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弄
阿 钟

树干

有一段时间，树干和我最要好。

树干的家里很穷，他穿的衣服，有些是用麻袋片缝制的。有一次在课堂上，突然有许多同学都在窃笑，目光集中在树干的身上。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树干的脸红到脖子，大概他意识到大家是在嘲笑他，但却仍强作镇定，脸朝前看着老师讲课。 课堂上的窃笑转为嘻笑，我这才发现树干的衣领处爬出一只臭虫。班里一个最调皮的学生压低声音唤道：

“树干，你的衣服上有一只臭虫。”全班哄堂大笑。

我的心情十分矛盾。这的确好笑，但树干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也加入到讥笑他的行列里，我觉得自己很不够哥们。但我忍不住还是笑了，幸亏我坐在树干的后面，与他的座位隔了好几排，他不会看见我也在笑。

据说，树干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师长。国民党对中共苏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树干爸爸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树干的爸爸不敢回去覆命，最后流落到了六十九弄。49年后，树干的爸爸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没有公职，靠以捡垃圾维持全家的生活。

树干放学后，就背着箩筐去他爸爸那里，帮他爸爸把捡好的垃圾背回来。因为树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她妈妈是小姐出身，什么也不会干，家里脏得一塌糊涂，走进他家，就是一股难闻的异味，他妈整天就坐在床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读；他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在江西插队，二姐在上学，帮着爸爸捡垃圾这样的重活自然就由他来承担了。

他的家没有门，用麻袋片和破布缝成的厚厚的门帘就是门。所谓的家，其实是三户人家的墙壁形成的一个夹弄，夹弄的顶上架了一个棚顶，就是他的家。光线从棚顶四周的边缘漏进来，所以他的家在白天还不需点灯。但是逢到下雨，对他家而言，不啻是一个小小的灾难。棚子四周打进来的雨已不必再去顾及，从棚顶上漏进来的水，需要七、八个破罐子去接它，才不至于让水滴得到处都是。

当然，下雨天，他家就不得不点上煤油灯，否则，里面就一片昏暗，他妈妈就没法看书了。

他妈妈好像从来不出门，虽然破衣烂衫，却依然遮不去她富家小姐的本色，脸上的皮肤光洁，说话慢声细语。除去看书，家里的针线活也许是由他妈妈来承担了，但是看树干穿在身上的衣服可知，他妈妈的针线活甚至谈不上凑合，简直是极糟糕。

每天要到天快黑的时候，树干和他爸爸才回家，也许这一天的收获中就有几本破书。晚饭后的时间，他爸爸和他妈妈一样，歪倚在床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看书。

那情景真是奇特，臭味扑鼻，但久而不闻其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一张用砖头搭成的破床，一张缺了一条腿的破桌子，桌子下面，塞着一些不知什么破烂才使这张桌子维持了平衡，除此之外，就是那些垃圾－－他爸爸和树干每天工作的成绩，有些还码放得非常整齐，上面可以放置一些锅碗之类的生活品。

昏昏的灯光一跳一跳，你无需辨认这个“房间”里有些什么东西，其实你很清楚，这就是一个堆放垃圾的地方，但却有两个老人，在臭气和垃圾的拥围下，在书本中寻乐。

树干第一次借给我看的书是《天方夜谭》。

他的神情很诡秘，对我说，“这是一本禁书”，要我小心，不要让别人看见。

这本书，从其尚存的封面上还能辨认书名外，书尾已被撕去好多页，竖排本，繁体字印刷，这对一个还在念小学三年级的我来说，读起来自然很吃力。

我不甚了了地把它读完，为了卖弄，我把它拿给我三舅去看。三舅比我大6岁，那时在读初中。几天后，三舅把书还我，说：

“赶紧去还给人家。这是一本黄色书，要是让别人知道，你会被抓起来的。”

我不懂什么书才叫黄色书，三舅这么说，当然是在吓唬我，但我却对自己曾读过“黄色书”而暗暗得意。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去树干家。

放学后，树干背着箩筐去他爸爸的垃圾收集点，我就待在树干的家里玩，翻找那些破烂的旧书看。如果我把书带回家去，我就得帮树干打一瓶醋。这是树干的条件，他有一只二两重的小酒瓶，他借一本书给我，我就得花上两分钱，在他的瓶子里装满醋，树干收工回来，就着醋瓶，名曰“喝酒”，有时我忍不住，拿过瓶子，也喝上两口，吃一口臭咸菜。那时我每月可以问妈妈要到一角二角零花钱，大都花在给树干买醋上了。

从树干那里读到的所谓“黄书”，也就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在那个年代，这些书都是毒草。那时候，树干还和我有一个约定，就是每天都要互相给对方讲一个故事，为了这，我不得不每天使劲地读小说，可以有故事讲。

我外公的烟瘾很大。每天入夜吃过晚饭以后，我家里总是很热闹，因为外公就和我家住在一条弄堂里，所以每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外公和舅舅们总是会来我家，热热闹闹地聊天。有时也有邻居上我们家来，一起海阔天空。我外公不但吸纸烟，有时如果从什么地方弄到烟叶，就拿出他的大烟枪抽水烟。

有一天，我在给外公递烟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时悄悄地抽了一支藏起来。第二天，吃过晚饭后，我就去找树干。树干从家里探出头来，问我什么事，我神气地说：

“我这里有烟，我们到黑弄堂去吧。”

黑弄堂就在我们学校边上，这条弄堂又长又窄，弄堂的一边就是学校的操场，一到晚上，里面漆黑一团，胆小的同学都不敢进去。我们这些胆大的同学三五成群，一到晚上，就钻到黑弄堂里哄闹，班上某个恶作剧的演出，往往前一天黑弄堂里的闹腾就是前奏。

树干一听说我有烟，赶紧三下二下把洗了一半的碗草草洗完，就和我一起出来了。到了黑弄堂，我拿出那支烟，一掐两半，把半支递个树干。树干接过那半支烟，很不屑地说：

“就一支？还要一人一半呀？”

树干的语气，使我感到特别难为情，觉得自己太不见世面了。

有一次，我去修钢笔，叫树干陪我一起去。修完钢笔后离开修笔摊，走在路上的时候，树干从口袋里摸出一盒整烟，烟套在一个硬塑料盒里，那时候谁要是有一个硬塑料烟盒是很牛逼的。树干说：

“你不要回头看。我是从刚才站在边上那个老头的口袋里摸来的。”

我不敢回头看。晚上，我们又去黑弄堂了。我抽着树干给我的烟，心里有些害怕。

弄堂里都知道树干在学坏，树干在外面偷皮夹子，还被抓住过几次。我父母怕我和树干一起学坏，便不许我和树干玩。我母亲关照我妹妹，说：

“要是看见你哥哥又和树干在一起玩，回来告诉我。”

我被人监视了，和树干玩的时候就不得不隐蔽一些，但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也就疏远了。树干也知道我父母对他的态度，所以他从不上我家来找我。

我从树干那里学会了用扑克牌“通关”，以前树干每天上学前，总要在家里“通关”，看看一天的运气如何。树干并不把在外面干的事告诉我，他想预测一天的运气，是否与此有关呢？我不得而知。有时我在上学前也洗牌“通关”，但那只是一种顽皮心，至于运气不运气，我倒没在乎。

后来，树干终于被抓走了，判了三年劳教。这是在我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进了中学，我们被分在不同的学校，我们的交往也就基本中断了。

戆大贴反动标语

戆大是一个人的外号，但这个人确实很戆，是个戆大。戆大单身一人，住在楼上。

他的房间我进去过，一张床占了房间的大部分面积。戆大有老婆有孩子，都在乡下。

戆大的老婆是个傻里傻气的乡下女人，两腮黑红，一口乡音，每次带着孩子来小住几日就回去了。但这个乡下女人倒不戆，戆大因为讨不到老婆，所以就娶了这么个乡下女人。反过来，这个乡下女人之所以肯嫁给戆大，是因为戆大是城里人，有一张城市户口。

戆大住在楼上，楼梯是可以活动的。门下留着一条缝，戆大下班回来，就把楼梯从门缝里抽出来；要是上班去了，又把楼梯往门缝里推上去。戆大的楼下住着三老头子，要是戆大把楼梯放下来，正好把三老头子的窗户给挡住。

戆大平时不声不响，在弄堂里进进出出，一般不与人言语。因为大家都是在公用给水站用水，戆大以他的木讷和呆滞而成了弄堂里的著名人物。

戆大张贴反动标语是被我三舅无意中发现的。三舅比我大六岁，那时大概只有十四、五岁，是弄堂里的皮猴。某晚，三舅说，等一会，戆大肯定又会出来贴反动标语。我就跟在三舅的后面，躲在一个墙角里，等待那个让我感到好奇的时刻。

弄堂里，已经没有人走动，很静，只有拐弯处的路灯隐约透过来一些曲折的光线。三舅躲在那里，一动不动，我都能听见他的呼吸。

突然，戆大的屋里现出了昏昏的光亮，光线摇摆不定，戆大点亮了煤油灯。不一会，吱呀一声，戆大的门开了，门口现出了戆大的身影。只见戆大一手拿着一张纸，侧着身，用另一只手往门外的墙上涂抹，之后，将手中的纸条往墙上贴去。纸条上赫然写着：

“打倒毛主席！”

就在这时，三舅高声大叫起来：

“戆大贴反动标语喽……戆大贴反动标语喽……”

我也跟着大叫。

戆大一愣，迅即将墙上的纸一把扯下，一个急转身，“砰”的一声关上门，屋里的灯光也随之消失。

弄堂又归为宁静。我跟着得意洋洋的三舅，班师而归。

此后的几天，我都一个人去躲在那个墙角后面，想等戆大再出来贴标语，但我再也没有发现戆大的新动向。

注：戆大，沪语，意谓傻瓜。

三老头子

“三老头子好，三老头子坏，三老头子有钱买香烟，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是我们小时候唱过的儿歌。

三老头子已经快八十岁了。不知道三老头子有没有老婆，三老头子要是有老婆，大概也在乡下。反正三老头子是一个人，就住在戆大的楼下。一张床靠窗而放，屋里很暗，床是主要的家具，白天，床又可以当桌子用。

三老头子是有退休工资的，这是令人羡慕的。三老头子很邋遢，个子不高，但很胖。脑袋光光的，很亮。一脸的横肉，看上去油吱吱的，毛孔很粗，鼻毛很长，眉毛也很长，有几根快要挂到眼角上。三老头子恼怒的时候，半边脸的肌肉挤到一块，一个眼睛形成三角形，可是一点也吓不了人。

三老头子的痰很多，他走到哪儿，只要看见地上有阴沟洞，好像他的喉咙就要痒，然后就是一阵猛咳，“咔”地一声一口痰扑到地上。不知怎么的，他吐痰的时候，会带动出许多唾液，所以他吐在地上的痰往往不是一颗，而是一滩。

三老头子穿的衣服都是黑腻腻的，歪在身上，露出身上肥肥的赘肉。我那时刚读了一本小说，所以会用上这个词：“秃驴”。看见他走过来，试着朝他喊了一声。三老头子听见了，也听明白了，脸上的肉又挤到一块，三角状的眼睛很亮，瞪着我。我哈哈大笑，身旁的几个小伙伴也跟着起哄。三老头子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骂了一些什么话，走过去了。

第二天三老头子好像反应过来了，迎面走过来，冲着我骂了一声：“瘸驴”。我的小伙伴们哈哈大笑，我愣住了，红着脸，无言以答，看着三老头子得意地走过去。

后来不知怎么，三老头子勾搭上了南弄的一个老太婆。老太婆也快有八十岁了，稀稀疏疏的白头发，但身板倒也硬朗。老太婆每次来，三老头子总是把门窗紧闭。后来大概有人去居委会报告，居委会来了几个管治安的老头老太，闹闹哄哄地敲门，许多人都挤在边上瞧热闹。屋里的灯总算亮起来，门开了。三老头子一声不吱，眯叽眯叽的三角眼鼓着，很亮，呆呆地瞪着一颗颗挤在门口的讪笑的眼睛，老太婆费劲地扣着衣服扣子。他们被人拥着，带到了居委会。

三老头子被人捉奸成双，无话可说，从此成了坏分子，被规定接受监督劳动，每天在我们北弄扫地。三老头子不敢抬头了，我叫他“秃驴”，他也不敢回我“瘸驴”。

不久后，就听说南弄的老太婆死了，但我没去看。她死的时候，人们没有提起她和三老头子轧姘头的事，大概人们已经把这件事忘了。

（一）（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