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食指
——我所认识的诗人郭路生
刘 虹

有一种遭遇，看似偶然，实为命定。

30年前，首次见到食指时（那时他尚未使用这个笔名），我还无法掂量出一次“偶遇”的分量。要等到20年后，一次次在阅读中的“偶遇”，我才开始辗转难眠，似乎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将我们拉近、拉近……27年后，彼此终于第二次相遇。此后，在深刻的精神认同之上，我们剔除了“遭遇”里的“邂逅”之意，留下的，已然是与诗同行的——约定。

一

1976年10月底，刚刚粉碎“四人帮”，一个风云际会、万象更新的年头，我八千里迢迢从新疆回到北京，与初恋男友会面。那时，我家“文革”从北京发配到新疆已6年，父母不久前落实政策调到了南方的一个省军区，而我留在了边境线上的战备电台工作。当时我刚刚开始发表作品，是《诗刊》正在培养的边疆小作者。

回北京肯定要拜见一下诗歌界的师友们。这一天，我的诗人男友神秘地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个“特殊”的诗人。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由军队女诗人林小玎领路，来到某个文学编辑部像是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只见一对青年男女已经等在里面。男的穿一身旧军装，朴素中透着俊雅的书生气，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大声背诵自己的诗歌，间或有何其芳的、普希金的。大约三个多小时的聚会，主要是听他背和说，大家都被他的激情和记忆力镇住了。他正是在知青中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诗人郭路生。他与那个时代潮流不合拍、充满思想探索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名篇，在“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圈和全国知青中早就传诵甚广，小小年纪的他为此多次遭到审查和打击。至于被评论界公认为中国先锋诗歌“第一人”，那都还是后话。其时，没当过知青的我，对他还所知甚少。

与激情澎湃的郭路生形成反差的是，那位20多岁的女子，面对墙角安静地坐着，始终一言不发。她那洋娃娃一般罕见的美貌，使我不时地偷偷看她。她就是李立三的小女儿李雅兰，文革初期十多岁便随母亲（苏联人）和姐姐被关进监狱多年，因长期住单间牢房造成“失语”。路生亲切地称呼她的小名“阿俩”，当时二人新婚不久。已断断续续患了4年精神分裂症的路生，和尚未落实政策的妻子一家，生活十分清苦……聚会结束返回的路上，林小玎颇为感慨地向我们介绍着。可惜当时我正专注于“爱情”，没能深入阅读郭路生；加上相距遥远、通讯不便，返回新疆后就失去了与他的联系。之后我考上大学；毕业分配到父母身边；伤寒病危；独闯深圳……世事沧桑又匆促，1976年特殊的“郭路生刻痕”，渐渐在心底淡去了。只记得大学毕业那年回北京，在北岛家与《今天》诗人的聚会中，曾不经意地问起过路生的情况，但也不甚了了。

光阴一晃20年。1996年，我在深圳的媒体当了多年娱记，一次为约稿到深圳《街道》杂志主编家，偶然从桌脚翻出一本过期的《街道》，一下子竟翻到了关于“食指”的报道，所配的几幅他在京郊福利院（精神病院）的生活照，像锥子一样直刺我的眼睛！昔日慷慨激昂、青春俊逸的诗人，在照片里竟已成瘦骨嶙峋、满脸沧桑、落魄不堪的小老头。望着所有照片上他白底蓝条的病号服，尤其是那张他坐在院外荒草颓垣间吃朋友带来的食物时“饥渴”状的照片，竟令我想起了奥斯威辛的犹太人……报道讲述了他从1980年代中期病情加重、到1989年母亲去世后因无人照料而被送进北京一家福利院后的悲凉生活。其中一个细节令我至今难忘：为了能争取到一点点独处的空间，一天中能有一小会儿躲开其他病人喧闹与暴力充斥的氛围进行读书写作，他主动常年担任义务洗碗工，以此换取每晚在无人的餐厅待几个小时。报道中摘发了几首他在精神病院创作的诗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白描式自我写照的《在精神病院》：

为写诗我情愿搜尽枯肠
可喧闹的病房怎苦思冥想
开粗俗的玩笑，妙语如珠
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诗行

有时止不住想发泄愤怒
可那后果却不堪设想……
天呵，为何一次又一次地
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
......................

当惊涛骇浪从心头退去
心底只剩下空旷与凄凉……
怕别人看见噙泪的双眼
我低头踱步，无事一样。

此外还有比这首诗早写几年的《疯狗》，读来更是令人心酸：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这首诗，可以说是汉语诗歌中绝无仅有的作品。那种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被评论界认为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这些源自独特生命体验的沉痛之作，在我的心上落下重重的一锤，使我生出对这位曾有一面之缘的“特殊”诗人的深深牵挂。这种牵挂，可能更多的是对于那些虽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仍一意孤行于精神漫游的同类的一种惺惺相惜，以及对其苦难遭遇的感同身受吧……当年5月，我又一次回北京时，多方探询路生的消息，并约过去的诗友一起去远郊的福利院看望他，带点什么给他呢？得到的回答都是“好吃的”。没料到后来因工作之故提前离京，未能遂愿。此后数年，由于父亲病重、病危直到去世，我每年那点可怜的工休假就不可能再去北京了，在这份耿耿于怀的惦念中，我到处搜寻路生的作品，备加关注他生存“动静”的消息。

2001年底，我在一次诗歌活动中遇到“白洋淀诗群”出身的著名诗人林莽，得知他介绍食指的新书刚刚出版，赶紧向他订购。不久后收到他慷慨赠送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关于郭路生的评传式的书，还大量收录了他的重要作品。我不顾第二天上早班，当晚熬了一夜通读，可谓心潮难平，感慨万端，一连几日无法入眠。这是我对路生的一次最集中的深入阅读，反复吟诵他早年那些先知般的预言之作，和贫病困境中的悲郁之作，令疏离诗坛多年的我，一次次流下了热泪。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同为理想主义者、同样信奉用生命写诗的我们，有着一种根子上的“同命相连”之感……第二天下班后，我迫不及待地写了下面这首诗，作为读后感寄给了林莽，并请他有机会时转交路生——

《夜读郭路生》

打开这个夜晚就知错了：需要躺下放松的时辰
失眠者最怕周围有动静。此刻的巨响却源于
我自身。交出这个夜晚或更多的夜晚
就可不走漏一个朝代碾过诗人的声音?

谁在眼底恣肆千古苍凉? 妥协还是分裂谁在威逼
刚启程的青春? 谁塑你为惊世悲情却极尽
漫不经心的指纹? 铁冰之间汹涌热血为诗只能翘起
文学的天平? 一次彻底放逐为恪守彻底的真诚?

拥抱粗野命运用你的优雅忠直和纯粹
这是天赐还是不幸? 齿轮打磨血肉模糊
仍不肯变形为螺丝钉。祈祷阳光的自由歌者
开疆辟域后只把福利院一个小小角落占领

抚过你诗行滴血的柔指从此再难弹琴
哭诉或赞颂。你用笔尖钉牢我自恋
到自戕的过程。人们沉睡时你奋起预言
如今人们喧嚣,你却如归帆穿过风暴静静靠停

是啊, 你抒写苦难先把自己变为苦难本身
你憧憬壮美赤着病号服追随心中的十二月党人
流星般祭上自己欲填平浓稠夜色的坎坷追问……
一部真人写着的诗：你不屑于只做一个写诗的人

……再也合不上这个夜晚。有什么洞开我的灵魂
预支我来世的失眠和疼痛。一个生命边缘殉道的身影
怎样令红尘中所有快乐的呻吟者, 包括我们
这些认真写诗的人, 像是在苟且偷生……

此诗在海外几家重要华文报刊发表后，国内外不少诗友向我询问郭路生的近况，这又勾起了我探望他的念头。机会终于来了。

二

2003年3月初的一个周末，我赴广州肿瘤医院复查已被深圳几家医院怀疑的乳腺癌，当天的初步结果似乎不太妙，医生让我住院进一步检查，并建议我不管良性还是恶性，都最好在广州就地做手术。我却拂人好意离开了医院，匆匆赶到市中心的一家宾馆开房住下来——因为来广州之前，我已从媒体和诗友处获知，郭路生要来广州参加今晚举行的“珠江之夜”诗歌朗诵会，就住这家宾馆。我在医院就一直心不在焉，不停用手机与诗会主办方联系，申请自费参加，万幸得到了许可！但没想到的是，为保证路生的病体能坚持10多首诗歌的背诵，陪同他的爱人翟寒乐女士谢绝了一切人的会前来访，包括蜂拥而至的中外媒体。递进名片被拒，我正焦急万分，忽然接到寒乐打给我的手机，先道了一声对不起，说先前不知是你，现在路生想起你来了，已经开始流泪，我怕他情绪太波动影响晚上的朗诵，咱们还是约在会场见，明天也还有时间呢……她不知我只能在广州待一晚，明天就要赶回深圳上班。看来只有在当晚的会场上拜见他了。又没想到，到会场后发现安排的座位彼此相距较远，我只能过去匆匆打了个招呼，双方都为无法多谈而遗憾。

这次重逢，出乎我意料——路生比以前报道的图片上胖了不少，加上穿戴整洁，人显得挺精神的。路生俨然是这次大型诗歌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要求对他采访和求见的各路人马最拥挤，安排出场最隆重，朗诵的作品最多，获得的掌声也最多。路生朗诵的第一首诗就是写于“文革”前期、早已闻名遐迩的《相信未来》。在一波又一波潮水般的掌声中，我看到他仍然和27年前一样激情彭湃，仍然记忆力超强，近半个小时的背诵竟无一差错。这10多首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虽然有的已跨越近40年的历史，却仍然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灵。从真诚的灵魂中流出的真正的诗，无疑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紧接着路生，是我的朗诵——《夜读郭路生》。我为有机会当面向他献上这首诗，而快慰不已。

路生因身体原因，未待朗诵会结束便回宾馆就寝了。而我第二天早上又起来迟了，听说他被广州军区战友的车一大早就接走了，我为无机会与他告别而再次遗憾。

没想到回深圳几天后，在我将入住医院动手术的前夕，惊喜地接到了路生和寒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讲述了他们的相识和生活近况；他们更多的是对我病情的关切，路生一再表示，要亲自联系他妹妹所在的大医院，邀请我上北京动手术……我出院后，又多次接到他的电话，我们谈到彼此认同的诗歌观念——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谈到如何不受浮躁诗坛的影响、静下心来写出真正的好诗。他还诚恳地告诫我，不要像某些女性作者在诗中表现太多的自哀自怜与自恋。有时为省他们的长途话费，我一接电话就马上挂断再打过去，寒乐为此还责怪我呢。他们言谈中充满了真挚的情谊，给了我这个孤身一人的病弱女子以极大的慰藉和感动。

我们开始了较多的思想和诗艺上的交流。通信，寄书，电话，电子邮件（寒乐代发）；还互寄新作征求意见——这方面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的一次，是我在乳腺手术前夕写的《致乳房》，当时在诗坛内外的一片好评声中，只有路生写来长长的亲笔信，以过人的眼力，对诗里透露出的“怨”气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让那一阵儿有点沾沾自喜的我脸红了多日。他的敏锐、直率，以及求真、坦荡的作风，令我心悦诚服；同时，也触发了我对自己写作姿态的深刻反思。

也正是在这些电话交谈中，我零零星星了解到一些路生在福利院的生活情况。

北京这家福利院，是全国首家精神病疗养院，路生他们第一批病人参加了医院初建时植树绿化等多项劳动。可能当初医院经费较困难，病人有时吃不饱，开饭时有些病人甚至为多抢一个小馒头打架。路生形容说：“饿得我直嚼空气，有时只能拄着铁锹支撑身子站那儿发呆。”即便如此，曾有插队和当兵经历的路生，干活时颇能吃苦耐劳，多次得到表扬。劳动之余，路生积极申请到医院图书馆帮助工作，在此大量阅读开阔视野。此外，他还每天主动承担为医院擦楼道、洗餐具的义务劳动。盛夏时节拖洗楼道，他淋漓大汗洒遍楼梯；隆冬天气在冰冷刺骨的水池里洗全院的锅碗瓢盆，满手裂开深深的血口子。路生将此视为对自己的磨练，一干数年，这在病人中极为罕见。

路生的好心眼、乐于助人，使他在病友中很有人缘，他被推选为病区的区长，协助医务人员管理病区。每逢有朋友送来水果、点心、香肠等等这些在福利院算得上是“奢侈品”的食物，路生都会分给病友一起吃。有一次，朋友把带来的食物刚交给路生，恰好一位30岁左右的病人走过来，路生二话没说把一瓶果酱送给了他。没想到那位病人原地没动，一口气就把一大瓶果酱全吃光了，这让送食物的朋友看得目瞪口呆！

亲友送来的烟，医院每天只发一包，烟瘾较大的路生，自己都不够抽，仍经常分给病友。路生为避开病区的嘈杂，常常躲到厕所，在马桶上多坐一会抽抽烟，以便思考、写诗。没想到常有病人蹲在他的马桶面前，等他吸剩的烟头，搞得他的思维怎么也集中不了。可见烟在那里是多么珍贵！那时寒乐去看路生，每次带他出去散步总要买两包烟，让他带回去分给病友。他接过烟总是迅速藏在袜腰里或卷在袖子里，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寒乐头一次看到时惊讶不已——原来，如果不藏起来，回去要被病区收走统一保管，就无法分给病友了。说到烟，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路生常年为餐厅义务洗餐具，医院在知道了他是个著名诗人后，允许他身体情况尚可时晚上在餐厅写作，并在进去之前给他点支烟——医院规定病人不能带火，抽烟要由护士或护工给点燃。路生为了有烟抽又不麻烦护士来点，他就让烟一根接一根燃到天亮……

诚然，在那个全社会都尚未享有小康、人权观念极为淡薄的年代，精神病人的生活条件是可想而知的。许多病人在身心俱损的疾病之外，还要默默承受被社会遗忘、甚至被家人抛弃的悲凉命运。福利院里也不时地出现一些“荒唐”事（路生一再叮嘱我不要多说，要体谅福利院的难处。这里只捡两件“小事”说吧）。

——建院之初，因有人提出病人的精神状态不好，急需改观，便把全院病人集中起来，在烈日下进行军事队列操练。可这些正因为“精神状态不好”才入院的人，怎么操练也变不成纪律严明、举止划一的士兵，无端地被折腾、受训斥而已。像路生这样当过几年兵，有一点“童子功”的人都感到吃不消。

——那是寒乐第一次去给路生送吃的，她带了一大包新上市的桔子。在会客的小餐厅，很久未见过水果的路生正要剥一个，学医出身的寒乐坚持要他进病房洗了手再吃，没想到进去后，桔子全被“按规定”上交 医院托管了（她后来才知道，亲友送来的所有物品都要被“托管” ，包括国内外人士点名捐赠的钱物，病人一般没有权利过问如何享用）。看到那一天已不可能吃到桔子的路生那渴望的眼神，寒乐直到今天都在后悔自己太讲卫生了……

路生从1970年代初患病开始，前前后后在精神病院住了10多年，品尽人间孤独凄凉、艰辛困窘的况味，尤其是对一个不甘于肉身的苟延残喘，而渴望秉持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进行写作的思想求索者，肯定会比一般病人招致更多的身心磨难。他不仅要承受疾病的折磨，要承受缺乏“以人为本”的年代冷硬粗陋、侵犯尊严的环境管制，还要长期承受贫困的压榨，生存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上。而这一切，对他这个生长于老八路干部家庭、有着较优越的童年生活、从小就沉浸于文学艺术的“优雅之人”，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反差，严酷地挑战着他的承受力。对此，路生曾郑重其事地回答过我的提问：“我30年的精神病史，最后在福利院一住12年，之所以没有沉沦下去，没有真的疯掉，还能出来踏踏实实地生活、写作，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对谁都好心眼；第二，有精神追求；第三，宽容待人。”

路生在福利院艰苦的环境中写了大量诗歌，分别收入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部个人专辑、以及与他人的合集中。他的创作成果在1990年代中前期，就已引起国际诗坛的关注，荷兰鹿特丹诗歌节和英国的一所大学都曾向他发过邀请，可惜因身体及其他原因均未能成行。

令人多少有一些欣慰的是：在福利院那个社会边缘之地挣扎着生存、并顽强写作的食指，在被社会遗忘多年之后，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被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发掘出来，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和重新定位。大家普遍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食指诗歌的出现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复兴，他的诗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稍后出现的北岛、舒婷、多多、顾城、江河、芒克等为代表的、后来被笼统称为“朦胧诗”的现代诗歌创作潮流。食指的《相信未来》、《鱼儿三部曲》等名篇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诗歌。而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创作也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水准。其创作成就、诗歌地位和综合影响力在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醒目。许多评论家强调说，食指是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者，是一位填补了历史空白的优秀诗人。

历经长久的历史湮埋，人们为什么会重新“发现”食指？食指那些不免带有“旧式”抒情色调和人格倾向的诗歌为什么会再次焕发出强烈的魅力，除了食指悲剧性的人格实践的注入与折光，同时很重要的是食指始终是面对心灵——个体心灵的具体处境——写作的，通过书写心灵而书写“现实”和历史，从而真切地将人们唤回到历史的情境氛围之中，唤起人们强烈的历史感。另一方面，由于撇开了外在历史表象而专注于心灵处境的书写，还使他的作品反而具有了一种超越具体时空的“纯度”。

人们还惊异于食指19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许多作品——他隔着一堵精神病院的大墙，却极为敏察墙外那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表现出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真正的诗人，无论何种处境都能占据时代精神制高点，对被欲望异化的灵魂所进行的质疑与拷问，以及对人间大道殉道般追索的决心。读一读他的《我的祖国之三》、《给朋友之三》、《欲望》、《在精神病院福利院的八年》、《相聚》、《世纪末的中国诗人》等等“病”中之作吧，其思考的深度与广度、精神的纯正与强健，不由得让人在钦佩之余顿生疑惑：精神病院外面那些活蹦乱跳、争领风骚，却掩不住粗鄙屑小、矫情轻佻的所谓“知名诗人”，与他比起来，到底谁更像病人呢？诗歌评论的标准又如何将“品味健康”这条底线都失去了呢（包括那种以为“轻”必能“飞”的论调）？面对食指，我们真应该自惭形秽！

也许正是路生奉行作诗与做人高度统一的理想主义人生观念，他在作品之外更多了一重人格魅力，赢得了文坛内外许多人真诚的关心和友情。北京青年诗人黑大春和爱人王兰，10多年间经常去福利院看望路生，春节时冒着“违规”的风险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一起过年；每年中秋节还会送去月饼和100元钱。不少囊中羞涩的外地诗人，也千方百计辗转到京看望他。一些海外的文学朋友为他向福利院多次捐助。《今天》群体的诗友更是牵挂这位当年的“同仁”，不止一次为他举办生日或节日聚会。2004年夏天回国探亲、在京只有2日逗留的北岛，聚餐时还特意向我索要了路生的电话和住址，说一定要登门探望……

三

这几年，我每年都利用工休假回北京看病、兼看望路生和寒乐。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国庆节，恰逢他们乔迁新居不久。比起原来蜗居多年的狭窄旧居，这处新房据说要大几倍，只是地处遥远的西北郊，寻找很不方便。电话里寒乐非常体谅我的病体，委婉地劝我不要辛苦登门，跟路生在电话里多聊聊就行了。我2004年去过他们位于西直门附近的旧居，当时，我真为京城市区如今还有这么简陋又逼仄的住房（厨房、卫生间还是与人合用）而惊讶不已。现在，历尽劫波的路生，终于能在一个相对宽敞、功能齐全的居所里，像样地生活、安静地读书写作了。这真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我怎能不登门庆贺？

离京前的一天，终于约到一位中学同学开车带我前往。

一踏进他们5楼上的新家，就感到一派“欣欣向荣”！虽然没有什么奢华的摆设，但仅凭挤满客厅、阳台、书房的绿色植物，以及做装饰的葫芦串，就足以让人感受到温馨的家居气氛。还有令人羡慕的呢——小区外面，他们居然弄了一块“自留地”，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又能吃又能赏的东西，真有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味道……寒乐一早到地里“秋收”去了，路生在家等我们。他带我们参观完新居，就开始朗读他的新作。时尚典雅的黑色活页夹里，是用潇洒又娟秀的笔迹誊抄整齐的一页页诗歌——这些，无疑都出自寒乐的手，这似乎又有点“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味道？

路生首先朗读的《冬日的阳光》，透着以往作品中少有的宁静、欢欣与暖意。这首诗一定是写给寒乐的吧？他笑着点点头。

几乎每次与路生交谈，他都会打断话题突然冒出一句：“我特别感谢寒乐，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会儿，坐在阳光融融的新居客厅里，路生再一次掏出这句肺腑之言。这让 我想起2003年在广州初识寒乐：她身材高挑，戴一副秀雅的宽边眼镜，不开口显得很沉静，一动作却爽朗麻利。我从她果决干练、率性洒脱的处事风格，猜想到她的部队家庭背景——果然不错，寒乐生长于郑州一个老革命军人家庭，比路生小6岁，1969年15岁时当兵到北京，在总参大机关里从医多年，后来转业到北京一家卫生学校工作。她一直是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虽然自己很少写，但骨子里却是个真正的诗人，既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气质，又有脚踏实地的坚韧不拔。否则，为何偏偏是她，做出了让诗坛内外无数人敬重的惊世骇俗之举——1990年代中后期，她在媒体上几次读到关于食指的报道和他的作品，内心深受震撼，不久后就带着从书店购来的食指诗集，独自前往偏远的福利院，看望素不相识的路生。此后又多次前往，为路生送去食物、水果和生活用品等，并想办法到处为他求医问药，对在病痛和贫寒中煎熬的诗人给予了雪中送炭的无私关怀。与此同时，寒乐也对路生在多年困境中不甘沉沦、始终坚持读书写作的顽强精神深为感佩。2002年初，她顶着世俗社会的巨大压力，包括亲人的误解，毅然决定把路生接出来跟自己生活。当时路生的病情在福利院越待越重，以后如何发展难以预料；而离婚多年、尚需抚养儿子的寒乐，生活压力已经比一般人都要大，如果再接来一个前景难卜贫病交加的人，无疑是搬来一座山，扛在了自己柔弱的肩上。可以想像这些年来，她作了多么大的付出！

接出路生首先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是：一家子住在哪儿？寒乐离异后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暂寄身在单位宿舍。后经多方协调，只有把路生带回到10多年前母亲去世时留给他的那间小房。位于西城百万庄的这间1950年代建造的老式公寓房，大约10平方米左右，简陋拥挤，破败不堪，经济上一直很拮据的他们当然无钱装修。寒乐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有一次回京度暑假，炎夏天气3个人只能挤在一张大床上。而且住到这里后，寒乐上班就不得不充当自行车运动员了，遥遥几十里，来回要骑三四个小时！就是在这样的窘困条件下，她开始了对路生的调养、治疗一整套康复计划的实施。也许上苍被她的爱心和毅力所感动，一年多后就初显成效：路生体重增加了近8斤，体质大大增强；心理的紧张焦虑感逐步降低，而且能在寒乐的陪同下外出参加文学活动，重新回到了社会群体中。
路生的朋友们都很感激寒乐，是她生活上的精心照料与呵护、精神上的充分理解与激励，使路生从福利院出来后身心状况奇迹般地迅速好转。她正是照彻路生苍凉命运天空的那道“冬日的阳光”！ 有名言说：对于男人，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同时也是一所最好的医院。——后面这半句，是我加上的。

然而，寒乐对此从不居功，而是强调路生的内在素质好——比如爱思考，眼界高，胸怀广阔，关心国内外大事。寒乐曾带点侥幸、又带点后怕地告诉我：“病人长期处在精神病院的环境，如果没有内在的支撑、精神上的强烈追求，思维和人格很容易垮掉。路生在福利院与病友之间不可能有思想层面的交流，心灵很孤独，只有自己思考。思考成了他最大的精神乐趣和思维训练。他那时思考的问题就具有前瞻性，许多都是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这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刚接触他时、包括接他出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发现他说话的语速远远没有脑子快，嘴跟不上脑子，甚至有些嗑巴，问他是不是在福利院整天没人说话的结果，他说是。我说多亏你爱思考，否则不疯也会傻啊……”

我思故我在——路生特别喜欢这句名言。他认为，善于独立思考，是一个人人格健全的重要标志。如今，在远离市区喧嚣的新居里，他“充分体会到在万籁俱寂下，在雨夜中，吸着烟，喝着茶，思考问题的乐趣”，自由地让“笔尖在头脑里默默耕耘……”他把思考的妙不可言之处，多次描述在自己的诗中。

谈到路生“内在素质好”的方方面面，寒乐像任何一个沉浸在真爱中的女人一样，对爱人夸不绝口。记得那次通报迁新居的电话中，她“连嗔带怨”地向我例数路生的“好素质”——

他真是心地善良，只是太过于体恤别人不爱惜自己了。这几年每次出门乘公共汽车，他都不顾自己有腿伤走路都跛，争着给人让座，甚至是对比他年轻、比他壮的人。我真担心他摔着，没办法，为了让他坐着，和他一起乘车我要比他更积极地让座，否则他也坐不踏实。他还特有“底层意识”，对“弱势群体”极富有同情心，比如卖菜的、蹬三轮的、收废品的等等引车卖浆者流，包括乞丐他都对人家特别好，交了不少朋友。跟他散步或在菜场买菜，总会遇到这些人跟他热情打招呼。看到卖菜大姐的孩子手冻红了他都要去问候，回家后还难过了好几天。有一次买菜差人一角钱，摊主说不要了，可他跑老远的路误了吃饭也要立即送还，我说等明天买菜时再还都不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几次买桔子，我挑好的往袋子里放，他却总要拿几个坏的放进去，我说你干嘛？他说都不买坏的，那这坏的卖给谁？人家卖东西的老百姓也很不容易啊！

他还特别遵守社会公德，在文明教养、爱护公物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超过了一般人。比如有一次散步，他把擤鼻涕的废纸从车公庄一直拿到展览路附近有垃圾筒才扔掉。在哪儿住他都总是主动打扫公共地带的卫生。对不需要自家付电费的楼道灯，他也是厉行节约——我们刚搬来时，声控楼道灯因故障关不了，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出来把灯泡拧松以灭灯；因为他睡得比别人早，晚回来的邻居们常常会再次把灯拧亮，他夜里醒来发现后就再次出来拧灭，真是不辞劳苦！还一再说，这点儿电虽说没多少钱，可国家能源紧缺啊……

听着寒乐的描述，我不由得回想起2004年夏天回北京看望路生、一起在餐馆吃饭的情景。去之前，我和黑大春预先就在电话里商量，千万不能让路生抢了为聚会买单。因为我们都了解路生的为人，他可以俭朴到近乎苛待自己，对别人却很大方。可没想到，饭吃了不到一半，他就借口去卫生间许久不回来，大春突然警觉赶紧跑到收银台，果然，路生正在劝说收银员收下他预交的饭钱呢。几天后，另一位朋友宴请我们，席间要了一些高档烟酒款待他，他却推辞不受，一个劲儿地说太浪费了太浪费了，要求退掉……曾有诗友感慨到：在如今这个人心奔钱、疯狂逐乐的物质主义时代，你和路生这种“道德君子”、“精神朝圣者”在一起，真搞不清时光是倒流了呢还是飞跃向前了，反正不像是活在现在……

寒乐最后在电话里用淡定又满足的口吻总结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平静温馨，我们俩对物质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奢求，俩人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闲暇时间，彼此相对而坐，各捧一本书，或一起讨论书中的内容，那就是我们理解的幸福时刻……路生形容他现在的心情是‘梦里也能笑出声’；对目前新居里的生活评价是‘共产主义莫过于此’……”寒乐还说：“我非常感谢所有关心路生的人，没有他们路生也不会康复得这么快。我是个很普通的女人，没什么大本事，只是想竭尽全力，维护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定日子。要说我还有什么担忧，就是怕自己死在路生的前面，把他丢下没人管……现在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不受浮嚣世事的打扰，平静地生活……”

2005年国庆节的这次新居里的会面，我感到路生比一年前见到时思维更加敏捷，浑身充满活力。此外，尤令所有关心他的朋友高兴的是，近几年路生的诗歌创作更上层楼，不断有佳作问世，并能出门参加一些诗歌公益活动了。临告辞时，路生起身到书房，取来近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个人选集《食指的诗》，分送给我们；还告诉我说，他的另一本新诗集即将付梓……可以期待，那个曾在中国新诗史上开疆辟域、独领风骚的郭路生，将进入生命创造力的又一个高峰期，正如他早在25年前、刚入福利院时的诗中所宣告的那样：

但终于我诗行方阵的大军
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
埋葬弱者灵魂的坟墓
绝对不是我的归宿……

在这里，我要向路生和寒乐献上深深的祝福！

（2006年2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