的烟囱。它的雄姿不断在专区和省里的报纸上出现，成了我们这个千年农业县大跃进迈向工业化的标志性建筑。

尤为重要的是，他成了“三面红旗”的象征，只看对它的态度便可判别一个人政治立场的左中右。
建这烟囱时，林校长的前任章校长担心工厂靠得太近，噪声会打破校园的宁静，在县委扩大会上讲出了自己的杞忧，一个月后就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靠边站了。

时任副校长的林校长则不失时机地向县委打报告，建议组织学生参加锅驼机厂建厂劳动，“让锅驼机厂成为县中培养又红又专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劳动基地。”

林校长很快升官取代了章校长，锅驼机厂也很快按照林校长的设想，成了县中“培养又红又专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劳动基地”—我们每周至少有两个下午在那里劳动，但不是建厂，是开荒种菜。

“潘驼背”练就了我干农活的本领和一把子力气。在那里我学到了地道的贫下中农作派，为了与别的班级争抢最后一点粪水，能立马卷起裤脚，赤脚跳下茅坑去。校园的氛围已使我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不能升高中上大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当一个能挣十个工分的全劳力吧。

小时候我可不像这样胸无大志，我也曾拥有好多好多五光十色的梦想呢！

“我有一个理想，是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像空军叔叔一样，驾着战鹰在空中飞翔。我有一个理想，是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像海军叔叔一样，驾着舰艇在海上巡航。”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我也是唱着这支歌儿长大的。

第一次受挫是九岁种卡介苗，接种后别的孩子都没事，我的手臂却肿了好几天。听别人说，手臂肿了的当不成飞行员了，我十分伤心，偷偷哭了一场。

第二次是姐姐考高中落榜，爸爸沉痛地说：“都怪我…”这令我想到未来将会失去的可能已不止是当飞行员的资格。

很快预感便应验了—第二年小学毕业，我被县中关在了门外。

被县中关在门外！这样的打击落在我身上要比起别的孩子沉重十倍。县中对我来说不光是一所学校，它是我童年的全部世界！自会走路，我就在它的草坪上奔跑嬉戏，在它的墙上涂鸦，在它的老槐树下看蚂蚁打仗。一茬茬教职工沉浮变迁，一届届学生进进出出，在它的风声雨声读书声中我大起来，到了该走进它的教室，像其它孩子一样接受中等教育的时候，它却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我：不是品行不好不是身体不好更不是成绩不好，它剥夺一个孩子受教育权利的理由居然是家庭出身—“不好”。

家庭出身有“好”与“不好”之分，岂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呱呱坠地之前，便有了“好”与“不好”之分？这和印度视首陀罗、贱民的门第为“不好”有什么两样？和纳粹德国视犹太人、南非视黑人的血统为“不好”有什么两样？可我们是“超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上最为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呀，怎么可以是这样呢？怎么能够是这样呢？

这个难解的问题我始终没闹明白，只是朦胧觉得自己和书上读到的那些贱民、犹太人、黑人差不多，从此再不可以一厢情愿视自己为什么“小主人”、“接班人”了。心中那些美好的梦，五光十色的理想，从此便如一大嘟噜肥皂泡一一破灭。

情况继续变坏，连生存都成为问题时，吃饱饭就成了最高理想。当上一名《格林童话》中那种无忧无虑的牧童，手牵牛鼻绳倘佯在绿水青山中，口唱刘三姐嘲笑秀才读书无用的山歌，心中也能泛起丝丝得意。

到一九六二年，持续五年的大折腾折腾尽了所有的本钱，终于停止下来，捏着鼻子灌下了“三自一包”这帖滋阴清热的苦药。虽然有失折腾者的面子，却使阴虚火旺的病体立时出现了转机。

公共食堂停办，农民能够拥有锅灶家什，在家里煮饭吃了；公社划出少量边角土地给农民做自留地，种瓜菜、养鸡鸭，自己吃不完可以拿到农贸市场去卖；街上又出现了私营的补鞋摊、理发摊、缝纫摊、米豆腐摊、水煎包子摊…

大饥荒结束了，肚子渐渐可以吃饱，隔三差五还能沾上荤腥。

这一年的招生居然把堂而皇之的“阶级路线”抛到一边，来了一回孔夫子主张的“有教无类”—不管家庭出身“好”“坏”，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辍学三年后，县中的大门终于向我这“老童生”打开了。

跨进校园那一刻，广播里正播着《我的祖国》，纯净甜美的歌声令人产生一种美好的幻觉，觉得刚刚过去的一切其实并不真实，可能只是一场恶梦罢？我的祖国我的县中从来没有抛弃过我，家国一体的亲切感觉一下子又回到心中，眼前“条条大路都宽广”，我又有了比吃饱饭远大得多的种种理想。

好日子过得快，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从这所学校被扫地出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和别的同学一样上课下课打篮球乒乓球，互相开玩笑，下自习摸黑回宿舍时大声唱《亚克西》或者喊“心里潮”，回家路上偷偷下河游泳。不一样的是我更贪婪地汲取知识，追求比老师要求还高的目标。对我担任科代表的几何课，那怕是偶尔一次没考上满分，都会责备自己。

两年休养生息，进校时衣衫褴褛面如菜色的农村同学，绝大部分变得衣着整齐脸色红润。这是他们的家庭终于走出天灾人祸的象征，也是国家终于恢复生机的写照。

日子刚刚能过得去，新一轮大折腾又开始了！

希望又一次破灭，“理想”犹如“除四害”运动中被追赶的那些麻雀＊，纷纷从半天云里跌落下来。

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切如同海市蜃楼，转眼即逝，眼前只有凶险的暗礁，莫测的漩流…

7

熟悉的脚步和嬉笑从身后传来，小菊她们来了。

小菊笑得那么开心，她那张土黄纸上一定没有那些恶毒的字眼，可以坦然交给父母。

她正眼也没看我便走到前面去了。我的心中此刻却涌起一种快意，一种贼没有被抓住才会有的那种快意。

“反对自由主义”以来，华老师不厌其烦地开会、调查、个别谈话、分析整理，把我活在世上十几年的劣迹搜罗干净，一丝不苟写上土黄纸，评语栏写不下，又密密麻麻写满四周边框。费了这么大的神，他却没有抓住要害，没有发现我隐藏得最深，最见不得人的秘密—

我暗恋着小菊，已经整整两年了。

这个秘密就连妈妈和小菊本人都不知道，我敢肯定。

两年前的那个寒假，大年初一，小菊和朱丽来给妈妈拜年。她俩刚刚在居委会排了舞蹈《花伞舞》，妈妈想看看。我自告奋勇搬来学校的手摇唱机，在一大箱唱片中找出有《花伞舞》的那张。唱机悠悠转起来，欢快的歌儿从那小匣子里款款飘出，欢乐的气氛立时充满整个房间。

“六月哟里来哟，好哎热呀的天来哟，姐妹们打着花洋伞，城外去游玩哪哎哟…”

小菊和朱丽蹁跹起舞，引来一大群孩子挤在门口看热闹，妈妈喜孜孜地端着砂炒胡豆过去，给孩子们每人抓上一把。她俩走后，妈妈乘着兴头问我喜欢小菊那样苗条的女孩还是朱丽那样丰满的女孩。这话问得太突兀，我还从来没有想过，不知如何作答。但就从那天开始，我注意起小菊来了。
小个子，活泼好动，瓜子脸上撒着稀疏的雀斑，相貌虽平常，真诚善良的眼神却很吸引人。她是妈妈的得意门生，年年春节都要来拜年。妈妈喜欢她，除了在课堂上叫大名外，提起她总是用爱称“小菊”。

小菊是一班的文体委员，她和另三位女生搭档，每次晚会都有新节目拿出来。《采茶舞曲》、《我们新疆好地方》、《八月桂花遍地开》、《丰收舞》…四个女孩仿佛穿上了童话里的魔鞋，一个接一个跳下去，令人眼花缭乱。

朱丽则是我们二班的明星，一个人上台能抵小菊她们四个。嗓音高亢，舞姿优美，特别擅长表演载歌载舞的节目。《拉萨之春》、《叫我们怎么不歌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些好听的歌，都是她上台唱了后才在校园流行起来的。

朱丽小学就和我同班，而且一直坐一张桌子。她妈妈是镇医院的医生，我小时毛病多，屁股没少挨她扎。她爸爸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医，“肃反”时被判刑死在监狱里，她因此也和我一样辍学三年。

也许相同的地方多了吸引力就少，坐在一个教室里，我从没留意过朱丽的音容笑貌，只把她看作一个有实力的对手，学习上暗暗较着劲。每次考下来，知道了自己的分数后，一定要看看她的分数。偶尔遇上难题做不出来，也会和她讨论讨论，仅此而已。

可是我却不能坦然面对小菊，打那个寒假起我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状态。想见她，走近了却又躲开；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偏又咽下。有次在关帝庙看电影，她正好坐在我前面的石阶上，刚洗过头，乌黑的长发披了一肩，散发出淡淡的皂角香。我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竟偷偷揪下一根来，宝贝似的夹在书里，一天拿出来看两三遍。

周末回家，我总是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幻想着出现奇迹：要是她跌下河去就好了，我一个猛子扎下水，救她起来；要是钻出一条恶狗追她就好了，我一脚把狗踢出几丈远；要是她崴了脚走不动就好了，我背上她一路小跑回盘镇，把她交给她妈妈…

华老师常说他是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武装起来的，眼光如何如何锐利，看问题如何如何准确，看来也不见得。他就没有看出我在“潘驼背”担断一条扁担的事原来竟与小菊有关，要是他有这个眼力，那我真的就很惨了。

上一个冬天，也是个出太阳的日子，学校安排去“潘驼背”开荒。我们班那块地挖出很多废铁，有两块看起来不算大的铁块子，好几个男生都担不动。我逞能抢过扁担，弯下腰八字站定，使出吃奶的力气，挣得扁担“咯咯”响，铁块仍纹丝不动。一圈人围着喊“加油”，小菊也停下了活，远远地朝这边看。我全身的血顿时涌动起来，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竟把那条大号的杂木扁担“啪”的一声挣成了两截。

扁担断了可不是小事，总务科三块钱刚买来，抵我们大半个月伙食费了。华老师当时没说什么，事隔一年“反对自由主义”时却把这事说成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破坏国家财产”。
我心虚不敢争辩，认了。就算“对现实不满”，就算“破坏国家财产”吧，总比承认心里想着一个女生，在她面前炫耀逞能要强得多。

8

小菊走远了。我已没有心情跟在她身后扮演骑士角色，我要坐下来想想该怎么办。将来怎么办？今天怎么办？

八岁那年，县中来了位教体育的索老师，身材匀称，肌肉发达，和蔼健谈，不摆师长架子，对学生和校园里的小朋友像个大哥哥。

他来自西南军区体工队，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样样精通。我们曾在一部新闻纪录片中看见他手持长杆，燕子般轻盈地跃过横杆的镜头—那一次他打破了撑杆跳高的全国纪录。
县中当年藏龙卧虎，精英荟萃，来个把冠军教体育也不算稀奇。那些老师大多出自名牌大学，好多甚至就是名牌大学里的教授讲师。他们热爱桑梓，早有报效之心，在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又难免惶恐不安，于是相互联络，抛下天南海北的事业和师友回归故里。县中作为本县最高学府接纳了这批才俊之士，一跃成为川东名校，不但本县学子心向往之，还吸引了大批邻县学生前来“留学”。据说当时的县长曾在外面自豪地宣称：“我们县不产机器，我们盛产优秀学生！”

一九五七是县中的转折之年。自反右起，开始了一轮接一轮的清洗。学富五车的老先生们顶着“漏划地主”、“国民党员”、“历史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的罪名被一个一个扫地出门；年少气盛、持才傲物的青年教师成了“右派分子”；脑瓜子不善转弯的校领导则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索老师的厄运便从那时开始了。

其实索老师的厄运从他离开西南军区体工队时就开始了。他那年二十二岁，撑杆跳高破了全国纪录，风华正茂，前程无量，却因其父在“肃反”中被枪决受到株连，被无情地淘汰下来，回家乡当个体育老师。一九五七年后，许多出身“好”的青年教师都下了地狱，索老师焉能幸免？

虽然他历史清白，虽然他谨言慎行，虽然他努力工作，虽然他出类拔萃，但事情明摆摆的，你老汉＊都够了死罪，还能让你没事人似的在校园里吹哨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有他这样的家庭背景，安上个罪名还不容易？

学校下了份“关于阶级异已分子索××…”的文，他就被公社派来的民兵押解回乡，交给他父亲当年的佃户们看管起来。

这家伙一帆风顺长到二三十岁，哪里过过这样的日子：刨土担粪下冬水田，干的是最累最苦的活，吃的是大锅牛皮菜汤，每天晚上还要去民兵连长那里汇报思想，隔三差五被押上台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接受批斗。

于是有一天，他“死”了，背着一扇沉重的磨盘跳进了水库。

桌子上有遗书，院子里少了扇磨盘，水库草丛里发现一只四十码的破胶鞋…虽然尸体没找到，也没人去想还有其它可能。

这家伙见过大世面，鬼一样精灵，谁能算计得过他！

几年后传来消息：索老师去了新疆。背磨盘跳水库只不过是他从《牛虻》中学来的脱身伎俩，骗骗贫下中农民兵连长而已。这家伙脑瓜子好使手又巧，随便什么事都能干得象模象样，现在已是那边第一流的裁缝。前几年县里想把他抓回来，任务交到公安局，筹划几次又都作了罢。想想也是，茫茫戈壁沙漠，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要抓一个做手艺的流浪汉谈何容易！

新疆是人们谈论最多的地方。听说那里地广人稀，很多活儿找不到人干，只要舍得出力就有饭吃。闹饥荒那阵子，好多胆大的去了那里，混得都不错，一个个新衣新帽，皮鞋“喀喀”作响，腕子上戴只手表，人模狗样回来找媳妇。

去新疆，或许是条好路？

耐着性子读完最后一期，毕了业再去，还是现在就去？

且慢！谁要你去，去干什么？这不是弃学流浪，变成野孩子了吗？妈妈认为一个学生最不应当的便是荒废学业。你能这样做吗？

妈妈笃信“唯有读书高”。运动过了一个又一个，思想改造一遍又一遍，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信念却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学生不想读书在她看来是极其荒谬不可容忍的行为。要是班上有人逃学或辍学，她一定会三番五次找上门去，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坐在那里一个劲往人家耳朵里灌大道理，反来复去讲那几个本校毕业生的成功故事：×××家庭困难，靠寒暑假捞鱼打柴挣来学费刻苦学习考上了师范，现在回母校当老师了。×××三年级时算术还经常不及格，后来发了狠，四年级达到中上水平，五年级进入前十名，现在成了县中的数学尖子。×××当年患大脖子病，不怕别人喊“×袍颈”，坚持学习，现在考上大学了…

把好多孩子拉回学校的妈妈，自己的孩子要逃离学校了！

失学后无所事事在公共食堂等饭吃的日子，妈妈怕我染上流浪汉习气，要我每天写两篇字。手牵牛鼻绳徜徉在老山沟的日子，妈妈怕我“荒废学业”，要我把六年级课本随身带上。在她心目中，我一直就是个学生，需要读书需要追求知识，我这样跑了，对得起她，对得起自己吗？

为了进这令人又爱又恨的县中，四个年头里忍受白眼，范进似的考了一次又一次，这读书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呀！

耐着性子把这最后一期读完吧？

可过完寒假叫我怎么再走进县中？走进这充满敌意动辄得咎的校园？怎么去华老师那里报名？他要是问“寒假里对自己的问题认识怎样了”该怎么回答？班上的同学都怕“拉拢腐蚀”，避瘟疫一样避着我，从小在一起玩的刘长敏、张礼都不再相邀同行，自顾自走了，明明是要“划清界线”啊！整整一个学期漫长的日子，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一起，怎么和他们相处？还可以摆龙门阵开玩笑吗？怎样才能使吐出的每句话都符合要求，不会让人家“听的人记得长”？几十个同学的眼睛一天到晚盯着你，能保证不说错一句话不做错一件事吗？就算醒着时一句话不说错一件事不做错，睡着了能不做梦吗？做梦能不说梦话吗？要是在梦里说出了“反动话”，怎么得了？

这学校，你还去得吗！

换一个学校读吧？

听钟一苏说，他们盘镇民办中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多，老师也多是成绩拔尖但家庭有这样那样“问题”，考不上大学才来代课的，气氛全然不同，绝不会有人随便冒出“你老汉是个啥东西？”或“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之类的时髦话来压制别人显示自己血统高贵。下了课师生可以随便开玩笑。家住本镇的同学甚至把学校当成个好玩的地方，放了学打场球才回家吃饭，晚上又相约来教室编墙报摆龙门阵唱歌跳舞。星期天师生一起去水库划船去铜山寺野餐…

转学读民中，说不定是个好主意。

放牛时的两个小伙伴都在民中，回去找他们商量商量吧。

9

“喂！你坐在那儿干什么？”

一个推自行车的人站在公路上喊我，是教几何的全老师。

全老师的课我最爱听，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语言简洁准确，无论多难的问题，总能化繁为简、化整为零、深入浅出地讲得清清楚楚。只因爱听他讲课，我偏爱上了几何，做完了他布置的作业，还时不时从钟一苏他们那里抄些刁钻古怪的题来做，做不出来就去问他。他拿到题若一时想不出来，便会皱着眉头，凝神聚气，拿支削得尖尖的铅笔在草稿本上划拉来划拉去，“这样…这样…这样…看嘛，就是这样子—只有那么简单了！”

“只有那么简单了！”是全老师的口头禅，当一道难题经过一步步解析，象一堆乱麻终于理出了头绪时，他就会这么说。

他还有句口头禅是“靠本事吃饭”，这是他爷爷遗嘱中的话。他爷爷是本县有名的革命烈士，当年打游击的战友如今官至中央首长，六一年回乡调查公共食堂还去看过他奶奶。据说讨论他的入团申请时，有人质疑他为何不靠社会主义吃饭靠三面红旗吃饭而要“靠本事吃饭”，他一搬出爷爷，就把那些人全唬住了。

有一次，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鼓励青年人立足本职岗位钻研业务，成为行家里手的文章，顺手把文章结尾的话—“青年朋友努力吧，中华百年的腾飞梦想要靠你们来实现了！”—抄在几何作业本背后，不想全老师留意到了，他当即让我找来这张报纸，第二天破天荒地在课堂上占用十多分钟时间读给大家听，还表扬我有理想有志向。

“反对自由主义”时，这事被扯出来说了一个下午，有人认为对“中华百年的腾飞梦想”要作阶级分析，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梦想？国民党反动派的梦想？还是某鼓吹“白专”的老师偏爱的某同学反动老子的梦想？

全老师根红苗正，没人奈何得了他。那个下午尽管大家发言踊跃，上纲上线调门高，却没人敢点他的名，让我也跟着沾光捡了个便宜—批判了整整半天，圈子绕了好多转，始终没能明明白白说出那鼓吹“白专”的老师偏爱的、有着一个“反动老子”的某同学究竟是谁。

我走过去，全老师问我是不是哪儿不对劲，要不要搭他的自行车一块走。

真是受宠若惊，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差点儿就掉下来了。是他不知道我兜里揣了这么张土黄纸，还是根本就不屑去知道？

弄明白我没有什么问题，他跨上自行车走了。

10

前面一部牛车正下坡，栗木刹车杠咬着轮沿，发出悠长的“吱—呀—吱—呀—”声。赶车人抱头仰躺车上，眯缝着眼惬意地享受着冬日温暖的阳光，口里唱着一首本县最流行的山歌：

清早哪个起来嘛去哟放牛哟，去哟放牛哟，

一根田坎嘛苏二姐，你呀我呀妹娃子—

盼出头嘛二嫂耶！

这是盘镇运输社的王叔，只有他才能把这本乡本土的歌儿唱得这样有滋有味。

王叔四十年代被抓丁，足迹遍及大西北五省，四九年在甘肃倒戈参加解放军，从班长到排长最后升了连长，再后来不知为啥说回就回来了。按政策，排级以上军官转业都要安排一官半职，他却买了部滚珠轴承钢丝幅条充气轮胎的“气滚车”，加入了运输合作社。有人说他是自愿回来的，也有人说他为一个女人犯了错误混不下去才回来的。他似乎并未把这些议论放在心上，每天乐呵呵地拉着那部轻便灵活的气滚车，头戴小草帽脚蹬白麻草鞋，一趟趟地奔走在煤窑与县城间，遇有下坡便翘起车尾，两脚大幅度跨步点地，以别人想都不敢想的速度，驾驭着气滚车一阵风似的飞下坡底，令人大开眼界。一时间，运输社的小伙子纷纷仿效，扔下迟缓笨拙一路“吱吱嘎嘎”响的木轮车，买来气滚车与他结伴同行，上坡合力推拉，下坡鱼贯飞驰，成为本县四十里运煤路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进入六十年代，王叔体力渐渐不济，才将气滚车换成了牛拉车。

起早贪黑辛苦奔波，王叔仍是家徒四壁，一张饭桌两个条凳全都缺腿，垫着砖块凑合用，稍不小心动了位置，一坐就是个仰八叉。婆娘娃儿穿得破破烂烂，吃饭的碗都难找一个没缺口的。

王叔一家子厚道好客，他那破破烂烂的小屋是镇上年轻人最爱去的地方，每天晚饭后挤一屋人打牌下棋谈天说地，先来的占据了两条跛脚凳，后来的便一屁股坐在喂牛的稻草上，若有人还没吃饭，只要不嫌弃，鼎罐里有什么糊糊羹羹泡菜坛里有什么罗卜青菜自己拿碗舀拿手抓便是。妈妈起初不让我去他家玩，后来觉得多接触“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便成了那稻草沙龙中的常客。由于有当放牛娃的专业背景，得王叔高看，时不时把遛牛、整理索套之类的重任托付于我。

王叔好酒，酒后话多，一盅苕乾酒下肚龙门阵就摆开了。呆了十多年的甘肃青海新疆，一处处风光一桩桩往事都还活鲜鲜的留在他脑子里，摆起来就没个完。摆得来了兴致，便手捂腮帮子憋着假声唱起“花儿”。他自吹三省的“花儿”都会唱，其实唱来唱去也就这么几句：

不见的尕妹哈可见呀了也，好花儿哎哩也，

心上的疙瘩儿散了呀哎哩也…

捂腮帮子的姿势被大伙揶揄为牙疼，王叔说这是唱“花儿”的规矩，大西北的味儿就要这大西北的姿势才唱得出来。

提起大西北，只要你愿意听，王叔可以滔滔不绝摆上几天几夜—山川草原如何广阔，马群牛群如何壮观，葡萄瓜果如何甜蜜，姑娘如何美丽小伙如何豪爽老人如何睿智幽默，真是好山好水好地方！王叔尤其感慨他们的豁达大度，白天刚打了吵了，晚上又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不象我们这里的人小肚鸡肠，细娃儿割了孽＊大人都好久不说话，芝麻大的小事也要记上一辈子。

想到这里，我忽然明白索老师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新疆，为什么他能在新疆站住脚—那是个豁达大度不记仇的地方！你索某人的老汉有罪该杀，杀了就是了，和你当儿子的无关，仇不再住下记，不再和你过不去了，你只管安心干你的事过你的日子得了。哪像我们这里，唯恐人们忘记了仇恨，把一二十年前、二三十年前几辈子人的陈年旧账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出来，大会讲小会讲这里清那里查，没有的编都要编些出来，什么《血泪仇》、《三世仇》、《血海深仇》…非要把早已清算过了的仇恨传给第二辈第三辈，非要大家乌眼鸡似的你叮我啄不断制造出新的仇恨来心里才舒服。

钟一苏的爸爸妈妈都是银行职员，可居委会非要他家庭出身填“地主”不可，因为他爷爷是地主。这就和学校要在我的土黄纸上特别注明“该生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用心一样—通过这些白纸黑字的登记，填表、审核、盖章，形成可以锁在大铁柜里保存千年万年的档案，把人的贵贱高下依血缘固定下来，传之万世。为了当今高贵着的那些人子子孙孙高贵下去，必须让当今卑贱着的那些人子子孙孙卑贱下去，没有了卑贱哪来的高贵？

11

“那娃儿，跑快点！”

王叔远远看见了我，回头笑眯眯地朝我招手。

我跑着赶上去，先把铺盖卷扔上牛车，再一屁股坐到铺盖卷上。

“考了好多分，看你没精打采的？”

“还可以吧。”

“我晓得，你娃儿好强，争的都是第一第二。其实百多号人里能争到十几二十名就算不错了，小儿郎嘛就有脸见爹娘了。”

我不吭声，他开始“啷里格啷，啷里格啷”地唱起《读书郎》来。

长坡下完，他解开绳子松了刹车，“吱呀”之声顿时消失，公路上显得格外寂静。

说是县级公路，走几个小时也难见到一部汽车，顶多有几部拖拉机“啵啵啵”地喷着黑烟艰难地开过。这路，是属于牛拉车的。

“王叔，我来给你当个徒弟要不要得？”

“莫说笑话罗，你娃儿是读书的料子，二天干大事的，国家需要你呐。”

“我会照料牛，在养路段学过的，你晓得。”

“你娃儿今天有点不大对头哟，”王叔似乎觉察到什么，“是不是又有人扯出你老汉的事来嚼牙巴？”

我没吭声。

“人呐，就是这样子，你娃儿要记住，快乐不快乐都是各人心里想起的！要快乐，你就快乐；要不快乐，你就不快乐。心里想起来快乐就是快乐，心里想起来不快乐就是不快乐。”

他这一套绕来绕去的哆嗦话似乎深藏着什么哲理，我一时还想不明白。

车到陶家嘴岔路口，识途的老牛自作主张拐向了右边。

左边的路绕过铜山寺那片黑森森的林子，消逝在我自小称之为“骆驼山”的大垭口深处，那是去通州的公路。

小时候我一直认为“骆驼山”那边就是朝鲜。

“骆驼山”双峰并峙直指云天，常年雾气蒸腾，在我儿时的眼里又遥远又神秘。那时志愿军在朝鲜打仗，天天听到周围的人说朝鲜怎么怎么了，久而久之，这两个地理概念就被我可笑地扯到了一块。

长这么大，还没有翻过“骆驼山”，看看“朝鲜”究竟什么样子。虽然我早已知道“骆驼山”那边仍是本县地方，足足还有一百里，才到专区所在地通州。就算到了通州，离那朝鲜都还有几千里几万里呢。

听人说，通州城有我们县城五个大；通州的河有我们的河十个宽；通州天上有飞机水里有轮船；通州人早餐吃的是馒头稀饭。那馒头同样用麦子磨粉做成，咬起来却不像我们的桐叶麦子粑那样死死的，又松软又有嚼头。

这世界真是太大太大了！不翻过“骆驼山”就是个井底青蛙，啥都不晓得。

“王叔，你去过专区吗？”

“哦，你说通州城嘛？十八岁挨抓丁，五县的人就是在那儿集中走的。”

“那怎么到的兰州呢？”

“两百多人全凭脚板子，走了七天，翻大巴山到汉中，住在汉中城边一个庙里。那庙供奉着三国时一个将军，那将军叫个啥名字嘛记不得了。汉中休整三天，又坐汽车颠簸了五天，才到达兰州桑园子。”

“路上过了些啥地方？”

“哪还记得呀，只记得那路才叫陡才叫险才不是他妈人走的哟！那路生来就是给猴子爬的嘛，手一举你猜能摸到个啥？前面人的脚后跟！有个带队的长官一路感叹‘蜀道难’—你晓得有这么首诗吗？唐朝一个白啥子人写的，我就是那次行军才晓得的。”

“＜蜀道难＞，李白写的嘛。现在铁路公路通了，没那么难了。”

“对头！我转业回来，兰州宝鸡成都重庆，火车三天开拢，再经通州换汽车，第五天中午就到家了。”

“从地图上看，可以在广元下火车，再换汽车到通州，不经成都重庆，要近好大一截呢。”

“咦，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呢。”

“王叔，你晓得广元坐火车到兰州要好多钱？通州坐汽车到广元要好多钱？”

“你问这个干啥呢？”王叔起了疑心。

“随便问问。”

“这个嘛我现在不能给你说。南街胡幺娃子那年跑来挖到我问＊一晚上，结果跑了新疆，街道上还说是我唆使的。你现在是学生，安安心心读你的书，将来去考兰州大学，我叫老战友开吉普车火车站接你，行吧？莫看到那些跑新疆的跑得闹热就动了心，你和那些人不一样，那路不该是你走的。”

“那你说啥子路是该我走的？”

“初中读了读高中，高中读了读大学呗。”

“王叔你又不是不晓得，我连初中都差点没读上，东碰西碰考了四年才算进了县中，好多小学的同学今年都要考大学了。”

“人比人比不得呀！那你晓得还有比你不如的同学吗？”他叹口气说：“沈德学你该记得吧？我的外甥，盘镇中心小学和你同过班的，和你一样，也是个读得书的娃儿嘛！妈死了，家里没钱供他，四年级没读完就回乡务农。他爸是个富农分子，一条腿残废了，挑塘泥、修堤坝、打扫猪圈牛圈这些五类分子的‘改造工’就由他去顶，久而久之搞坏了规矩，斗人的时候大队书记居然要他顶替他老汉挂黑牌上台，要不是我去找公社书记，这富农分子的黑牌牌嘛怕就硬是传给这娃儿了。”

我十分震惊，竟有这样可怕的事，就发生在身边，发生在同龄人身上！

“古人说得好，‘别人骑马我骑驴，自叹我比人不如，回头看看推车夫，比上不足下有余’。娃儿哪，人一辈子多长多久呢，啥事都要看开点，想远点。依我说，哪朝哪代都得让百姓吃饱饭，都得选拔有真本事的人给国家办事才行，离了这两条怎么搞法都不长久。你呀，莫再东想西想，红呀黑呀左呀右呀，别人要说说他的，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就是了，只要还有得书读，就认认真真一门心思读下去。一个人活在世上，这样那样都是假的，肚儿里有货才是真的！”

王叔这番话听起来十分在理，可不能解决我眼前急迫的问题—一会儿就到盘镇了，我就要迈进家门把土黄纸掏出来给妈妈看了，妈妈的同事们就要围拢来关心土黄纸上写着些什么了，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呢！

我得马上做出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今天晚上怎么办？

把所有的衣兜掏了一遍，搜出一把纸币来：一张两角、五张一角、两张五分、四张两分、三张一分，还有一枚两分的硬币，总共是九角三分。铺盖卷里有件还没补疤的蓝卡叽学生服，是哥哥穿过几次缩水变小了送给我的，危急时拿它换个三五块钱应该不成问题。玻璃瓶里这三片肥肉两根油条吃下去多喝点水，少说也能管上一两天。被子虽破妈妈已把它补好，里面的棉絮也翻新了一遍，盖起来还算暖和，加上这张八成新的草席，走到哪儿都能过夜…

钱花完了又去干活挣，挣了钱继续走。我有一身力气，再脏再累都不怕…

那就走吧，翻过骆驼山到通州，再到广元上火车，往西北方向走！

今天就走？不给妈妈讲一声？

这种事能给妈妈讲吗？讲了她会同意吗？

还有小菊，要不要给她留个字条，告诉她我去哪儿了，让她等着我？

凭什么要她等？人家避之还唯恐不及，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和一个倒霉蛋粘在一起？

那我啥时候才回来呢？

还回来干什么？这个人未出娘肚就有了出身“好”与“不好”之分的地方，这个折腾来折腾去永无休止的地方，这个不让人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过日子的地方，走得越远越好，屙尿都不要朝它的方向！

那王叔说的那些豁达大度不记仇的人，他们肯收留我吗？

我想会的，他们已经收留了索老师和别的许多人，想必也不会拒绝我。

我想他们应该有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眼里闪烁着智慧仁爱之光的头人。我要拿着这张土黄纸去见他，毫无隐瞒地说清一切，让他知道全部事实全部真相。请他相信如果我从出产这种土黄纸的地方带来了什么毛病，一定能在这里彻底改掉。这样说了，我想他们一定会通情达理把我收下的。

我要努力学习他们的方言，学唱“花儿”，学骑马，学放羊，学种王叔经常提到的哈密瓜，学做令王叔时时回味的美食—“馕”，我要融入他们之中成为一分子，让“他们”这个词变成包括我在内的“我们”。白天我们努力干活，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享用我们的劳动果实：烤羊肉(王叔说过那里不兴吃猪肉)、馕、哈密瓜、葡萄、西瓜、苹果，还有别的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就算玩笑开过头白天吵了打了，晚上还照样手牵手唱歌跳舞，更别提几年几十年几辈人的破事了。
包括头人在内，没有谁的血统比别人更高贵。每一个人都应当受到尊重，除非他自己不尊重自己，做出有辱自己名誉的事情来。

那里永远也不会有人想出什么“反对自由主义”的恶毒主意，更不会打起“阶级”、“路线”之类冠冕堂皇的旗号来扼杀小孩子的未来。

那里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可以互相开玩笑起无伤大雅的外号，不怕被人暗中一条条记下来。

那里可以安心睡觉，不怕说梦话被别人听了去。

如果哪个老师或校长胆敢在学生的评语中写“该生其父系××××分子”，他就立即失去在那儿教书的资格，从哪儿来的马上打铺盖回哪儿去。

等我成了那里的人，就把妈妈和小菊接来，让她们都过上快乐的日子。

我们要紧靠森林盖一幢木头房子，上面爬满葡萄藤，四周种上苹果树，用竹管引来山泉水，养一条象王叔家黑儿那样忠实漂亮的好狗，我一回家，它就摇着尾巴扑上来迎接我…

12

脸上热烘烘的，一条大狗正亲亲热热地在舔我，还真是黑儿。不知啥时候车已停在王叔家门前，王叔和王妈正忙着卸牛。

美滋滋的，原来是白日里做好梦！

现在应当干什么？

回去把这装有三片“宝肋”和两根油条的玻璃瓶交给妈妈，说声“再见”转身就走？

这不行，她一定会以为我神经不正常，跟在后面追来，搞得满街人都知道。

其实玻璃瓶可以“忘记”在王叔家，自会有人把它交给妈妈的。

那就这样走了，不回去见妈妈一面，不给她讲一声？

她会着急的，她会到处找，找遍全镇每个角落，找到水库找到铜山寺找到骆驼山，甚至找到通州去。

应该留个字条给妈妈，把土黄纸附在后面，她看了就明白了。

锣鼓忽然响起来，打破了小镇的寂静，人们纷纷挤到街边看热闹。原来是盘镇民中宣传队出来“游街”。只见一群涂脸描眉的小伙姑娘，有的举彩旗横幅有的拿二胡三弦，有的扮工农兵有的扮少数民族，合着锣鼓节拍，排成两行扭着秧歌徐徐行来。队伍里的人我大多认识，放牛时的伙伴丁丁一身黄军装，背杆打麻雀的气枪朝我眨眼；儿时的邻居宇儿戴顶皮帽子，一件老式长衫古里古怪的只穿一只袖子，可能要跳藏族舞；从前常来找哥哥玩后来去民中代课的廖老师打着带钹的大铜鼓，钟一苏和一位女生打小鼓走他后面；他们王校长最滑稽，头包白毛巾，手拿一把桨，边走边做划船的动作，可能要上台扮个艄公之类的角色吧。

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看着这令人羡慕的快乐集体，我又犹豫起来—还是不走，转学读民中吧？
王叔家缺腿的饭桌摆上了一大钵泡菜炒吸水胡豆，王妈多摆了一副碗筷，热情地邀我一起吃晚饭，我说要追上宣传队和钟一苏说句话，把铺盖卷网兜丢在他家稻草堆里就走了。

天渐渐黑下来，最后一拨担水人踏着石板路从大堰塘归来，扁担随着脚步上下颤悠，满当当的水一点也不荡出，这是吃大堰塘水长大的盘镇人从小练就的绝活。民中宣传队热热闹闹地巡游全镇，一会儿就要在关帝庙演出，街上已有很多人扛着凳子提着火炉去占位子。一路遇到不少大叔大妈，见是“夏老师的儿子回来了”(连我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便像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一样热情招呼。有的抓出瓜子胡豆红苕乾硬往兜里塞，有的不由分说一把拉进屋，倒碗开水掰一大块红糖下去，一定要喝了才让走。小镇一派过年的气氛，有的人家正在推“吊浆汤圆”，一人用硕大的拐子转动石磨盘，另一人用勺子往磨眼里添泡过的糯米；有的人家把大铁锅架到外面哔哔啵啵炒砂胡豆红苕乾，吸引来一群孩子眼巴巴望着“守嘴”；还有些半大少年沿街嬉笑追逐，时不时炸响几颗鞭炮；临街木板门贴出了春联，细看全是《毛主席诗词》中的句子，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还有“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知何人所选，令人哭笑不得做声不得。

在关帝庙前好不容易等到民中宣传队巡游过来，找到钟一苏，告诉他打算下期转学到民中来读，“一来离家近，可以和妈妈一起吃饭，节省点，二来一样的同学多，好耍点”。

钟一苏马上领我去见王校长，王校长对我的想法十分诧异。

“县中转民中，公办转民办？问过你家长没有？”

“问过了，就是妈妈叫我转的。”我不是一个诚实的孩子，说这种谎话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那你把期末通知书给我看看。”

又是这晦气的土黄纸，走到哪儿都像妖魔般死死缠住我！

“没带在身上。”

“王校长，他是夏老师的儿子，县中六五级最拔尖的。”廖老师和好几个同学都凑过来打圆场。
“哦，我晓得了，那你明天上午带上通知书到办公室来，我等你，十点钟，好吧。”

开场锣鼓一阵紧似一阵，他们转身进了关帝庙。

又黄了！民中也去不成了。我把手伸进兜里，狠命地把那恶毒的土黄纸捏成一团，恨不得顿时将它化为齑粉。

也好，没有别的路了，不用再顾虑什么，不用再犹豫了，下定决心往通州走往广元走往大西北走，今晚就走！

关帝庙戏台上传来“走啊走啊沿着金黄的青稞地走啊”的歌声，演出开始了。

青稞暗合大西北，这歌催促着我“走啊”！

走啊！写张字条把土黄纸附在一起“遗忘”在玻璃瓶下，拿上铺盖卷和网兜就走，今晚翻过骆驼山歇“朝鲜”，明晚歇通州。

走过盘镇中心小学门口，心中忽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依依眷恋，身不由己悄悄走了进去，想再看一眼家，看看妈妈在干什么。

送电时间未到，大门里漆黑一片，学校的人可能都看演出去了。妈妈的房门虚掩着，煤油灯捻到了最小，小炭炉还冒着幽幽的蓝色火苗，锅里的水“波波波”地轻轻响着。揭开锅盖，一大碗热腾腾的米饭上盖着个碟子，碟子里有两条炸得焦黄的鲫鱼，上面浇着用姜葱辣椒烹成的芡汁，颜色诱人，香气扑鼻。这是妈妈给我留的晚餐，她知道我要回来，一直在等我吃饭！

“妈妈，我对不起你了，我知道不该这么做，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路好走。妈妈，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不要找我，不要为我担心，我一找到安身之地，就会马上给你写信。”

不知不觉中，我已把饭菜吃得精光，连姜葱辣椒和鱼头鱼刺都一齐嚼烂吞进了胃里，同时把这几句话写在了妈妈桌上的一张报纸边上。

肚里有了撑的感觉，才想起这一天到现在还没大便。摸黑进厕所蹲了一会儿，电灯亮了，我摸出兜里那张皱巴巴的土黄纸，最后看了一眼，“嘿嘿”冷笑着让它去了它早该去的地方。心里一痛快，竟随口诌出几句打油诗来：

“狗仗人势坏东西，稀孬＊一张土黄纸，眼前道路你挡完，十处打锣九有你。老子现在不怕你，拿你龟儿当手纸，揩了屁股扔茅厕，看你还能歪＊得起！”

走出厕所，借着昏黄的灯光，忽然发现墙壁上白花花一片，贴满了大字报，妈妈房间的窗下就有七八张。凑近了看，打头那张字写得碗口大，整张纸是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标题—“把漏网地主分子夏××揪出来”—标题后一连画了三个感叹号；中间五六张密密麻麻的文字里也夹着不少写得十分夸张的问号和感叹号；最后一张在“盘镇中心小学革命教师”十个大字下有三十几位“革命教师”的签名，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再看下去，礼堂、办公室、走廊、教室，凡是刷得上浆糊的墙面，都已被一张张大字报占满。所有大字报众口一词说“夏××”是“漏网地主分子”，要在这次运动中把她“揪出来”。除了这个可怕的罪名，还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为反革命丈夫鸣冤叫屈”、“抵制党的阶级路线”…我知道盘镇中心小学及所辖辅导区八十多位老师中只有两人姓夏，另一位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夏××”毫无疑问是指妈妈了。

看着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忽然改变了主意：不走了，老老实实呆着。

去王叔家拿回铺盖卷和网兜，撕掉那张写了留言的报纸，捅旺炉火，把三片“宝肋”炼出油来装好，再把两根油条在炭火上烤热，等妈妈回来吃。

关帝庙的节目演完了，妈妈的同事们陆续回到学校。没有人理我，更没有人如从前那样闹闹嚷嚷地来看通知书，关心我考了多少分。

学校的挂钟打了十一下，还没见妈妈回来。我心里有点慌，沿着公路去寻她。

走出街口百多米，便看见星光下妈妈的背影。她笔直地站在高处，将手电举过头顶朝县城方向缓缓地划着圈。凛冽的寒风吹得她的围巾飘起来，那手电光柱雪亮，在夜空里射得好远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