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雏菊
北岛
一
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个人认识一个国家。大约五年前,我在旧金山认识了乔治(George)和戴西(Daisy)夫妇。他们后来到我住的小镇朗诵。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饭,余兴未尽,我把他们夫妇请到家中,打开两瓶上等红酒,一直聊到深夜。在美国难得碰到有意思的人——这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像乔治和我这样的残次品纯属淘汰之列。
乔治是美国诗人,出生在匹茨堡产业工人家庭,12岁离家出走,后当兵送往越南战场,由于参加反战活动被送上军事法庭,胜诉,回到美国拿下硕士,再东渡日本学习武术。
戴西也是诗人,她的身世更传奇。她出生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Managua)的文化世家,自幼进天主教贵族学校,上大学后投身政治。她加入反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成为桑第诺电台(Redio
Sandino)的播音员。革命胜利后,担任新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主要负责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扫盲运动,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她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内阁成员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出国访问,让人目瞪口呆。”
戴西原意是雏菊。她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在优雅而难以捉摸的美中隐藏着某种野性。她的皮肤会让人想到某种贵重瓷器,却在革命的风暴中完好无缺。她年轻时想必了得,给以男性为主的革命带来多少动力。
从我教书所在的印地安那州的冰天雪地中出发,换了两次飞机,终于到达热带的尼加拉瓜。昼与夜,冬到夏,有转世投胎之感。到达离首都东南40公里的格兰那达(Granada)已近午夜。这个西班牙风格的城镇建于1524年,是西半球最古老的殖民地城市。
在旅馆办好手续,我穿过中心广场来到对面的文化中心,今晚是诗歌节的开幕式,我刚好错过。人们随着音乐的召唤纷纷起舞。
有人高呼我的名字,原来是哥伦比亚诗人哈罗德(Harold),只见他像老鹰张开翅膀向我扑过来。他就像传统小说中的人物,从这一章直接进入下一章:我们刚在智利分手,又在尼加拉瓜重逢。他掏出他主办的文学刊物,封面人物就是我。他得意地说:“在你的诗的西班牙译本中,我是最棒的。”
乔治和戴西随即出现,久别重逢,我们像孩子一样高兴。戴西的眼睛闪光,似乎在说,看,我终于把你带到了我的祖国。她把我介绍给诗歌节的组织者和尼加拉瓜诗人们。“这都是我们当年出生入死的战友,”她说。乔治告诉我,今年11月的大选,桑解很有希望重新执政。戴西将参加竞选班子,一旦成功,她很可能重新入阁。我们为革命的新曙光干杯。
二
第二天早上我为了买牙刷顺便逛逛街。这是尼加拉瓜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其繁华程度远不如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城。按国民总产值,尼加拉瓜排131位,是拉丁美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尼加拉瓜(Nicaragua)一词的后缀阿瓜(agua),西班牙文是水。它西临太平洋,东抵加勒比海。还有两个大湖,果然水源丰沛。尼加拉瓜于1821年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1839年建立共和国。1912年美国在尼加拉瓜建立军事基地。
农民出身的桑地诺(Augusto C. Sandino),1926年从墨西哥回国,领导金矿工人起义。同年12月,美国为了支持保守党政权,派出两千名海军陆战队登陆。桑地诺带领着29个伙伴进入了山区。展开游击战,队伍不断壮大。人们称桑地诺为“自由人的将军”。当时全世界只有六百多架军用飞机,美国竟派出了近七十架对付尼加拉瓜游击队。1928年美国胡佛总统提出与桑地诺谈判,被拒绝。美军终于在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1934年2月21日,桑地诺应邀到首都马那瓜共商国事。当晚,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在总统府设宴招待。酒宴结束后,索摩查指派的凶手在暗中开枪杀害了桑地诺。索摩查1936年就任总统,建立了长达40多年的家族独裁统治。
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生于1946年,被西方媒体称为“天生的革命家”。他父母都是坚定的革命者。1961年以桑地诺命名的桑解宣告成立,年仅15岁的奥尔特加加入后,立即和伙伴抢劫了“美洲银行”的一家分行,为革命带来第一笔“启动资金”。1979年,桑解发动总攻,索摩查三世逃往美国,桑解成立了民族复兴政府。后当选总统的奥尔特加,取消美国在尼加拉瓜的一切特权。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进行经济制裁,同时支持尼加拉瓜右翼势力,发动内战。1990年大选,内外交困的桑解,终于败给亲美的反对派全国联盟。
这一历史转折改变了戴西的生活,她退出政坛,离开故乡来到美国,认识了乔治,在旧金山定居下来。而我也由此通过乔治和戴西认识了尼加拉瓜。
是夜,在一个烧毁的教堂前举办诗歌朗诵会。先由政要讲话,为一个纪念铜牌剪彩,上面刻着“这里是格兰那达”。
威廉·沃尔科(William Walter)是19世纪美国最出名的海盗。行医、当律师、办报纸都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好勇斗狠,开疆拓土。1855年5月,带领60名散兵游勇从加州启航,抵达内战的尼加拉瓜,占领格兰那达,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规定英文为官方语言,推行奴隶制。在尼加拉瓜人的反抗下,1857年他逃离格兰那达前烧毁了许多建筑,在废墟上写下“这里曾是格兰那达。”1860年,他再次去尼加拉瓜远征,途经洪都拉斯时被捕,后被军事法庭处死。这个沃尔特多少有点儿像山姆大叔早年的漫画式速写。
三
哈罗德和《新新闻报》主编与我共进早餐。我跟哈罗德头天约好去马那瓜,他请主编推荐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首选竟是他们报社。我们搭两位台湾诗人的顺风车,到了马拉瓜换乘出租车来到《新新闻报》报社,这是尼加拉瓜第二大报纸,第一大报叫《新闻报》。依此类推,第三大报纸应叫《新新新闻报》才对。进了《新新闻报》的简易楼,哈罗德把我推给准备采访我的女记者,自己忙着去办事。“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女记者的头一个问题。一见哈罗德回来,我站起来说:“我不能接受这采访,她连我打那儿来都没闹清楚。”女记者不肯罢休:“我可以问一般性的文学问题呀。”“那你找别人去问吧。”我说。
出了《新新闻报》来到隔壁的《新闻报》,哈罗德索要有关诗歌节报道的剪报后,我们往湖的方向溜达。让我惊奇,马那瓜与其说是个都市,不如说是个大村庄,其赤贫程度让我吃惊。我说起美国入侵和左翼革命。哈罗德愤愤地说:“可别跟我提什么桑解,这个国家就是被他们搞糟的,执政十几年,哼,搞国有化倒好,先把自己腰包塞满了。”我反驳他的说法。哈罗德说:“我从来就不是右派,拉丁美洲作家没有几个是右派。但我对那些打着各种旗号的左派有足够的警惕。他们一旦上台全都变质了”...
在大太阳底下,我跟哈罗德两个老外,为第三国的政治现实争得脸红脖子粗,汗都下来了。
一个推车买冰棍的人带来了凉意,让我们冷静下来。我们决定包下辆出租车,去报社以外的名胜古迹转转。老司机皮肤黧黑,很健谈,乐于充当我们的导游。我们先沿市中心兜了一圈。那里一片废墟,只有一栋高楼孤零零地立着,据说那是有丰富地震经验的日本人盖的。1972年圣诞节前夕,马那瓜发生大地震,70%的建筑物倒塌,25万人无家可归。祸不单行,尼加拉瓜又在1998年受到飓风毁灭性打击。鉴于天灾人祸,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放弃尼加拉瓜的巨额贷款。
桑底诺塑像立在湖边山坡上,巨大身影投向天空。在历史的广阔背景中,一个民族英雄是多么孤单。
说到11月的大选,司机说:“要说我是桑解的老战士了,但他们让我厌倦。我当然还站在左派一边,但不会再选原来那批人马了。”我让哈罗德问他知道不知道戴西,司机回答说:“当然,那个游击队姑娘,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她是个好人。”从马那瓜回格兰那达的路上,开出租车的小伙子年仅21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提到大选,他痛快地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谁给钱我就选谁。”
四
我请乔治夫妇和一位墨西哥女诗人吃晚饭。我们桌邻天井,阵阵晚风袭来,略有凉意。背景音乐是尼加拉瓜民间歌手的奔放歌声。我说到白天和哈罗德的争论,还有出租司机的说法。戴西告诉我,哈罗德的话基本是对的。尼加拉瓜的政治腐败是有悠久传统的,且不说横征暴敛的索摩查家族,最近的例子是1996年当选的右翼总统,两年前因贪污受贿被判刑20年。革命成功后,桑解某些领导人也腐化堕落了。但她认为,革命的成败应放到当时全世界冷战的背景中去看。美国想尽各种办法颠覆左翼政府,诸如经济制裁,媒体宣传,支持右翼发动内战。
她告诉我,由于内战和贫困,在尼加拉瓜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占百分之七十,他们对革命所知甚少。戴西动情地说:“我常在想,那些普通老百姓怎么看我们,革命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让我感到内疚。”她提到过去的一个女战友,革命成功后曾任驻越南大使。后来她对桑解内部的腐败失望了,决定摆摊卖杂货自食其力,直至今天。其他摊贩称她为“我们的女司令”。
最后我们说到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他是南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去年诗歌节开幕式上,就是首先由现任总统朗诵达里奥的诗篇。乔治说,你能想象美国总统布什在集会上朗诵惠特曼吗?
在南美洲,革命和诗歌的有某种特殊关系。下令刺杀桑地诺的索摩查一世于1956年9月被诗人帕瑞兹(Rigoberto Lopez
Perez)刺杀。帕瑞兹留下这样的遗言:他只是做了“任何热爱祖国的尼加拉瓜人早就该做的事。”索摩查家族特别恨诗人,特别是索摩查三世,无数诗人丧命在他们手下。依我看,革命与诗歌共享幻想与激情,但革命一旦转换成权力,往往就会成为自身的敌人。好在诗歌和权力无关,甚至是权力扼杀的对象。我琢磨,作为诗人和革命者,作为高级官员和流亡者的戴西,到底是个什么人?
戴西告诉我,她昨天见到当年“桑地诺之声”的忠实听众,他把当年录制的录音带送给戴西。另一个人在听到戴西的朗诵后过来问,“你就是当年的广播员?我的脑袋受过伤,大部分记忆都失去了。就在刚才,我突然认出你的声音。”
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1978年某天,在秘密据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戴西打开录音机开关,调试音量,对准话筒:“这里是桑地诺之声,现在开始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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