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茱迪
张奥列

大家都说我很幸运，娶了个洋妞，金发碧眼，搂着抱着，艳福无比。我不否认。茱迪是个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种，高大、健美、白皙，躺在我这一米八的身躯上没什么不协调的。

中西联婚已是一种时尚。为身份也好，为经济利益也罢，为情投意合也行，你看澳洲的那些中国女子都一窝风地嫁给西人。只不过，要洋妞许身于中国男人，则有如中六合彩，屈指可数。除非你是专业人士、成功人士，或律师娶个秘书，或医生娶个护士之类；或者是喝澳洲水长大的黄皮白心，或同窗、同事、同道，日久生情，难舍难分之类；否则你摸摸杯底（喝酒），搂搂腰肢（调情）可以，若要谈婚论嫁，没门儿！

我不否认自己的幸运，是因为当时我还不是甚么专业人士、成功人士，只是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穷学生，在悉尼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而茱迪她也非同行同道，她只是一个超级市场的收银员。说起来，我们的相识很平常也很偶然。

那天我到超市买了几包方便面，茱迪在收款，给我多找赎了几个零钱。我把钱一推，说，多给了。她便在收款机上又敲打了一回，然后指着荧光屏上绿色数字说，没错，又把钱推了回来。我笑了，这么简单的数，中国人一眼就看明白了，用不着电脑。我随手抽了张纸，用笔在上面计算给她看。茱迪很惊讶，电脑比不上人脑？她还是耸耸肩，指着电脑说，我只能顺从它。就这样，你来我往，双方留下印象。后来在超市上见面，也礼貌上打打招呼。

一个澳洲同学搞了个化妆派对，我也去凑热闹。为了显示我的“中国特色”，我东描西画东剪西贴，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熊猫脸谱。谁知我这只“笨拙憨厚的熊猫”，却吸引来一只臃肿的澳洲“树熊”。两只似同类非同类的“熊”搂着舞着耍了一曲，那“树熊”竟禁不住扯下我的面具，爆发出哈哈大笑。“树熊”随之也揭去头套，我一看，也咧开了嘴。原来竟是茱迪，不期而遇。

外语学院毕业的我，那口中国式的英语磨练了一阵子，还是派上了用场，可以天南地北地侃着，而不是像原先那样只是打打招呼，说些礼节性的套话。

茱迪的父母在纽省北部经营农场，在乡镇长大的她，受不住大都市的诱惑，新近只身闯荡悉尼。她显然对甚么都新鲜，都感兴趣。那天晚上，她成了我的模拟学生，时而发问，时而大笑，脸上几颗淡淡的雀斑挤到了一块。不知怎么的，那种异族异性的质朴感染了我，心里痒痒的。驾着二手“丰田”车的我，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她的“马夫”，不知不觉又和她一起share（分租）房子，不知不觉又有了那如梦似幻的“第一次”，之后便同居起来。这期间，我也啃完硕士学位，转修博士学位。

我承认，我曾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原先我希望在澳洲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国混个学校校长当当。但呼吸了南半球的自由空气，领略了明媚的蓝天白云黄沙绿浪之后，我对这块地球边陲的乐土留恋起来，相信它能给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决定留下来，做我想做的事。我在私立中学找了份教书的工作，三个月后便和茱迪办了结婚的注册手续。

真说不清是茱迪吸引了我，还是我吸引了茱迪，反正我跟在中国初恋时一样，感到新鲜、刺激、温馨。我需要茱迪，需要在澳洲发展，需要居留身份，需要熟悉本地语言、环境、风俗。这些，茱迪都能满足我，助我一臂之力。两年后，我不但加入澳籍，更跳到悉尼北岸的一家著名私校执教，还拿到了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这时，我们的女儿呱呱落地了。在医院的产房里，忍着阵痛煎熬的茱迪，不仅让我分分秒秒地陪她临盆，还要我用摄像机拍下产房的情况，尤其是婴儿冲出母体降临人间的一瞬间。我可不愿意，这是爱情的产物，是咱俩的隐私，哪能曝光于外间。茱迪火了，说，每个生命都是神的恩赐，我们要立此存照感谢上帝，将来让小孩和友人分享。我觉得她有点走火入魔，但看着汗珠从她苍白的脸上渗出，唯有遵命。

医生、助产士刚撤离产房，茱迪把怀中的婴儿往我手上一塞，便跳下床，赤着脚走进浴室冲洗。我大叫一声：你疯了，产妇不能沾水！她满不在乎：你刚才不是也听到医生的吩咐了吗？汗淋淋、黏糊糊的，难受！

我当然知道澳洲医院都要求产后冲凉，而且也看到病房里的产妇都赤脚走来走去。但中国人也有妇幼保健的传统方式。我母亲及一些亲属都再三叮嘱，产后绝对不能下床，不能赤脚，更不能冲洗，否则到老了你就会这里疼那里痛，周身麻烦。这是祖先的千年禁忌，我曾对茱迪说了不知多少遍了，她总是说，到时听医生的，没事！听着那淋浴的水声，我的心凉了半截。我预感到，茱迪的固执和我的无奈，将会随着女儿的诞生而蔓延。

我们都很疼爱女儿，但爱的方式不一样。孩子一岁半时，每天盯着电视几个小时也不知疲倦，我担心女儿看电视太多会伤害幼嫩的眼睛。每当我关掉电视，女儿就又喊又闹。茱迪“啪”的一声又把电视打开，说，孩子要看怎么办？！她照旧放纵。两岁时，女儿的营养一直令我不安，我想让女儿一天吃一个鸡蛋也不行，她认为可能使孩子产生过敏。女儿都两岁半了，还老把手放在嘴里，我觉得孩子的手到处乱摸很容易感染病菌，坚决反对，她却说没事。我们为此不断争论。我拿报纸给她看，上面刊载有关肝炎传染的消息，她扫了一眼，不作声了，但依然故我。

许多澳洲人都没有洗手的习惯，茱迪也一样。她刚从外面进屋，随手就拿东西往女儿嘴里塞；有时刚上完厕所，伸手就往女儿脸上摸。我不知吆喝了多少次，如对牛弹琴。她还把指甲油一类的东西涂在女儿的手上，玩疯玩颠的孩子，不知吞下多少有害物质。有一段时间，看到女儿的一双手粗糙得像个农夫，我心都酸了，但却没有甚么办法能阻止这类事情发生。

悉尼人的家里，大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可茱迪却是个例外，就像住农庄似的，东西随手拿起随便丢放，到处都是一团糟，家里乱得像狗窝。唯一整洁的地方是我的书房。偏偏她瞧不起，说，才不要这种Sterilized room（消毒、绝种的房）。我说，你可是女人哩，哪能乱七八糟不成体统！她不服：这是家里，又不是社交场所，生活在澳洲就要入乡随俗，按澳洲方式生活。我也不服：澳洲方式并非甚么都好，有不少人爱赌博、酗酒、吸毒、卖淫，这种生活有甚么好？她那蓝眼一转，白眼一翻，依然我行我素。

孩子跟着她，也养成了到处乱扔东西的习惯，3岁多了，还到处拉大小便，她从不制止。清洁剂、针线、药品，她随手乱放，还有理由，说收起来没用，要教育孩子懂得这些东西的危险性。我说，理由是对的，但孩子不到一定的年龄根本不懂。报纸上不是说，由于父母的无知和粗心，造成许多家庭悲剧吗？她仍然置若罔闻。

有了孩子，生活不再是原先的那种花前月下的温馨，高山流水的浪漫，听到的多是生活的不和谐音。两个人似乎才突然发现，我们之间其实没有多少共同的情趣和爱好。我喜欢阅读、喜欢敲打计算机；她却喜欢看电影，租影带，每天只是翻翻送到家门口的商业广告，偶尔睡觉前坐在床上读一点儿圣经。婚后，她辞去了工作，在家照看小孩，但每天也只是洗洗衣服，熨熨衣服。而我每天下班后还得下厨做饭，弄得叮叮当当，满头大汗；每周末还要驾车四处采购；每月还得割草扫叶，打理花园。最气结的是，连她的汽车也要我去擦洗。

我实在生气了，问：“你真的不知道我工作够忙的吗？”

“知道，”她说。“你要负责五个年级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要Tutor（家庭教师），要带运动队，还要为联邦政府写甚么书。但——”

“那你就不能……”

“我说过多少遍了，你愿意为工作而累死，我可不愿意当家务的奴隶。很简单，要嘛，你工作少干点，要嘛，就花钱请人来干。”

说得多轻巧。一句话，我的所有付出都不值钱了。为了这个家，我牺牲了一切：时间、精力、钱财、朋友、个人兴趣等等。但我也知道，她也不是不想负起家庭的责任。为了宝贝女儿，她要喂这洗那，买这看那，要上公园，上教堂，也挺费事的。她有她的生活方式，我也有我的想法，不咬弦，难勉强，但我仍然尝试沟通。

“都六年了，你不觉得我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吗？”

她不语，眼光暗淡。

“难道我不够忠诚、体贴、温柔吗？不通情达理吗？”

“不，而且你还很勤奋、能干、成熟。如果你不争论，不总把你的想法强加于我的话。但有哪一天，你不抱怨、不指责我呢！”

我感到沮丧。奋斗了多年，事业总算有成，生活亦算安定，但仍不能活得轻松，潇洒不起来。工作压力、家庭压力、感情压力，使我有点喘不过气来。每次学校放假，就是家庭新的一场争执的开始。因为我在家，总是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妥，一句话，总有不同的看法。生活成了我俩的一种严重的精神负担。每次放假结束时，我都感到精神疲惫之极，恨不得早点回到学校去工作，以忘掉这些烦恼。

身心的疲惫，也令我睡得不安宁，人未到中年，竟时有招人讨厌的鼻鼾。每次梦中醒来，我便知道她受不了我的呼噜声而故意把我弄醒。我感到歉意，尝试着去搂抱她那开始发胀略有松弛的躯体，但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亢奋不已的冲动。记得那时我听贝多芬的音乐，一听就是两三个小时，她依偎在我身边，那体香味融进了优美动人的旋律中，随着音乐的起伏而弥漫开来，滑进我的肌肤，渗进我的灵魂。如今，闻到的不再是那种诱人的体香味，而是烟味、酒味和汗味的混杂。我知道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我的感觉随着感情的变化而变化。好像有本关于婚姻的书说过，如果两口子在床上经常由面对面的“臼”字变成背靠背的“北”字，那就得小心了，就是婚姻亮红灯了。

果然，她提出了离婚。她说，这不是你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要求你甚么，你也说服不了我甚么，我们都生活在对方的阴影之下，太累了，该解脱了。

我承认她说得有道理。哎，当初结合现在分手，幸还是不幸？离是痛，不离也是痛，我仍想设法弥补。她想想，也同意再试试看。

我们先后找过三个不同的婚姻问题专家咨询，均不得要领；也去过教会的婚姻讲习班，学了十周花了不少钱，也没什么效果。我明白。强扭的瓜不甜，生活上的分歧太大，造成精神上的创伤，远远胜于生活上的苦楚。最后，我同意分手了，也许，是为了她的解脱，也是为了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是一种大自然的赋予，要珍惜它，不能把这宝贵的财富消耗在无尽的生活烦恼中。

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后，都流了眼泪。但每个人都感到心情十分轻松。因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对大人小孩都没有好处。

女儿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甚么，当我要离开这个一手打理出来的家时，她还一脸天真，说，要早点回来。我摸了一把她的金发，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女儿长得太像她妈。本来，从科学上说，黑发与金发杂交混血，多是长出黑发。但我女儿却是个奇迹，可惜我的婚姻并没有出现奇迹。

我忍着，不让泪水涌出，轻声对女儿说，好好跟着妈咪，记着经常洗手！她金发一甩，两手一伸，说，我要爹地帮我洗。我转身走了，不敢再回头。

每个周末，我都去领女儿来过一天，重温曾经有过的爱，品味生命的延续。我已经走完生命的一半，我要珍惜另一半。

我和茱迪时有见面，但只谈女儿，不说其它，更没有半句提及过去。倒有点“相敬如宾”。

我常对朋友笑说，如今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换回了自由身。但这“自由”能有多久？我真的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