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级浪》正文
发布: 2025-1-02 20:45 | 作者: 毕汝谐
司马丽喜气洋洋的，“你说对了。头角峥嵘的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交响乐中的英雄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艺术。希望。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你看”，她随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许多花蕾呢，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艺术的见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这毋宁说是对人生的见解。我却不这样想。人生也许很好呢。我们只有十七岁，道路还漫长而遥远。现在付出的劳动，会在未来岁月中得到丰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来。民警交换了班次，圆月代替了夕阳。今天是中秋月夜吗？
“你讲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马丽隔过去人生问题，说：“死的哀愁反衬了生无乐趣。你讲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过不是圆的，是新月……”
月光照临在她苍白的矜持的脸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杂乱无章的心跳，右手挥笔作画，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艺术。
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沉痛的缠绵的感情。
这天晚上我回去的特别迟。推开宿舍门，勇人正在灯下练习拳击动作。他把灯泡想象成一个发光的拳头，正绕着它一次次地闪躲。
我忽然发现这些日子简直把他忘了。只觉得他好像出去得更早，回来的更迟了。
我往床上一躺，望着天花板发呆，勇人停止练习，他的第一句话就有火药味：
“你到哪儿去了？”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他并不看我。
我疏忽了。以前应该处处防范他才对。“几个小时。”
勇人的头撞了电灯一下。“你别干坏事……”
“我很正派……”我断断续续但十分坦然地说：“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
勇人抑郁地斜睨着我。“我们是在姐姐家一块认识司马丽的。我们都应该对她好。道德……”
这些都像一场弓张弩拔的大战的序幕。在我心里，初恋（仅仅是单恋也未可知）的强烈感受压过了多年的友谊。我第一次怀着戒心回想勇人的一举一动，他接近的人，平常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我得好好去读《资治通鉴》，着手为彻底决裂作些准备……
这一夜我作了许多梦。而司马丽和勇人，在不同的梦里担任主角。
过了几天，司马丽很兴奋地来到我们宿舍，口若悬河地讲她昨夜看到一颗流星，于是追随着天上的闪光去思索。她后悔自己埋头点、线、形的练习，没有用存在主义指导绘画，没有用画笔来表现自己的个性，感情，自我精神。真是糊涂。她估计自己的绘画将出现转折点，这不能不归功于流星……
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和铅笔，让我坐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给我画肖像。
我无法理解司马丽多变的情绪。况且她的话里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为了不使她扫兴，我一动不动地给她当模特儿。她就像大画家似的，先从各个方向打量我，然后在纸上做着勾描。
我用凝聚的目光注视着她。我也在给她画肖像，是绘在我心里。
司马丽画着，同时谈论着：“你的形象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善良。人们都愿意对善良人讲心里话。这于你写小说十分有利。最善于鉴别男性美的是画家。其次是一种心理变态的男人”，她不好意思说，我知道是指同性恋者。“第三是女性。我希望每天给你作一幅肖像，几十年不间断。”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司马丽异样地看着我，眼神不再是朦胧的了。
她戒备地抬起手，很聪明地暗示我：“拉斐尔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在雅典学院门口辩论的情形。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一定支持柏拉图……”
我老老实实地坐好。“我也是……”
司马丽用更强的充满热浪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
晚上，我失眠了。爱情应该是圣洁的。我为难地犹豫着：要不要把伍行浩的那件丑事告诉她……
终于，在那个深秋的月夜，那个结束我们友谊的月夜里，我不再谈那些海市蜃楼，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她：那天她遗失钱包的时候，我也在同一辆电车上……
“是吗？”司马丽没听完就咯咯地笑起来，“我早就这样想过！”
这笑声使我心惊胆战。
“我早就想过，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在我身旁，你应该在！”她热情洋溢地说。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鼓足勇气，讲出了真相。但是只字没提到勇人，只说是我一个人不好。那个伍行浩是混蛋……
司马丽仰在椅背上。很奇怪，她的笑容并没有马上消失，只是闭上了眼睛，就像每次劳累和每次病痛发作时那样。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声音细若游丝。两颗眼泪从睫毛里渗出，沿着光洁的面颊滑落下来。
她又在这句话里添上一个字。
“原来你是这样的坏人啊。”她的嗓音变了，几乎同男人一般粗嘎。
月光下，晶莹的眼泪流到她那还漾着笑意的唇角上，不动了，停住不动了
五
正像花蕾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一样，我们的感情还远没达到我理想中的高度，就突然夭折了。
原来，某些秘密人们应该永远埋在肚里，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一丝一毫。我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但是迟了。
我和司马丽连续十多个晚上没有见面。我反复考虑后，在一个初冬的阴沉沉的下午，到儿童医院去找勇珍。希望她能帮助我们重归于好，也许我们的友谊就像青草那样还会再生。
病房的值班室里，勇珍正在翻看患者的病历，手里握着粗粗的红蓝铅笔。
“勇姐姐。”我还沿用小时候的称呼。
她挺高兴，照例说了句：“比上次见你又高了一点儿。”然后让我坐椅子，自己站着说话。
我想着怎样把事情讲出来。最难办的是伍行浩那一节，这种坏人坏事说不出口。
“我弟弟说你在写小说。我听了甚至非常感动。”她先开口。“像你们这样大的中学生，还有很多幻想和好奇心，我很羡慕。”
勇珍的两手草草地翻着病历，漫不经心地看看有什么新的记录。“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写呢？”
我搁笔好长时间了。自从司马丽说这不是艺术以后。我决定苦读一阵，水平提高后再写。
我想了一下：“文学创作好像是下意识的精神劳动。我拿起笔，每一次都觉得是在做文字游戏。让一个个字把空白格子填满，凑够一定行数，就是一篇文章。为什么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弄不清楚。”
勇珍勉强地点点头。“现代中国小说好的不多。高尔基有句名言你当然知道：‘文学是人学’。人物性格是最重要的。《欧阳海之歌》比较好，尽管这部书的文学水平不高，但是它塑造了欧阳海的光辉形象，我们看了很受教育。《边疆晓歌》正相反。它的文字相当华丽，可是没有人物，没有意境，读者看了虽然满意，却不是好作品。”
“我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我遗憾地说。
“你真傻。写小说的人没几个读过大学文科。大学生反而写不出小说。因为小说家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大学课堂上根本学不到这些。你想，中文系教授能写小说吗？高尔基只读了几年书，他把社会当作自己的大学，用独特的作家的眼睛，观察人欲横流的世界，终于在二十四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你年纪小，不要急于成名，那是虚荣心在作怪。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不少作家都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到中年以后才一鸣惊人的。”
是的。现在我年青，二十年以后也不算老。有二十年卧薪尝胆的苦功，铁杵是能磨成铁笔的。
勇珍微笑着：“你不要太自信。搞了几十年没有成就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像冯明的父亲，名为浙江美院的教授，在巴黎镀过金。作品呢？却没有像样的。冯明拿了几幅给我看，简直不像出自成年人的手笔。冯教授自吹自擂，说这是表现主义艺术，画出了画家自己的主观世界。莫名其妙。他的作品每一幅都很稚拙。不对头啊……”她轻松地批评自己的公公。“我这些都是外行话。陆子，你倒是挺用功的……”
我感激地说：“你的话对我有帮助……”
勇珍讲到自己。“写小说应当有热情。从前我是有热情的。从医学院出来，我在妇产医院实习了一年。好几次林巧稚院长查病房，后面跟着一大群只会溜须拍马的人。可是我上前拦住她，提出对医院工作的意见。比如医生对工农患者冷淡，有些庸医技术太差。弄得这位国内外知名的权威很不愉快。那时候的热情，真是不可思议。我钻研业务，也读小说来陶冶性情。并且试着把文学知识运用在医学上……”
我兴趣盎然地听她讲。
“小孩打针。每个孩子都哭。我就想了，对那些懂一点事的四、五岁的病孩，打针之前，先讲一则童话，然后给他看注射器，说这就是童话里的仙针，能给人健康和快乐。我经常信口编些故事，开头都是：‘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只是后面各有不同。
“才能不是世袭的。儿童的求知欲，需要懂教育的大人耐心地诱发。一回，我给一个小男孩念歌谣：‘乒乓球，圆又圆，中国选手容国团。’谁知他应声道：‘乒乓球，方又方，中国教练傅其芳。’真笑死人了。根据医护分工的原则，这些不是我份内的事。可是我愿意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笑脸。
“人是会被环境改变的。久而久之，我的热情冷却了。早就听人讲，医生的职业病是冷漠，果然如此。幼儿死亡本来是最不幸的事情，在医生看来，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总要有万分之几的儿童被不治之症夺去性命。比如这个病人，”她举起一份标着“32.1”字样的病历。也就是32号病房第一床上的病人。“这个女孩患着白血病，马上就要不行了。她的哥哥却梦想妹妹还能出院……”
勇珍靠近窗户，沉思地看着医院里淡黄色和灰色的建筑物。“每天我从家里到病房，从病房到食堂，再到病房，然后回家。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似的。热情呢，没有了，到那边，到太平间里去了……”
她突然转身说：“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
我想不出今天是什么纪念日。
她有些凄凉地道：“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我不便说话，黯然地看着她。
“今年我有进步。往年今日，白天是在半睡眠状态，什么事也做不成。晚上眼泪总要洒湿枕畔。我想妈妈，每年的今天想得特别厉害。当初，有个人不喜欢我妈妈，我妈妈也不喜欢他。现在想来……”她说不下去了，“陆子，你还小呢！……我每天都接触好多为儿女焦急的母亲，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妈妈。母爱是人类最强烈最绚丽的感情。有个不足月的婴儿死去后，他的母亲当场疯了。医学上叫做‘精神分裂症’。它的发病原因不外乎突然的刺激和持续的刺激两种。
“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但她也患这种病。对我来说，她是妈妈，也是精神病人……”
人是最复杂的。
勇珍把病历马马虎虎地放回原处，忧愁地叹着气：“我去病房看看，你也来吧。”
在没开灯的昏暗的走廊里，她轻轻地哼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到后来，多余的字音全都漏失了，只剩下低切的深情爱母的呼唤：“妈妈——妈妈。”
32号病房和我们宿舍差不多大。唯一的病床上躺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尖颏的脸上色同银纸。单看这气色，就知道她生命的火快要熄了。
旁边坐着一个彪形大汉。我倒吸一口冷气。他是非常著名的地头蛇——“老畜牲”。这是绰号，至于他在户口簿上注册的正式名字，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勇阿姨，我的病还能好吗？”小女孩气息微弱地问。
“大夫，求求您。”老畜牲嘶声说。他不够二十五岁，五大三粗。头上扣着制服帽，脸很宽阔，有十来个带刺的脂肪疙瘩。嘴像兔子似的裂成三瓣。两只常干坏事的粗糙的大手，压放在膝盖上。“求您多给瞧瞧，小妹可怜。”他说得很慢，可能怕不慎带出脏字。“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她死了就不得了啦！……”他苦求着，也不管这些话给病孩什么影响。
勇珍没睬他，认真地问询了“32.1”的自身感觉。然后才看了看老畜牲。他那双较小的眼睛里，充满着哀伤。
“还好。”勇珍不动声色，“再服用一些药。”
银脸女孩仰着头，很天真地问：“阿姨，我快死了吧？”不等答话，她用嫩弱的童音，评论死亡：“人家说，死了像睡着了，这倒不错。阿姨，我比昨天疼多了，全身疼。能睡着也好。我不哭，我哥哥打群架断了胳膊都不哭，我再疼也不哭……”
老畜牲气急败坏地制止她。
“32.1”不满地嘟着小嘴：“你他妈管得着吗！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阿姨，我会死吗？”
勇珍抚摸着她的脸蛋，“你这么小，怎么会死呢？你很快就会出院的……”
小女孩不信：“我怎么不会死呢？比我小……”
勇珍不再说什么。我们一道离开。
老畜牲也跟出来，哭丧着脸，嘴里絮絮不清：“大夫，您看她……”
勇珍客气而有分寸地说：“‘32.1’的病我们治了很久了，家属过于着急也无益处。照顾病人的时候……”她又讲了许多医学专用的拉丁语。
老畜牲听着这些圆滑无用的话，似懂不懂地点头。还想再说什么，勇珍已经走远了。我和他打了个照面，他眼皮垂着，脸部肌肉伤心地抽搐着，还在说：“我等会儿出去给她买点水果，嗯嗯……”
回到值班室，勇珍胸有成竹地说：“‘32.1’不行了。她最多还有一天一夜。她哥哥哭疯了也没用。”
于是，我们又回到先前的话题：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表现，治疗方法。
正说着，门开了一下，司马丽披着一条淡灰色的围巾站在门口。她看到我像看到怪物似的，转身就走，门砰地被带上。
我喊她一声，又觉得这样不妥，便抽身追出来，跟在她后面，走出医院。
她在前面快步走着，背后拖下来淡灰色的围巾。决裂那天晚上的情景，刺痛着我的心。我停停走走。前面，司马丽正在横穿一条马路，她是从我心里走出来的，我感到这样空虚……
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跟踪女人。没经验，一点也不注意群众的观感。不少行人对我怒目而视……我径直向着那淡灰色的围巾，向着那依稀可见的背影走去，慢慢地走去。
最后，我们到了城外一处空旷无人的废墟上，我喊她的名字，司马丽这三个字在流动的冷风中颤抖。
她转过身，神情非常惊恐地看着我后面。我也往后看，只见几十米外，老畜牲率领一伙地痞，向我们走来。有几个手握明晃晃的匕首，助威地间或发出一、两声呐喊。
我猛地想起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好像没顶的大浪从四面八方涌来，前面是浪，后面也是浪！我们在下沉……
他们说说笑笑地围过来了。
这伙人大约有十一、二名，个个长得鸠形鹄面。他们不愿意在冷风里站太久，不耐烦地喊起来。
有个眼睛像鱼一样凸鼓的瘦子，心花怒放地说：“跟这主儿换换衣服！”
“手套也是好手套。”旁人应着。
其余都是针对司马丽的议论。每一句都像垃圾那样肮脏，像他们本身那样下流。
冷风中，司马丽在发抖。
“嗬，她还有条软围脖儿。俺爹一清早去扫街老是呛风，戴它一准合适。”这是某一位孝子的声音。
这种时刻必须临危不乱。我尽量自然地说：“我见过世面。如果你们手里拮据，明天把钱送到你们家里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用这些斯文话来缓和这批流氓，根本不对口径。
老畜牲一直沉默地看着司马丽。在他的小眼睛里，燃烧的欲火代替了焦愁。
“你们认识？”他略感意外。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说话。他又露出了深深的忧虑。“我总觉得勇大夫在瞒我。你说呢？我妹妹的病能他妈治好吗？”
“能好能好。保证能好。”我打包票。
他从我的话里得到一点安慰。“是嘛。我估摸着也能好。我们一块儿家去。”他充满幻想。事后我总觉得，正是这种幻想使他生了恻隐之心。
我利用这个空隙：“今天的事……”
老畜牲面孔很和善。“我不伤你。你回去，问勇大夫好。这个姐们留在这儿……”
我不愿意。他瞪起眼，“怎么不行？”说着从鱼眼睛那里接过一把本来是钳工用的刮刀，三面都有很深的血槽。他倒提着它，在空中挥出一道道银色的弧线。“你一个人滚。如果敢乱嚼舌头……”刮刀的尖刃对准我的前胸，他灵活地一舞，我的第三颗扣子落下来，而旁边没有破损。“滚！”
我不敢不服从。那个鱼眼睛探出半个身子，邀请我撞一膀子。我自卑地绕过去，不敢往司马丽那边看。挪着，挪着……
忽然，我听见司马丽发出了一声惨厉的叫喊，回头看去：她半躺半跪在地上，淡灰色的围巾像绳索似的套着她的脖子。老畜牲抓住一头，拖着她往黑暗处去。鱼眼睛那些人拍掌大笑……
司马丽完了！丽丽……
冷风吹来，我顺从风向倒在地上！
六
过了很久。天黑了，远处的人影早都消失了。我勉强撑立起来。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却又像失去了一切。我不敢想象……
到了一个三岔口上。腿软得迈不动了，看见路旁有片黑压压的树影，我摸进去，随便靠在一棵树上。这里面这么安静，风吹不进来……
我摘下帽子，用手套擦脸上的冷汗。老畜牲的三角刮刀，揭示了我性格上的缺陷：软弱和自私。唉。
“小弟弟。”后面传来很亲切的一声。
原来树影里还蹲着一个人。他在叫我。我很紧张，装没听见。
“你是等女朋友吧。”被冷风吹哑的嗓子。
“是哇。”我怕被他暗算，不能不说假话。
“我也在等一个从前的女朋友。”这人向我这边移了一下，但是整个脸还隐在暗影里，我只觉得那边好像有双转个不停的眼睛。
大约因为目的相同，他竟然和我推心置腹地攀谈起来。据他说，他是当年航空学院最著名的风流人物。在高中时就因为干了一件不好的事（从他暧昧的口吻来看，无疑是生活作风上的错误），险些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后来校方念他年幼，没有严肃地处理。然而，他把老作风带进了大学，于是干得越发得手。
开始他讲得比较拘谨，屡次用“风流不下流”这句话当遮羞布。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变得直言不讳了。
我很用心地听着，把刚才的厄遇，置于脑后。不知怎的，我挺同情他。问他冷不冷，并且把自己的手套递过去。他很满意。
“你往前伸，唔。”他接住，“今天好冷。”戴上手套，他的故事更生动了。“最后我倒了大霉。系里有个华侨出身的女同学，不少男同学追她。我以为她家里非常有钱，也参加了角逐。”他向我披露着卑贱的心理活动：“我完全是为了钱。我集中精力对她展开攻势，我们发生了关系。
“这个过程我一个月就完成了。谁知，有些华侨没什么钱。我上当了，这个女人生活水平比我还低。我上当了。本来，我可以圆满地和她分手。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操之过急了。”他不清不楚地交代了结局，“结果，我落了个不妙的下场。”
我觉得冷了。静静地等着下文。
他坦白地说，好几年来，他一直积极地准备报复这个女同学。最近，他得知这位华侨要结婚了，于是带着当年的信件，打听出那对未婚夫妇，每夜必定经过此地。他在这里埋伏着。今天是第一夜……
世界上竟有这样高深莫测的事情。
“北京市，每人平均生活费是多少？”他向我发问，想知道这次突然袭击，能得到多大的经济上的好处。
我不知道。我的社会常识这样贫乏，真不该去写小说。
他折了根树枝，借着树影里透出的微光，在地面上划着。
“两项相加等于……一年十二个月……乘以十二。”他进行着四则运算。
等他的核算告终，我问：“这么高强的手段，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说的比较详细。最初，他观察那些情场得意的男人，不是具备潇洒出尘的才子风度，就是依靠挥金如土的富贵气派。这两种人最容易使不识英雄的女子动心。但是他全靠自己的手段。他是学理工的，没时间也没必要浏览全部文学作品。而是有选择地精读了几部最著名的爱情小说，终于揣摩出一整套攫取人心的法术。他讲得玄乎其玄，我觉得可以归纳为：各个击破，得一是一。
“有些女同学非常纯洁……”我说。
“纯洁没用。越是纯洁的人，抵抗力越弱。接触一点坏人坏事以后，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了。”
我不响。这些话居然与辩证法暗暗合拍。
“你们太土。”他抨击当今的男女中学生，“你们把大街也当成交际场所，真不像话。我的一个堂妹是军区的，家住在西山，天天不辞辛苦地乘机关的车子进城。穿上将校呢或者民用料子，在西单商场那一带鬼混。她不懂文学和音乐，除了陪男朋友压马路，什么也不懂。分明是二流子……
“要知道，当年我们谈恋爱，经常用外语对话。我们都是头脑发达、精力过剩的优秀生。你们这些中学生啊。三十年代有个电影《马路天使》，依我看，在马路上选择男朋友的女生，全都是马路天使……”
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新鲜，生动。
他大发牢骚：“人类进步应当这样：住房越来越大，食物越来越好，情欲得到充分满足。”他认为人类像个大数轴，而他本人是很大的正数，需要许多负数的总和来平衡他。
这些话毫无道理。旧中国的苦难，三座大山的压迫，大家记忆犹新。所以，他的抱怨没有煽动力。
我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的谬论。
他干哑地笑笑：“嘿嘿。咱们萍水相逢，不必吵嘴。你还小呢。在社会上闯闯可以明白许多事，遇到许多有趣的人。你给我的印象很好……”
这时候，远处街心走来一对男女。他迅速地跃起，拨开枝桠观看着，喜悦地说了句：“来了！”然后拍拍我的头，小跑着过去。
我始终没看清这个人的脸。路灯照出了他的后影，在男人里算矮小的个子，有些驼背，肩上有一层白霜似的头皮屑——明明是猥琐的蛆虫般的小人。
这条蛆虫摸出几张纸。他们三人相遇后，他把纸拿给男的看，还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话。然后，然后他用戴手套的巴掌，打了女的一记耳光。那个女的受了侮辱，双手捂着脸。男的像筛糠似地浑身哆嗦，没有抗议……他们一同折回去，在寒风中，那条蛆虫昂首走在前面……
夜深风紧。我被镇住了。这个小人多残忍哪！哦，他弄走了我的手套，也给我留下了一些值得藏入记忆的话语。
半夜了。我还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胡逛着。人在困难时格外需要朋友，今天晚上勇人在哪儿？
在一条寒酸的死胡同里，我看见有个门上钉着“公用电话”的铁牌，没想就进去了。
屋里挺干净。中间生着煤球炉子，很暖和。电话机安放在长桌上，美观的毛笔字写明每次通话的费用：四分。桌上另一头放着个便碟，里边盛着豆腐干，油爆豆。旁边还有一杯兑过蒸馏水的白酒。这家的老头子还没睡，我进来之前，他正在独自喝酒。
老头说他儿子病了，要我打电话时小声一点儿。在角落的大床上，里边按北方农村的章法，堆着夏天的衣物。外边睡着一个小伙子。我觉得眼熟，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伍行浩！
深更半夜，我意外地闯进老伍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