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亡干杯
北岛

在香港中文大学见到中学同学晓峰。上次见面是1988年深秋，在费城，一个老同学家。他当时在纽约上州边打工边读博士。在我的召唤下，他买了辆旧车，连续开了十多个小时赶过来，然后是彻夜长谈。眼下是2006年夏天。晓峰的夫人建华是甲骨文专家，现在中文大学工作。他们夫妇请我到教职员餐厅吃晚饭。晓峰发福了，两鬓华发。同代人久别重逢就如同照镜子：你看见人家多老，你就有多老。十八年如一夜，好像早上醒来接着聊。千言万语，我们首先说到的是刘羽。

1972年秋天，刚从内蒙回来的晓峰告诉我，他们院儿有人蹲了三年大牢刚放出来，在牢里结识了不少文化名人。此人刘邦的刘，项羽的羽。现在嘛，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于是我认识了刘羽，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正是我和芒克等人的友谊，才有了后来《今天》的故事。当年的大网就是这样织成的，而刘羽是关键的网结。

刘羽少年老成，在他居住的小西天北影演员宿舍，都管他叫“刘公”，可见其夫子气。他戴白塑料框眼镜，人中长，微笑时抿着嘴，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自打我认识他那天起，他就念叨要把他的狱中故事写出来。我翘首以盼，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2004年夏天某日凌晨五点，电话铃响，我抄起电话机躲进卫生间。“是我，刘羽。”“你这么早来电话？”我不满地说。“我得了肺癌，刚做完切除手术，明天回北京。好在手术成功，这边的朋友待我很好，我回北京再做化疗。”他停顿了一下，说：“手术前我留下遗嘱，如果死在手术台上，就让朋友把骨灰装进信封寄回北京。”他最后总结说：“整天在厨房烟熏火燎，外加抽烟，我不得肺癌谁得？”我嗫嚅着试图安慰他，全是废话。

刘羽1990年随移民潮去了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一家中餐馆打工，老板赖帐，他白干了一年多。后转到波兰克拉克夫（Cracow），打工攒钱盘下家餐馆，自己当老板，兼采购会计大厨二厨红白案。

97年春他到美国来玩，住我家。他一到就开箱取礼物，七八本光艳的《花花公子》杂志滑出来，他连忙收好，说是在机场捡的。我不知道《花花公子》的读者对象，但对一个东欧的中国移民来说多少有点儿残酷意味——浮华世界的镜像永远是颠倒的。说来那是他海外生活的顶峰，餐馆赚钱，说话有底气。他有意留在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机，未果。回波兰后不久，遭红眼的波兰人算计，撕毁合约，餐馆被收回。

其后很多年，我大概是跟刘羽唯一经常保持联系的老朋友。要么他用电话卡打给我，要么我打给他。他的餐馆和波兰理发店共用一条线，运气好直通餐馆，否则就一头扎进毛发丛生的理发店，“我不理发，”我在波兰语中绝望地用英文叫喊，“我找Mr. Liu”。咔嗒一声，电话转到灶台边。无论多忙，Mr. Liu总是温文尔雅地先说：“你好”，好像我是顾客。我们打电话似乎仅仅为了证明对方的存在而已。他很少谈自己，那转换开关后面的生活让我感到神秘。

2000年秋，我应邀去克拉克夫参加国际诗歌会议，议题是诗歌与死亡。我终于能飞到世界另一个角落看望刘羽。他得知这个消息，自然兴奋，却平静地说：“给我带些中文书刊来吧，这儿什么都读不到。”

我到了克拉克夫的旅馆，马上给他打电话，他应声而至。只见他衣服簇新，皮鞋锃亮，像个准备娶媳妇的乡下小伙儿（死后他老婆才告诉我，为了我到来，他在海外这么多年头一回去商店买鞋买衣服）。他一见面就告诉我，我下榻的旅馆餐厅，正是他被波兰人夺走的“聚宝盆”。显然这是他的伤心地。他无奈地摇摇头，就像面对当年不容争辩的监狱一样。

他烟抽得凶，一支接一支；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只是不再谈文学。对于他的现实来说，那是一种奢侈。我请他参加开幕式酒会之类的活动，他犹豫了。“餐馆那边忙，怕过不来”，他呐呐地说。

次日，他尽地主之谊，陪我出去游览拍照。那是晚秋时分，树叶红黄相间，阳光柔和，暗示着冬天的肃杀。克拉克夫位于波兰南部维斯瓦河畔，是波兰中世纪的首都。老城广场保留着文化复兴时期的原貌，石板路通向过去，让人想到时间的磨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广场周围的餐厅酒吧，深藏于古老的地窖中，烛光摇曳，彷佛召唤古老的幽灵。

刘羽夫人到旅馆来接我们吃午饭。我扬手招来出租车时注意到她眼中的慌惑，我才意识到出租车就像文学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我们来到大学区的灰色楼群中，她坚持要付出租车费。这是栋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宿舍。上楼，拐弯，穿过楼道，眼前是刘羽的小餐馆：没有店面，只在门口挂了块招牌；五六张小桌错落，虽简陋，但布置得还雅致，干干净净。跑堂的波兰姑娘是唯一的雇员，我们是唯一的客人。刘羽在厨房叮叮当当地忙乎，四菜一汤，招呼我们就座。

这顿饭我吃得一点儿都不踏实：眼见这生意只有赔本的份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过来的。记得97年春他在我家指天发誓，只要赚到十万美元就洗手不干了。可这不是与那目标背道而驰吗？在我盘问下，刘羽掰着指头算了笔细帐，主要是成本低人工便宜，利虽薄，积少成多嘛。还有，波兰人民最热爱咕老肉，一天卖十份就是这个数。他比划着，半闭着嘴满意地笑了。这时有客人进来，他起身进了厨房。

克拉克夫的中国人不多，和刘羽来往的是几家中餐馆的老板。在他们中间，刘羽显然是老大哥，知书达理，待人诚恳。人家都比他混得好，有房子有车，我们跟着沾光。一位老板开车带我们去古堡参观，另一位老板在自己的餐馆设宴招待。几杯酒下肚，刘羽话多起来，恢复了八十年代的镇定。

刘羽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坐火车去华沙，住在他另一个朋友家。他是做皮靴生意的，一赶上暖冬就着急，盼着天寒地冻下大雪。几家欢乐几家愁。走在华沙街头，让我想起跟刘羽七十年代扒火车出游的经历。当年人穷志不穷，天不怕地不怕。如今兜里倒有俩钱儿，可走在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怎么总让人提心吊胆？

我回到美国，又时不时地在Mr. Liu中餐馆与波兰理发店之间奔突，但不再困惑，那电话转换开关后的生活含义明确无误：在一个美丽如画的欧洲中世纪城市，他独自哼着一支伤心饭馆之歌。

2001年底，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再次见到了刘羽。十多年没回家了，北京变得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在我看来，那高楼林立的北京丑陋无比，与我的童年与我的青春时代无关，与我无关。在自己的故乡，乡愁更深了。惟有老朋友聚首，才能多少唤醒昔日的感觉。刘羽常来看望我父亲，他总是夸刘羽最懂事，体贴老人。临别前我们在南小街一家上海馆子小聚。我建议他把餐馆卖掉，早点儿搬回北京。他说餐馆不好出手，再说还有赚头，眼见北京的物价越来越高，十万美元不够养老的。我们相约第二年夏天在北京相聚，可谁知道，那一面竟成永别。

两年后刘羽得了肺癌。他回到北京，我请我母亲给他送些钱去。老人爬五层楼，见到刘羽，告诉我说他精神还好，就是消瘦。我跟他通过几次电话，说好我年底回去看望他。他声音平稳，对化疗的前景很乐观。后来才知道，他在波兰做手术时癌细胞已经转移。我同学的弟弟也患了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见到刘羽。刘羽赞叹波兰的医疗技术，说他的伤口不用缝合，而是用胶布粘连的。我甚至能想象出他说这话的神情。

十月初刘羽住进复兴医院，病情迅速恶化。据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了大半夜。徐晓在《穿越世界的旅行》一文中写道：“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1978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1990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儿病死在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在创刊时，刘羽和《今天》的关系若即若离。他常来参加编辑会议，但似乎只是个旁听者。在《今天》第一期后出现分裂的会上，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直到深夜。何去何从，既涉及到《今天》的生死存亡，也涉及到每个人的命运。就在这关口，一直默默坐在角落的刘羽起身说：“我明天还得上班，先走一步了。”这一步，使他从《今天》永远跨了出去。我后来愤然指责他，指责他软弱。其实我有什么权利这样说呢？我从未坐过牢，没有过他在铁窗后险些病死的体验。在政治高压下，谁也没有道德优势。可话又说回来了，在生死之间，爱恨之间，成败之间，荣辱毁誉之间，差的往往就是这一步。人生如此，命运如此。

虽说刘羽没有真正卷入《今天》，但他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我几次逃亡藏匿，都得到他的帮助。他深知危险的代价，甚至说不定会再次锒铛入狱。他生性软弱，却始终坚守道德底线。

刘羽住进了重症病房，上了呼吸机。那相当于死牢，有去无回。据说，重症病房每天费用八千元，也就是说，他辛苦挣来的那些钱血本无归。而我身不由己，我回国的行程是由“城堡”决定的。我屈指数着日子，我猜想他也在默默盼着。生死之间，这一步有多远？

我们带女儿和她的同学外出，在加州死亡谷过夜。孩子们入睡后，我们开车去附近一家旅馆的露天酒吧坐坐，要了瓶红酒。茫茫荒漠，皓月当空。我突然感到不适，天旋地转，回到旅馆就吐了。第二天开车途中从手机得知，刘羽走了。

花间一壶酒，我与他对饮。死亡并不可怕，我只是打心眼里为他含冤叫屈：该挥霍青春年华时，他进了大狱；该用写作抵抗黑暗时，他闲荡过去；该与朋友干番事业时，他先撤了；该为时代推波助澜时，他忙着挣小钱；该安家过小日子时，他去国外打工；该退休享清福时，他把命都搭进去了。好像他的一生，只是为了证明这世道的荒谬。这是个人与历史的误会，还是性格与命运的博弈？我不知道。死去方知万事休，刘羽，先干了这一杯。

我想起1975年我们同游五台山那一幕。那时我们还年轻。穿过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山崖上。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我们向云雾飘荡的远方眺望。其实啥也看不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