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低种姓”生活
章 立 凡

我的父亲章乃器生于1897年，他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满清帝制、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之后，对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充满希望。他说：“宪法公布以后，资产阶级吃了三颗定心丸，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父亲的老朋友罗隆基是宪法专家也是人大代表，当时曾兴奋地在人代会上发言说：“中国人民就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了，这是多大的一件喜事！”
      
这两人当时都没有想到，仅仅三年之后，他们会因使用《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自由，而被扣上“右派”帽子。随著国家民主与法制的破坏，与他们一起受难的五十五万“右派”公民及其家属，也因而逐步丧失《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沦为社会的贱民。

一，  贱民制度

古为今用 ，将人分为等级，古今中外皆有之，但正式规定贱民身份的，却不多见。 
     
在种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首陀罗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原住民，处于奴隶地位。 在首陀罗之下，还存在著一个没有种姓的群体───贱民，其地位远在前四种种姓之下，俗称

“第五种姓”。按照印度教教义，贱民被称为达利特人，意为“不可接触之人”。
       
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摩奴法典》对各个种姓的衣食住行都有烦琐的规定。不同种姓间不能同处一室，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倘有触犯者，轻则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 
     
开除出种姓的人及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即成为贱民，最受鄙视。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罗门接触，只能从事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走路要佩带特殊的标记，并不断发出特殊声音或敲击器物，提示高级种姓者及时躲避。婆罗门如接触了贱民，回去后要举行净身仪式。
       
种姓制度经过长期演变，越来越复杂，在四个种姓之外，又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亚种姓。虽然该制度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即告废止，但实际上仍顽强存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印度10亿人口中，贱民人数约为1.6亿，半数以上居住在农村。
      
日本“明治维新”前，华族、士族与平民之间禁止通婚，其下则为贱民，分为两级：一是秽多，二是非人。秽多是在战国末期到江户初期激烈的社会变动中没落的和历来受贱视的人们，为了生活而从事处理死牛死马、清扫、游艺等活计和乞讨等。也有从事农耕者。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全国统一称之为秽多。
      
非人与秽多有明确区别，身份更为低下。江户时代的非人，有世代为非人者，也有因犯罪等而从上等身份转落为非人者，但绝大多数是十七世纪后半叶从贫农和城市贫民中出现的没落者。其中登入非人“人别帐”上的称“抱非人”，无住处者叫“野非人”。非人平日以乞讨为生，亦从事贱役，如带领犯人游街和收拾死人等，在风俗上禁止束发。1871年（明治四年）发布的《解放令》，宣布秽多、非人“应与平民相同” ，承认他们职业、婚姻、居住的自由。但社会的歧视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他们仍被称为部落民，在教育、婚姻、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
       
中国历史上的贱民有乐户、惰民、丐户、□户等名目，形成世袭制度，不得与良民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捐钱买官以改变身份。其身份地位的形成，有所操行业上的原因，更有政治、礼教上的原因。其中最歹毒的，莫过于明成祖朱棣将反对他起兵篡位的忠臣妻孥，编入教坊司为娼。 
     
封建时代的贱民，在全社会中所占人数是很少的。乐户的虐政，到清朝雍正帝即位，便下旨予以革除，其后惰民、丐户、世仆、伴当、□户等贱民，也被陆续降旨成为编户齐民，获得人身自由。中华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再度明令：解放□户、惰民、丐户，使其一律享受平等待遇。 
     
1949年以后，开始用户籍制度将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这是一种经济地位的划分，农业人口事实上是二等公民。从政治地位上又将专政对象确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四类分子”，1957年后又增加了“右派”品种，统称“黑五类”。虽然《宪法》没有规定这些人是“贱民”，但政治上的“帽子”制度，足以令其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二，  七岁儿童，“对号入座”  
      
人对从小被赋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的。自从被林巧稚[1] 大夫接生到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上来，直到七岁发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等级社会“出身即命运”的意义。现在回想，我的“低种姓”贱民身份，其实是自己“对号入座”领来的，但有一段认知的长过程。    
  
1957年我刚满七岁，是不到法定年龄的“准公民”──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当时正在邵力子[2]夫人傅学文办的“培新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反右”初起，父亲成为全国斗争的重点，就有人不断地找已经同他分居的母亲谈话，施加压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那时不懂事，但从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亲，父亲一定是有错，因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天，母亲从幼儿园接我去参加一个大会，事先教了几句话，要我上台去说。 
     
原来这是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的一场批判会，但父亲没有到场。许多人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轮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话说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下台时还有人跟我热情握手。后来听母亲说，握手者是吴大琨教授──父亲早年的助手，曾尊父亲为恩师的人。母亲也发了言，事后她凄然对我说：没有办法，别人是无关痛痒，我们可是有关痛痒。 
     
懵懵懂懂地当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后的岁月里，“划清界限”的噩梦，始终困扰著我的人生。但亲情是无法用政治来割断的。父亲没有责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谅了母亲，他自己也有许多对不起母亲的地方。
      
当时我不懂得母亲话中的含义，后来渐渐懂得，七岁的我，今后将永远打上一个身份的烙印，从此沦为社会的贱民。这是痛，而不是痒。  
    
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学（后改为府学胡同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六年的小学生活，我和别的儿童一样快乐，没有感觉到这个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我加入少先队比别的孩子晚，而且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队员，连班干部都没有当过。
       
那时，我对文学和绘画很有兴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并参加那里举办的绘画班，梦想成为一名文学家或画家。但父亲说，“你最好去学自然科学”，母亲的意见也是一样。后来我逐渐明白，他们不主张我学文科，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文科是高风险行业。   

三， 师生之间，筑起心防    

韩愈《师说》开宗明义便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我从小就懂得。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附中，成为一名住校的初中学生。   
  
那时已开始填各种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亲该怎么填，他说，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们这些民主党派成员，1949年后参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认是革命干部。  
    
但我怎么也无法把头上扣著“右派”顶戴的父亲与“革命干部”划等号，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顶帽子；学校里有不少气宇轩昂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与他们划等号。于是接受母亲的建议，在“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她曾经是父亲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和港九地产公司的职员。
       
入学后安排我当外语课代表，我不想当，自愿当了美术课代表。美术老师吴承露先生很喜欢我，有一次他安排作业，题目是“我的家”，我回家请父亲坐在书房里当模特儿，画了一幅速写，当作业交了卷。父亲的丰富藏书和文物，也被收入画面。吴老师将作业作为示范，在本班展示，画中的人物和陈设引起了同学的议论。那时已很强调阶级斗争，这样的家庭环境，显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我的“出身”从此打上问号。
       
学英语学到“Capitalist”（资本家）这个词，于是有同学造了一个词“Capitalist's son”（资本家之子）来取笑我。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资本家要糟得多。 清华附中的老师，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女士，夫君是清华大学著名的一级教授，1957年与钱伟长、黄万里等一同被划成“右派”。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赏，那时我经常不交作文，因为有些题目我没法写，例如“我的父亲”、“我的家”之类。记得某个学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师仍给了满分。
      
有一次母亲去参加家长会，王老师在谈话中知道了父亲的名字，从此对我比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开始被同学称为“小右派”。我那时喜欢写一些诗词，还与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从课桌中翻出，偷偷交给班主任。于是王老师某日找我谈话，嘱将平日所读之书，开列一个单子，作为教学研究的参考之用。我老老实实地将所读的书写成一个不短的书目，交给了老师。
     
不久在王老师主持下，全班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当场顶撞了她，从此在本校列入“另册”。而那位同窗因为转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无事。
     
我所尊敬的老师，因为丈夫当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学生来表现进步，令我无比困惑，从此开始厌学，以至于留了一级，离开了原来那个班。虽然父亲表示会支持我上大学，但我自己清楚，凭“出身”论“表现”，哪个最高学府都不会敞开大门。于是率性自为，读杂书，画山水，练习书法篆刻，完全按照旧时文人的方式生活，与这座著名工科大学附中的学习气氛格格不入。 
    
近年校友聚会，老同学史铁生回忆说，立凡那时光画画儿不做功课，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乡”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见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没有上大学的命。我爱读书，不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歪理，但那时不是“读书无用”，而是读书无用武之地。 
     
我保持著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读了王力教授的《汉语诗律学》以后，发现自己的作品多有出律之处，于是苦心钻研，但对于汉语中已经消失的入声字，总是难于识别。古代诗词韵辙依据的主要是“中州原韵”，相当于古代的河南话，我不是河南人，感到难以掌握。某日试著用家中日常的南方话来识别，忽然顿悟，原来“吴音”是有入声的，很快就辨别清楚了。后来我读诗词有了一个新习惯，开卷先辩格律，渐渐发现毛泽东诗词有许多不入律处乃至诗病。但那时已学乖，这种发现不可与外人道。学乖还不止于保守内心秘密，自从有了被批判的教训，我的悟性中又添了几分圆融，不再锋芒毕露地与人争论。王老师虽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但仍教初中的语文。她知道自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于是开始设法弥补，曾安排我在课外时间给全班同学讲解诗词格律。师生关系恢复了平静，但失去了信任。
           
“文革”中王老师私下向我透露，当年她曾请示万邦儒校长，在万校长的指示下，于某个教室中举办一个不公开的展览，将我所作的诗词全部展示，作为本校“阶级斗争”的例证。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 时，我作为“反动学生”与韩家鳌副校长关在一起，他也证实有此事。
       
王老师晚年读了我写的父亲传略，曾打来电话鼓励，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师以及万邦儒校长等皆已去世，他们都是好老师、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识分子良心没有泯灭。如果不是碰上那个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我怀念师长给我的教育和知识，但永远诅咒整人的歪理邪说。

四， “不准革命”，乐得逍遥 
    
转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
       
这几年思想领域大批判不断，批判“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翦伯赞、罗尔刚的史学观点等等。我为了看个究竟，便找来那些被批判的书籍文章阅读，结果发现这些观点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周谷城为了捍卫自己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对每篇批判文章都有反批评，但报纸不登，于是有李平心教授出来为周打抱不平，也遭批判，被称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我偷偷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周的学术观点，及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后来的批判“三家村”，才明白是权力斗争而非学术之争，庆幸没有把自己的文章寄出。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北京大专院校学生躁动起来，清华大学有人给蒋南翔校长贴大字报。那时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开始不公开地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校领导惟恐隔壁大学之火殃及池鱼，于是宣布“内外有别”，规定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一间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时有一条政策，叫作“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对清华附中的整人之风历来不满，认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与几位同班同学一道，在本校的一楼门厅公开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对校领导压制舆论的做法提出异议，不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
       
我们这几位初中同学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各种反击的大字报贴满全校，面对强大压力，不得不起而应战。我连续三天几乎没有睡觉，赶写了不少辩驳的文章贴出。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时高年级同学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 终于有一天，附中党支部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捶胸顿足地大哭，说自己站错了队，学生们则站在门外大骂。支部的门上也被贴上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团中央派出以刘晋、章建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本校，开大会宣布校长万邦儒“停职反省”，校领导班子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党支部”，老师们纷纷揭发校领导，并相互检举以图自保。高年级的“红卫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开始执掌大权。校长等被扣上“黑帮”帽子，开始从事扫厕所的贱役，沦为“低种姓”贱民的一员。
      
我那时有些幸灾乐祸，曾画了一张漫画贴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层教学大楼，将所有被揭发为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校领导和老师，都画了进去，里面也有素来欣赏我的美术老师吴承露。据说吴老师看了这幅画，颇有幽默感地说：“画得还挺像。”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亏心事。 
     
回家向父亲说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诫我，形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卷到这种事情里面去。
      
父亲的政治经验果然不错，由于我“出身”不好，“红卫兵”上台首先就与我“划清界限”。他们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这几个初中同学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似乎是抢了不该抢的风头。于是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编了其他人，对我则实行“边缘化”──不准革命。
      
我本是个自由散漫的人，贴大字报只是为了争取发表意见的权力，而不是想掌什么权。既然“不准革命”，难道还挡得住阿Q当“逍遥派”？从此常跑圆明园遗址和颐和园，去画风景写生。

五，  “混蛋”逻辑，“基本如此”
     
“红卫兵”执掌学校大权后，同学们的身心内外，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以粗野为时尚。
      
首先流行“国骂”，据说有的女同学为表现“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练“三字经”，直练到随时脱口而出的水平。还有一种风俗是赤脚，因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见本校某些“校花”，裸著白嫩的小脚丫，在煤渣铺成的道路上艰难行走，真是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景。   
   
军服也成为时髦服装，并配上军用宽皮带，以示威武雄壮。据说新“国防绿”还不够资格，褪色的黄军装（俗称“屎黄”）才能显示出家里是“老革命”。后来“屎黄”又被认为家庭地位不够，改为流行“将校呢”，那是高干子女们的专利。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主张“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以头立地”的时代，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开始用肢体代替头脑。赤脚勉强可与“野蛮其体魄”沾边，孰料连头脑也被野蛮化，非但“国骂”盛行，不久皮带也成“国打”工具，全身心地投入毁灭文明的“革命”。
      
红卫兵很快赶走了工作组，还先后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工作组负责人刘晋回校作检查，另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礼堂斗争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记得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头头质问胡：“你是什么出身？”，他吞吞吐吐地说：“是资本家。”，言语间似乎又矮了一截。红卫兵头头责令他跪下，胡迟疑了一下，全场狂呼口号，于是他只好从命，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回家后对父亲谈起此事，父亲说胡克实的父亲是他的老朋友，一家保险公司的掌门人，思想开明进步。三十年代父亲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胡先生也参加了。父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时，胡先生悄悄为他雇了一名保镖，但不让他本人知道。父亲强调：中国的资本家，绝大多数是是爱国的，不是坏人。
      
不久开始放暑假，那时已开始流行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当然不赞成此对联，但已没有兴趣去辩论，因为人家既然“不准革命”，也犯不上跟著乱掺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华大学操场去开大会，聆听“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革命”鼓动，会场高唱“造反歌”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最后全场齐呼：“滚他妈的蛋！”
       
世上有几人乐于唾面自干，承认自己是“混蛋”？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同学，歌当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场，好容易熬到终场，便抽身“滚蛋”。由于“对联”遭到普遍的反对，不久出现了一种“出身不红”但“靠拢革命”的学生组织，称为“红外围”，我对此毫无兴趣。
      
多年后，我与当年主张“对联” 的中心人物谭力夫相识，他那时已改名谭斌，踌躇满志地出任康华公司副总。我曾有意探讨一下这段历史，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不想扫他的兴。“对联”衰败后不久，他自己及其红色家庭也成为受害者。“文革”所煽起的族群仇恨，是体制和教育长期形成的恶果，不是北工大学生谭力夫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
   
六，  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起，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老人家后来总结说，“一生办了两件事”。十七年前第一件事办成时，他在这里主持了开国大典。据说大典之日原定为1950年1月1 日，老人家改为1949年10月1日，即夏历丁丑年的甲子日。这个日子选得不错，本共和国至今已度过五十五个春秋。这回发动“文革”选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翻错了皇历。古来年值“丙午”、“丁未”称为“红羊劫”，当天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将八亿中国百姓拖入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成为伟大领袖一生最大的败笔。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就是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国多少人在日后的抄家和武斗中丧命。那天我自然是没有跟著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红卫兵获得无上荣光，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清华附中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史青（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帮助藏匿处理“四旧”。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著，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 “不要打人”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著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我在运动初起受围攻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著“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七，  再入重围，闯关而出     

当晚心中记挂著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著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著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我在本校已是有名人物，他焉有不识之理。不过我当时的走路的气势，似乎将他震慑住了，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周围，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数日之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表明要遵从伟大领袖的号召，不再采用武斗办法对付阶级敌人。由于本校红卫兵的声望和影响力，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我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十五六岁的中学少年，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充满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坏的快感。这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正好为人性之恶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当时充满著随意性和随机性。以我的“出身”和个性，言语之间发生冲撞，后果是无法逆料的。
    
“文革”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数年前某位成为名作家的红卫兵领袖，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闻之令人绝倒！莘莘学子无端地相互残虐，责任或可归咎于时代，但当事人若毫无反省之意，甚至抹杀历史，不知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极右翼有何区别？据说作家属于有“知识分子良心”的品类，但我怀疑其中有赝品。

八，  万千惨景，一堆烂账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关于父亲在这场劫难中的经历，我已另文记述）。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 被剃了“阴阳头”，由红卫兵押送著“遣返”回乡。全国被从城市赶回原籍的有397400人， [3] 其中北京市85198人。[4] 后来“红色高棉”在柬埔寨采取的灭绝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于此，不过手段更加残酷。我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著，像狗一样牵著走，那妇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著“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活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儿子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 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纳粹德国的“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 。[5] 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有多少人死于冻馁，则更无从查考。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著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著上了吊。
   
母亲属于海外归来人员，又曾留学东洋，加上与父亲的关系，何以当时能幸免于难呢？一是她的邻里关系不错，二是管片民警对红卫兵说，此人自解放以来，从无海外联系，这性命交关的一言，对母亲的命运重于九鼎。不过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她还是没逃过被单位关押审查的命运。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著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著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奉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没收黄金118.8万两，白银30.6万两，银元978.9万块，外币729.7万元，现金、存款、公债券428.8亿元，金银饰物171.9万件，古物1000万件。北京市没收黄金10313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万间。 [6] 另据透露，北京市被抄家有11.4万多户，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各区、县收存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没收图书235万册。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焚烧了八天八夜。[7] 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这些公民的合法财产，“文革”结束后虽有政策予以发还，但十补九不足。房屋被占的很难清退，即便清退了，也没人敢向国家追讨这十年的房租；廉价处理的财物，不会按原值补偿；黄金折价发还，原物仍躺在国家金库；本主已死无人认领的，自然成为死帐；而由于帐目混乱、经手人中饱或被人冒领的，则更是有去无回。母亲的两位老同学黄瑞华和周国德，一住京师，一居沪上，都是被抄户。两人多次到“抄家物资清理办公室”查询，永远被告知“还没查到”，穷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没领回一钱一物。父亲在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来的一封长第一封信中，对“文革”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财产的行为，有如下评论：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九，  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说过自己“红八月”经历，再说周边友人。父亲的那些名人朋友，就不在本文中叙述了，我要讲的是两个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人家。不过那时“黑五类”已扩展至“黑七类”，将资本家、黑帮（走资派）补入，这两家也许勉强可以入围。历史总是忽略芸芸众生类的“中间人物”，如果我不记述下来，她们的悲剧可能永远不为人知。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8]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娇小玲珑。她享受著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著“高级民主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 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著。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著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著一个小包袱，蹒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止，保持著距离慢慢前行。

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著，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噩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十，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早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
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

张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9] 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 [10]、陶家瑶[11] 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改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纪江南寇祸惨象曰：“月落儿啼妻哭天，江南劫火不成眠，姑苏城外寒山尽，夜半枪声到客船。”并与李根源、马相伯[12]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长彭真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著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讯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13] ；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朦朦胧胧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XX号顾乃文”，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著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了！”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全市被抄家的有64056户，仅图书、字画、文物就抄没十七万件以上。[14]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著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著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只打听到周瘦鹃被抄家，后来才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在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最终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著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著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像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著母亲的手，像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十一，  私设公堂，“群众专政”
       
那些年流行一句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却不肯领这份情。周恩来等革命前辈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教育，背叛出身走上革命道路，可见那种教育的后果还是不错的。但此时什么才算做“教育”，谁又有资格“教育”别人，就很难界定了。        本校军代表曾找我谈话：“听说你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从内心认为，从广义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这个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军代表在内。所谓“反动路线”，根本与“资产阶级”无关，倒是体制中有许多封建主义。
      
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我时常和一些朋友同学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并换阅被禁的书籍，也“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本校体育老师赵晓东（我同班同学的父亲）跳楼自杀，头触在阶角上摔得粉碎，遗体惨不忍睹。不久我被揭发出有反动言论，于1968年12月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侧，系由自行车存车棚改造而成，顶部覆盖一层瓦楞铁皮。所谓“改造”，只是用红砖砌上墙壁，再分隔成单间加上铁门而已，脚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内有两张木板床铺和一个课桌，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炉火，黑暗阴冷无比。看守的“革命群众”开门的时候，借著室外的光线，可以发现铁皮棚顶挂著白霜和冰凌。
      
我从被关的当晚开始受审，被要求交代“恶攻”罪行。连续审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个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级“出身好”的“革命学生”。三四个人围著我，像围著一只拳击沙袋，前后左右同时拳打脚踢，口鼻很快流血，头发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过去看漫画有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的画面，小说中也有这类描写，总觉得不可理解，这次却亲身体验到了：拳头耳光交加之时，确有金光从视野闪过。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盖源于此。
    
清晨回到“牛棚”时，腰已被踢得直不起来了，头皮上满是揪出的血泡。我曾两次从“红色恐怖”中侥幸脱身，但这次不行，白天铁门锁闭，夜晚小院内探照灯晃如白昼。时值隆冬，室内温度几乎与室外无异，几天下来，两脚冻得肿起，连鞋都穿不上了，遑论逃跑。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队”，连打三天收效不大。“军宣队”的军代表来教训我，他定了调子说：“你老子反动你也反动，是‘现行反革命’。革命群众‘动’了你几下，是出于革命义愤，不好好交代问题别想出去。”我知道这次在劫难逃，无理可讲。把心一横，要来纸笔，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写了出来，索性当他一回“反革命”。
     
过去校领导整我，我也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如今轮回到同一地狱。校长万邦儒和被迫揭发我的同学都关在这里，同我关在一个“棚间”的难友是副校长韩家鳌。韩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真草隶篆都写得很漂亮，曾在本校展出过，“文革”爆发后被扔在一间教室的角落，被我悄悄捡走作为收藏。他以前颇有知识分子风度，此刻却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耳廓长著半圈冻疮，每天外出与万校长等“专政对象”一起“劳动改造”。韩家鳌对我很照顾，我被打得一连几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给我打饭、打热水。我为自己过去的冒犯向他道歉，韩校长则透露了以往校领导整人的内情，并表示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牛棚”的饮食以窝头为主，平时只许吃最便宜的素菜。我们有时只好搞“精神会餐”，各自详尽描述自己吃过的好东西。1969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实行“人道主义”，室内安了一个煤炉。我俩最惬意的享受，就是烤窝头抹臭豆腐，室内空气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守的人不爱开门进来了。不久又进一步“人道”，迁入有暖气的宿舍楼，只好与这种享受彻底告别。
     
我的冻脚随著恢复供暖迅速恢复，不久被责令与韩家鳌一起参加“劳动改造”，去扫厕所并为锅炉房运炭渣。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合法”进入女厕所，就在此时。烧锅炉的师傅对我们很和气也很照顾，最重的活他总是亲自干，我俩只要搭把手就行。看来身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未必革命得“铁板一块”。
  
“专政对象”中还有几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我们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队到食堂打饭，“工宣队”的一位年轻女工，比我大不了几岁，见面总是盯著我笑。“书生落难”有人青眼相向，我多少有几分得意。我们打饭总是被安排在最后，好菜基本上卖完了，有时能买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节食堂供应饺子，韩校长和我想买，押送的人没有异议，不料有位中年“工宣队”师傅一声断喝：“旧社会劳动人民过年都吃不上饺子，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想吃，没门儿！”于是只好各买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著若是那位女工在场，这顿饺子还是能吃上的。
    
搬入宿舍楼后，实行早晚“请罪”制度。“牛鬼蛇神”们横列一排，在伟大领袖像前低头肃立几分钟，类似追悼会的默哀。早“请罪”完开始劳动，晚“请罪”毕开会“斗私批修”，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
  
终于有一天开大会宣布“落实政策”，韩校长和两位同学被宣布“解放”，对我的处理是“‘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会后准备回家，那位揭发我的同学悄悄向我解释说：“我揭发你，是为了你好。”我没有回答，心里想的却是犹大之吻。十二，  天道轮回，谁来宽恕？
  
从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中国政坛的巨变影响著每一个家庭。伟大领袖不时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彻夜敲锣打鼓的游行来庆祝，预示著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产生，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不断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经风头十足的红卫兵领袖，他们引以为荣的父母也成了运动的对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杀，有的“靠边站”。“血统”的优势一旦被剥夺，人也变得气势全无。红卫兵的利用价值使尽之后，便被牵出来做替罪羊，以平息民愤。政治轮回如此迅速，使“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充满了怨愤，于是组成“联动”炮打“中央文革”。       某日无意中踏进一间空教室，只见墙头笔墨淋漓地题著一首“反诗”，分明是要“上山打游击”的口吻：熊熊鬼火照天烧，倒走横行尽魔妖。乱世方显男儿志，抛却书箱进山坳。他们的反抗很快遭到镇压，我曾亲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攻打本校宿舍楼，抓走红卫兵领袖卜大华的场面。
   
我发现周围的人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几乎不再被视为“另类”，因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亲不过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干部的子女，继续耀武扬威；而倒台干部的子女，仍保留著攀比父母级别的习惯思维定式。因父亲过去曾是四级“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为同类，但丝毫不感到有与荣焉，反而觉得哭笑不得。
 
有些“老兵”也主动与我攀谈，发泄对这场运动的不满，怀念起当初一起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日子，甚至称赞我对本校“揭盖子” 所拔的头筹。但我对此已无兴趣，内心不断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而且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
 
记得某日与一位“老兵”，在清华园的“水木清华”后面小山上闲聊，碰巧有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大学生低头走过。“老兵”悄悄问我：“你知道她是谁？”我答不知，于是他告诉我：“她就是刘涛。”刘涛乃刘少奇之女，运动初起时与贺龙之子贺鹏飞同为清华大学革委会负责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当，起来揭发继母王光美。及至父亲被打倒，她的利用价值也耗尽。此时形单影只，人人视同陌路。
 
事隔多年后，刘涛曾向我谈及被继母禁止参加父亲追悼会，言下极为伤感。我相信刘涛无非是年轻无知，被政敌所利用而已。她没有不可饶恕的罪，错在伤害的是继母。
   
我想起了胡风，他是人大代表，享有非经人大常委会批准不受逮捕的法定特权。胡风与夫人梅志于1955年5月17凌晨被捕，18日人大常委会才开会批准逮捕胡风，没有委员对违宪捕人提出质疑。当时的委员长刘少奇也不会想到：十二年后他身为国家主席，竟然也无法用宪法保护自己。 

天道好还──“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我相信中国革命之子刘少奇被绑在临终前的病榻上时，除了不可饶恕者以外，一定会原谅全国无数伤害他的人，其中肯定也包括自己的爱女。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也曾是一名伤害者。
 
二十世纪初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永远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换来了没有君主的专制。二十世纪中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换来了新的国家和宪法。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却被主持制定者肆意践踏，连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尚不能幸免，遑论我等芸芸众生。

儒家千年教化，自“人之初，性本善”始，国人束发受书便知，不过知荀子另主“性恶”之说。推翻千年旧制度，教化万民十七载，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性恶”被发扬光大到空前绝后的“顶峰”。率兽食人者倡之，助纣为虐者从之，在“一张白纸”上，描画出狂野酷烈的历史画卷，足以独步古今。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内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后悔以往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无须通缉历史罪人，因为从来无一漏网。

林巧稚(1901-1983年)，现代妇产科专家。福建厦门人。1913年就读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1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校，1929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受聘于北京协和医院，任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1931年任该院妇产科助教。1932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医学院和伦敦妇产科医院进修。1933年前往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1935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任讲师，一年后升任副教授。1939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妇产科进修。1940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是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同年并受聘为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会员；1942年协和医院为日本军队侵占，离医院自行开业同时兼任北京中和医院(现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1946年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1948年协和医院复办，她又回到该院任妇产科主任。1949年后一直在该院任原职。1959年兼任北京妇产医院院长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自1954年以来，历任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妇联副主席等职。建国后，她曾到奥地利、苏联、捷克、美国、加拿大、瑞士、法国、伊朗、英国等国考察或率领医学代表团出国访问。1973─1977年被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ACMR)顾问。

邵力子（1881─1967），原名闻泰，又名夙寿，字仲辉。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1910年后任上海《民立报》、《民国日报》编辑。1919年参加国民党。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新南社。1924年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委员和农工部秘书。1925年离沪抵穗，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7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届执委扩大会议。1927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抗战期间，曾任军委会战地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驻苏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国共重庆谈判。1949年4月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在北平同中共谈判。《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南京政府拒绝后，留于北平。同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苏友协副会长等职。

《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参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

《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参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司徒美堂(1868-1955)，原名□意，字基赞，广东开平人，1868年4月3日生。1880年去美国，在旧金山中国餐馆当帮厨。1883年加入洪门致公堂，参加反对清政府的斗争。1904年起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后在美负责致公堂、安良堂等侨胞团体的工作。192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后，被推举主持致公党美洲总支部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持祖国抗战。1941年冬，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议员。1945年3月，当选美洲洪门致公党主席。1946年4月，率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国参加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并在上海任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战爆发后，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1947年，在香港以洪门老人身份支持陈其尤等人改组致公党，赞同致公党参加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8年上书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赴美发动华侨支援祖国解放战争。1949年9月回国，出席中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1955年5月8日在北京病逝。

 张一（1867-1943），字仲仁，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济特科进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受袁世凯之召，任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曾经竭力反对袁世凯称帝，不肯在“劝进表”上具名。改任教育总长。1921年退隐乡里。1937年与李根源、马相伯等发起“老子军”抗日。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会员，1943年在重庆逝世。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别署高黎贡山人，云南腾冲县人。1898年中秀才， 1903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 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ǒ二次革命ō，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曾任北洋政府总理，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退出政坛，隐居苏州。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一??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1949年以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

陶家瑶(1871-?)，字星如，祖籍绍兴陶堰南野堂，生于南昌。清朝贡生。曾任四川补用道和四川盐运使。1914年任民国政府长卢盐运使。1918年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1923年任江西内务司司长、北京政府财政部整理赋税所议员，同年3月任江西省省长。1926年任全国水利局总裁。1928年去职，曾寓居上海、苏州。

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以字行，晚号华封先生，江苏丹徒人。1862年入耶稣会，后获神学博士学位。1869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汇公学校长、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并两度担任该校校长（监督）。1907年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1939年11月4日病逝于越南谅山，享年100岁。遗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周瘦鹃(1895-1968) ，江苏苏州人。幼孤，靠母针黹收入维持生活。在上海民立中学就读，毕业后留校教课。开始著译小说，结识编辑包天笑，得以成名。加入南社。进中华书局，译《欧美短篇小说丛刊》，是高尔基作品最早的中文翻译者，曾得到鲁迅的赞赏。1920年，进申报馆编辑《自由谈》、《春秋》副刊，又为中华图书馆编辑《礼拜六》杂志，为大东书局编辑《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新家庭》等杂志。1939年夏参加上海中西莳花会，以二十多种盆栽参赛，得荣誉奖。次年又获全会总锦标。辞去申报馆的编务，回苏州辟紫兰小筑，从事园艺事业。抗战时期，避难上海，以售卖盆栽为生。1949年后回苏州，专事经营紫兰小筑，并参与苏州园林的修复规划设计，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8年8月12日投井而死。著译有50多种。主要有《拈花集》、《花鸟虫鱼》、《瘦鹃短篇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与严独鹤合译)等书。

《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