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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部落最后的日子
申维

马兰，你好！

我向你说说“草原部落”的事吧。你们生活在海外的人啊，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关注着这块生养你们土地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在这儿，许多人战斗着，他们是你的同胞中最优秀的一伙人。他们的个人努力说起来是微不足道，然而众多人的努力，汇成了一条不可改变的大河，最终促成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大体现，在于对一些常识性问题的认知。从前模糊的东西明晰了。贺雄飞先生无疑是这伙人中最为努力的一个。

贺雄飞是一个来自内蒙草原的汉子。他创办的民营出版机构的名称就叫“草原部落”。他被人们称着酋长。“草原部落”被有识之士们称为世纪末的《新青年》。部落的四周麋集着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最具有真知卓见的思想者。酋长说：“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他们是一群痛苦的人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重新提起酋长这个人和他的“草原部落”。因为在思想解放这条战线上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和为之所作的牺牲。

龙年春节刚过，我接到酋长从内蒙呼和浩特打来的电话。他说准备出我的长篇小说《中国病人》。他说他还没有认真地读我的小说，但是他的助手J很喜欢我的小说。他让我立刻去北京，帮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说起J喜欢我的小说，纯粹是偶然。“草原部落”本来没有出小说的计划。他们曾经出过一、两本，但并不理想。向来选题较严的酋长早就把我的小说Pass了。J偶然翻阅时，恰好看见我书稿中的一句话：“主啊！让我在黑暗之中看见光明！”J是一个诚信的基督徒，自然就被这句话吸引。他看了后就一发不可收地喜欢上。这也算是缘分吧！

我蜇居在扬州已经很久，所以对外边的世界有一股安耐不住的好奇。我是正月十五去的北京，碰巧赶上春运高峰，本来十几个小时的路程，竟在火车上呆了20几个小时。我到了北京站是凌晨一点，就被扔在车站广场。这时间是哪儿也去不了的。车站广场上有拉客的黄牛，说15元就可以住像样的房间，住宿的地方离车站很近，可是，等我们上了一辆小中巴后，车子发疯似的开，竟然开到了芳星园。芳星园是公安部群众文艺出版社和《啄木鸟》杂志的所在地。我的同学张旌就在《啄木鸟》当编辑部主任。当然，这时候关键的还是住上一晚，何必这时候去打搅别人呢？

黄牛把我领到一个六层的地下室里，然后在通风的过道里给我搭了一张铺，说这就是我住宿的房间。铺上只有一条很薄的被子，而且靠着潮湿的墙壁。过道里阵阵阴风，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那环境你说没法睡吧，可你旁边却睡着一排的人。大家都安于现状。我用被子裹着身体卸寒。我旁边有一个农村妇女和我搭腔。她说她钱被偷了。她已经几天没吃东西。她丈夫去唐山取钱来赎她……我就给了她50元，想让她安静下来，可她拿了钱后似乎更不安静，不住地感谢我，说如果我要是冷，可以睡到她的床上。我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

我迷迷糊糊刚睡着，就听见女人的嚎哭。一个男人在殴打自己的女人，拳打脚踢。女人跌倒在过道的地下，衣不遮体，脸上全是血，可手还是牢牢抱住那男人的脚不放。男人揪住女人的头发。后来，在众人的劝说之下，男人终于住了手，回到木板隔的小屋里。女人也抽泣着跟了进去。这鬼地方像一个地下王国。我就是我们脚下的土壤。这是我到“草原部落”之前上苍安排的一段小插曲。

中午，我赶到黄村。“草原部落”新搬的家在兴涛社区。这是京郊的一个贵族居住区，封闭式的管理，警戒森严，完全是西化的管理模式，让你觉得生活在国外。小区里进进出出全是高档轿车。傍晚，遛狗的妇人们牵着西洋犬，有的值好几万。我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觉得酋长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如果单单是这样，他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太值得我留恋的。当今社会成功的商人很多。大街上的暴发户像粪坑里的苍蝇满天飞。后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

我到“草原部落”的前一天，酋长有急事，赶回内蒙去了，好像是家里什么亲戚结婚。后来，有半个月的时间，他近乎失踪，连个电话也没有。我从J口中知道事态有点严重。因为外界传闻颇多。我终于了解到这几年“草原部落”做了些什么？我已经感受到“草原部落”还能存在，纯粹是一个奇迹。

“草原部落”的出名首先在于它推出的一套“黑马文丛”。这里边有现在大名鼎鼎的余杰和摩罗。贺雄飞看中他们时，他们还只是一些不出名的青年学子。余杰被称为今天的鲁迅，特别是在高校学生中拥趸者甚多。余杰前不久因与余秋雨的“二余”之争而沸扬了一会儿，可见少年老成，功力非同小可。摩罗被称着中国的别林斯基。酋长分别推出了他们极畅销的几部书。余杰的《冰与火》，《铁屋里的呐喊》和摩罗的《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另外还有孔庆东的《四楼207室》，毛成志的《昔日的灵魂》，张伟建的《深呼吸》，朱健国的《不与水合作》，谢泳的《逝去的年代》。这套“黑马文丛”的出现对中国的年轻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反映强烈。

接着，“草原部落”出版了《历史先声》。这本书的编者未作一字，全文均选摘自《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社论》。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自由和民主的承诺。其中一些兑现，而另一些远未兑现。《历史的先声》在海外反映强烈，法国和英国的许多电台都予以了报道，而这些事的当事人，书的主编酋长竟一无所知。估计是好事的留学生们干的。有人说酋长干的漂亮，而他却更加惶惶不安。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动机和目的，更没有什么背景。他出这本书纯粹是觉得中国有必要加强自由、民主和法制的建构。

另一本引来麻烦的书是北大钱理群教授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这本书在“两会”期间引来《教育报》和《文艺报》的整版发难。我和钱先生曾有一面之缘。我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期间，钱教授曾经来给我们开了两节课的讲座，讲鲁迅的《野草》。近年来，鲁院所请的教师水平较差，而钱先生是其中唯一让人难忘的，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一生中碰见过的讲课最好的一位老师。我想关于钱老师的人格和文品，有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北大学生们更有发言权。

《教育报》和《文艺报》的两篇批判文章，与其说批评，不如说是威胁和恐吓。在《文艺报》的题为《拯救还是戕害》的文章里，署名凡夫的作者说，“《审视》这本书是去年4月出版，这正是美国和‘北约’大举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过不久，美国疯狂轰炸我驻南使馆……恰恰这时候，《审视》一书出版，”牵强附会之极。一本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书，竟然和美国轰炸我使馆挂上了勾。作者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又与当下的形势挂靠，把《审》比着是**功一样的歪理邪说。作者在文章结尾处说出了其写作的目的。作者说，“《审视》一书的策划者们不仅要为自已的声音争得一席之地，而且要席卷全盘，取而代之。”原来，作者所担心的是别人“取而代之”。因为担心别人“取而代之”，所以，就得借助政治的力量，强行给你嫁接罪名，以求得“实际解决”。这当然不是什么新招，对于历经“**”的人来说，这种招术只是“温故知新”罢了。

再比如，《教育报》题为《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文章。该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节中，批评《审视》所说的“中小学长期以来没有哲学课……”该文反问道：“难道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哲学？”我想作者可能对哲学的基本概念没有弄清楚。“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一切哲学派别按照对这一问题材的不同回答，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很明显，是哲学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了哲学。作者要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应当多读一读马列主义著作，或者说，至少在大谈哲学之前，也该弄清什么是哲学？很快，出版《历史先声》和《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两书的汕头大学出版社，受到停业整顿的处理。

“草原部落”的最大贡献是出的一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存，分别是：钱理群的《拒绝遗忘》，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徐友渔的《自由和言说》和秦晖的《问题与主义》。这是近几年来，除了王小波之外，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精粹的一部分。大家都知道，中国思想界存在着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这本是庙堂里的争论，而现在，部落竟将这样的争论呈现在国民面前，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什么是自由主义？在此之前，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就是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说，迟到早退，背后议论，或者随地吐痰。

酋长在他选编的《名报名刊精选》的选题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倾向性。他较为倾心于一批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在《天火》（上，下），《风雨敲书窗》，《边缘思想》，《边缘记录》，《边缘感觉》，《守望灵魂》，《世纪论语》，《今日思潮》等书中，较为偏重顾准，曹思源，刘军宁，李慎之，王元化，林贤治，王小波，谢友顺，周实，鄢烈山，谢泳，和钱、朱、徐、秦等人的文章。

我们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酋长的消息，就很替酋长担心，怕他出事。J对酋长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多种可能性的猜测。他担心酋长被捕，或已经密秘处决，或者人为地制造了车祸，再或者酋长跑往国外。而我认为从中国当前的大气候看，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文革”毕竟已经离我们远去，谁都不愿那样的日子重演。中国也确实是在进步，少数几个人是阻拦不住历史车轮前进的。

夜里，我们会接到一些电话，打听酋长的动向。从外界传来的小道消息看，多数情况不太好。气氛真的有点儿紧张。我们甚至做好被捕的准备。有人说，中宣部点名批评酋长了。有人劝酋长不要有什么动作，因为在此之前，酋长刚刚在北京某酒吧招集了100多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会。当年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和周总理的秘书李慎之主持，影响闹得很大。有传闻说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受到了批评，（李慎之和王元化有“南王北李”之称，是中国南北两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社科院的刘军宁被免除工职，清华大学的秦晖被解聘，徐友渔受到审查，钱理群受到批判等等。好像下面就该轮到酋长了。

我在“草原部落”的主要任务是审稿，主要审文艺类。酋长和J的长项是社科类的理论性文章和散文随笔。他们对小说和诗歌并不内行。从他们前期出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这一点，而他们出的思想性读物是全国一流的。我审稿的标准是力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我不在乎你写什么，而在乎你怎么写。小说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粗糙的作品遭到了枪毙。我枪毙的许多稿子中，其中也有内容感人之作，但因整体效果不好，或者说不太像小说，而遭淘汰。

比如，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但是他的小说存在着某些先锋小说家的通病。他们总是把简单的东西说的很复杂，而把复杂的东西说的很简单。我觉得缺乏分寸。同时，他们又故意地把事情颠来倒去，故弄玄虚，让人不明白，这样，就制造出所谓的后现代技巧。我认为小说这门艺术总有其最根本的东西，必须保留的东西。如果一味求新求变，那就不是小说。鲁迅说，中国是最大的文字游戏国。游戏也是有规则可遵循的。

遇罗文是遇罗克和遇罗瑾的弟弟。他写了一个小说叫《复仇者》，故事说的是“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全村50来户全部被杀，只有一人得以意外逃脱。这个人在外流浪多年后，开始了他的复仇，仇人一个一个被杀，总共杀了13个人。我对遇罗文先生说，复仇的真实意义在于精神上的消灭，而不是仅仅止于肉体消灭。比如，哈姆莱特很可以一刀杀了仇人。他为什么还要请戏子来宫中演出呢？为什么还要在悬崖边作大段独白呢？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在于更注重精神的层面。

还有一个作家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可能是一个部队作家。他写的是他受人污陷，在狱中的生活。他有生活体验，狱中生活写的生动，许多经历常人很陌生。可惜像所有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一样。他们以为写什么很重要，而经常忽视了怎么写这个问题。他们的文字粗糙，语言不流畅，完全不顾及小说的艺术性。这些人就像现在的那些所谓新现实主义作家一样，生命力也有限，只是一些应时应景之作。

我看到最好的小说是青海陈士濂先生的《槐树王》，语言棒极，可以说是中国的普鲁斯特。他通过一个小孩子的目光和心灵感受折射出一个家族的兴旺和没落，从另一个层面反应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时期的社会风貌。这是一个从形式至内容俱佳的作品。我记得酋长曾经问我，你说你的小说和陈士濂的小说谁好？我说陈的好，我不及他。酋长说，两部只能出一部，你说出谁的？我说，出我的，但是，陈的确实写的比我好。酋长对我的回答大加赞赏。后来，中国作协开会期间，我们见到了陈先生，一个60岁和蔼可亲的小老头，一生结过三次婚。他是浙江人，支边来到青海，就一辈子呆在青海了。他给我看他6岁小女儿的相片，让我忍俊不禁。

我在草原部落呆了近半个月。有一天下午，我听见外边人声噪杂，知道酋长回来了。酋长刚从呼市回来，拖家带口，领来了一大帮人。他长的虎背熊腰，满脸豪气，穿着一件破旧的牛仔棉袄，一双满是灰尘的皮鞋。他比从前更胖，走起路来像一头北极熊，一摇一摆。他眼睛细的只剩下一条线，眯缝着看人。我说这是一个标准的蒙古利亚人的脸形。我上回见到他还是三年前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小酒店里。那是夏天的夜晚，酋长扛了一大包的东西要往呼和浩特赶。他像一个贩牲口的，敞着怀喝酒，大嗓门说话。他请我和诗人江小鱼喝酒。他告诉我，他从前是研究犹太史的。当时，他还只是编编什么《十大犹太商人》，《夫妻兵法》之类，还没有什么名气。从那之后，就名声鹤起，是京城民营出版商里最成功的一位。

酋长回来后，部落里就成了一个快乐的动物园。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饭菜全是用脸盆装，像是莫奈画的《草地野餐》。酋长和我们大家吃同样的食物，绝没有特殊化，甚至他的女儿咪咪和夫人也和别人没区别。他们吃饭只注重营养，不注意口味。部落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村落，好像还停止在氏族社会。部落里除了我和J两个编辑，还有三个打字的女孩子，五个搞发行的，一个驾驶员，一个当会计的天津老太太，还有一个刚从内蒙领来专门搞校对的。

三个女孩中有两个是河北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我记得其中一个叫小常的女孩，平时很少讲话，有一回听说她妈妈来北京看她了，激动的流着口水哇哇叫。从内蒙来的小陈年龄较大，有23岁。她一边打字一边听随身听，每到周末就进城，看得出她急着要嫁人。驾驶员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他因为在家里和小混混在一道，家里人不放心，就送他来这儿开车，到京城来见世面、学本事。天津的老太太经常对我说起她家从前是一个大户人家，在天津卫怎么了得，可解放后就倒了大霉啦。她也就吃了不少苦。那个校字的姓车。我们喊他车校对。酋长说他校对像车一样迅速、准确。车校对是一个残疾人，小时候掉进冰洞里，一条腿冻坏了。他是我们中年龄最大的，快60岁。

大伙儿都是打工的，同病相邻，而且酋长实行的是分块管理，所以，没见谁和谁之间闹别扭。他们认为我和J是有知识的人，就对我们格外地尊敬。这在其它地方较少见。我们也没有盛气凌人之处。他们分为两人一组，轮流值日，扫地，烧饭，买菜，洗衣服。只有我例外，因为我是草原部落的客人。有一回，我向他们卖弄了一手淮扬菜，可是效果不理想，看来各地的人口味不一样。他们很少吃水产，甚至蛋禽类的也很少，而只是吃羊肉，喜欢把几样菜和在一块烧，大杂烩。常吃的是白菜，粉丝，土豆丝和羊肉丝一锅端。酋长蔬菜吃的少，就天天吃维生素C药片，就像吃炒豆子似的，每天往嘴里塞上一把。

傍晚吃过饭，我们沿着社区门口的一条小路散步。酋长走着，忽然背部骚痒难俟。他就请我帮他挠挠。我也没多想，就挠了几下，忽然见J在一旁笑，就知道落下了话柄。你想，将来说起来，扬州才子申维为了请酋长出书，给酋长挠痒。这可是载入历史的事件，就像当初秦王请赵王击釜一样。我说，J也该挠一下，这样，就扯平，不落下话柄。酋长说，没想到你们把挠痒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快成历史事件。

酋长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他手下的这些人，手上的活刚熟练，就闹着要走，而且似乎越是好的也越难留住。全是短期行为。J想着去读上海大学朱学勤老师的研究生。内蒙的打字员想着回家谈恋爱，早点儿嫁人。她担心再在京城呆下去，回家时就老了，没人要了。酋长没法子，只好把我们这些作者请来临时客串。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

J对酋长的评价是一头牛。这一方面指酋长是一个工作狂，没日没夜地干活；另一方面指他生活简朴，吃进去的是草，吐出来的是奶。当然，酋长有别墅，有车，据他自己说，几年来挣了上百万，但是，他不同于平常意义上的大款。他似乎勤俭节约，生活简朴与生俱来。他吃着粗茶淡饭，穿着不修边幅，生活节制，从没见他去过什么娱乐场所。“草原部落”的生活就像庙里，再这样下去，就快成了清教徒。这儿没有电视机，听不见收音机声，更不见扑克、象棋、麻将之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部落里唯一的财富是从各地源源不断寄来的稿子。看稿子和讨论文章是唯一的消闲和娱乐。

有时，夜半更深，酋长会跑到我们屋子里来，谈论他刚刚读的某部稿子，谈论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他对某些人借助名人效应出书很反感。他说中央电视台某资深播音员出了一本书，利用电视台的传媒炒作，竟容不得半点儿批评。某人说，他为共和国广播了几十年，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共和国。王小波说的真好，好的作品需要批评，坏的作品需要炒作。他说他准备出一本《五人墓碑记》，对赵忠祥，余秋雨，王朔，牟其中，梁晓生等展开批评。

酋长认为谩骂不成为批评，对西川等人以骂来扬名很不满。当时，有人让我写一篇骂“三余”的文章，说余秋雨插队时生了两个弃儿，一个是余杰，一个是余华。酋长说，这样的文章纯粹是瞎扯，是不负责任的痞子语言。他对王朔的《无知者无畏》这样的书名很反感。他说，在当今时代提倡无知、赞扬无知是可耻的，是非理性的行为。如王小波所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非理性时代。

酋长很赞同朱学勤对王朔的批评。朱认为王在批判主流意识形态问题上采用的方式是，“我要让你矮化，就自己先蹲下去矮化。”如，“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不要把我当人。”酋长特别推崇顾准，朱学勤，林贤治，钱理群等人的文章。有时，拿着他们的文章反复读。哪一篇好文章是他选中，就十分得意，拿来炫耀，证明自己的眼力。

顺便说一下清教徒的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从前在扬州，周围是一帮酒肉朋友。我们的生活下午两点泡浴室，晚上喝酒，然后去舞厅，或打麻将至夜里两点，再后来就一觉睡到次日上午十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十分之三泡舞厅，十分之三泡澡堂，十分之三泡牌桌，还有十分之一干私活。我落了一身的病，纵酒纵欲过度，澡堂子依赖症，失眠和神经衰弱等，可是，这些病症在这儿，全消失了。所以，我至今很怀念“草原部落”的生活。

周末，我和J一起进教堂。我们先坐车到黄村，然后再转车到一个乡村小教堂。教徒们都是从很远地方赶来做礼拜的。我还记得牧师领我们祈祷时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智慧吧，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治理好我们的国家，引领着我们的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替这些领导们祈祷吧……”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啊，没有谁不希望国家富强，没有谁不希望人民生活改善。神赐福黎民苍生！

我曾经问过酋长，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商，是否有什么主导思想？还是歪打正着，碰运气，市场火什么就“操做”什么？酋长的肥手在空气中挥来挥去，他只有兴奋时才如此，扯着嗓门说：“男人搞女人叫‘操’，女人搞男人叫‘做’。虽说现代市场离不开‘操和做’，但你没有特色，没有主导思想，你同样不能成功。草原部落提倡的是王元化先生在《学术集林》创刊号上说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我们就是要在当今时代提倡‘人性、理性、智性”’比如，近期出的‘知识分子文存’。如何把思想推向市场，让饱满的种子撒向人们贫瘠的精神家园？市场走俏的不应该仅仅是可口可乐、麦当劳、黄色小带、流行歌曲。市场是一个开放平台，有多方位、多层次的需求，只要你有自己的特色——‘比较优势’，你就可能生存。”草原部落是要当思想者的“媒婆”。我们要用一流的作品，培养出一流的读者，而不仅仅把读者视为消费者。

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酋长引述了朱学勤先生在《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中的观点：“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我记得谢友顺写过一篇《当自由主义处于弱势的时候》，其实，在中国，这个具有东方专制主义色彩的社会里，自由主义一直都是处于弱势，从未强势过。从“五四”胡适等人起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近百年的运作中，不是强化，而是丧失。李慎之先生说：“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

今天，新左派的得势说明其拥有更广大群众的基础。我们的民众奔小康而去，远未到“不自由毋宁死”的状态。我们更不可能搞雅客宾专政，“公民不自由，就强迫他自由。”中国的老百姓凭借自己的直观感受，把社会分配不公，腐败等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对外开放，仿佛近几年的改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即使是生活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往往助长其成为民粹主义者，盲目的爱国主义成了一种排外、拒外的因素。旧的左派势力有随时死灰复燃之势。这几种力量的汇聚成了当今新左派的社会基础。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民主意识还远未成为一种现实的必需品。他们宁愿要一个能给他们馒头的暴君，也不愿接受一个给他们说话权利的民主。自由还远未成为民众的迫切的需要。人民依旧生活在蒙昧之中。今天的民众只寄希望于一个封建社会的海瑞、包拯和刘罗锅，寄希望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寄希望于《南方周末》苛延残喘的一块版面。谢友顺的一句话还是严丝到位。他提醒新左派们注意，“自由主义是一切主义的基础。他们对自由主义的一味压制到头来，往往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酋长为什么会选择自由主义呢？这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相关。酋长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家中兄弟姐妹五人，生活极其贫困。他靠自己的勤奋学习，终于考上北京财经学院。在学校，他依靠给报纸杂志投稿的稿费自立，没有再要家中一分钱。酋长其实是很有写作天赋的，他时常想动笔写作，不想再出书了。我和J力劝他。我们说，你再怎么写，中国只是多了个三流作家，而少了个一流的出版家。酋长也决不是三流的，我和J的稿子都得到过他的指点。

酋长在校时是建党对象。因为他参加了众所周知的89年的运动，差点儿被学校开除，入党也就自然泡汤。同年，他首先推出了后来红极一时，后又履遭诗界非议的汪国珍的诗。酋长对此的解释是，承认汪的诗是肤浅了些，但在当时，理想主义普遍低落的情绪下，汪国珍的诗确实帮助大学生们渡过了难关，寻找失去的梦和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

酋长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当秘书。我想，如果一直当下去，现在混个秘书长问题不大，可他只当了两个月的秘书，就辞职下海。按酋长的说法是对官僚体制的不满。他去了海南，与当地政府合作开了一家蒙古口味的饭店。当时，生意出乎意料的红火。他加大投资后，回内蒙探了一趟亲，半个月后，回到海南，发现政府方已经单方面解除了合同。民告官的后果可想而知，即使你赢了，一个外乡人也无法在海南立足。这样，酋长就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北京。

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他面对这种社会的不公正，以权谋私，权大于法，作为普通民众所处的无援状态，他不是像一些人那样，希望回到过去，回到所谓“民不畏贫，畏不均”的状态，也不是寄希望于现代社会的乌托邦，而是现实地认识到，社会的公正和合理必须建立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平台上。他阅读了许多学术性著作，在众多的主义和学术之中，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思想。酋长从他个人的经历理性地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中国如果不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会有良好的市场体制。这便是一切不公正之源。”

酋长幻想着把他的“草原部落”建成中国的蓝登书屋。他说，他今天的努力，是为了将来，20年后，他所出的这些书没有任何价值。等到将来他女儿做书商时，那时候，市场只需求卡通和科幻读物。酋长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个好的出版社，一份好的报纸和一所好的学校。他说人的一生所做的事是有限的。他能做完这些，这一生也就无愧。我通过与酋长有几次交谈，我真的把他与一般意义上的书商区别开来。或许，这社会可以容得下一个书商，却绝对容不下一个思想的传播者。这就是酋长和“草原部落”最终将被取缔的原故。

有一天，我去拜访作家周忠陵。周是我在鲁院的同学。晚上周请我吃饭，饭桌上介绍我认识刘晓波。很久前，我就听说刘晓波死了，还说他死在狱中，说有病不让医治等，可现在刘晓波好好的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烤鸭。周忠陵说，刘晓波不同于一般人，“**”的那伙人现在都跑到国外了，晓波要想出去，早也可以出去，但是他哪儿也不去，留了下来。你让我坐牢，我就坐牢；你放我出来，我就思想和写作。这就是刘晓波，软硬不吃的刘晓波。其实“**”那伙人，跑出去的往往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就失去了光泽，噢——，那么多的学生为你们宣扬的理想和主义而牺牲，而你却好，跑到国外去充当民主的英雄，领美金，或者美化自己。你既然想革命，既然真的爱国，就别怕牺牲吗。你就该像谭嗣同一样。

通过与刘晓波的接触，我对草原部落及酋长前途有了新的看法。我认为，现在不同于从前，现在只是精神上压抑你，而从前却是从肉体上消灭你。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也可以说是进步吧。你看，像刘晓波这样的重头戏，现在还好好的呢，最多是安全局监控。所以，酋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现在大气候下，他们也不至于从草原部落所出的书中下手。他们会从你的经营状况入手，比如是否非法经营，偷税漏税，或者生活上是否有失检点。据说某持不同政见者，后来实在找不出人家什么碴，就从那人家中搜出几盘满大街卖的光碟，说他看黄色光碟，予以拘留。

马兰，你该理解我们。我们毕竟是从一个极左时代过来的人，现在虽说政治气氛比从前宽松，但是大家还是心有余悸的。我们估计“草原部落”的电话已经被监控，所以与外界通话也很小心。比如，刘晓波说“草原部落”出的书很好，让我设法安排他与酋长会面。酋长也表达了对刘晓波的敬意，但最终还是推辞了，至少觉得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不见的为好。

我们考虑到草原部落的压力太大，决定暂时出一些“休闲文丛”。这就是后来出的鲍尔吉.原野的《掌心化雪》，沙碧红的《无家可归》和J等四人的《另类童话》等。虽然我和酋长相处关系融洽，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是否会出我的书。因为酋长出书极为挑剔。我得等他认真读完我的小说后，再作决断。恰好那段日子，酋长特别忙，他每天只看一段，而且总是选取晚上睡觉前。我对他选择这样时间段看我的小说表示不满。酋长说，这是最佳时间段，在他疲倦时，如果小说还能读下去，一定是部好小说。他一会儿说好，一会儿又说不好，搞得我心悬着，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昨晚终于看完我的小说，写的不错，可以出。他还替我的小说把名字想好，叫《中国病人》。更令我高兴的是，我的小说将和史铁生，李锐，王彬彬的一同出。

史铁生无疑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他的《在那遥远的清平湾》很久前就出名。特别是《我与地坛》，被评论界认为是跨越两个世纪的经典。山西作家李锐是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欣赏的，而且是中国三个诺贝尔奖提名者之一。王彬彬前几年和王蒙之间的争论，即“二王”之争。他以一名新锐评论家的姿态闯入文坛。我的名字能和他们同列，感到受宠若惊。我的小说现在的名字叫《爱情乞丐》，这样的名字只有出版社想得出来。这是因为卫慧的小说《上海宝贝》出了问题，所以，出版社对《中国病人》这样的名字敏感。大家的神经这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现状。

我编审了《中国诗坛一百单八将》，《十佳名刊小说精选》，《北京文学小说精选》等。这些都是一些不会捅什么漏子的书。我们并不看好这几本书，因为现在的文学期刊的确是很让人失望，基本上说，好的作品是出不来的。当然，这是受大气候的影响。酋长说，现在已经没人出诗。他出这本诗集，目的只是对中国诗歌作一点奉献，不能什么事都只想着钱。我等到书编得差不多了，就决定先回去。酋长送了全套的草原部落出的书，让我有空研读。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小说家，应当多读些理论书，提高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目前，中国文坛的新生代作家，绝大多数具有新左派思想。我认为这与他们的理论功底欠缺相关。某个环节的薄弱最终会阻碍你成为真正的大师。

离开北京前，J陪同我去逛圆明园。在这之前，我还从未去过圆明园。圆明园里最壮观的景色还是大、小水法和观瞻台。这儿有一种残缺之美，在夕阳之下，一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悲怆之态。而且大理石有随时都可能倒落下来的危险，就像是一个悬在心头的巨大感叹号。人们走近就可以看见大理石上涂满了字，有钢笔，圆珠笔和小刀子画的，写着：“我日八国联军姥姥。”“狗日的洋人。”“我操你洋人的祖宗。”“爱我中华，扬我国威”等等。我想新左派们见此一定会激动得回家写抒情散文。洁白的大理石被涂画的污七八糟。文盲不是爱国主义。这些人连爱护古籍文物的基本常识都不懂，还谈什么爱国。中国的富强是不能寄希望于义和拳兄弟的。

我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个人悄悄地坐到了我的旁边。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江苏。他又问我到北京来工作还是玩的？我说玩的。他就手搭在我的肩上，说哥们，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开始时，我正低头看报纸，所以就没太留神。我放下报纸，打量这人。见他西装革履，一个精瘦的汉子。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心想，安全局在这儿下我的手了。我决定只有将事态闹大。我就反问，我为什么要帮你忙？那人目露凶光，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我忙？我站了起来，一副准备应战的姿态。他说，你坐下继续看你的报纸吗。我拎着行李挪到了另一边。四周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那人缓缓站起，然后就像兔子一样地溜了。我现在也不能确定那人的身份，或许只是一个小无赖，总之，首都车站有这样的无赖存在不是一件好事。

我刚回家没几天，就接到酋长的电话。他说他住在南京大学，让我赶去会合。我们住在南大兰园招待所。酋长这次南巡一是收书款，二是接交写作读书的朋友。我记得那天是清明节。一早上，酋长就往内蒙打电话。他那粗犷的嗓音：“爸，还好吗？有谁在家？替我给妈上坟，我回不去……”酋长打完电话后，这个二百斤重的壮汉，像孩子似的伏在床上抽泣起来。他独自哽咽了一会儿。我说：“酋长，今年是可我唯一一次没给母亲上坟了。虽然南京离扬州很近。”酋长说：“只要意思到就行啦。母亲会理解我们的。”是的，母亲会理解儿子的。

酋长母亲是98年去世的。我母亲是93年。我不知他母亲是如何走的，可我母亲却是为我操心而去的，从此我也背上了不孝之子的名。我只有用自己的努力前行来减轻我的愧疚。我们的小兄弟J。这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一篇叫《苦路》的文章里详细地讲述了他母亲的死。他父亲去世后，乡里的算命瞎子说他母亲克夫克子，从此，母亲再也不敢认自己的儿子。她不许儿子叫她母亲，看见儿子就面朝天空喊道，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树丫里掉下来的。母亲怕克了自己的儿子，就去和尚庙里上吊了。她想彻底摆脱一个宿命。母亲走了，从此，儿子却踏上了一条心灵的不归路。天下人都有母亲。我们用什么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呢？我们只有把自己伟大的事业敬献给母亲，才是最让母亲快慰的。我们爱我们的母亲及天下人的母亲，这就是人生最高的奉献，让祖国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进步，自由安康，让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懂得尊重人——立人，尊重别人，尊重自己。这就是一项雄伟的事业，是儿子敬献在母亲灵前最好的祭品。

酋长贺雄飞约我跟他去一趟上海。这时，正是江南春色，风光无限的时候。路两旁的农田里，绿油油的麦子，黄灿灿的油菜花，鸟语花香，莺飞草长。酋长望着车窗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他一会儿朗诵起唐诗宋词，一会儿又独自唱起歌来。我现在才知道，酋长还是一个蛮不错的歌手呢。“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草低现牛羊……”酋长的上海之行并不愉快。他先在火车上向我吹嘘，说他和上海某评论家，某主编，某学者关系密切，说领我去拜见某人。这让我想起王小波的一篇《谦卑学习班》，说一群人盼望着一个名人来给他们上课，而那名人来上课时，只说了一句话：“你是个**！”然后扬长而去。

酋长的上海之行，确实让他当了一回**。他总是热情洋溢地打电话，而所谓的名人都极冷淡，没有一个主动邀请他做客。人情冷漠，一下子就伤了这个草原牧民的心。他不住地抱怨，上海人怎么这样？前年，酋长曾经把复旦王某及夫人请到草原做客。他们在那儿免费玩了半个月，王及夫人不住地向酋长发出叶公好龙式的邀请，说到上海一定要去他家做客。现在，酋长真的来了，龙来了，王某装出一副深居简出，不问世事的高人的样子。我很生气，妈的，这就是所谓扯着嗓门嚷着要找精神家园的人吗？我看他应当先找个幼儿园呆呆。结果酋长反过来劝我，说虽然他与这作者之间有不愉快，但是，一定要维护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如果相互间为一些小事计较，就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酋长给某评论家打电话。人家说，知道他这个人，不就是一个做书的吗？这句话对酋长的打击太大。如果换着一般的书商根本没什么，因为人家就是这么定位你的。我发现事情的症结在于酋长有一种知识分子情结。他总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学者，并且以此为自豪；而在学者们眼里，酋长只是一个书商，靠着他们的劳动而发财的人。酋长就像是奥赛罗，这个黑人被排斥在白人文化之外。酋长受到这种歧视后，就发誓不做书商了，说还要搞他原来就一直搞的犹太史研究。这时候，我就要说一通给他打气的话。我就拿蔡元培与陈寅恪，王国维等作比较，说酋长为了我们要有一种“我不下地狱何人下地狱”的牺牲精神。酋长批评当今的一些学者做学问不严谨，今天一种观点，明天又是一种观点，而且有许多自相矛盾和混乱的地方。我们在上海就碰到这样的先生，他一会儿说自己推崇切.格瓦拉，一会儿又说特欣赏三岛由纪夫，其实这一左一右的两个人物是扯不到一块的。

酋长认为新左派的观点就是一个混乱的杂货铺。有人既要改革开放，又要闭关锁国；有人因某种怀旧心理，甚至给“**”叫好；有人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有人要重新宣扬毛时代的平均主义虚幻的意识形态；有人把当前社会公正问题空前尖锐算到了市场经济上，而忽略了腐朽的权力机制才是附在市场经济新鲜机体上的毒瘤……

那天，我和酋长在夫子庙图书市场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什么话也没说，领我匆忙赶回旅社。原来酋长接到长春出版社的电话，相关部门专人赶往长春，审查“知识分子文存”。长春出版社让他立刻赶往长春。我劝酋长别去，担心有什么危险。酋长沉思良久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能连累别人。他觉得还差朱学勤教授一笔稿费，说趁手上还有点钱，赶快给人家，别等到出事了，还欠着人家的债。酋长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朱先生的稿费送上了门。

我通过这么一段日子的相处，更了解了酋长这个人。我说，酋长你放心去吧。如果有什么不测，我会联系全国的知名学者们公车上书，替你说话的。酋长很感动，我们相处了这么久，第一次手紧紧地握在一道，就再也没有说什么。酋长本来计划还要去浙江杭州，现在，就匆匆回去了。

很快，我们接到了一个最不好的消息。新闻出版局行文，发至各出版社，不再允许出现“草原部落”品牌和“贺雄飞编”的字样。我们不知他们这样做的法律依据，不过，在中国，有些事是无须法律依据的，你只须去接受。这就是一个我们要反抗的命运。酋长和他苦心经营多年的“草原部落”品牌消失了。在“草原部落”，“布老虎”，“正源”这些中国民营的著名图书品牌中，“草原部落”是最优秀的，最杰出的。他对中国年青的思想界所做的贡献将载入历史。

马兰，我还经常想起酋长最爱引述的自由主义者的话：“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用生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而在中国，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权利！

注：马兰，《橄榄树》编辑，作家，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