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级浪》正文
发布: 2025-1-02 20:45 | 作者: 毕汝谐
伍行浩用几件旧上衣裹着头，脸向着墙，喉咙哽动着一阵阵的微响。枕边有几个圆圆的金属薄片，我拿起来掂掂。勇人说过，能干的扒手爱把硬币放在铁道上，让疾驰而过的火车把它们压成薄片。扒手们就用这薄片，在汽车上划开别人的口袋。我当时不信。现在相信了……
“他怎么了？”我惊讶地放低声音问。
伍行浩的爸爸难受地说：“他挨打了。头上流了不少血，让坏孩子打的。我得等到夜里喂他中药，这个鸡蛋也是给他留的……”火炉上煮着个相当大的鸡蛋，壳上有一圈凝固的蛋白。
“他真倒霉。”我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打电话，先和“04”查询台纠缠了一阵，又费了几番周折才找到勇珍。
“没看到我弟弟。他神出鬼没。”勇珍在那边，在儿童医院说。“‘32.1’差不多了。她哥哥傍晚出去了半天，刚刚回来。现在又哭又笑，给每个大夫护士鞠躬，还按流氓的礼节作揖。我们开始输氧，做最后的抢救。喂，你和司马丽是不是吵架了？……”
放下听筒，我怔着不动。
那个老头一直闷闷地自斟自饮，这时无端地和我搭上话头： “你今年有二十岁？”
“不够。”
“好！”他这声喝彩吓我一跳。“真好。当年我在巴黎留学时，比你大，二十多岁。”
我惊异地注视着他：老头不止六十岁，脸有些发福，气色却是灰黄难看。喝着酒，做着龌龊的搔痒动作。如果在街上和这种人相遇，我绝不会看他一眼。
“你去过巴黎？”好在老伍睡得很死，我问道。
“去过。”伍老头嘴对着酒杯，却舍不得喝，虚晃一下，放下了。“几十年了。我家祖辈都是做生意的，好几代人都和洋人有瓜葛。我的父亲自费送我去法国留学，以便更好的和西洋人打交道。二十年代末期，我从上海乘意华航线上的轮船，到了欧洲。”
他嘬酒。我坐在桌旁，搭起了舒舒服服的二郎腿。
这老头有些古怪，有酒助兴，他什么都肯告诉我。“在意大利我逗留了几天。逛了两个城市：威尔弟的故乡热那亚和民谣常常唱到的索莲托。是哪一天呢？我进入巴黎这个花花世界。在国内，我也算是贵人子弟。在巴黎，我那一身马褂显得寒酸极了。巴黎流行的新式服装真有魔力啊……”
他讲的那时早就过时了。国外的时装总是像闪电一样朝出夕改。在香港、卡萨布兰卡这些不必纳税的港口，奇装异服的变换尤其快。
我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提问道：“您在年轻时候有哪些活动？”
我满心以为他能讲出什么名堂，谁知竟是：“年轻时候爱踢足球。我在球场上乱来，设法把别人摔倒；踢完足球就旷课，逃学，去和法国马丹调调情。这些马丹们多半是在世界大战中丧偶的。我天天和马丹在各条大街上溜达。小时候记住的事到老都忘不了。现在把我放在巴黎的任何一个区，我也不会迷路。夜里我到跳舞厅去借宿。根本不读书。当时的中国又大又弱，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认为黄种人是劣者。干脆趁年纪轻轻，及时行乐。卢梭在晚年写过一部《忏悔录》……”
“我精心拜读过。”我插道。卢梭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思想家。即使他在少年时代的放荡行为，也包含着深刻的精神上的探索。但是卢梭的想法长期得不到世俗的谅解，巨大的舆论压力弄得他几致神经失常。到了晚年，他认为有必要写一部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忏悔录》。
伍老头嘉许地点一点头。“我对卢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整整一生都在自然要求和禁欲主义之间痛苦地徘徊。他相信个人的力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最纯洁的人。”
伍老头的脸有些红了。也许是酒液染成的。
“我年轻时走错了路。我本来想报考索本大学，啊，居里夫人曾在那里求学。我租了一间房子，同一个公寓里，还有两位比我年长的中国同学，一个姓冯，另一个复姓司马……”他说出了冯明和司马丽两人父亲的名字。
我大惊。
他并不看我，只顾说着：“冯君专攻美术。司马这人有些司马氏传统的机智，可是没有用武之地。我吃喝嫖赌以后也很无聊。我们三人一起在塞纳河边散步，每天必谈的热门话题就是我们的前途。当时，日本人一次次欺负中国，蒋政权腐败透顶。你在历史课本上学过，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的人到处都是。每天都有人跳塞纳河自杀，报上整版这种新闻。我们很苦闷，又没有找寻革命的勇气，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法共的人道报都不敢看。我们只敢酗酒，赌钱，乱搞男女关系……”他老脸无羞地说了许多事。“你也许听过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名字，三十年代过来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徐志摩有几句诗道出了我们的苦闷：
‘我不知道风
是向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里
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我父亲得知我不务正业，一连几个电报打到巴黎，有一封只五个字：万恶淫为首。唉，我如果听老人家的话，改邪归正就好了……”
伍老头伸手捞了几颗不好消化的油豆，送入嘴里，有些炫耀地说：“那年，邹韬奋先生以记者身份也在巴黎，和我们三人同桌吃过饭。我和邹先生离得很近。”他费力地嚼着豆子。
“几十年一下过去了。冯君拾了一些洋艺术家的牙慧，自鸣得意。回国后他在杭州教书。”
“另一位呢？姓司马的……”我轻轻地问。
伍老头很不服气：“他交了鸿运。抗战初期他取道苏联回国。不知怎样一来，巴结上了沈钧儒、陈叔通这些社会上的巨人，攀龙附凤，他现在全国政协。”他还说，如今他和两位故人完全断了联系。地位悬殊，再好的朋友也不是朋友了。
伍老头咂着这杯舍不得饮完的白酒，又开始自述他的现状：在法国，他荒废学业，中文忘了。回来后，收拾起中文，法语又忘了。两头落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得在北京图书馆的资料部跑跑龙套。他爱人在街道上工作（他指一指电话机）。他到了风烛残年，懊悔之余把心愿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给儿子取名叫伍行浩，切望伍家从这一代能走上浩大的坦途。
伍老头这才把酒喝光，发现自己面前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叹了口气。“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价值。想为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服务，没有本事！只希望ⅩⅩ（老伍的奶名）吸取我的教训，多多看些书，学些有用的本领。”他用我无法形容的钟爱的眼神，看着那熟睡不醒的亲骨肉，自言自语：“每个月总要有几回，他鼻青脸肿地回家。莫不是他在外面干着不可告人的事？”
我不愿使他伤心，便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头儿——老留学生听了挺愉快，胖脸上呈现出望子成龙的幻想。他下了决心，打算教育儿子：“我等会儿喂他中药，给他吃这个大鸡蛋。明天我就劝他读书。他不读，我就给他看看我这满头白发，劝他读。”他充满幻想，“ⅩⅩ会听话的，不和外人来往，呆在家里学知识。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学问就能有荣华富贵。嗨，要站着做人，而且一辈子站着，不容易啊。”
这位人生战场上年老的败将，激动了。
我言不由衷地说：“您的儿子看样子比较老实。”
老留学生松弛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把美好幻想寄托于未来的微笑。
墙上的老式自鸣钟响了一下。午夜一点。到伍行浩吃药的时候了。
我连忙告辞。
伍老头给我展示出人生的另一种结局，失败的结局。世界是广阔的，但是路没走好，也还是要处处碰壁。几十年的长期较量后，少数佼佼者夺取优胜，飞黄腾达，赢得幸福，赢得爱情，在各方面如愿以偿；而其余的泥猪疥狗，只能沉没在烟波浩渺的人的海洋里；像伍老头这样的弱者甚至不配作父母。这是我从前未曾想过的。
我不知不觉地走到冯明家。推开院子的门，屋里透出暗弱的光线。我觉得有些蹊跷，轻手轻脚地溜进院里，差一点喊叫起来，冯明和司马丽，正在里面！
冯明用一种舞蹈演员的优雅的步伐，在室内进进退退，并且重弹“我不幸福”的老调。他没戴平光镜，我初次发现他有一双城府很深的奸雄的眼睛。
司马丽坐在床边看小亮亮。她的脸色惨白得有些吓人。
我像猫似地隐在窗下，聚精会神地辨听着，偷看着。
“……陆子。他是坏人，坏极了的人。”司马丽有点□吃地骂我。接着，她余悸犹存地诉说着我们遇到的不幸。谢天谢地。老畜牲并未得逞，司马丽被一群过路的老工人拼死救了下来。她本人平安无恙，只丢失了那条浅灰色的围巾。
我在窗外大大松了一口气。
冯明不太感兴趣地听着，他顺势攻击我：“陆子，无能之辈啊。他只会说空话，划火柴。完全是：白痴。”
这个词里包含着刻骨的敌意。它沉重地捶击着我的灵魂。我垂下头，再也看不到，听不见了。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的后来，我吃力地抬头再看，隔着薄薄的窗帘，他们像在雾里。
冯明缓慢地逼近司马丽。她受惊地往后退着，不慎碰在婴儿床上。小亮亮大哭起来。冯明厌恶地捏起一个橡皮奶头，堵住婴儿的嘴。
“我爱你！”已经作了父亲的冯明，双手揉在一起发誓。他诱惑地讲着：女作家乔治•桑与诗人缪塞共度蜜月以后，又和肖邦同居了七年。冯明断言浪漫不拘的作风可以激发灵感。
司马丽看来疲倦极了，不能自持地倚在床栏上。但是这一回她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沉思地凝视着冯明。
室内漆黑。我眼前顿时也是一片漆黑。
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
七
这天夜里，勇人也出事了。他和同伴们在海淀区路劫行人，不幸与体育学院强大的巡逻队遭遇。他们全被解往体院。勇人被单独关在一个密闭的装实心球的仓库里。
优秀的人在特定场合下，往往可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半夜，勇人空手在墙壁上打出一个大洞，又撬了一辆自行车，骑进城里。
大约上午九点，他回到宿舍，把我从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中摇醒。
“陆子！我遇到了一件大事……”他坐在床上，说出的话不如往常那样简洁。“……有个很壮的运动员，我得恨他十年！把我往仓库里一推，又踢了个扫堂腿，我摔在实心球上，两眼发花，一点劲儿也没有。他们在外边上了锁。那里面黑极了，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门在哪边我都忘了。你不知道，昨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挨打以后，真想妈妈呀。妈妈。到夜里风吹树动，好像是妈妈在叫我回家。于是，我不顾死活，就近在墙上捣出一个窟窿，一气抽下来十多块整砖……我逃跑了。”
昨夜我在外边冻得太久，有点感冒。我披上衣服，懒懒地不想下床。
勇人紧张地又说：“陆子，我遇到一件大事！”
“你不是讲完了嘛。”
他期期艾艾地说：“不是这件。这件算什么。你别生气，我告诉你。司马丽刚才对我说，她要和我好……”
我翻身跳起来，“不可能。绝不可能！”
“真的。”勇人又是背对着我。“我进城以后先到姐姐家里，没人。桌上有一张冯明留下的字条，说他有特急的事情，必须马上返回哈尔滨。小亮亮枕头下有一些钱，是他路费以外的剩余。我看看表，如果他乘凌晨的火车，这时已经过了天津了。这个人真古怪。临走还把屋里收拾得十分整齐。
“我随便煮了点面，正吃着，司马丽来了。她披头散发，眼睛被风吹得又红又肿。几天没见，不知怎么，我觉得她比以前大了好多，像大人。
“我给她让座，给她看冯明的字条。她没坐，把便条看了好多遍。又看看姐姐和姐夫的结婚合影，看看只知道睡觉的小亮亮。她显得十分沮丧，像遗失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
“过了半天她问：‘冯明是谁？’我对她说冯明是我姐夫。司马丽的神经很不正常，一定出什么事了。
“这时候小亮亮忽然大哭。我当然没办法。司马丽仿佛被惊醒了似的到小床边，拿起一个橡皮奶嘴，哄他。小亮亮不哭了。她还不走，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孩，隔一会儿叹一口气。然后把随身带着的钱都拿出来，放在小孩的枕头边上。我连连说这没有必要。司马丽苦笑着朝我走过来……”
“啊？！”
“她突然扑到我身上……”
“哦。”勇人的话再现了司马丽的精神状态。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勇人脸红了。他看着我：“陆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想瞒你。这事奇怪。从前，我看你每天晚上去找她，心里特别嫉妒，是嫉妒。我们都不是小孩了……苦想了几个晚上，我下了狠心，把友谊放在第一位。希望你终身幸福……”
我感动地望着他。这里的每一句话肯定都是真实的。
“我用一件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什么事，你明白的。其余时间看书。看过莎士比亚的悲剧后，我更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哈姆雷特的叔父杀兄夺嫂，卑鄙已极。咱们不是像亲兄弟一样吗？”
“一样，一样。”
“所以，陆子，你也能想到，司马丽扑来时，我的心情该有多么复杂。我挺害怕，小心翼翼地用臂肘推开她说：‘不能这样。这样对不起陆子。’她沙着嗓子喊：‘是陆子对不起我！’于是，她全告诉我了……”
我喘着气。
“陆子，你怎么能自己走掉，把她剩给那些流氓呢？万幸没出大事，只丢了一条围巾……”
我不作声。这么多意外的事情接踵发生后，我好像无权力争了。
“我明白了。原来她被流氓吓坏了，神经受了刺激。便打了一盆比较凉的温水，让她洗脸。我妈妈活着时，每逢她精神分裂症发作，我都这样。等司马丽情绪稳定一点，我就好言安慰她，劝她不要总想那些可恶的人和可怕的事。我答应给她报仇，把围巾弄回来……”
我冷冷地道：“你弄不回来，昨天是老畜牲……”我还说，如果勇珍的估计正确，老畜牲的妹妹刚死，他肯定还在儿童医院。
勇人脚步拖沓地走了几步，脸上有几分惊恐。他长时间地犹豫着。最后道：“我找他去……”
我十分糊涂地说：“我去买一条围巾。你何苦……”
勇人非常坚决：“那不行。我去。”他拿起一本还没看完的小说，把内容提要草读了一遍，惋惜地丢开了。又从床褥拿出一柄菜刀，用旧报纸包住。然后，他开始整理东西。
这一去就像刺秦王的荆轲，不可能回来了。我惨然地看着他。
我送他出校门。勇人摇摇晃晃地骑上那辆体院的破车。当他出去十多米时，我突然感到不堪忍受的愧疚，便急跑着跳上后架，两手围着他的腰。勇人没回头，骑得更快了。
勇人把车存在医院门口。将存车牌扔进马路旁的泄水池里，这辆车永远没人去取了。
在一层，我们碰到刚刚下班的勇珍。她关心地问我：“昨天到我家去住了吗？小亮亮好不好？”
勇人皱皱眉，不理姐姐，三步两步地往楼上跑。我自然也不好说什么，快步跟着他上楼。
后面，勇珍还在说：“我到传达室等你们，冯明在家……”
她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呐。
按照病房的惯例，午饭前总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是安静的。我们进入病房区时，四下静悄悄的。
32号病房的门大敞者。里面的病床成了停放尸身的灵床。最后抢救用过的氧气瓶，还没有搬走。不到一天里，“32.1”从一个能说出某些肤浅的看法的小女孩，变成了僵挺的死尸。司马丽的淡灰色的围巾，盖着她的脸。
老畜牲绝望地站在床边。他脱去了帽子，我看到他那可怕的头颅：顶上三分之二的面积完全秃了，肉色嫩红，好像从未生长过头发。脑后有一条不知怎样造成的刺眼的大疤，上面还挂着几截羊肠线的断头。大约当初医生知道他不是好人，有意缝得马马虎虎。
老畜牲悼念地垂下这颗头。嘴里嘟嘟囔囔的，并且轮换着用两个大拳头擦眼睛。
我恐惧地往里看。不怕死人，而是害怕活人。
勇人在走廊里无声地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停在我面前，呼吸短促而急剧：“陆子，你快走吧。以后好好着。对了，如果缺钱用……”他告诉我几个取钱的地址，也提到伍行浩：“他家住在破胡同里，门外有个传呼电话的牌子。伍行浩的爸爸是个岁数挺大的老不死，不欢迎别人去找，你得装成打公用电话的，混进他家里……”
勇人亮出菜刀，在楼道的暖器上磕了几下，觉得很合手。然后匆匆往嘴里塞进一块巧克力糖，扔掉锡纸。他把持刀的右手背在身后。
我不走，呆若木鸡地站着。
勇人扬起左手，拇指与中指一擦，朝老畜牲打了个响亮的榧子。
老畜牲像战士听到枪声一样掉过头来，脏黑的脸上挂满泪痕。
“什么事？”他昏昏沉沉地问。
勇人迈进一步。由于嘴里有糖，他的口齿不够清楚：“你认识他吗？”左手指着我。
老畜牲的样子远不如昨天凶悍。他好像很困，用眼角扫扫我，无所谓地“唔”了一声。
“把围巾还给我。”勇人不容商量地说，口气强硬。“它是我的女朋友的，也就是我的。你！赔礼道歉！”他说着进屋，我也跟进去，勇人把门踢上。
“赔礼道歉？”老畜牲疲惫不堪，“你到外边打听打听，畜牲五九年开玩，六一年进‘庙里厢’（指犯罪少年管教所）。不懂给姐们赔不是……”
他俩的话都使我心中作疼。
“我是玩主。”老畜牲声音不高地宣称。
勇人说着骂人的黑话：“畜牲，咱们最好都慈气点儿，你别一掐只缩出个头儿！”
老畜牲跺跺脚，生气地咧开三瓣的兔唇：“今天我妹妹……算了，今儿个饶你一回。君子不和牛置气。”这位玩主把自己比作君子，“你们走黑道时留点儿神，别让我碰着，如果碰着……”他轻蔑地说，仿佛我们只不过是他擒在手里的两只耗子。
勇人没回嘴。我盼着他借这个机会下台。这时，只听见外面北风呼呼地刮着。老畜牲弯身俯在灵床上，笨手笨脚地给妹妹扯扯脸上的围巾，好像怕死者着凉似的。
不料，勇人抓住了这个战机，他左腿跨出半步，在空中轮圆右臂，用从上向下的拳击动作，向着老畜牲剁去……
也许刚才不友好的对话，使老畜牲一直暗存戒心，几乎在勇人跨步的同一秒钟里，他警觉回头，本能地举手防护……
手背和刀锋撞在一起……老畜牲厚实的手掌上，现出一条煞白的细长口子，紧接着，血喷了出来。
我向后退着，仰靠在门上。
勇人占了突然袭击的优势后，像猛虎一样往前扑去。他的第二刀不是砍出去的，而是狠狠地往敌人脸上插去，捅去，左拳也猛击过去！
老畜牲招架着……
我像局外的看客，退向一边。
最后勇人飞腿踢向老畜牲的下体，又把没砍出什么成绩的菜刀垂直劈下，老畜牲注意着底下，稍一分神，刀中面部！
老畜牲立刻成了血人，硕重的身体一歪，摔在地上。但是他的一条腿也踹在了勇人身上，使他向后踉跄着……
殷红的血。血从老畜牲脸上汩汩地淌下来，在地板上铺开了左一摊右一摊……两人身上都溅满了血，又粘又稠的鲜血……
勇人像醉酒似地蹲下去，在对手的脸上摸了两把，嘀咕着：“不是致命伤……还好……”然后把嘴里的糖啐在老畜牲的头上，巧克力糖还没怎么化开呢。
勇人的手松开，滴血的菜刀掉地。他语无伦次地说：“奇怪……老畜牲……我怎么打得过，你上手了吗？……陆——子！
“不对了……我一个人，怎能？……司马丽一定上手了，是她砍的……”勇人像梦呓似的说着，晃着到了灵床旁，用血淋淋的手从“32.1”头上抓起淡灰色的围巾。
他说出了一些比较通顺的话：“你快跑吧，把围巾还给司马丽……”
我不敢看死人的脸，也不敢看他。我接过围巾，只觉得一股凉气袭来。
我劝他像昨夜那样逃走。
勇人惨切地摇头拒绝，催我快走。“还给司马丽……”他的眼睛里充满着稀有的高贵的脉脉温情。
我托着围巾下楼。不多时，后面传来人群的喧哗，刺耳的叫喊……
这一切真像发生在梦里。
从古远的洪荒时代起，人类就一直在自相残杀着。少数人打架到规模可观的战争，没有一天停止。时间进入了二十世纪，我们却还像原始人那样，动怒时抓起刀械，在仇人的肉体上，插进钢铁……
传达室外面站着换了便装的勇珍。经过一夜的紧张工作，她的样子又温和又疲倦。看到我，笑容满面地问：“我弟弟呢？看死人不肯下来了？冯明在家一定等得着急了……”
她还不知道楼上发生的事情呐。
八
勇人被送进分局举办的学习班。冯明消失了，干了坏事以后消失了。司马丽呢……
我完全傻了。我们的宿舍因为缺少勇人显得宽大了许多。我停止读书和写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神不守舍。
我们到底只有十七岁。
后来有一天，我和老畜牲手下的流氓狭路相逢了。那是傍晚，我骑车经过北新桥，迎面有几个衣冠不正的人在马路上溜达。我觉得以前见过这批人，接着我发现他们为首的是那个“鱼眼睛”。我心里一惊，打算拐上便道，来不及了。
于是，我曲起右臂遮脸，同时加大速度，硬从两个面目可憎的流氓之间撞过去，拼命往前骑。这批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带爹带娘地破口大骂，而且有人认出了我，好像是鱼眼睛在后面大声呼叫：“这回不能让他再跑掉！”
我在马路中央疾驰，同时提防着两旁跳出拦截的人。司马丽说的对，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善良。前面的群众看到流氓行凶，都主动散开给我让路。
我回头看看，只见许多砖头沿抛物线在空中飞着。
我急转弯，到了一个机关大院的门口，没登记便闯进去。记起来，一个小学同学张三的表姐住在这里。她是政法学院的大学生。
我上楼后用力打门。正是这位表姐开的，她很惊奇：“是陆子！有什么事吗？”
“刚才有坏人劫我！”我粗喘着，喊声在楼道里造成回声。
她嘘住我：“我家里有重病人……”话音未落，里面果然传来嘶哑而虚弱的问话：“谁敲门？客人吗？”
张三的表姐引我进去，一面答复病人：“没有谁。是风打窗子……”
我坐定后，她给我张罗吃的。灯光下，我好像看到了多年以前的勇珍，也是这样爽朗，这样意气风发。每次我和勇人放学踢完足球，她都拿出糖和苹果，平均地分给我们。
果腹以后，我们随便聊天。她给我讲解什么是法律学上的“无罪推定”，介绍高等院校的运动，也谈到社会上流传的新闻。她问我目前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我答不出。
她道：“你猜我家的病人是谁？就是我那个表弟，张三。”我愣了。张三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想到他就会联想到六一儿童节。他从小喜欢唱歌，嗓子像笛音一样清脆。刚才的破喉咙会是张三？
“你不见他的好。张三有点疯了，精神分裂症……”
我变色道：“啊？一个月前还好好的！”
她很心疼地说：“最近疯的。舅舅和舅妈急得不行，他们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儿子。可是我知道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我追问着张三的命运。
“十天前，我到舅舅家。因为有急事，我去得很早，没想到扑了空。阿姨说舅舅和舅妈经常在机关里过夜。我要去张三的屋子，又被阿姨慌慌张张地拦住。
我很奇怪，推开门吓了一跳：张三还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他也不知怎的拼了个双人床，被褥狼藉地巻着。旁边有个很秀气的姑娘，和你差不多大，披襟散怀，正在用铅笔给张三画肖像……”
我暗忖：原来懂美术的女同学挺多呢。
她停停又说：“这是怎么回事，傻子都明白，何况我是学政法的。张三的脸一下变得血红，拿被子蒙着头不敢看我。那个女孩子却还镇静地作画，不过笔法也乱了。这样僵持了几分钟，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们还是小孩，可是这样无论如何是很不道德的。我打算狠狠训他们一顿，又觉得这样效果一定不好。便摔门出去，听听里面的动静：张三哀声叹气，那个女孩却咯咯地笑起来……”
她反感地摇头。我也表示强烈的不满。这时，我发觉桌上立着一张四吋的相片，上面有个比冯明还英俊的小伙子，远景是四季皑皑的雪山。我装没看见。
她往下讲：“真没想到，第二天张三就疯了。那女孩非常突然地甩了他，还把张三骂得一钱不值。张三回家后不吃饭也不理人，独思苦想，傻笑……疯了。我去看时，病情相当重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嗓子算是毁了。张三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表姐！我很难受，尽量和颜悦色地和他说话。张三还有一定记忆，他把事情讲得颠三倒四的，很神秘。但我还是听懂了。张三老觉得有人要暗害他，疑神疑鬼。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他，他不觉悟。 到最后，他扯着我的衣角，非要我去找那个女孩，劝她回心转意。我看着他那张孩气十足的脸，伤心得很。十年以前，张三也是这么揪着我的衣服，向我要小儿酥，要鸳鸯冰棍。我怕他的病情恶化，迁就地按他说的地址去找。真胡闹。有个人（她不自觉地瞟了那张照片一眼）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爱情应当是两颗心相击闪出的火花，而不应是一颗心硬叩另一颗心，勉强敲出的声音。’我记着他的话，永远难忘……”
那人的话真富有诗意，可惜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和司马丽击出了这样的火花，它熄灭得多么快呵。
“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有名的统战对象，家里的庭院挺大。我从院里穿过时，有个戴着法兰西便帽的老头子正打太极拳。他看看我，那目光里透着不善。
我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
她说：“我和她谈到很晚很晚。我不想为张三说项，而是想知道这些堕落的中学生所想往、所追求的是什么。这个女孩的思想相当复杂。她对张三得病感到歉意，还说对张三‘厌倦’了，要弃旧图新。这个女孩多奇怪呀！我们机关里也有一些很轻浮的小女孩，打扮得花枝招展，每天出去，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很晚才回来，有的干脆夜里也不回来。男孩们天天在背后议论她们，还模仿中世纪爱冲动的骑士，动不动就举行决斗。他们把这叫什么，一个奇怪的专用名词……”
“单挑。”我提示说。
“对。这些小孩傻乎乎的，头脑简单。张三那个女朋友不是这种情况，她说她的身心都受过严重的损害，什么损害，却又不讲。她说自己就像坐在滑梯上，只能走下坡路，并且承认只想拿张三开开心。我对她说，你和张三还小，都应该走正路，干好事，永远进步。在恋爱中应当严格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堕落是没有前途的，迟早要被社会所淘汰。淘汰的方法有几种，像张三那样发疯甚至自杀；再就是你们自己去犯罪，毁灭自己。法律审判是严峻无情的。……这女孩看过不少书，说话时喜欢偷换概念。她不承认这是堕落，胡说这是体验生活，艺术的尝试……我质问她，这种尝试代表了那个阶级的伦理观？会不会使人堕落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些行为多么肮脏啊！陆子，任何诡辩术都会被阶级分析的照妖镜揭穿。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人，千方百计地拉拢青少年下水……”她审察地看着我，忽然说：“你胸前少了一颗扣子，第三颗。你以前没发现吗？”
“……”我无话可说。
她从抽屉里取出一颗纽扣，又穿针引线，给我缝上。
“张三，现在好吗？”我担心地问。
“他会好的。”她乐观地说。“舅妈把他送到我家，换了环境，不接触过去的人和事，马上就好了一些。所以你今天和他见面不合适。舅舅说过些天送他回农村老家，干干农活出出汗，什么精神病都能好。这些人呐，就像十九世纪文学里的‘多余的人’，对社会毫无贡献。整天无所事事又不太守法，吃饭太容易，往往会平白生出许多病……”
我称赞张三优美的歌喉。然后，我和她轻声地一起唱歌——《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变低，而她改用悦耳的高声，我们重复：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然后，她直瞪瞪地望着那张相片，上面那英俊的小伙子也在看她。我们各自想着心事，谁也不说话。
“那个女孩子还是有些才气的。”过了许久她又说，“她和张三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几十张不坏的肖像素描。她把张三的每个姿式都画了下来，立，坐，躺，卧，好像张三是著名的体操运动员。听说，这个女孩最喜欢阿依瓦佐夫斯基的名作《九级浪》……”
我手里捏着冷汗，“说了这么半天，她叫什么名字？”
“司马丽。你听说过吗？司马丽！”
我觉得地板晃了一下。接着，整个楼房也晃了一下。震动两次。便问：“刚才是地震吧？”
“什么地震？”她诧异的看着我。
我一言不发。
深夜，我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她在台灯下看自己的业务书。那翻动书页的声音，窸窸窣窣。
世上有很多心肠极好的妇女。她们能够透视出你善良的本质，而对你接连不断的失足，抱着真切的同情。仅仅出于这种同情心，她们就愿意为你承担各种突然的祸事。近年来，由于时常铤而走险，我亲身感验到女性这种护卫别人的天禀。
我通宵不宁。总觉得墙那边的张三，正在痛苦中呻吟。
一个新问题在我心中崛起：如果举行道德审判，陆子有罪还是无罪？可以肯定，陆子是无罪的，谁也不会比他更好。
天将拂晓，她眼睛浮肿着送我出去。我们握了手，她担忧地怀疑地看着我下楼。
大门敞着，冷风灌进屋里。没有关好的玻璃窗砰砰直响，是风打窗子。
九
从此，我彻底变了样子。
我常常想起足智多谋的“手套”（就是航空学院的那个风流人物），不能不佩服他对两性问题的明智的见解。他的话成为我研究司马丽走向堕落的解剖刀。但是，当我无情地剖析司马丽的同时，也等于在剖析我自己。
以前我的生活太刻板无味了。其实，我比别人更应当及时行乐。
我先到勇人说的那些人家去取钱，全部落空。他在学习班里已经交代了这些地址。但是，我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探出了一些安全的弄钱办法。熟能生巧——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我还在学校住。每天坚持四小时固定不变的学习时间，以更大的热情去读书去写作。我从“手套”失败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如果没有人生的全局胜利作为基础，情场上的胜利再辉煌也是靠不住的。
其余的时间，我用来阅人历世。细致入微地观察每一个人的面貌，服装，心灵，思想。努力使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分析万事万物。
单从书本上学习社会科学，是坐井观天。
整个社会就是我的高中，大学，文学研究所。所有的人都是我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而且，经过自修，我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专家了。
司马丽有时还从楼下经过。在这时，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我都打开窗子，我们心照不宣地远远地对视着。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她还会上来的。
冬天和早春这样过去了。四月的暖和的上午。我起床后有些头疼。便对着一面小镜子，自己做着按摩。总不见效。这时候司马丽到了。从前，她走路时步履轻盈，像是从地面滑过似的，没有一点声音。而现在，楼道里响彻的却是沉重而拖沓的脚步声。
她来的恰是时候。我喜出望外。
司马丽入时的穿着洒脱合身的春装。她的体态丰满多了，前胸隆起了，腰围变宽了，走路时微微含胸，腿上也像坠着沙袋……正如“手套”说的那样，我懂了许多事，这些现象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有在冬天，臃肿的棉衣可以掩饰这种标志着某种道德观念的体型。
她的脸庞比从前稍胖，显得有点不正常的容光焕发。几丝没梳入鬓角的黑发垂在额前，随风飘拂着。
我们寒暄着，讲着无关紧要的话，也谈到几个月来的生活。有一点我们相同：她没有停止绘画，我也没有停止写作。读书……
我有些生硬地表白：“我无比老实无比好。”
“不可能吧。”她谅解地说，“你是文人嘛。文人一般都具备双重人格。”
“你变了……”
司马丽还像过去那样喜爱引经据典。“赫拉克利特说过：万物都在变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
这些话使人厌听。我揭短道：“变化有好有坏。那个嗓子特别好听的张三，他糟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