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
孔亚雷

做爱之后，我们光着身子肩并肩躺在床上抽烟。烟灰缸摆在我的小腹上。她细长的手指每次伸过来弹落烟灰，我都担心自己会被烫到。床头音箱用小音量放着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布鲁克纳特别适合做爱过后来听，我觉得，那里面有某种万念俱灰的庄严感。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发现担心被烫比真的被烫到还要难受，但我又懒得把烟灰缸移开。我不想动。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说。
“你猜我在想什么？”
“不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又吸了一口烟，又一次用她那细长的手指弹落烟灰。

“我在想芒果。”她说。
“芒果？”

“我在想芒果，”她说，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梦呓的味道，“我在想用手指甲一条一条地撕去芒果薄薄的表皮，撕完一只再撕另外一只，一共撕五只，然后拿出锋利的小刀，把芒果的肉都削下来，盛在蓝瓷碗里，只剩下五个灰白色的，扁平的，还黏着果肉的核。”

她停下来吸了口烟。

“然后呢？”

“然后我就吃芒果肉。纯粹的没有核的芒果肉。”停顿片刻，她接着说，“你注意过芒果核吗？”

我摇摇头。正如我没有注意过电视机显像管，我也没有注意过什么芒果核。

“我收集了好多芒果核。”她继续用那种被催眠了似的语气说，“我把它们晒干，放在大玻璃罐里。晒干的芒果核颜色发黄，卵形的表面覆盖着风干的绒毛似的纤维，看上去十分奇特，既像是远古的出土文物，又像是某种来自太空的未来物质。”

我想像了一下晒干的芒果核的模样，但想像不好。我有点困了。

“但我从未像刚才说的那样去吃芒果。”她接着说，“我只是那样去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没有核的芒果肉不大对劲。苹果可以，梨可以，芒果不行。大概跟核的大小和形状有关。吃苹果跟梨时你完全可以不碰到核，你可以绕着核吃；但吃芒果不行，吃芒果时你的牙齿肯定会碰到核，有时你甚至要用手拿着核吃——”

“你是不是觉得我脑袋不正常？”她突然停住，仿佛刚从梦中醒来似的转过头看着我。

我摇了下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人在做爱后会变得内省。”

“内省？”她就这个词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

“那是不是指人会感觉到自己身体里也有个硬硬的核——就在心跳的这个位置？”

“差不多吧。”我说。

我越来越困了。困得好像要昏过去一样。

她悄无声息地贴过来。她的长发戳在我侧肋上。她用那只夹香烟的手的手指在我胸口心脏位置慢慢划着圆圈，就像做手术之前用虚线画出手术刀的切割范围那样。

“我要把你的核挖出来。”她说。

我倒吸一口凉气，痛得呻吟了一声。不是因为她的话，是因为她的烟灰。我终于被烫到了。

我看着她穿衣服。我喜欢看她穿衣服。根据我微不足道的个人经验，脱衣服和穿衣服动作好看的女孩寥若晨星，而她则是其中最亮的一颗。这或许跟她的职业有关。她是个职业模特。我记得她曾经说过（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我们第一次上床之后，就在我赞美她穿衣服动作的时候），作为一个职业模特，最重要的不是在T形台上走台步，而是在后台换衣服——脱下一套衣服，换上另一套衣服，从本质上说——她说——脱衣服和穿衣服乃是模特这一职业的核心所在。她常有各种奇谈怪论。她的业余爱好是研究哲学。她的大帆布挎包里总是放着一本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根据我微不足道的个人经验，包里放着叔本华的服装模特就和没有条纹的斑马一样稀少。

我看着她套上白色的三角短裤，系上白色的胸罩，两者都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款式简单得就像手工制作的。牛仔裤和白衬衫也是一样，样式普普通通，但一穿到她身上就显得非同寻常。事实上也的确非同寻常。她穿的衣服价格一般是我估计的十倍。这才是真正的高级货，有一次她说，真正的高级货都是看上去普普通通，不动声色的。

“就像我。”我开玩笑说。

她莞尔一笑，“对，就像你。”

但我绝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高级货色，或者不如说正好相反。我的普通是那种真正的平庸的普通。在我身上找不出任何能够与她相匹配的因素。我身高比她矮一公分（她1米80，我1米79），年龄比她大十三岁（她19，我32），收入比她少五分之四（她月薪过万，而我在一家以拉企业广告为主的烂杂志做记者，她就是我在采访某服装品牌形象代言人时认识的）。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看上我。因为和你在一起很舒服，她说，舒服得就像躺在刚晒干熨好还带着太阳味儿的旧床单上。那是我第一次被人比喻成旧床单。

如果一定要找原因的话，可能是她需要换换口味，我想。正如她所描述的，模特圈是个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世界，你看到的全是俊男美女，你穿的都是奇装异服，你成天坐着飞机飞来飞去，你的工作就是面无表情地走来走去，让闪光灯像机关枪一样向你身上打个不停。大家一开口谈论的全是谁的出场费又涨到多少了，谁又要去巴黎了，谁又找了个富豪男朋友了，诸如此类。那是个不健全的世界，她说，从本质上说——“从本质上说”是她的口头禅——跟精神病院没有太大区别。那个世界让她觉得乏味至极，疲惫不堪，甚至呼吸困难。因此她不得不偶尔回到普通的正常的世界里透口气，而我就是通往这个普通世界的门钥匙。

我们平均个把月见一两次面。我们就像两颗定期交汇的人造卫星，在各自设定的轨道上百无聊奈地运转。她偶尔会在我房间里过夜。来之前她都会事先打电话，以免我不方便。她才19岁，但她似乎比我更像个成年人。

现在她已经穿戴完毕。她要去赶飞机。我看着她手指灵巧地盘好头发。她看上去就像一棵挺拔的小树。她弯下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睡一会儿吧，她说。我翻了个身，把整个头都埋在松软的枕头里。我听见她鞋跟敲击起居室地板的声音。我听见抽水马桶的冲水声。我听见前门门锁被带上的咔哒一声。然后我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被惊醒过来。身上全是冷汗。周围一片漆黑。电话铃在响。我挣扎着伸出胳膊去够床头柜上的电话，途中碰翻了可乐罐，烟灰缸和其它不知道什么东西。我拿起话筒时对方刚好挂断。我把话筒扔到一边，又重新躺下。

我做了噩梦。心跳得厉害。我试着回忆那个梦，但梦境像失事的船只那样缓慢而坚定地沉入海底。先是船身，再是甲板，再是桅杆，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海面。我到底梦见了什么呢？

仿佛是对这个问题的某种回答，我的胸口突然剧痛起来。

那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痛。一种崭新的痛。似乎有只手穿过胸腔，直接一把捏住我的心脏，并且那只手在用力地拉扯，要把我的心拿出体外。疼痛来势汹涌，像地震波一样，以心脏为中心，向全身辐射。我痛得忍不住开始低声呻吟，双手像爪子似的一张一合，把床单扯得皱成一团。

我要把你的核挖出来。她说。

我觉得呼吸不畅，我已经听不到心跳的声音，也许它确实已经不跳了。我大概要死了，我想。

不知道过了多久。疼痛消失得跟开始一样突然，以致于我一下都没反应过来。我面朝下静静地趴在那儿，仿佛一具干枯的标本。

我要把你的核挖出来。我又听见她说。当然，这事与她无关。这是心绞痛，我一清二楚。这是心绞痛的典型症状。我之所以这么确定是因为我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全都死于心绞痛。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也将死于心绞痛。这是遗传。但我没想到它会来得这么早。不管怎么说，我一直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年轻得不用去考虑将来。

将来。

我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你考虑过将来吗？”有次她问我。

我说没有。

“我常常考虑将来。”她说，“做模特这一行很特殊，十四五岁出道，干得再好也不超过十年。所以要尽早想好退路。”

“比如？”

“比如嫁个有钱人，比如转到幕后做设计，或者去大学读书。”她看着我的脸，就像看着一块布料。“不过我还没想好。”

但我已经想好了。我浑身瘫软地趴在床上，花半分钟认真考虑了一番将来。我发现我的将来一目了然，简而言之，那就是：我和她的交往不可能有结果。我的工作毫无前途。我将死于心绞痛。

我打开床头灯。小闹钟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十分。我起身下床，去冲了个热水淋浴。热水淋浴能祛除世间的大部分烦恼，我觉得。洗完我照了照镜子，脸色苍白得吓人。我把手掌放在胸口，还好，心还在跳，疼痛感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好。现在是半夜，而我才刚刚醒。

我坐在餐桌边点燃一支烟。我把摆在餐桌上的小收音机拿到手里，打开开关，转动调频旋钮。这个时段电台几乎全都在播放各种性咨询或电话倾诉节目。我随便调到一个声音清晰的台。

“我知道这么做不对。”一个男人的声音。“但是我忍不住。一到周末我就出动了，就跟定时发作的计算机病毒似的。去酒吧，选准对象，上前搭讪，然后一起喝酒聊天，喝得差不多了就换个地方吃夜宵，吃完找个地方上床。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一种程序，简直就跟工厂流水线那样。那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说实话，现在我连那个女孩的样子都记不得了。那次我们俩个都喝多了。我酒量算大的，喝成那样还是第一次，反正醒过来时有好一阵子搞不清自己到底在哪里，是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从窗口能看见街对面一块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牌，牌子上有电子的时钟显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下面还有一行在不断变换颜色的大字：距某某博览会还有98天。那个女孩躺在我旁边酣睡，脸上被霓虹灯光映得一亮一亮的。

我觉得胃里有点恶心，我晕乎乎地从床上下来，在地毯上摸索了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衣服和皮包。为不吵醒她，我进卫生间开灯穿衣服。穿好衣服立即蹲下来对着马桶大吐特吐，差点把胃都吐出来。但吐完舒服多了。这是在宾馆，一看卫生间的陈设就知道。我打开皮包找烟抽，结果发现包里带的两个避孕套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我暗暗叫苦，心想要是染上什么病就糟了。但事已至此，后悔也没用。我决定抽根烟定定神就走。于是我到外间床边的单人沙发坐下抽烟。女孩仍一动不动地睡在那儿，仿佛正在等待哪个王子来解救她。

我就那样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窗外的广告牌发呆。我看着电子时钟的数字不停变换：15变成16，16变成17，17变成18……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我盯着那在夜空中闪闪发亮的数字，有什么在脑中若隐若现。接着我猛地意识到——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30岁生日。我已经彻底忘了生日这回事。那一瞬间我像被电击中了似的，全身发麻，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里面，我差点哭出来。我觉得心底一阵悲凉。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30年了，我想。同时我又觉得一阵惶恐和慌乱。难道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吗？我问自己。”

他停顿片刻。“对不起，”他说，“我点支烟再说行吗？”收音机里传出打火点烟的声音。我看着餐桌上这发出声响的小小的黑色装置，等待着。

“几天前——应该是三天前——我接到一个电话。”那个声音继续说。“电话是半夜打过来的——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那是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怀孕了。说完便挂断了。我立刻按来电显示打过去，但那是个24小时便利超市的公用电话。

我知道那是她。那只能是她。我在这方面一向很小心。只有那天晚上我没有用避孕套。但我找不到她。我没有她的联系方法。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这几天来我脑中始终浮现着那样的画面：我坐在沙发上抽烟，她静静地睡在床上，窗外的夜空中闪烁着一行时间数字。而就在那一刻，在她的体内，一颗我的种子已经悄悄地萌芽。你不觉得这带有某种神迹的意味吗？神在我30岁生日的那天赐予了我一个孩子，然后让我去寻找他。你不能永远这样下去——这就是神对我的问题的回答。”

他再次停顿。接下去是插播广告。我关掉收音机。

我在灯光下摊开双手，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别人的手。我想了一会儿孩子。大学时我陪一个女孩去做过一次流产。但那似乎是很遥远很遥远以前的事了，遥远得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知怎么，我忽然很想给模特儿女孩打个电话，但想想还是算了。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

我考虑接下来干什么。我发觉自己有点饿了。上一次吃饭还是中午和模特儿女孩出去吃的拉面。我站起来，走进厨房，拉开冰箱。冰箱里就跟我的生活一样凌乱不堪。硬得像化石的切片面包。过期的沙拉酱。腐烂得面目全非的水果。没有一样是能吃的。我开始着手清理冰箱，把变质的东西全都扔进垃圾筒，只留下一罐虎牌啤酒和一只颜色发黑的芒果。冰箱里变得空荡荡的，恍若一座明亮的微型墓室。就在把东西扑通扑通扔进垃圾筒时，收音机男人的那句话不时掠过我的脑海——难道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吗？

我把啤酒和芒果放到餐桌上。我重新打开收音机，调到短波一个专放爵士乐的台。我边听爵士乐边喝啤酒边看芒果。芒果跟收音机摆在一道，俨然一幅神秘的静物油画。芒果已经彻底腐烂了，摸上去软乎乎的。大概是模特儿女孩什么时候忘在那儿的。她发疯似的爱吃芒果，就像我发疯似的爱看小说。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我放下啤酒，起身到茶几上抽了一张旧报纸垫在餐桌上，然后我拿出瑞士军刀，开始削芒果的肉。果肉已经发黑了，削起来感觉就像烂泥，散发出一股奇特的臭味。削到一半我停下来，我看到垫在下面的报纸角落里的一个小栏目。

那个栏目的名字为“历史上的今天”，下面的标题为“十月革命”，旁边还配了一幅小图。正文是这样的：1917年11月7日，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彼得堡工人和士兵举行起义，组成以列宁为首的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这幅图画展示的是1917年11月7日下午冬宫被包围的情形，随着“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一响，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开始攻打冬宫。

今天是几号呢？我想了一会儿，想不起来。于是我继续听着爵士乐削芒果，一边削一边想像俄国人攻打冬宫。削完果肉，我犹豫片刻，又用刀把芒果核沿边缘割开，我要看看核里面有什么。核里面是芒果的种子。它大概有小拇指那么长，看上去就像个小小的婴儿胚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