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 行
——献给蔡其矫
北岛

元月二日晚，家中来客，一起包饺子过年。电话铃响，是《香港文学》主编陶然，他说：“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我顿时呆住，妻子询问，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又接到蔡三强的电话，说起他父亲一向打鼾，半夜鼾声一停人就走了。他还说找到很多照片，与《今天》及“星星画展”有关。不想扫客人的兴，我步入院中。女儿随即送来大衣，关切地盯着我，我摆摆手让她进屋，兀自坐在暗中。

去年七月，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席间说起蔡老的传记《少女万岁》。我要来电话号码，当晚打过去。蔡老听到是我，甚喜，得知我仍不能回国，破口大骂。我约他到香港相见，他长叹道：“恐怕不行了，我88岁，老喽。”东拉西扯，从朋友到海洋。谁成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我们都走在这路上，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也许重要的是，你与谁相识相伴相行，与谁分享生命苦乐，与谁共有某些重要的时刻，包括最后一次。

一

1975年冬，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那年我26岁，他57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艾青到北京治眼疾，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家中陈设简陋，一目了然。由于地面不平，每次开饭，艾青都要亲自过问折叠桌是否放稳——颠沛流离，吃顿踏实饭至关重要。家徒四壁，但有满满一箱子齐白石的画，那是艾青刚进城当中央美院军代表时买下来的。

那时候说串门名副其实：走动之间，把国事家事天下事都给“串”到一起了。没电话，除非事先约好，只能撞大运——应声而至，沏茶倒水备酒留饭，取决于友情深浅。

那天上午，有人敲门后高声通报：“艾青同志在家吗？我是蔡其矫。”只见他一头卷发，满面春风；说话底气足，南腔北调。一见面，他就夸我诗写得好，让我口讷而窃喜，手足无措。

第二天蔡其矫就来我家串门。唯一的皮沙发像烂桔子般陷落，只好把客人请上床。我们背靠墙并肩而坐，腿翘到床沿外。他引导话题，从诗到政治到性。他单刀直入，问我是否有过性经验，弄得我大红脸。接着他坦言对爱情及性的看法，我只好跟进，讲述了失败的爱情故事。他告诉我，他译过惠特曼的《伐木者，醒来》和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答应下次带给我。

我和蔡其矫成了忘年之交。相比之下，和艾青认识要早些，但关系很淡。他有点儿公子落难的意味，自视高，身份感强，让人敬而远之。这恐怕是他翻身当家做主人后我们决裂的原因之一。蔡其矫命途多舛，却毫不世故，喜笑怒骂，如赤子般坦荡。

凭借华侨的特殊渠道，他搞到不少港台版文学书籍，再加上他手抄功夫了得，密密麻麻，如纳鞋底一般。说来也巧，自1964年因所谓“破坏军婚”罪锒铛入狱，直到1978年底他的三首诗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其间15年，蔡其矫跟我们一样处于地下，摸黑走路，靠手抄本借光。如今说到地下文学，看来界定要宽泛得多，且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他写下的《波浪》一诗。

在阳光普照的大墙后，有一窄门通向北京离经叛道的地下世界，那儿有各式各样的沙龙，热闹得很。创作是私下的事，大家凑到一起则变着法儿玩——聚会郊游酗酒吟唱谈情说爱。我把蔡其矫领了进去，这地下世界，连带出没其中的漂亮女孩儿，让他激动不已。他的老式莱卡相机，镜头跟主人的眼睛一起永远忠实于她们。大家当面恭敬，一口一个“蔡老”，背后叫他“蔡求蜜”。

单位与老家在福建，夫人住北京，随文革风暴远去，行动自由的限制少了，他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后来每年像候鸟，春去秋来。而那窄门后面的北京，让他时不时改变行程。

我们常去的地方有圆明园、香山、樱桃沟、沟崖、八大处、十三陵水库、丁家滩和云水洞。便携录音机的出现把郊游推向高潮——野外舞会应运而生。最早上市的板儿砖式录音机细如蚊声，动辄卷带，但丝毫不影响众人兴致。音乐响起，只见蔡其矫独领风骚，他腰板笔直，昂首含颌，带着女孩儿旋转。霎时间，节奏骤变，从舞曲转成摇滚乐，慌乱中他踩不上点儿，于是激流勇退，继续搞好摄影师的本职工作。这一切都写进他诗中，诸如《雨后樱桃沟》、《湖上黄昏》、《十渡》和《女中音歌手》，后者副标题还特地注明“为今天玩伴而作”。

久别重逢，我提起当年那些女孩儿，他全都忘光了，令我惊讶。其实他记住的名字是青春，总有青春的代表进入他的生活。

他与舒婷1975年结识。《橡树》这首诗就是他转抄给艾青，艾青大为赞赏，又推荐给我。在蔡其矫引荐下，我和舒婷自1977年8月开始通信，她的《这也是一切》随意抄在信中，是对我的《一切》的答和。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四五事件发生时蔡其矫在福建泉州，9月18日回到北京，马上去天安门广场凭吊，写下长诗《丙辰清明》：“啊，祖国！/我忧心如焚/到处在寻找你的踪影：/那些鸽子哪儿去了？”

那年夏天，我妹妹在湖北游泳救人时死去，我痛不欲生。十月上旬，蔡其矫约我去香山散心。霜染红叶，如大地的血迹。我们沿后山小路攀登，在茶室小憩，凭栏望去，无限江山无限愁。

骑车回家的路上，街有异动——中国人的嗅觉比狗还灵。拐进某大院（据他回忆是海军大院），得到的消息难以置信。我们张着大嘴在夜色中前进，经王府井，终于得到证实。街上有人在吆喝：“卖螃蟹喽，三公一母！”他甩出一张“大团结”，不等找钱，拎起螃蟹飞身上车说：“到我家喝酒吃螃蟹去。”

那夜，我们喝黄酒吃螃蟹论天下事。我只记得他满脸通红，眼神有点儿疯狂，恐怕也折射了我的疯狂。对，我们就是荒原狼，在长夜将尽时朝天噑叫。

我自选了二十多首诗，抄在十六开蓝色笔记本上，赠给蔡其矫。在扉页我写下题诗：“在长风不安的歌声中，/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白色的道路上，/只有翅膀和天空。”

二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

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6岁读私塾，8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早春，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先进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1945年当随军记者。自1948年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五十年代初他放弃仕途，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

我常在琢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革命，往往是想通过救亡，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这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

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他如愿以偿。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是非常自由的……那时，上课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贴墙报是自由的，搞创作也是自由的……”

夺取政权后，革命转而成为自身的敌人。和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其矫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歌功颂德，写检查，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但最终发现，革命与他所向往的个人自由早已分道扬镳。当人们彻底放弃自我时，他做了反向的选择，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波浪》。

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断的一代。即使有少数挑战者，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格局，成为统治者的镜像——正反不同，可长得一模一样。由于被镜子夺去了灵魂，即使幸存下来，往往变得枯燥而无趣。

从年初起，我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叫南弯（South Bend）的小镇教书。这里大雪茫茫，铲雪车到处奔忙，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音。蔡其矫仿佛和我肩并肩，在雪中趔趄而行。他离开这世界一个多月了。这是个洁净的日子，充满明亮忧伤的日子，纪念逝者的日子。

王柄根《少女万岁》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让我哑然失笑。文革期间，蔡其矫不仅不认罪，还公然贴大字报和造反派辩论。比如，说他是黄色诗人，他就举出唐宋诗词中的例子反驳。退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接受，因为他皮肤是黄色的。但接着他又说，皮肤并不能决定诗人的品质，比如，普希金的祖父是黑人，不能说他是黑色诗人……嘿，他还挺矫情。

与此相应的是宁折不弯的刚烈。在一次批斗会上，福建作协别的头头都被迫跪下，只有蔡其矫，怎么推搡他硬是不跪。造反派小头目一扳子砸过来，闪过去，又是一扳子，头破血流，他连血也不擦。最后造反派害怕了，把他送进医院。

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不惜粉碎我自己。”纵然一生风流，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也许这是迷途的爱、沉睡的爱。肉体有限度的满足，是人的最低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

依我看，在一个“阶级仇民族恨”的时代，正是爱与艺术让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也只有爱与艺术，才会破解权力的因果链条，挣脱官方话语的无形桎梏；才会让人心变得柔软，复原万物的质感，使灵魂自由青春永驻。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关了近两年。多年后，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艾青问，你为女人坐过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

三

1978年深秋，我着手编辑《今天》创刊号，在桌上摊开蔡其矫和舒婷的诗稿，逐一推敲。我发现在老一代诗人中，蔡其矫竟与我们精神上如此之近。于是我选了他的三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接下来是舒婷的《致橡树》和《啊，母亲》。其中那首《橡树》，我根据上下文把题目改为《致橡树》。为安全起见，我给蔡其矫取了个笔名“乔加”。

我事先写信去福建试探，他竟满口答应，还另抄了几首新作。要知道那年月这可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弄不好是要坐牢的。那年他整满六十，本应安度晚年，却跟我们这帮混不吝的小子借《今天》浮出地表。

舒婷加入《今天》文学团体，始作俑者蔡其矫。在他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来到北京，与《今天》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气爽，蔡其矫、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长城。那天蔡老兴致格外好，端着照相机冲锋陷阵；舒婷胆大艺高，爬到城垛上徘徊远眺；我晕高，看不得这壮举，把头转开；艾未未还是个大男孩儿，一开口脸就红……

10月21日上午，《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第二届露天朗诵会，蔡其矫和舒婷也来了。以灰蓝色调为主的听众，点缀着花花绿绿的外国人和白制服警察。风雨欲来，朗诵会开得凝重悲壮。朗诵者向这两位最早加盟《今天》的南方人致敬。与整个基调形成反差，他们的诗句让人想到黎明时分的热带雨林。

《今天》问世后我们越玩越疯，郊游规模越来越大。蔡其矫是积极倡导者，乐此不疲。1979年深秋，即“星星画展事件”后不久，一行百十余人，浩浩荡荡，前往云水洞和十渡。在云水洞前空地上的舞会，如庆祝胜利的狂欢节。这下可忙坏了蔡其矫——跳舞摄影，二者不可兼得。只见他上窜下跳，进退两难，连那些照片都拍得气喘吁吁的。爬山路上，他突然惊呼：“哎呀，这下糟糕了！”等大家围过来他才说：“我的面包都破了！”原来是他带的面包被压碎了。一个南方人的“破”字当头，把北方人全逗乐了。

如果说革命是狂欢节的话，当过情报科科长的蔡其矫深知其中危险。他多次警告我少和外国人来往，千万不要涉及政治，为此他甚至跟我发脾气。可既然是狂欢节，谁又能控制得了呢？跟他怎么解释都没用。

他与《今天》渐行渐远，但友情依旧。只要有美食美景美女，他从不拒绝。

四

1980年10月下旬，我和前妻从山东度蜜月回来。第二天一早，有人拍门大叫：“我是蔡其矫。还活着，快，快点儿生火。”原来他拎着一串螃蟹。在朋友中，他是头一个来贺喜的。

按他的话来说，天下好吃莫过于螃蟹。看他吃螃蟹是一种享受：不用任何工具，咬啃咂嘬，全靠嘴上功夫，关键还得牙口好。一般来说，美食家全都热爱生活，没听说哪个美食家得抑郁症自杀的。我吃螃蟹毫无耐心，很快就在残渣余孽前投降了。他从牙缝挤出的评论准确有力：“笨，懒，浪费，可惜。”

那时候都在家待客，最多去搞点儿散装啤酒凉菜什么的。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朋友聚在一起，粗茶淡饭，能多说说知心话。有时也争得脸红脖子组，但不往心里去。

有一天，蔡其矫云游四海归来，我应声而至。那时他住东单大雅宝胡同，人民美术出版社宿舍，两间小屋昏黑，堆满书和他收集的贝壳。他留我吃午饭，得意地展示一路上的新作。我对那些“旅游诗”不以为然，半开玩笑说：“你怎么跟出笼的母鸡一样，到哪儿都下个蛋？”他脸一沉嘴倒弓，下了逐客令：“饭吃好了，你该回家了。”我为自己口无遮拦后悔，晚矣，只好悻悻离去。几天后他老人家骑车来找我，照样乐呵呵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1981年秋，在兰州教书的“九叶派”诗人唐祈筹备“兰州诗会”，请了舒婷、江河、杨炼和我。未在受邀之列的蔡其矫，闻舒婷途中被窃，赶去救援；舒婷败兴回家，他却意犹未尽，直奔兰州。我们在招待所撞见，不禁欢呼起来。由于风声紧，“兰州诗会”被迫取消。于是我们封蔡其矫为“头头”，结伴而行。他将军般威风，摊开地图，为进军大西北制定路线。

我们一路穷开心。他最喜欢给美女照相，投其所好，我们仨就像选妃子一般，四处寻觅，把稍有姿色的女孩儿一网打尽。我们声称，这位是作家协会的老革命，为写作收集素材，关键是江山得有美人配。那年月彩色照片稀罕，再听说是作家兼老革命，几乎没碰过钉子。只见女孩子搔首弄姿，风情万种。拍照后留下地址，他事后评论道：“这个蛮不错，有味道。”我们开始犯坏，专挑那些相貌平平甚至丑的，蔡其矫照旧乐得屁颠屁颠的，殷勤备至，但多少有些保留：“还可以，马马虎虎。”他准心里纳闷：江山依旧，可怎地，一夜间，“六宫粉黛无颜色”。

夜宿青海湖边。蔡其矫早起去照相，回来大骂“懒虫”，把我们从床上赶下来。探头窗外，青海湖碧蓝如海，令人怦然心动。我们嗷嗷叫喊向湖边冲去，蔡其矫不甘落后，跟我们一起冲啊喊啊………

辞青海湖，过西宁，再返张掖，宿酒泉，登嘉峪关，抵敦煌。我们持私人介绍信找到敦煌研究所所长，受到特别礼遇，安排在招待所下榻，吃住便宜。在导游引领下，一连四天，参观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洞窟，有些从不对外开放。借助户外微光或手电筒，那奇异的造型与色彩，把我们全都震住了，屏息凝神，神魂颠倒。最让蔡其矫着魔的是飞天与乐伎。他认为，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宗教，而宗教的最高境界是美。

最后一站柳园。三名小卒入川返京，而光杆司令继续西行，向新疆挺进。那是蔡其矫云游四海的开端。我们在小旅社告别，为他发现更多的维族美女干杯。收拾行李时才发现，不约而同，每人都带了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这影响显然来于自蔡其矫。

五

蔡其矫第一次读《草叶集》是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他当时是华北联大文学院教员，院长是在法国留过学的沙可夫。在一个星空灿烂的夏夜，他和沙可夫从法国作家纪德说起，探讨文学艺术的自由观。沙可夫提到惠特曼，并把从苏联带回的英文版《草叶集》借给蔡其矫。

是夜，在煤油灯下，他几乎通读了《草叶集》，为惠特曼的风格所慑服。那来自美洲大陆动荡不安的声音，好像开关，一下打开他天性中未知的暗道——那与革命缘起息息相关，但又与铁血纪律格格不入的流浪精神。他大声用英文朗诵着《啊，船长，我的船长》，激动不已。在华北平原，在残酷的战争岁月，美国的惠特曼与中国的蔡其矫相遇，带有某种宿命色彩。

很多年后，他回首往事说：“任何企图进入艺术王国的人，都应该有大师引路，让自己的大师领着走进那个精神王国。没有大师的引路是不行的。第一位引我走进诗歌王国的大师就是惠特曼，第二位是聂鲁达……”

惠特曼于蔡其矫，绝不仅仅意味着文学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对惠特曼来说，性是人体的能源，是世界物质生命——男女、动物、植物——的关键。他认为肉体与精神同样重要，相辅相成。从这一点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蔡其矫的感情世界和爱情观。

在我看来，蔡其矫的诗歌成就终究有限，说来原因很多，包括与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短暂与断裂有关。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重要性，因为他展现了更为宝贵的生命价值。在这一点上，蔡其矫比安贫乐道的惠特曼走得远得多，他用自己一生穿越近百年中国的苦难，九死而不悔。他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结构保持警惕，毫不妥协，从而跨越一个个历史陷阱：在金钱万能的印尼，他离家出走；在革命走向胜利时，他弃官从文；在歌舞升平的时代，他书写民众疾苦；在禁欲主义的重围下，他以身试法；在万马齐喑的岁月，他高歌自由；在物质主义的昏梦中，他走遍大地……

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最终必与权力结盟，任何以自由为名的造反都将走向奴役之路。1986年5月在福州召开的“蔡其矫作品讨论会”上，他在发言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并不重要，我自认为是一块跳板，一层台阶，踏着它是为跃向对岸或走向高处……所有的诗人艺术家，无不历尽坎坷，屡经寂寞，不被窒息而死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生命即使是伟大而勇敢，也难以达到成功！没有谁保护我们，只有靠自己支持到最后一息……”

自1981年秋，即我们西北之行以来，他云游四海，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这一壮举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他是为了继承徐霞客的传统，还是为了用脚在大地上书写，追赶青春穿透生命的迷雾？他曾在《自画像》一诗中自问：“从黄昏到垂暮，他还能在眷恋中远行吗？”眷恋与远行，方向相反，却彼此激荡有如持久的钟声。

他是一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们一个阴郁时刻的到来：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男盗女娼、画地为牢——这一切正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

七

2001年冬，因父亲病重我获特别“恩准”，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除了尽孝，头等大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忘年之交——岁数不饶人。我从保嘉那儿得知蔡老在京，大喜过望。

保嘉开车带我先去接牛汉。事先瞒着，牛汉下楼迎候时看见我，惊得竟蹦了起来。他快八十的人，仍像棵擎天老树那么壮实。再去东堂子胡同接蔡老。他老人家性急，不断打电话催问，早早到楼下等候。与他紧紧握手那瞬间，我的眼角湿了。他引我们回家，他夫人徐竞辞很热情，沏茶倒水。蔡老明显见老了，但还硬朗。想当年大家就管他叫蔡老，叫了三十年，终于给叫老了。他告诉我，几年前被摩托车撞翻，脊椎骨短了一截，行动大不如从前，但他还是骑车到处跑。

牛汉和蔡老执意先去看望我父亲，于是到我家小坐，再去附近“山水间”餐厅吃晚饭。那天给蔡老点了狗肉煲，他大赞，称天下第一美味。俩老头儿在一起总是斗嘴，嗓门大，还打打闹闹。说来他们还是通过我相识的，那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带蔡老拜访牛汉。

蔡老要去参加作代会，我请他约上舒婷和王安忆一起小聚。那晚，保嘉开车去奥林匹克饭店接上他们，来到后海河沿的“孔乙己”饭店。没事先订位，五个人围住一张小桌，好像烤火取暖。我给蔡老点了只大闸蟹，他大赞，称天下第一美味。

临走前，我借朋友的美意，在其属下一家名叫“湘君府”的湖南餐厅，宴请牛汉、谢冕、邵燕祥、吴思敬和蔡其矫，由几位同辈人作陪。所谓“总统套间”金壁辉煌，那华丽的装饰和闪光灯让人分神。蔡老坐我对面，话不多，专注于那精美的头盘——凉拌龙虾。我劝他多吃，最后连龙虾头也由他包了。在座的文学所的刘福春跟我抱怨说，他每次陪蔡老骑车，蔡老总是逆行，直冲着警察骑过去，他只好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跑。

酒后有点儿恍惚了：生活继续，友情依旧，只是由于我的缺席，过去与现在之间出现某种断裂，如拼图中缺失了某些部分。

次年冬，又在北京见到蔡老。一切似乎又回到过去的轨道中。那晚，我请他和牛汉在一家大众饭馆吃涮羊肉，俩老头儿又斗上嘴了，好像双方为此等了一年。仔细听去，他们提及的名字大都不在人世了。

蔡老告诉我，他用积蓄在老家建了座花园，为了留给年轻人——让他们谈情说爱，诵读诗文。“我年纪大了，得考虑身后的事了，人都有这么一天。”这话还是让我一愣：年龄于他，似乎只是追逐青春的距离参数，与死亡无关。

他还告诉我，他如今志在海洋，研究写作均与此有关。他认为，中国的强大和航海有关。从根儿上说，他是个海洋性格的人。生于海边，长在印尼，随舰队远航，而他那自由不羁的灵魂，更是属于大海的。看来他在大地上走累了，开始寻找归宿——想象与灵魂的归宿。

此刻，我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窗外风雪肆虐。我极力回想我们间的最后一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沉入我关于故乡的混乱驳杂的印象中；而早年交往的细节，像雨后蟾蜍一个个蹦出来，似乎为了展示时光倒错的意义。是的，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