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方 晓

５

请原谅，还得从头说起。在这因果交错的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说清楚，不是由于复杂，而是其关联性。比如，杨叔的第二次勉为其难灾难性的勃起可能才是我坐在这间蒸笼一样的审讯室里的最初原因，自然也是最根本的。再比如杨娘的死、杨叔的死、我母亲的死与参军的杨淼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长久以来，我为数不多的几次考虑这个问题都只能得到一个形象——几个人前后走进细雨蒙蒙的九月黄昏，然后都不知去向，整个景象最终也渐渐消失。

杨娘的死使杨叔的某种想法只得滞后（应该是这样，我对整个事件的顺序突然有了全新的记忆）。不需要去猜想如果杨娘没死杨叔在我母亲身上的勃起将带来的悲剧性，那没有意义，生活已经足够复杂让人疲于应付，而且从不会因为想象作丝毫改变。杨娘下葬后五十天，然后又因为我母亲肺炎使婚期推迟，直到五月，梅雨使整个杨庄湿漉漉得像发霉的画布，轻轻一拧就能挤出一塘水来的时节，我和杨淼才成为兄弟。

杨叔是一个多疑、自私但心软、善良的人，这种说法并不主观和以偏概全，再复杂的人都可以用几组对称的形容词概括。他有时倔强得像一头牛，暴戾得像一只狗，但完全不能排除他有时像猫一样温顺和猪一样软弱。

仅在三个月之后，他同样死于水里。那年天气反常得像上古时代的一则悖论，从七月开始就没下一滴水。旱情像一把枷锁重重地套在人们的脖颈上。人们在无望地忍受了几十天之后才清醒过来，集资打井。

杨庄原有一口井，我祖父的自视明智之举却在他过世许多年之后残酷地把一个关系不大的后辈推上了绝路。杨叔竟然利用我家的井开始做起了小本经营，每桶水一毛钱。他的做法尽管令人反感但并没有引起太多质疑，人们反报他的唯一方式——其实无关痛痒——就是杨庄打井时没让他集资，他无形中被人们排斥了。

于是，他老羞成怒（我想，你们可能和我一样不理解他为何要这样），向庄上的新井里投放了几包老鼠强，而不是敌敌畏（他有几瓶，事后还曾拿出来威胁人们谁去报案他就喝下去）。

当然，杨叔最终的惨死并不因此。这起事件表面的结局不过是几个根本不相信杨叔在庄上大呼小叫——他还坐在井边自制的条幅“此水有毒”下拼命阻挠——向井里投放了老鼠强的人吃了水然后去洗了胃。你们知道，真正可怕的是潜藏于内心连人们自己都不知觉至少不愿爽快承认的东西。

毫不夸张地说，杨叔至此的作为让人们对待他的善意，正像此刻风扇前的烟气，汇成一线，然后顺即消散。人们自然、习惯性地把杨娘的死重新翻弄出来，还有我母亲此刻的卧床，以及我与杨淼在庄上的桀骜不驯都归咎于他。

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静悄悄的午后骤然暴发。那是一个无风的，阳光像麦芒一样飘忽在头顶的午时一刻。杨叔头戴一顶边沿已经破烂并散落数不清的霉点的破毡帽，赤脚跳跃在炙热的尖石子林立的马路上，他身后的陡坡上正冲下来另一辆载重的货车。有人（据事后坦言，至少有三人）看到了，但他们出于已经显而易见的原因一言不发，还有不那么可信的理由是，他们说，他们相信那即将发生的一切永远不可能发生。

当时，杨叔正坑唷坑唷驮着一麻袋沉重的粮食，脸上闪着神采飞扬的光芒。然后他被货车撞得高高抛起，足足二十米。燥热使一切动静都消弭于无声，滚沸的少得可怜但足够容纳他的污水无声地吸收了他，他一声不吭地被抛向那里，毫无挣扎地躺下了。

两个小时前，一辆满载袋装大米的卡车在下坡拐弯处无缘无故地侧翻，于是杨庄人把司机送往医院之后开始像蚂蚁一样疯狂地抢粮食。杨叔那天上午说的一句没人搭理的话事后人们记忆犹新，这些粮食这辈子都吃不完了，他说。确实，谶语存在于我们身边，包围着我们时刻准备突击出来证明自己。这个贪得无厌的，在性能力上一无是处的男人，在其他人都胆战心惊怕警方来追究责任匆匆偷抢几袋就回家时，他仍然一个人像头老牛一样踯躅独行在热气蒸腾的马路上，背着粮食往返于家和池塘之间。

那是一个危险的下坡，在最底部九十度转弯，靠近池塘一侧的青黑色带刺的栅栏在繁茂的季节里使人看不到对面上坡的顶端。从我记事开始，已经有十一人死于各种各样的车祸。杨叔是第七个。听说，后来那条路荒废了，如今成为一条河渠的主干道。

６

“也许我该表示适当的悲伤，这毕竟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中年人说。

“是的，其惨烈程度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甚至超出想象。如果你们还不满意，提问吧。”我出乎自己意料的客气和从容。

“是时候了”，中年人以侧头的姿势与年轻人对视一下却没有任何商讨意味地说，然后低头看了一下表又转向我——他又适时露出那种无奈的，复杂而模糊的，带有攻击性的笑容，“我们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杨淼在哪里？”他右手中指缓慢有力、富有弹性节奏地敲击着面前的红心桃木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形状和空气一起急促地变形，随同我的心不停地上下颤动，逐渐变细，仿佛有人恶毒地晃动着根部的小树苗。

我自以为明白了他的敌意，反诘道，“你们认为我把杨淼藏起来了。”

他不假思索地摇着头，“据你的说法，杨淼对他母亲的死负有直接责任？”

我故意轻蔑地笑出声来，生怕他领略不了似地大声反唇相讥，“责任是一个极其荒谬的字眼。老天需要为雨淋死了人负什么可笑的责任吗，杨淼干那类的事绝不止一次，但死的只是杨娘一个。还应该着重强调的是，他是一个容易自责和揽责任的人，甚至他什么都没干，那只是他的想法，或是事后某一次百无聊赖的精神自虐。杨娘的死，每种现实的说法都比这合理，一个人的死亡总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吧。真正的原因，也许与这一切毫不相干，你们只有去问地下白骨森森的杨娘。”我长出一口气，粗俗的反击有时才最具有力度。

但中年人不为所动，他仍保持着他询问的一贯语速说，“要这么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牵强的，以强大权威作后盾所以有恃无恐的转折），杨淼也应该目睹了他父亲的死，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这吞吞吐吐附加的话又使他们可怜的底气暴露无遗）。

“是的”，我感到自己已经彻底放松下来，慢腾腾摸出一支烟点上，眼睛瞄着窗外开始构思自己待会回家去楼下喝几瓶啤酒后，将给我的两个儿子编造出一个怎样深刻，凶险而无聊的故事。我预感到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真正的结束之前，还是可以玩一场毫无趣味但类似于花边新闻的游戏。我想好了该怎么说了，舒服地靠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说，“但这无关紧要……”

这时，年轻人却用嘲讽的口吻仿佛没有克制住地抢先说，“可是——杨淼死了。”

……这个把小猫放在鸟窝里，把树藤盘在头上模仿红军冲锋陷阵，喜欢写色情日记和对我搞恶作剧的，我少年时代唯一的朋友，可爱的家伙死了。

接着，正如许多低劣的心理攻势所必然采取的步骤那样，中年人凌厉地插话道，“我们从杨淼的贴身口袋里搜到了这张照片，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们杨淼参军的理由了吧。”

他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异常狰狞。我的声音仿佛不是来自自己冰冷而不时涌上一股强烈的无法抑制的战栗的身体里，“他怎么死的？”

“告诉你也无妨”，——我已经听不清是谁在说话了——“老实说，我们听你的故事觉得蛮有趣味，更有暗示意味的巧合在于，杨淼也死于水。他偷渡去日本，在东海上被我们击毙”。

７

请先给我一杯水。

千万不要认为我是紧张，不过由于此刻我血液里奔腾的许多往事的热度，让人觉得有些干燥罢了。往事已经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又像它散发出来的离子一样无处不在损害我的大脑，它们又像火一样让人无法逼近，灼伤炙烤我的肌肤，使我只能遥遥相望。

出于某种不可言传其实我自己也不甚了了的心理，我始终认为火与水在某种意义上特征相似，它们极有可能在我无法参透的某维空间里狭路相逢并最终交融。也许我母亲的死就是对此再好不过的诠释了。

我母亲并非如众望所归的死于肺炎，甚至也没有死在现在想来几成魔咒的，可能几百年之前就残忍地套在我们家族命运上的水里。有一天，应该是一九八九年八月的一天，天空阴霾得像挪吒的遮天布。那天的惟一特殊之处只是拥有了两个黑夜。中午的黑暗时分，雷电在上空密布成一张张五彩缤纷而严密的网，乌云从前面的山岗铺天盖地地飘过来。毫无征兆，泥鳅们不过是兴冲冲地钻进我们随意放置水沟的袋里罢了。头天晚上，我们家里曾失窃，没有什么损失，在我家喝了五碗开水的窃贼不过偷走了我母亲鲜艳夺目的红色嫁衣而已，而且第二天早晨就被发现丢弃在山路上。没有人引以为意。

但我却不这样认为，真的，我多年来勇敢地审视这些细微的往事时，总能感觉得到其中存在着某种冥冥中的联系，甚至是敌意。但你们肯定对此不以为然，杨淼也是。

我母亲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在杨叔死后五七的这天清晨。这年人们期盼已久的雨就在一个小时后姗姗来迟。天光大亮，雨落无声。水流动在我家残垣断壁之间，与尚存的火星进行最后的拉锯战，并最终合二为一嬉戏着发出欢快的滋滋声响。天地之间弥漫着一种五脏六腑被烧焦的悲哀气味。后来，雨势渐大，升腾起颗粒状的水雾，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原谅我吧。我确实无法向你们描绘杨淼的样子。其实任何时刻都不能，这个与我的生命其实毫不相干的人长久以来始终只以一种模糊的，远看上去还有点泰然自若的姿势存在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与我发生那么多不值一提的联系。他拥有着与年龄多么不相称的豁达与从容啊，他对三个人死亡的态度足见一斑，是他的冷静和变动不居的冷酷才让我对他没有了什么具体印象。长发，或者平头，一副断腿的用银白铁丝绞合起来才能勉强带上的墨镜，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还是杨叔的遗物。这样的少年能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呢，何况现在带着特定而严肃的目的去追究往事，这不过令人更觉可笑罢了，有些往事肯定自觉躲了起来，并将从我的意识里彻底消失了，距离随着反扑的企图反而增加了。

８

这样的结论惟一不负责任的或许在在于，我对杨淼参军的动机是印象深刻的，从那时起，他才切实地走进我逼仄的记忆里，随着远走他乡反而在我心头永久地停驻下来，然而一切也只是在三封来信中得以苍白的平面的延伸。

杨淼与人们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是在第二年的夏夜，他被人控告（诋毁？）偷看一个少妇洗澡。杨淼在第一封里曾着重重提此事，他的解释是与我玩躲迷藏的时候不小心才翻进了人家的墙头。老实说，我尽管对当时已不复记忆，但这点值得相信。但他为何长时间用双手撑在墙头上——你们不会——我也不会。

当天晚上，杨淼像个溺水的小老鼠忧伤地躲在角落里。他的眼睛在灰白的月光的返照下簌簌抖动，长久地盯着已经百孔千疮的有许多烧毁的黑色印记的桌子的一角。后来，他开始漫无目标地扫视家族祠堂（我们暂时寄居的地方）里的每一样东西，空落的眼神让人怀疑他什么都没看见，包括我。我小心翼翼地走向他，直到他眼前他似乎才注意到，立即惊惧地向后挪动屁股。也许是那顿毒打吧，也许是因为无人庇护的可怜，也许是所谓的廉耻之心在他十八岁的心理上才开始萌芽，这似乎还可以说成是家族尊严在他身上的复苏。反正一切解释都有其合理性，没有人能清楚地说明这些，包括我。猜想除了让人坐立不安，毫无价值。深夜十二点，杨淼拖着受伤的瘸腿甩着响亮的胳膊，漫无目的神色黯淡地走在不大的祠堂的各个角落里，细心地观察着每样东西。他仿佛在走过家族几百年的历史，仿佛在回味几百年来的忧伤怅惘而令人不甘的历程。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这年秋天（我记不确切了，这不重要吧），他参军入伍了。人们总会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找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既定原由，于是，从那一刻起，谁也不能否认这两起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了。

杨淼来第一封信是两年之后，那么是否有理由相信那起莫须有的事件至少折磨了他如此之久，并将永远如死灰一样沉积在他心底，再也不可能奢望有朝一日烟消云散。有些事情，众所周知，无论它真实与否，都将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任何决定。

杨淼的第二封短信除了上面的重复解释之外仍然别无内容，但出人意料的是，里面附了一张女孩的照片。那是我来肥城打工不久，我已经发誓不再回杨庄那个地方了。杨淼远在万里之外，却成了我与它尚存的惟一游丝般的联系，当然随时都可能断裂，这和人的生命一样无常和不堪一击。我对他而言也是。两封信时隔六年，从信封上能看出他仍然是个军人。奇怪的是那照片只有半张，他应该把自己那半毫无怜悯之心的裁剪掉了，动机不详，无非是不想让我看到他多年后的模样。那是一个头上花饰灿若星辰的少数民族姑娘，我不必细看就明了，她与杨淼曾经爱过的那个七岁的女孩一样有着水一般清澈又含蓄的天真笑容，和不经意藏掖起来的纯美之下的，最折磨人的，本能的，令人过目不忘从此刻骨铭心的，神摇心荡的风骚。杨淼在信中称呼我弟（多年来惟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简短地介绍女孩同样可怜的身世后客气地请我帮他参考。我从这时起才正式成为他的亲人，那一刻我能感觉自己与他的身体里流着相同的血，即使相隔万里，即使相隔几百年，我是他的亲人。他对女孩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有青涩香蕉气味的女孩。

我接到杨淼的第三封信是在我已经拥有四口之家的一个清晨，应该是三年前。邮差用一种朦胧而兴奋的眼神敲开门，柔和的晨光惬意地投射在我杂乱无章的书桌上。信依然简短，他说自己自愿调到祖国的最北边的岗哨。那里了无人烟，他经常一个人端着枪站在最高的木楼之上，听显目的红旗与风作战的呼啦号声。满地的厚雪，在他看来就像一片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