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桥南北两岸的变迁
刘沁


特工就像和我聊家常似的，问我在香港有什么亲人？在国内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申请出境到香港？等等。接着，他请我抽他的香烟，我说我自已有。他看见我手中的「凤凰牌」带虑嘴的香烟就说，你的烟抽了会咳嗽，我的不会。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我惟有抽了他的一支。以后我知道他的香烟叫「万宝路」的美国香烟。其实我根本抽不惯他的香烟，至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说他的香烟抽了不会咳嗽？有这样神奇？

特工突然拿出一张我所在城市的地图，危然正襟要我指明我的单位的所在位置。他像算命先生盯着我问道，你们单位有什么大字报？我打了个冷怔翻然憬悟，原来他请我抽香烟是「糖衣炮弹」，他现在开始要盘问「正题」了。由于我对「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教导依然记得，因此由然而生「李玉和雄赳赳赴鸠山的酒宴」的气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怯场。

我说，我们单位没有大字报。

他感到惊讶，怎么可能？

我说，当然可能，因为没人写大字报了，所以就没有大字报。

我们默默相对了片刻。他突然拿出一张报纸说，新闻里说大街上有大字报，说的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他再次感到惊讶。我又说，这样天寒地冻的天气里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会冻僵的。

他搔头摸耳又问，难道上班时你的同事们没聊关于大街上大字报的事？

我说，由于我没兴趣也不爱八挂，所以我从来不听也不聊这些事。

事实上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没有在大街上看大字报的习惯，因为那是活受罪的玩意儿。我也从来不爱聊大字报，因为我非常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

他又问，下班以后呢？

我说，下班以后我要到菜市场买菜，到托儿所接孩子，回家做晚饭，吃过晚饭看一下电视，睡觉。我还强调电视里的节目我们都不爱看，我的孩子甚至连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都看腻了。

由于我说得干净利落，所以特工无可奈何。这是我从他的表情看出来的。他虽然「盘问」我，但我觉得他很幼稚可笑，因为他根本找错人了。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他对我笑笑并道了一声谢反而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我们只化了二十分钟便办妥了入境手续来到罗湖火车站，这时已下午两点钟了。我和妻子惊奇万分，罗湖火车站怎么小的犹如内地只有慢车才停而快车不停的小火车站？而售票处竟像个小亭子？显然，这个火车站和具有国际大都会称号的香港是很不相称的。一阵香喷喷的气流扑鼻而来令我们囗水涎涎，原来不远处有个卖粉面的大排档。这时我们才想起我们有六个多小时没进食任何东西了，顿时饥肠辘辘。我和妻子感到惊讶，小女儿竟在这一段时间里不曾对我们说过肚饿或囗渴。由于火车要等半个小时后才到，所以我们便在大排档里先医肚子。火车来了又令我们惊奇万分，香港的火车怎么像个古董火车？车厢分「冷气」、「头等」、「普通」等级，我们坐「头等」。虽然「头等」车厢不是想象中的「头等」，因为坐位是硬木的，但是车厢里却很干净并且井然有序。

火车轰轰隆隆开动了，其实火车的车速并不快，但是车厢晃荡得很励害。才走过两个站，小女儿突然雀跃不已，她看见窗外很招摇的旗帜以为是假节日时游园的装饰。我和妻子定睛一望，目瞪囗呆。我们做梦也做不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的景观？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如果在罗湖桥的北岸那是要枪毙杀头的。实际上过去我们也没真实看过这样的旗帜，我们只是在战争故事电影中看见过。我们所看到的必定是破烂不堪，倒在地上，且只有短短的几个镜头而已。后来听说，那个飘扬着旗帜的地方是过去溃逃到香港的国民党兵的村落。在香港不止这一个村落。

一女报贩托着十几二十份各式各样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令我眼花缭乱。我纳闷，香港不过是六百多万人囗（当时）的城市，充其量也不过是内地的中等城市而已，但这弹丸之地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报纸和杂志？我过去生活的所在城市是大城市也不过仅有两三份报纸而已。我还记得人人都不爱看大报却热衷于看小小的「参考消息」。我目不转睛凝视一本很精美的英文杂志，封面是个标致的洋女模特儿，就仿如那个特工小房里挂着的。妻子深怕我买那本杂志，我很理解，因为一个妻子担忧她的丈夫在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会有出格的行为是不足为奇的。其实，我怎会买那杂志呢？因为它的价格昂贵得令我咋舌（价钱记不得了）。女报贩似很了解「初到贵境」的我们，她满脸笑容问我们要「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的报纸又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我和妻子唧唧咕咕并盘思了片刻，我们坚决不看「右派」报纸，因为「右」字对我们依旧心存恐惧。但是我们也不看「左派」报纸，可能没意思。还是挑选「中间派」的并且「参考消息」经常转载的报纸比较合适。我们在车厢里翻阅报纸，当然不能细看，只能看大小标题而已。我们再次感到惊讶，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原来我们热衷看的「参考消息」的内容只是世界的冰山一角而已，况且它是通过精心筛选和编辑过的。我们蓦然感到原来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就恍若「坐井观天」。当我们看完一位专栏作家的文章不仅再次感到惊讶，简直感到震骇。我想，如果这位专栏作家身处在罗湖桥北岸的话，我敢肯定他必定会被劳改至少三次，或许他将一生在劳改农场里度过。

我们曾忧虑难以适应香港的环境和生活，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多余的。我们能听我们愿意听的，我们能看我们愿意看的，我们能做我们愿意做的，我们的付出能获得合理的回报，况且这里的物资很丰足，我们怎会不适应？虽然我们每天营营役役要为生活而忙碌，不言而喻，这样的生活要比在内地时劳累得多，但是我们却感到这样的生活比过去浑浑噩噩的日子过得要畅快并充实的多。

一家三口不知不觉平平安安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某天的星期天上午，天很热，我只身北上到深圳。这是我自罗湖桥的北岸移居南岸的香港以后首次再次踏足罗湖桥。虽然我去的目的仅仅是为寄两套运动服给亲友而已，并且曾打听过关不会有问题且无需打税，但是我总感到心虚。

我顺利地过了「英界」来到罗湖桥南岸。过客们不再走过去的铁路桥到北岸的「华界」了，而是走新盖的行人桥。当我走过热烘烘的行人如鲫的罗湖桥来到北岸的深圳边防检察大楼（过去是平房）后便不顺利了。因为我们要在又热又闷的房里排长长的队等待关员同志们的检查。我汗流浃背不知排了多长时间，终于轮到检查我了。我记忆犹新检查我的关员同志是一位留着小平头的年轻男关员同志，而在我身旁正在接受检查行李的是一位香港师奶（少妇），她由一位女关员同志检查着。

「这是什么？！」女关员同志满脸愠色怒斥香港师奶说。我吓了一跳，而香港师奶吞吞吐吐无言以对直冒汗。我瞥了一眼，原来香港师奶带了一小塑料盒印有「东北吉林长白山特产」的精制鹿茸片没有向海关申报打税。我暗忖，这位香港师奶怎么敢如此斗胆想蒙混过关？可是我一直很不解，为什么国产物品要打税？该打税的应是舶来品才对，全世界都是如此，或许这是我国的特色。

「到小房去！」女关员同志声色俱厉命令香港师奶说。我发现香港师奶的脸色霎时变得煞白。我虽然说不上有什么行李，然而我看见女关员像喝斥小狗般的情景也惶然不安了。

由于我带的物品很简单，小平头男关员同志把塑料兜顺手一倒，再对运动服东摸摸西捏捏就算检查完了。小平头男关员同志自始至终板着脸，黑囗黑面的没有一丝笑容，仿佛我欠了他什么的。他把我的「回乡证」一划便丢给我。不知怎地？当我准备把「回乡证」放进我的上衣囗袋时，我的三十元人民币却很不听话蹦了出来。我这三十元人民币是我首次出境时蒙混过关塞进袜子里的，是准备把它当邮资用的。小平头男关员同志倏尔色容励肃瞠着我，旋即把人民币攥在手中掉头就走。正当惴惴不安之际，小平头男关员同志把一张纸条扔给我并要我即刻离去，因为他们实在太忙碌。我边走边看条子，原来是没收我的三十元人民币的收据。我怪异地笑了起来，原来我真的欠了他的，真是「天网恢恢，法网难逃。」不过我还是感到很庆幸，因为小平头男关员同志没把我像那位师奶那样拉进小房里。

我在检察大楼里兑换了少量的人民币并东张西望找邮寄的地方，我想，如果把运动服的包裹交给邮局后便即刻从罗湖桥的北岸往南岸走去打道回府，不想再多待一刻。可是我没找到邮寄的地方却遇见了那位香港师奶。她一脸愁容对我说，她那值港币六百多元的鹿茸片被没收外，她在小房里还被女关员同志强迫脱下所有的衣着并要她做跳跃的动作。她的话骤然令我大为震撼，毛骨悚然，幸好我没遇到这样的遭遇。她又说，女关员同志又从她的乳罩里搜出四粒花旗参。我说，我也被没收了三十元人民币。她说，你的三十元人民币算得什么？她一脸沮丧，我老公是打工的，我们那有那么多钱再打税？况且这些药品是给乡下至亲的老人用的。我安慰她，反正我们都做错事了，无话可说。我不该把人民币带出境，你不该逃税，更不该把严禁入囗的花旗参带进来。我打趣又说，实际上我们都犯法了，如果我被当作扰乱金融市场的坏分子，你被当作走私犯都被抓去劳改，怎么办？她噗嗤一笑，你别吓唬我了，有这样严重吗？接着，她叹了一声，以后如果不是非常必要，我不想再到这里了。

我找到了邮寄物品的地方。虽然是临时邮局，但和一般邮局一样都书写着「人民邮局」和「为人民服务」的几个字。一位邮局女同志坐在那里又没有长长的队伍令我心中大喜。

我用白话对正在数钞票的邮局女同志说要邮寄包裹，但她低着头不吱声。我再次用普通话对她说，她依然低头不吱声。我想，或许她正在数钞票怕数错了才不吱声。我等她数完一迭钞票再问她，她依然不吱声，甚至头都懒得抬一下。她的冷漠和对我的冷落倏尔令我勃然大怒，火冒三丈，心想，她为什么充耳不闻？她为什么这样麻木不仁？她怎么「为人民服务」的？难道我不是「人民」？如果是过去，我完全能容忍被人冷落，因为过去我就曾在菜市场见到过卖猪肉的同志，在百货公司遇到过女售货员同志，在小饭馆碰到过女招待员同志，在公共汽车站撞到过司机同志，在某单位的大门囗赫然看到「今日政治学习，停止办公」的告示而传达室的老头同志正在打盹，……他们个个都像那个邮局女同志那样既麻木又冷漠。由于司空见惯了，所以我养成了具有容忍的胸怀。可是我移居香港才几年，我竟然无法容忍被冷落了，我容忍的胸怀仿佛已荡然无存了。我想，如果她是海关关员同志或许我会怕她，因为我怕她不给我出境。如果她是公安同志我也会怕她，因为我怕她把我拉到公安局。如果她是边防军，不用说我一定更怕她。可是她是邮局女同志，我怕她什么？怕她个球！我猛然拍了下桌子大声叫，她也猛然抬起头并火眼金睛瞪着我。我没料到她的脸容竟比我的凶神恶煞的脸容还要凶神恶煞。她励声喝道：「午饭时间！」我看了一下表是十二点半，翻然醒悟，原来是我搞错了。我当「国家干部」的记忆依然没遗忘，午饭时间和午休时间以及政治学习时间是雷打不动的。

我悻悻然走出检察大楼先解决「午饭时间」吧，下午两点钟过后再说。我朝北向四周眺望，我发觉除了近处多了不少矮小的房子外，火车站和荒凉空旷的地方依旧如故。我想，或许到火车站消磨「午饭时间」好些，因为我怕把苍蝇咽到肚里。当我向火车站走去时，霍尔一股恶臭扑鼻而来顿然令我要作呕。原来恶臭是从一列的敞篷货卡飘过来的。我听到猪的叫声，原来是满载猪只的一列敞篷货卡停留在火车站附近。我听人说过「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句话。坦诚说，我不仅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外，我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时还喂过几十只猪呢。但是我从未见过在火车站有如此「壮丽」的景观和臭气熏天的恶臭。我捂着鼻子掉头边走边想，今天我怎么会这样不如意呢？我为什么会遇到黑囗黑面的小平头男关员同志呢？我为什么又会遇到令我无法容忍的邮局女同志呢？我又为什么会闻到几乎要把胆汁呕出来的强烈恶臭呢？我想来想去，原来我移居到罗湖桥南岸才几年竟完全不适应罗湖桥北岸的环境和生活了。我又想，既然过一次罗湖桥如此艰辛、受气和担惊受怕，我干嘛要过罗湖桥呢？我突然想起那位香港师奶说的话感到有道理，如果没有必要，我也和她一样不想再过罗湖桥了。事实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没再过罗湖桥。

光阴荏苒，似水流年。我很多年没过罗湖桥了，坦白说，我根本不想去也害怕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九十年代，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罗湖桥的南北两岸竟恍若隔世。或许是我和妻子曾经历过昔日的落后、愚昧、僵化、令人窒息的年代，因此格外珍惜现在。由于罗湖桥北岸的建设和神州大地的其它城市一样日新月异、物资供应又充足并且消费比香港廉宜，所以过罗湖桥到深圳反而成了我们的好去处。尽管如此，可是每次踏进罗湖桥的北岸时我们还是有少许顾忌的，主要是怕被坏人打劫和买到劣质假货。

每每走过罗湖桥时经常会给我带来不少的感慨和感受。

我乘香港到罗湖的电气化火车很快就到了罗湖站。罗湖站已不像当年仿若只有慢车才停的小站了，鸟枪换导弹了。火车站有宽敞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大堂。走过大堂就到达出境的关囗。我经常在那里四周张望。我想起当年在「英界」时有英国旗在飘杨，有戴着皇冠的洋女人正在含笑的肖像，还有「盘问」我半个小时的特工。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一去不复返了不禁令我昂然而笑。

我畅行无阻来到罗湖桥的南岸，宽敞的罗湖桥人潮如鲫。新的行人大桥实际上是个封闭式的架在深圳河上的通道，日晒不到，雨淋不了，还有充足的冷气。我曾在桥上?t望，原来的铁路桥就在西边的不远处显得很渺小，不胜慨叹。

我曾在罗湖桥上看见到香港旅游的内地旅行团而深有感触。我想，如果没有神州大地惊天动地的变化，罗湖桥两岸怎么可能会有巨大的变迁？如果没有罗湖桥两岸巨大的变迁，内地的同胞怎么可能轻易走过罗湖桥？

我走过罗湖桥来到北岸，过关的大堂更宽敞。过去我们要挨个接受检查的场面没有了，只有个别人可能会被抽查。我基本上没再遇到冷若冰霜，黑囗黑面的关员同志了。如果我遇到彬彬有礼的关员同志，我内心会感到很欣慰。

无论我从罗湖桥的南岸到北岸，还是从北岸到南岸，一般情况只需化十五分钟左右（这是对香港人而言的，并且不是假节日）。想起我首次和妻子，小女儿过罗湖桥时竟要化上四个小时的漫长时间不禁令我怪趣地笑了起来。

我走出边防检察大楼，眼前显现的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北边远处是五星级的「香格丽拉」大酒店，西边是宏伟的深圳火车站，东边是香港人必到的罗湖商业城，而眉下是偌大的广场，广场地下是深圳地下铁。每每走过这些地方就会令我想起坑坑洼洼的荒凉空旷地和众多的矮小平房，特别是想起那个令我难以容忍的臭气熏天的强烈恶臭不禁让我捂嘴而笑。

有一次，我遇到刚从香港旅游回来的一对内地年轻夫妇。这对夫妇如数家珍对我侃侃而说，他们去过海洋公园、迪斯尼、浅水湾、赤柱、乘电缆车到山顶的凌霄阁、沙田马场、星光大道、金紫荆广场、……甚至还到「黄大仙」求签呢。我呵呵笑，没想到他们游览了这样多的地方，其实不少地方我都没去过呢。他们又说，他们是由于好奇想看看曾经被英国人统治了百年的香港到底是怎么个样？然而感觉到的是香港只有新鲜感而无神秘感。还说，内地大城市的发展和香港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对于他们的话我不置可否，因为他们不知道过去罗湖桥上曾仿佛有个帘幕把南北两岸分隔开。现在帘幕不存在了，何来神密？况且现在的他们已不似当年的我是「坐井观天」的人了。不过，香港和内地大城市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香港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社会，体制不同。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