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命 如 歌
--读迟子建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
沈媛

读了迟子建的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心不时像是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水流击中, 那些温暖或是冰凉的水流渐渐弥漫了我的眼，弥漫了我的四肢，那种熟悉的蓦然的疼痛仿佛在提醒我：这些文字已经抵达了内心的最深处。

王蒙说过，“是那冥冥中的伟大写了《红楼梦》。假曹雪芹之手写出了它。”那么，我相信，同样是那“冥冥中的伟大”借迟子建的手写出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可以想象评论家会用怎样的语汇来评价它，“一部鄂温克民族的百年血泪史，”“一部少数民族与社会抗争的历史”，“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巨作”，“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他们或许并没有错，但是我想，如果作家听到，她一定会摇头轻叹。

作家韩少功说过：“有的小说本质上是新闻，有的小说本质上是诗。” 《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一首诗，一首关于生命，爱情和死亡的长诗。只有诗里才有那么多让人惊叹的意象，只有诗里才有那样的激情和悲怆，只有诗人纯洁如婴儿的眼睛才能将生命里的至纯至美以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记录下来，化成河流，大山，清风，化成雨后森林里清香湿润的空气，悄悄触碰我们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

从小生长在大兴安岭里的迟子建无疑是幸运的，她的生命从一开始就被清风流水，日月星辰充满着，围绕着，她选择了这个她最熟悉的场景作为整个故事的发生地，整整一百年，几代人的情爱和生死就如同一条又一条的细流，有的呜咽，有的欢快，有的惊天动地，有的悄无声息，最终却都缓缓汇入他们的母亲河—额尔古纳河里，绵延不息。他们的生命来自于这条河流，他们的魂灵终要回归这里。

故事由“我”，一个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娓娓道来。从“我”出生讲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奇异的鄂温克民族的生活的长画卷， 他们狩猎为生，住在“希楞柱”里，“以天为盖地为庐”，奉森林，自然为神灵，驯鹿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他们与外界绝少来往，只有在每年几次迁徙的过程中用猎获的毛皮和外来的商人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他们的故事像他们赖以生存的森林和自然一样，有和风煦日，也有雷鸣闪电，石破天惊。小说从“我”的幼时所见讲起，人物错综复杂，线索众多，如果说作家以前的作品像是紧凑明亮的水粉画，那么这部作品更像一幅色彩浓重的巨幅油画群像。

留给幼时“我”最深刻印象的是跳神的尼都萨满，也就是“我”的叔叔，击打着神鼓，轻身起舞，祈求神灵，让一只驯鹿代替奄奄一息的姐姐去了一个“黑暗的世界”。鄂温克人相信有神力的萨满会保护他们的氏族，当一个萨满去世三年的时候，必定会有另一个人具有了神力从而成为新的萨满。小说里“我”的氏族中先后有两位萨满，我的叔叔和弟媳妇妮浩，他们成为小说最重要的主线，两个人都具有非凡的神力，从而“主宰”着众人的生死。 “我”在讲述了很多故事后说：“我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生的，死时却各有各的走法。”

事实上，死亡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强劲的主旋律，太多太多的死亡，有因为爱，或者因为恨，没有出生便被扼杀的，有因为绝望的爱情在舞蹈中结束的，有被雷电击中的，有被黑熊撕碎的，有经历了一生的苦痛而怨恨而死的，有被河流吞噬带走的，有因为去摘树后的百合花而被毒蜂蜇死的，有吃了毒蘑殉情而死的，还有满怀寂寞跳崖自杀的 ... ... 每一桩都惊心动魄，每一种都让人叹息。按照鄂温克的传统，死去的大人是要“风葬”的，选择四棵挺直相对的大树，将木杆绑在树干上，做成一个平面，人的尸体放在上面，并覆盖上树枝；而夭折的小孩子却是要被装在一个白布口袋里，放在向阳的山坡上。我想那一定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来自于自然，死去后当然也应回到自然中去。

因此，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拥有“神力”的萨满自然就成了连接人和自然的一个重要纽带，他是“人”中的一个，甚至是氏族的酋长，却因为拥有自然赋予的魔力而变成一个无上力量的符号，主持着族人的葬礼，婚礼，降生礼，被大家仰望，替族人祈福。小说中作者不惜笔墨，多次描写萨满跳神的场景，那神衣，神鼓，神帽，神裤，法器，装着氏族神偶玛鲁神的?皮口袋仿佛一再渲染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而当萨满击着神鼓激情起舞时，俨然就是最虔诚的宗教仪式。萨满可以使生病的驯鹿好转，可以让伤口消失，然而，他却最终无法违抗“神”的旨意，无法拒绝上天的召唤，更多时候他们只有目睹死亡，或者，以自己的孩子的死来换取别人孩子的生。小说中无数次地重复着这样牺牲一个生命，才能挽回另一个生命的故事，尤以妮浩为甚，一方面，她是萨满，拥有可以和上天“对话”的能力，另一方面，她和丈夫情深意笃，生下可爱的儿子和女儿，给他们取名为“百合花”，“黑桦树”，却为了拯救族人，一次次牺牲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甚至为了拯救因为饥饿而来偷驯鹿的少年，不顾即将临盆，倾尽全力舞蹈，少年死而复生，她腹中的胎儿却再也没能来到这个世界。而另一个萨满，尼都叔叔，则是因为在痛失爱人之后突然具有了神力，而在爱人死在篝火堆旁之后，在一个痛彻心肺的葬礼后又突然失去了神力。具有神力的萨满几乎目睹了所有的死亡，因此小说自始至终被一种神秘的气息笼罩，仿佛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一切。萨满可以造福族人，是有神力的，令人景仰的，然而面对那些人世巨大的孤凄，却又束手无策。作者借萨满表达了人在命运面前虽百折不挠却终不能永生的结局，和生者在无法跨越的界河前的无助。

临近结尾时，老迈的萨满妮浩在一场大火发生后，最后一次披上神衣祈雨，“她跳了一个小时，空中出现阴云，再跳一个小时，浓云密布，再一个小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在每次为了拯救别人，而不得不送自己的孩子到那个“黑暗的世界”去的时候，妮浩都会给孩子们唱神歌，比如：

“孩子呀，孩子，
你千万不要到地层中去呀，
那里没有眼古刚，是那么的寒冷。
孩子呀，孩子，
你要去就到天上去呀，那里有光明，
和闪亮的银河，
让你饲养着神鹿。”

比如
“世上的白布口袋啊，
你为甚么不装粮食和肉干，
偏偏要把我的百合花揉碎了，
将我的黑桦树劈断了，
装在你骯脏的口袋里啊！

“ 这次，她唱着
“额尔古纳河啊，
你流到银河去吧， 干旱的人间 ...“

“她最终唱着这首没有唱完的神歌，倒在她祈来的大雨中结束了生命。”

如果说死亡是萦绕在小说中最强劲的主旋律，那么爱情，或者生命最原始的力量就是这主旋律的副歌，我们的主人公们且走且歌，从没有停歇，那歌声回荡在山林中，时而温婉悠扬，时而苍凉哀伤。

最浓墨重彩的是尼都萨满，我的叔叔的故事，而这故事的序曲则是“风声”—“我”很小的时候，在“希楞柱”的深夜里听到夹杂着父亲和喘息和母亲的呢喃的“风声”，这个意象其后在小说中多次出现。D.H.劳伦斯曾说过：“性是两个生命最亲密的接触”。那充满爱意的接触浓缩了那么多语言不能表达的情感，而那些饱含着爱的声音被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比作强劲有力，或柔和或急促的风声，这是多么优美的表达！父母的感情很好，但是父亲却不知为何和叔叔很少来往。叔叔没有女人，阴郁寡言。一切在父亲意外去世后出现改变，原来叔叔一直爱慕着妈妈，一个精明强干，爱美到等不及夏天来临就要穿裙子的女人。妈妈对叔叔的爱没有回应，直到叔叔将用两年中打到的野鸡毛精心做成一条曳地的长裙送给她，那一定是一条每个女人梦想中的，包裹着爱人柔情的裙，母亲终于动了情，却不得不迫于氏族的规矩和叔叔形同陌路，两人在这样的重压下逐渐枯萎，疯癫。几年后，母亲在儿子婚礼的当晚突然神采飞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众人面前穿上叔叔送给他的色彩斑斓的羽毛长裙，在篝火堆旁纵情舞蹈，从夜黑跳到黎明，最后倒在篝火的灰烬边，离开了这个她爱过，也许更恨过的世界。后来，“我”结了婚，在生孩子的时候才听到那个大家讳莫如深的故事，原来年轻时母亲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同时吸引了父亲和叔叔，并最终因为父亲赢得了射箭比赛而嫁给了他。母亲因为跳舞而赢得父亲的爱，却不能厮守终生，又因为世俗，最终不能被爱她的男人拥有，终于在目睹有情人终成眷属时，怀着数不清的悲愤，无助和绝望，用这样惊心动魄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原来，爱情从来都不是有因就有果，最美的爱情可能正是最烈的毒酒，而爱着的人们却心甘情愿，一醉方休。

和母亲相比，“我”的生命无疑是丰盈的，充满了美丽的际遇。因为迷路而误闯别的氏族，遇到第一个丈夫拉吉达，“当我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制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强劲的风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然而“拉吉达那天说了好几个‘永远’，很像誓言，而誓言很少有永远的。”在一次外出找寻驯鹿的过程中，他因为疲劳而睡着，最终冻死在马背上。后来，在战火中，“我”又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个男人，另一个氏族的酋长瓦罗加，真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关于情爱的文字读过无数，其中女作家的描写多以细腻感性见长，但是迟子建是生长在清风流水，日月星辰里的，因此她笔下的情爱早已跳脱文字的局囿，清新温润，疏朗大气，比如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瓦罗加的怀里了。每个男人的怀抱都不一样，我在拉吉达怀中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缕穿行在山谷间的风；而在瓦罗加怀里，我感觉自己就是一条畅游在春水中的鱼。如果说拉吉达是一棵挺拔的大树，瓦罗加就是大树上温暖的鸟巢。他们都是我的爱。”
比如：

“我们互相亲吻着，激情终于像浓云背后的雷声一样轰隆隆地爆发了。瓦罗加伏在我身上，他就像一片醉人的春日阳光，把我融化了... ... 当我被欢乐浸透，软绵绵地躺在瓦罗加的怀抱中的时候，我觉得瓦罗加就是我的山，一座挺拔的山；而我自己轻飘得就象一片云，一片永远飘在他身下的云。”

可惜，这样的水乳交融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镜头拉远，在这幅长画卷上我们看到因为始终不孕而终日愁眉不展的哈谢和玛利亚夫妇；看到忧伤美丽的俄罗斯少妇娜杰什卡，她曾被后来的丈夫伊万从皮条客手中夺下，后来结婚生子，却因为害怕日本人来骚扰而带着孩子远远逃离额尔古纳河；看到因为错嫁了不爱自己的丈夫而饮恨终生，以拒绝他的求欢而折磨他，折磨自己的依芙琳，看到因为爱上妮浩却没有开口，错失因缘，最终在和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子的婚礼后自尽的金得；看到善良勇敢却在战马背上被震碎了睾丸的拉吉米，看到爱上同一个女子的兄弟，看到失去各自爱人的姐妹，看到欲爱不能，欲罢不舍的痴情儿女，看到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看到阴差阳错，恨不重逢。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支不同的歌，这些歌开始各自眉目清晰，逐渐交错纠缠，慢慢汇成一支生命的副歌，莽莽苍苍，无远弗届 ... ...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另外一条主线，正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小说一开始就提到，鄂温克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桦树皮做的桶里保留着一团火，“我”的母亲结婚时得到了这样一团火，又在把这团火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我”，而“我”自得到那团火开始就从未让它熄灭过，在这团“比我还苍老的火”里，“我”看到了母亲，看到了叔叔，看到了那些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人，看到了他们的故事。这“火”，就是氏族之火，生命之火，“我”就像一棵树，那些生命中曾经亲爱的人就是树上的枝桠，他们一个一个，乘着河流的风走了，可是树上又发出了新芽，又有了新的枝桠！读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知道迟子建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作家，因此才能被引领，驶离悲痛的漩涡，超越个人伤痛，并化为对生命本身的大的悲悯和体恤，因此，才有了这样温暖的一团“火”，照亮生者的前路和逝者的去路。正如作家苏童所言：“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着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到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 从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魔幻、神话、宗教的元素，甚至爱情，死亡本身便都找到了解释。

事实上，迟子建不仅是诗人，也是出色的画家，她用大自然赋予她的充满灵性的眼睛看见了百合花上的露水，看到了埋在雪地里的红豆，看见了金色的河流，看见了对山谷点头的夕阳， 看见了女孩子身体里流出的“青春的泉水”。整个小说充满了让人惊叹的色彩和画面，那么强有力地跳出来，像是一阵阵潮涌，不断冲击着我们的视觉。也因此，她让“我”变成了一个画家，用赭红色的泥土在岩石上画出了驯鹿，神鼓，画上自己心爱的男人，

“我一直画到太阳落山，当夕阳把白色的岩石和流水镀上一层金光的时候 我已经为即将来临的黑夜升起了一轮圆月和七颗星辰。

“ 这些文字，这些画面让我们想起图腾，想起最虔诚的顶礼膜拜，想到原始人对生命的崇拜和神灵的敬畏。有人评论说：“迟子建的文字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我想，那是因为自然赋予她无限的灵感和激情，她是那么深情地爱着那片土地，因此世间所有美好的一切都可以是露水，是夕阳，是白云，是星辰，《额尔古纳河右岸》全篇贯穿着对自然近乎迷恋的热爱，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民族的史诗，毋宁说它是一首自然的颂歌，生命的颂歌。所以，在知道他们赖以生存的山林要被采伐，驯鹿因为“破坏植被”而要被迁下山去圈养时，子建是那么忧伤，她借“我”的口说道：

“我很想对他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如果森林之河遭受了污染，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掠过的缘故呢？”

我想，如果要把作家分成几类，或者几等，如果说大多数作家是用笔写作，用大脑写作，少部分人用心写作，那么迟子建就属于那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她在用生命写作，用灵魂写作。

令人称奇的是在这样一部作品里，除了魔幻，神话，写实，浪漫，除了有那么多或明或暗的线索、情节，还有把它们完美地贯穿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元素---时间。从清末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土改，从建国到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迟子建当真是一个最好的storyteller，最好的叙述者，这个“乌托邦”样的部落随着年代的变化也被迫发生着变化，历史变迁的印记巧妙地打在每个人身上，却又浑然天成，不留痕迹，比如，若不是日本鬼子把男人们拉去受训，拉吉达就不会走两天的山路而疲劳而冻死在马背上，若不是达西一直保存着日本人留给他的地图，就不会在文革初期和伊万惨遭牢狱和断腿之苦，最终饮弹自尽；若不是开始“大跃进”，就不会有大量伐木工人进驻，从而导致我们被迫下山，等等。其实，小说临近尾声，男主人公看似无意的一句话，才是真正的“文眼”...

“（电影）放映员说，我真羡慕你们的生活，这样的和谐，就像世外桃源。瓦罗加长吁了一口气，说，世上哪有世外桃源呢。”

是啊，哪里有世外桃源，哪里是世外桃源？哪里没有这些折人心肺的际遇，哪里又是那个“明亮的世界”？

最终，和“我”年纪相仿的人大都去了另一个世界，剩下的人自愿集体迁往山下定居，而“我”则执意留在山上，留在有清风明月，能看见白桦树，能听见风声的地方。小说的结尾是让人无法不湿了眼眶的，

“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它莹白如玉。它微微弯着身子，就像一只喝水的小鹿。月亮下面，是通往山外的路，我满怀忧伤地看着那条路 ... ... 安草儿惊叫道，阿帖，木库莲回来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鹿铃声听起来越来越清脆了。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音箱里一直响着的是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和意大利著名盲人歌唱家Andrew Brocelli合唱的“Time to say goodbye”, 〈道别时刻〉，两个世界级的男女高音合唱真是天籁之音，然而在激情迸发，长达10秒的高潮部分之后，音乐却悄悄平静下来，女声轻柔, 如泣如诉，“ 那些漂洋过海的船只，它们早已不复存在，而我，将和你一起。”

在这样的时刻，子建并没有开口，而我却分明听到了她的声音，来自这波澜壮阔的音乐落幕后她轻轻的一声叹息，那么轻，那么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