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我出牌
李浔

我走进棋牌室的时候，林虹正在那里和几个中年男子杀得昏天暗地，满屋子只听见她尖锐的叫牌声。我并没有和她打招呼，而是坐在离她不远的座位上，看她摩拳擦掌地洗牌或出牌。

我一直对打牌不感觉兴趣，我甚至对朋友们说打牌是意志消沉的一种表现。有一次因为我坚决抵制打牌，我和同事出差在外，四个人中就我对打牌漠不关心，在长长的旅途上，打牌似乎是消磨时间最好的方式之一，但不管同事们的叫骂，我始终没有和他们打牌。我的抵制激怒了我的同事，其中王勇至今仍然对我怀恨在心，上个月他还在背后说我是小气鬼，他说我不打牌是因为我怕输钱。

林虹大概又赢了牌，看到她神彩飞扬的样子，我竟然有点不敢相信，牌桌上的林虹在和办公室里的林虹如此大相庭径。我和林虹是同一年从大学里分配到机关里工作的，三年来，我和林虹是我们丝绸局机关唯一的一对金童玉女。同事们这样说，我们局长也这么说。大概由于整个舆论都这样，到后来我和林虹都觉得我们是天生的一对了。

林虹在别人发牌的间隙中终于看见了我，她忙中偷闲地对我灿烂一笑，她说，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说，有外地同学来了，晚饭我们在醉仙酒家请他们，5时你来，别忘了。

林虹似乎没听见我的话，我只见她紧锁着眉头，专心地看着她手中的牌。

我离开棋牌室的时候，林虹那尖尖的嗓门又响了起来，我想, 在牌的面前，林虹怎么会变得如此激情四溢。在我们办公室里，林虹的文静像我们墙上那只在中央空调房间里里的温度计, 平时她很少大声嘻闹。有一次我把一张写了一首打油诗的信笺贴在我们计划处陈处长的背后时，陈处长走到哪笑声就响到哪时，但林虹的笑容始终保持在含蓄的范畴当中。

我的两个同学, 一个是酱菜缸吴亮，另一个是小辣椒陈贝。在学校我们叫吴亮酱菜缸是因为他家境贫寒，大学四年，他经常捧着酱菜瓶吃着煎饼。而陈贝是湖南人，他无论吃什么菜都要在自带的瓶里倒出一些辣劲十足的小辣椒才能过瘾。我把他俩先迎到我经常去的仙醉酒家。我们坐定后，我看了一下表，已是过5时了。

我对吴亮和陈贝说，我女朋友林虹等会也来。

酱菜缸吴亮是见过林虹的，他转过头来对小辣椒陈贝说，你有没有见过林虹？长得非常漂亮。

陈贝看了一眼我说，你这小子就是有艳福，学校读书时漂亮的女生尽往你宿舍跑，现在各奔东西了，没想到你又粘上了漂亮的。

吴亮插嘴说，教我们一手吧，我们现总是挺失败的。

我和吴亮、陈贝三人在酒杯不断地碰撞下不厌其烦地大吹特吹有关林虹的。吹到后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太过分了，我不善喝酒，三杯啤酒下肚已有晕呼呼的感觉。

吴亮说，林虹她怎么没来。

陈贝说，你这小子尽胡吹，我看根本没有林虹这回事。

我一听他俩一说，心里的有些急，我想，林虹的牌局看来不会马上散了。

那天晚上，大概由于林虹没来的缘故，我显得有些伤感。而吴亮和陈贝却是故意经常有意无意地说起林虹，特别是陈贝，他根本没见过林虹，却瞎猜测，一会儿说现在的女孩经常脚踏两头船，一会说林虹对我肯定不是真心的。我知道陈贝已经有了醉意，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这样唠叨不休，但这些话钻到我耳朵时我觉得特别的刺耳。

我们三人从醉仙酒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带吴亮和陈贝去那家棋牌室，让他们见见林虹。我想，林虹等会儿见到他们后肯定会给我面子的。

我说，等会叫上林虹，让她叫上几位女友我们一起去跳舞吧。

陈贝听我这样说，使劲地在我肩上一拍说，够朋友，说不定我今晚中了大彩，明年就来结婚了。

一路上我们在出租车上谈笑风生，夏夜的风仍然吹得我们春风得意。

棋牌室里热闹非凡。我和吴亮、陈贝刚走进棋牌室的时候就看见了林虹。

林虹在烟雾中露了得意的微笑，桌边放着白色的快餐盒，我看见里面吃剩的饭和几根啃过的鸡骨头。林虹并没有注意到我们，这时我显得非常尴尬。我回头看了一眼吴亮和陈贝, 只见吴亮和陈贝并没有看我，也没有看林虹，只是瞟着牌桌上的牌，目光中呈现出惊喜的神色。

我没有说话，我想，看来林虹是不会轻易放下手中的牌和我们去跳舞的。

过了一会，陈贝回过头对我说，我们也开一桌吧，看来我今晚的手可以过把瘾了。

吴亮说，快，别浪费时间了。

我被吴亮推坐在椅子上，傻呼呼地看着陈贝在桌子熟练地洗牌，听听洗牌的声音就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

一直以来我对打牌总是提不上兴趣，特别是林虹热衷于打牌之后，我也曾作过多次尝试，想使自己对打牌稍稍有些热情，但试过几次之后我对打牌越来越不厌倦了。但今天情况特殊，因为吴亮和陈贝是我大学时最亲密的朋友，我当然不能扫他们的兴，何况他们也难得来一次。

我们在打牌的时候，林虹突然发现了我，我看见她向我竖了一下大拇指之后，目光很快粘在了她手中的牌上了。吴亮和陈贝挺会算牌，他俩似乎都知道对方和我手中的牌。每一次我出错了牌之后，他们总会一个破口大骂，另一个则敞怀大笑。一个多小时下来，我的越来越紧张，唯恐他们当中的一个对我大骂。

由于我实在不会打牌和算牌，后来吴亮和陈贝在打牌中也终于放下了算牌的打算，因为他们机关算尽但摊上我不知轻重的出牌手也总是没用的。后来, 我们的牌局似乎轻松多了，我们三个都不动脑筋地随手出牌，全凭手中的牌的好坏来分输赢了。

在打牌中，吴亮似乎不可思议地问我，他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学会打牌。

我说，你怎么啦，好像我非学会打牌似的。

陈贝在一旁插嘴说，你真是脑袋不开窍还是在哥儿们面前装傻，现在谁到了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了解这单位谁的牌瘾最大，有牌瘾的人当中谁的职务最高。而不是了解你该做些什么。

我瞟了一眼陈贝并没说话，我想陈贝的“砍劲”是学校里有名的，没想到他工作后竟然越砍越不着边际了。

吴亮看见我不说话，似乎犹豫好一会儿说，其实打牌也很简单的，全凭记性好，谁记性好，谁出的牌好，不难学。

我说，打牌太浪费时间了，你想想看，我们毕业快四年了，明年要评职称，今年我想把英语再复习一下。

傻冒，你评个中级又有什么，你如果打牌粘上个牌瘾大的局长, 一年是哥们，第二是副科长，第三年就是科长。你想想看，这多划得来。陈贝瞪着对我说。

这时我才明白，现在的人像发疯似的热衷于打牌，原来有这样的打算，这真是机关算尽了。

后来吴亮告诉我有关打牌的事，他说现在靠陪牌，工人可以不下岗，说不定还可以调个好工作, 干部可提拔, 厂长能得到大笔贷款。

我听了他的教育心里总不是滋味，在打牌的间隙中我环顾了一番四周，我想怪不得现在的棋牌室竟如此红火。

那天晚上, 林虹是十二时结束牌局的，据她说，和她打牌的人一个是物资局的副局长，一个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另一个是一家丝织厂的副厂长。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说，和这些人打牌，说不准以后还会用得他们的地方。

我的日子是不紧不慢的，在单位上，特别是我们技术科的老同志都说我是一个可培养的苗子。我的心里也在暗暗惊喜，没想到才工作了四年，被老师称为复杂的社会竟然轻易地被我驾驶得如此合拍，我们科长老陈已五十八岁了，按市里用人标准他大概快退居二线了，我们科的副科长今年也有五十七岁了，另外的几个老科员也都在五十五岁的上下。按提拔干部的年龄标准五十岁以上的一律不提拔。我想我离副科长的位置已不远了。

那天下午，我们科室里只有科长老陈和林虹和我，老陈在喝了一口茶水，又看了我很长时间说，难得呀难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已不多了，工作认认真真，业余时间不打牌只看英语。

我腼腆地朝陈科长笑了笑算作了回应，陈科长原是一家丝绸厂的技术厂长，十年前调到丝绸局技术科，做了八年的副科长，二年前才升到科长的位置，但好景已经不长了，望着他已谢顶的头我想他也算可怜。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干了三十多年，现在家里的住房小得可怜，二个子女，一个在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子厂，小的还在外地读自费大学，据说明年要毕业了，自费生是要自己找工作的，一个小科长是绝对安排不了自己子女的就业问题的，除非自己的孩子是一个热门专业的学生或是高材生。

老陈站在我的桌边似乎犹豫了一下对我说，按组织原则我本不能对你说，但我想不能，权当我出出心中的闷气吧。

林虹在一边回过头来，看看我又看看老陈说，陈科长，你还是别说了好。

这时我的心已跳开始激烈地跳动起来，我想，陈科长要说的肯定是有关我们科室的干部人事安排，他说出出心中的闷气，也肯定是领导已找他谈过了，大概是想让他退居二线了。

那天下午，老陈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下班的铃声响过了二遍，我故意装成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我想拖到大家都下班了，剩下陈科长和俩人时，他肯定会对我说些什么。

林虹已经站起来了，她看了我一眼，似乎很理解我似的只对我说一句“我先走了”就出门了。这些日子我和林虹的关系发展神速，我到她家去时，你父母亲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已经不把我当成她的同事了，有几次他们还留我在她家吃饭，饭局也搞很隆重，有鸡有鱼，五花八门地摆满了桌子，还净往我碗里挟一些说有益于身体的高蛋白的食物。从她父母看我的眼神中，我可以推测，林虹的父母似乎对我比较满意。

副科长老周，还有陈阿姨、王阿姨，老沈、老李他们终于都背着包和挟着包回家了。办公室里就剩下我和陈科长两人。陈科长似乎很专心，他根本没有顾身后的事情，他像是在写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写得专心又深思熟虑的样子。

我坐在办公桌前，其实是无所事事的，但又装出忙忙碌碌的样子, 故意将那些报表和文件弄出一些轻微的又能让老陈听得见的声音。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室内的光线也开始昏暗，我站起身开亮了办公室的灯，老陈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还不回家。我含糊地说，报表上有几个数字错了，我才说出口就后悔了，因为老陈对工作是非常认真的，哪怕一点微小的事情他也绝对不会留过夜的，其实报表上的技项目数字肯定没错，我只是随口编了一句搪塞老陈的话，我正在紧张，但这种紧张是多余的，我看见陈科长很快就趴在桌上继续深思熟虑地写他的东西了。

我是6时30分离开办公室的，临走前陈科长回头看了一眼我说，以后用不着忙这么晚，这样会饿坏肚子的，我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想等他下面的话，但是他很快又回头写他的报告了。

我走下办公楼，去取自行车的路上，回头望了一眼九楼上的灯光它一片漆黑的大楼上是那样的引人注目。

我刚回到家正在吃饭，林虹就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她问我陈科长有没有对我说些什么。我说陈科长好像很消沉他没对我说些什么。在电话里林虹和我约定，说过半个小时她在河滨公园等我。

我来到河滨公园的时候林虹已来了。 林虹看到我后就把我拉到附近的一只石椅子边坐了下来。

林虹说，你说说看，这些日子陈科长为什么闷闷不乐。

我说，肯定是领导已打他谈过了，让他退下来。陈科长是个正直的人，他最近心里挺烦的。

林虹说，人老了退下来也是正常的，我们局里要退的人不是他一人，也是老年综合症吧。

我说，你不太清楚了，其实陈科长了对做官是毫无兴趣的，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的位子也没有什么的，他现在关心的是他的小儿子毕业后要找的工作，他曾对我说过，千万别在他儿子分配前退下来，如果在他儿子分配前退下来，哪就惨了，他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林虹说，现在子女的就业也真是个大问题，主要靠钱和权两样。去年我家的邻居，他的老二毕业分配到了海关，还不是有钱铺路，要不然有一个当局长以上的亲戚，这样也许还可以交换分配。

我和林虹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无所事事的谈论一些社会问题。前此日子，林虹一天到晚就泡在牌室里，我和她交谈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过了一会儿，林虹说，陈科长的退居二线是明摆的事，看你是有希望混个副科长了，其实副科长也算不了什么，但副科长在分房打分时可以加分，五分就是要比不是副科长的人多五年的分。

我听了林虹的话后，心里一喜，因为我听出林虹已经把我和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已经为我们设计未来了。

我开玩笑地说，你也快了，你想想看，我们技术科，除了我和你都一些五十多岁的老头老太了，陈科长退了，副科长老徐明年也退了，其它的人年龄都是明摆着不能再提了，技术科的科长和副科长的位置还不是我们俩的，要说分房打分，我俩伽起来就是10分，谁能还能和我们比。

林虹听了我话，脸上腼腆地一红，手在我的腰间一捅说，臭美谁说我的分和你的加在一起。

我趁着激动就把林虹搂在怀里，林虹也没有推让，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晶莹明亮，有无比的清爽。

夏天已经过尽，秋风把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吹得哗哗作响。二个月来，老陈还是当他的科长，有关干部人事安排的小道消息却层出不穷。我曾听说陈科长要退了，也有人说陈科长要到局里当纪检组长了。纪检组长是副局待遇，如果陈科长真当上纪检组长, 我想陈科长的小儿子的工作难题也肯定迎刃而解了。但小道消息一般是不可靠的，因为小道消息 都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就像我听到有关老陈的事。一个说退，一个说升，其实这等于白说，也可以说其中之一肯定是对的，但我心里仍然非常踏实，因为有老陈的小道消息，都说明老陈的科长位置是肯定会不长了。

在这些雨后春笋般的小道消息中，也有我的，我听林虹说过那天在厕所里听到有位正在谈论我，据林虹的推测，听声音是我局里计划处的周阿姨，她说技术科科长的位置局里已定了是我。

那天我听了林虹的话后，在原地愣了半天，我东想西想仍然想不出我有一下子当科长的理由。后来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才想出一个非常重要被我忽略的理由，那就是我年轻，现在组织部都在大力提倡年轻干部，何况我到丝绸局的四年，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由我计划的三个大型投改项目现在成了我们系统结构调整的典型，而且效益很好，产品有一半都进了国际市场。有一次, 市里的一个分管我们系统的副市长，还要求局里好好介绍我，后来由于我怕树大招风而坚决推辞了。

在小道消息中有许多是不值一提的，譬如说我亲耳听传达室的张大伯说，说我应该从现开始就拍计划科的陈坚强的马屁。张大伯还说，这是做官的诀窍，他在传达室干了三十年，没文化，但看事情还是挺准的。他还自我标榜说现在的局长，副局长当时还是科长时他就已猜中了。

当时, 我听了张大伯的话后，差点笑破了肚子。我想现在人人都成了人事科长了，连传达室的张大伯也来赶这趟混水, 真是这社会变得越来越滑稽了。

秋天的风越刮越猛，我们单位的小道消息也像街上的梧桐树叶一样，走到哪里都是发出一些各种各样的回声。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年底都会出现一次较大的人事上的变动，科室与科室之间人事调动。在我的印象中，我来单位的四年，每年总有变动的，而且每年的情况特殊，据办公室的鲁阿姨在业余时间统计，我们局的十四个科室和单位，至少有九个科长和副科长进入退居二线的范畴，经鲁阿姨的提醒后，我们局的各个科室都成了游手好闲撒嘴皮子的场所。

（一）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