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淡淡
耕 云

我又来到这个城市，准确地说，来到这个城市西口的花园广场。这个地方，让我小时侯噩梦连连，也让我几十年来梦魂牵绕。

当在电话中，孙师傅怎么也无法让我明白去他家的路时，便说：“就在城西花园广场见吧。”

“花园广场？”我迟疑，仍不明白。孙师傅说：

“就是当年四筒去世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建的这个广场，设计师一定是个情场高手，不大的广场像一个小巧玲珑，曲线毕露的青春少妇，随意仰卧在这里，氤氲着似水柔情，透着无限暧昧，让人走近她的时候，很自然想到勾引两字。

时近傍晚，不紧不慢下着春雨，很有耐性的那种，天上地下，前后左右，到处都是水淋淋的。我提前来了，独自在广场漫步，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打着伞，能遮住头上绵绵雨点，但并不能保证不受雨水侵袭。一不小心，不是踩上一个水洼，便是溅上一片雨滴。没要多久，我的鞋、裤腿、衣袖、衣襟，跟周围花花草草、雕栏玉砌一 样，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广场上装点最多的是最常见的菊花，黄灿灿的，每个石凳旁都摆放两盆，如果躺上去，肯定有醉卧花丛的感觉。用花斑鹅卵石铺成的甬道弯成椭圆形，从外到里，一圈一圈的共有四圈。圆润的卵石密密麻麻，个个不甘被埋没，争相突出自己，穿着鞋子走在上面，也能感到它们的慰贴。广场中央是用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圆坛，像一首无声的旋律，可以想见天气晴好的日子，乐曲一起，银发舞动的情景。一草一石、一坪一径，都让人放松、惬意、陶醉……

我站在广场中央，举着伞，低头凝视雨水汪汪的大理石地面，思绪雨水一样弥漫开，似乎又听到万岁的呼喊声、轰隆的爆炸声。

那时侯，这里是个碎石子路面的十字路口，汽车一过尘土飞扬。周围有一间用棕树皮搭建、用白石灰分别刷写男、女两字的厕所，有一口绿汪汪的鱼塘，有一个卖茶水 的棚摊，浑黄浑黄的茶水用玻璃杯盛着，四四方方的玻璃片盖着，两分钱一杯。出城是条国道，往广西、越南去；往左，有一家有两千多人的大企业—汽修厂，活跃着一支很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往右不远，是一个喧喧嚷嚷的长途汽车站，有段时期，汽修厂造反派经常在那里围堵捉拿企图潜逃的对立派人员。我的家，就在从十字路口进城去的街道上，进去只有五百多米远。这个地方从哪方面说都毫不起眼，甚至破败不堪，就像一块经常要用的破抹布，随意放在顺手的地方。但这并不坊碍它因那一天、那一人、那一事，在我们街上人们心里划下深深的刻痕，永远无法平复。

那一年，在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的社论号召下，武斗由冷兵器打斗进入现代战争。枪声炮声不时在城边响起，间或还有一辆铁壳装甲在街上隆隆驶过。

我的邻居住着一个新婚不久的复员兵，也在汽修厂做工，叫孙四筒。据说他生下时家里只有四筒米，便叫了这名字。筒子是居家人量米煮饭的器具，各家用的大小不 一。他家四筒米是多少？他说够他们家六口人半饥半饱吃一天的。我那时只有十岁，他参加的组织叫什么不记得了，应该是受压的一派，因为他每次回家都偷偷摸摸的，像地下工作者。

一天，孙四筒又悄悄踅回了家。他老婆已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到我家来借吃的，他家里连一筒米也没有了。那时侯邻里之间借米、借饭，借可以充饥的任何食物是常有的事，借过之后，记得就还，不记得就不还。妈妈吩咐我揣了两个煨熟的大红薯送过去，他家里满是油墨气，他高高挽着袖子，一上一下推着滚筒油印材料，已印出好几张了，散开摆放在用两条长板凳搁起的床铺上。我想起在小说红岩中看到的成刚印挺进报情形，觉得挺刺激、挺神秘的。我想看，他拦住不让看，说这是给中央文革的重要报告，最高机密，很激动地说，他们的战略反攻就要开始了。就在报告刚刚印完的时候，一个声音慌急慌忙在窗外高喊：“四筒快跑，他们来了！”只见四筒动作迅速把油印机往床底下一塞，拿张早已准备好的油纸将印好的报告一裹，撬开屋脚两块地板砖，塞进墙洞里，又原样放好，对他老婆，也对我说：“一定要保管好，决不能落在他们手里。”我见他背对老婆，撩起衣襟，从军用挎包里拿出棵手榴弹别在腰里，匆匆跑出去。我跟着往外跑，四筒出门本要往城里方向 跑，只要沿着这条街跑过去一百来米，往小巷里一拐，便会消失在横七竖八的迷宫里，很容易地脱身了。但显然对方已有准备，一帮戴柳条帽的人从城里方向压过来，堵住了脱身的路。四筒没法只得往城外十字路口方向跑，那其实是对立派大本营。追赶的人似乎也不着急，只是排成一线驱赶过去。果然，四筒跑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四个方向都被铁桶似地围住了，四筒像一只被网住的麻雀，徒劳地扑撒着翅膀。一个挥驳壳枪的厉声喊：“抱头，跪下！”我一下认出他就是四筒结婚时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的人，我不明白他怎么没跟四筒一派。许多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四筒。我远远地看着，开始有一种我们小孩经常玩的官兵捉强盗游戏的感觉，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孙四嫂也赶来了，刹白着脸喊：“四筒，随他们去！”又冲围困的人喊“求求你们，莫开枪！”四周拿枪的人越逼越紧，这时，只见四筒往这边瞥了一眼，忽然把手榴弹从腰里抽出来，高高举起，猛一拉弦，高呼：“毛主 席万岁！中央文革万岁！”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传来一股带有血腥气的硝烟味。我完全惊呆了、吓傻了，恍惚中觉得孙四嫂啊的一声软瘫在我脚下。

那一刻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四筒的遗腹子就在那一天早产，是邻居们把她直接送到医院去的，但孩子一生下来就无声无息，好象拒绝来到这陌生的世界。

我又在那个地方住了五年。四筒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看不到孙四嫂出门，要不是晚上，从那板壁房里经常传出嘤嘤哭泣声，不会想到里面还有活人。就连孙四筒的战友们给四筒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也没有把她请出来。他们把四筒比做狼牙山五壮士、比做朝鲜电影那个为保住党的机密咬断自己舌头的钢铁战士……一个人还哭着朗诵这样的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更见今日孙四筒。当即有人嘀咕这是篡改伟大领袖诗，会让人抓把柄。于是改为：血雨腥风镇黑浪，为有牺牲多壮志，据说都是伟大领袖写的。她低着头只是哭，哭，用哭声拒绝一切。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孙四嫂不哭了，大人们只是庆幸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谁也没发现孙四嫂已不正常。有一天傍晚，我就着矮板凳靠坐在墙边，无神的看着门前来来往往的汽车消磨时光。惊奇地看到孙四嫂披散着头发，脏兮兮从外面回来。我仰着头喊：“孙四嫂。”她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呐呐着：“随他们去，随他们去，”推开自己没有锁的房门，僵尸般移进去。大人们这才说：作孽，孙四嫂疯了

不久，与其说响应号召，不如说按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令，我下放了。当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汽车载着我们一车沮丧的人，经过十字路口出城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游魂般的身影在路边蹀躞独行，那是孙四嫂。心里掠过一丝羡慕：多好啊，她可以不要下放。

三年以后，我又招工到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家乡成为遥远的故乡。在外工作多年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我竟然有烦躁的感觉。本想不回的，但马上有人盘诘：“为什么？哦！肯定有丈母娘了，是不？”没办法，还是得回。当我跟许许多多人一样，提着大包小包，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闷上七八个小时，精疲力竭回到家时，感到的只是阵阵空虚。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也只是整日枯坐。这时知道隔壁孙四嫂已病好了，又嫁人，搬走了。嫁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那个给他们主持婚礼，敞开嗓门喊向伟大领袖鞠躬，后又挥着驳壳枪，将孙四筒往死里逼的对立派头目。我惊叹。父母说：多亏了那人，不然孙四嫂好不了。

革委会成立后，他因为打砸抢被抓进去关了两年，一出来就找到孙四嫂，跪在她跟前。孙四嫂本来疯疯癫癫不认人，那时一下认出了他，边嚷着“莫开枪！莫开枪！”边扑上去又撕又咬。那人低垂着 头，一动不动，任她撕、任她咬。等邻居们赶进来，把孙四嫂强行拉开时，那人才慢慢抬起头，已是泪流满面，呜咽着说：“我跟四筒一起当兵、一起复员，多年好友啊，鬼迷心窍啊，我不为赎罪，愿去死啊。”那人真是说到做到，从此以后，一日一日，早来晚归，为孙四嫂把屎把尿、端饭倒茶，悉心照顾，比孝顺儿子还周 到。四嫂病就这样慢慢好了，两人就过到一起去了，巧的是那人竟也姓孙。我心里感叹不已，又为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当年对孙四嫂漠不关心而羞愧，我跑到四筒拉响手榴弹的地方默默呆了好久，我希望碰见他们，送上我的祝福，但没有。

父母去世后，这个故乡城市便成为我客旅中偶尔略作停顿的一个驿站。

一个很偶然的场合，因为土得特殊的乡音，我认识了孙师傅与孙四嫂的儿子。那是在开往北京的48次列车卧铺车厢上，我睡中铺，听见下铺两人对话。一个普通话说：“物权法制订13年才出台有什么了不得的，新闻法制订23年还出不了台呢。”对方没有反映。普通话又说：“巴金要建文革博物馆33年还没影……”

乡音说话了：“我家里也有一件文革遗物。”普通话问：“哦，是什么？”“一个什么组织给中央文革的报告，看起好笑死了。”

这时我一骨碌爬起来，摸下去。乡音仍在说：“那时侯人们好蠢啊。”

普通话这时似乎发现找错了谈话对象，闭上眼睛睡觉了，我趁机跟乡音攀谈起来，他大学历史系毕业，到北京去找工作。他在火车上结识了我这个认识他父母的老乡，显然很高兴，继续跟我聊文革，他问：“那时侯两派是不是跟现在电视上大专辩论会一样，分正方反方，中央文革是总评委。”

我说：“有点像，不过输了的人日子不好过。”

“是不是就下台，不当权了。”

“比下台还难过。”

“那就是没工作了？”

“比没工作还难过。”

“还要挨打？”

“有时候比挨打还难过。”

他一脸茫然，我也为始终无法向他说明白而歉然。

这次，我满怀希望地来，就是想了却多年的夙愿，看看孙四嫂活得可好，看看那份四筒留下的遗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看这个，看了又能怎么样？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黑下来，广场上亮起了华灯，也多了些游人，多数是成双成对的，或依偎、或携手，旁若无人地度步，尽情享受温馨和甜蜜。

一对年轻恋人在我身后走来，互相考问政治试题。女的问：“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开始的？”男的答：“1958年，”女的讪笑：“错了吧，错了吧，是1964年。”

远远地看见孙师傅与孙四嫂一前一后，慢慢走来，孙师傅前，孙四嫂后，这是那时候夫妇和恋人一起行走的惯有方式，他们是绝不会互相携手，更不会互相依偎的。老了，老了，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们样子很安详，就像华灯放出的光一样柔和，是承平日久的人们惯有的神态。我注意到孙师傅手中小心翼翼地揣着个木匣子，心里激动起来，大步迎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