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运动员
袁敏

我爸在三年困难时期生肝病的时候曾经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太极拳，他觉得中国的传统太极中有一种“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精髓。面对着一排态度严厉的审讯者，面对着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显示出一种淡定和漠然，他经常长时间地沉默，逼急了，他会吐出几个字：这怎么说呢?这说不好；这不好说；或者：我不知道；我也不清楚；我没有想过；我回忆不起来了……审讯人员气急败坏地说：58号，你在和我们打太极拳啊! 我爸后来高速我，以前练太极拳时，他总想追求进入一种无干扰、无欲念的宁静之中，觉得惟如此方能获得清心静气的最佳境地。没想到在北京监狱里时，他对太极拳有了一种更新的认识，觉得太极既是长生之法，又是人生境界，“拳打千遍，神理自现”。人生修为应该宁静闲恬，淡融澹泊，虚怀若谷，大气平和。我爸说，像他隔壁那个未曾谋面的难友，他真的很想劝劝他，如此心火暴躁，气血上头，其实是很伤身体的，既惹看守人员不满，又对自己健康没有好处，得不偿失。可是直到我爸最后出狱，他都没能和隔壁的老头照面，更没有机会和他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此事一直被我爸引为深深的遗憾。

尽管在公安人员的眼里，我爸和他隔壁的老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尽管在丁公安看来，我爸是“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老运动员，但事实上，我爸也是一介血肉之躯，八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和精神折磨对他同样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关我爸的牢房大约有十五六平米，房间里有一张小床，一张三斗桌，一只方凳。门上本来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但被厚厚的牛皮纸糊上了，只是又在上面挖了一个小洞，爸爸知道，小洞后面是一只二十四小时都不会闭上的监视的眼睛。晚上，一只至少一百支光以上的电灯泡对准你的床头，很强的光束像探照灯一样打在你的脸上，让你有一种在众人面前被强奸的感觉。我爸说，他进去以后就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总理去世，邓小平打倒，老人家病重，“四人帮”掌权，这一切都告诉自己，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而要迎战这种长期复杂的斗争，身体是第一位的。要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首先要解决吃和睡的问题。我爸说，他当时的伙食标准是十五元，饭菜应该说还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一星期能吃一次猪蹄。星期天吃两顿，上午九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我爸虽然常常饿得发慌，但还能扛得住。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所有的菜都放花椒，那一颗颗像小黑虫子似的花椒密密麻麻爬在菜里，咬一口，舌头麻得半天缓不过味儿，根本吃不出菜肴的味道。我爸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对北方这种花椒大料当盐放的做法痛苦不堪，开始他几乎不吃菜，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不行，不吃菜的结果就是缺乏营养，久而久之，身体就垮了。他命令自己和花椒作斗争，先是强迫自己吃带花椒的菜，后来发现如此痛苦的吸收对身体也不好，他就在每次吃饭前增加一道工序：拣花椒。开始一碗菜里的花椒他得挑拣十几分钟，慢慢的，越来越熟练，两三分钟就能挑拣完，没有了花椒的菜虽然味道还是不太习惯，但毕竟可以吃下去了。渐渐地，我爸喜欢上了北京的大白菜，土豆丝，就连被我爸称为“军用馒头”的黑面馍馍，我爸也能一气吃下两个。吃饭的问题还算容易解决，睡觉的难关可就不好过了。我爸在家时睡眠就不太好，总要看很长时间的书报，看到眼睛乏了，眼皮打架，才能昏昏睡去。关进监狱以后，房间里一无所有，只有头顶那盏高强支光的灯泡彻夜照射，还有那个洞眼里让人不寒而栗的瞳仁闪闪烁烁。我爸在床上辗转反侧，通宵失眠。几天下来，我爸就顶不住了，白天昏昏沉沉，晚上亢奋无比。如此阴阳颠倒，人弄得疲乏不堪。我爸知道这样下去身体很快就会垮掉，于是一方面在房间里打太极拳，梳理心气，一方面向公安人员交涉，说家里每月带来的三十元钱，除去十五元伙食费和一元七角党费，余下的钱要求订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以便更好地学习政治，提高觉悟。我爸的要求显然合理合法，让上面觉得无法拒绝。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就出现在我爸的案头，这也成了我爸了解外面政治局势和动向的一条途径。接下来，我爸又要求从家中给他带《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这个要求也没有人可以拒绝，很快地，毛选也送到我爸手中。

有书有报以后，我爸慢慢地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白天，他逐字逐句地学习毛选，晚上，他一段一段地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每一条新闻，《红旗》杂志的每一篇文章，眼睛看乏了，眼皮打架了，他就将报纸杂志摞在一起，厚厚的一叠盖在脑袋上，很快，他就睡着了，而且一睡着就鼾声如雷。最让看守人员觉得不可思议的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整座北京城都弹跳起来，大地像一头浑身发冷的雄狮颤抖不已，房间里的暖瓶滚落在地，粉身碎骨；桌子凳子东倒西歪，断手断脚，窗户玻璃咣啷啷四分五裂，整栋牢房里大呼小叫，惊恐声一片，而酣睡正香的我爸却依旧在床上一动不动，直到一个看守的警卫使劲把我爸推醒，我爸还睡眼惺忪地问人家：怎么啦?干吗不让我睡觉啊?弄得看守人员哭笑不得。

当年我爸阅读过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如今已无法再觅踪影，但陪伴我爸度过狱中岁月的《毛泽东选集》却被我爸精心保存下来。当我爸应我的要求从书橱里重新找出这本毛选时，这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书在我手里沉甸甸的。我翻开书本，发现里面许多地方都用红铅笔画着条条杠杠，显然这是我爸在仔细阅读这本《毛泽东选集》时留下的笔迹。更让我感慨的是，在书的开首毛泽东的画像两旁，我爸端端正正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袁啸吟敬献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於北京我想，我爸他们这一代人真是忠诚和执着啊，他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感情真的是至死不渝。无论受多大的委屈，遭多大的劫难，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仰始终忠贞不贰。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老一代人这样的情怀，他们今天崇拜这个偶像，明天追逐那个明星，他们恣意抛撒着青春的热情，一路阳光，一路流水。但是，倘若他们有一天回过头去，看一下自己走过的路上都留下了什么，他们或许会为自己背后长长的空白感到怅惘。

我将我的感慨告诉爸爸时，我爸说：我能咬牙坚持走出1976，除了你说的信仰之外，有两个人是我心中的长明灯，一个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陈树谷；另一个是我的老领导马青。爸爸还专门为此找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光辉的足迹——纪念陈树谷同志牺牲五十周年》；另一本是怀念马青同志的文集《铁马青松》。

我爸告诉我，陈树谷也是浙江上虞人，和我爸是同乡。他十六岁的时候，就在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周刊》营业部当练习生。当时，为《生活周刊》撰稿的大多是一些爱国名人、学者，刊物内容大多是抨击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积极宣传抗日，在全国颇有影响。陈树谷在那里结识了不少革命人士，在他们的引导帮助下，思想有了飞跃，开始向往革命。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以同情革命的罪名通令查禁，陈树谷被迫回到了上虞，但他继续热情宣传抗日救亡。1936年，上虞警察局以“共党嫌疑”逮捕了他，并押送到绍兴专署监狱审讯。后因证据不足，加上他父亲变卖家产，到监狱中疏通打点，才被交保释放。 1937年初，陈树谷再次来到上海，进了《月报》社任助理编辑。这一次，他结识了更多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作家，如郑森禹、叶紫、骆宾基等。与他们的接触，加深了陈树谷对共产党的认识与向往，次年4月，陈树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上虞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新四军连副指导员等职。1943年 12月25日在一次战斗中被伪军包围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于次年1月8日被敌人活埋，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七岁。我爸说，他和陈树谷相识是在1939年1 月，陈树谷介绍他人党是在同年2月，也就是说，在他们相识的第二个月，陈树谷就介绍我爸入党了，当时我爸还不满十七岁。短短一个月时间的接触和交往，一位忠贞的共产党员就将自己火热的信任交给了一个刚刚靠近党，开始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这事情在旁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入党介绍人和被介绍入党的革命青年之间寻常的一次组织经历，但对我爸而言，陈树谷对自己如此掏心窝子的肝胆信任，却伴随了他几乎整整一生。我爸至今还保留着陈树谷年轻时的照片，只要看到他那炯炯的目光和亲如兄长般的微笑，他就觉得信任还在他的身边，信任并没有离他远去，而这种信任正是他心中的永久的支撑。

说到自己的老领导马青同志，我爸眼里流露的情感便像水一样直泻出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从父母嘴里听到“马青”这个名字，而且知道这个马青伯伯有一个很厉害的别名叫“海大王”。“海大王”在浙东大地曾经威名赫赫，他是原中共浙东工委和临委副书记、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无论在血流如河的战场上拼杀，还是在白区从事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海大王”都是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匕首。我对这位“海大王”的第一个印象是他胖墩墩的孩童似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笑眯眯地望着我，似要和我说话。当我妈告诉我这就是马青伯伯时，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有点失望，我想，这位在我爸爸妈妈口中简直就是传奇英雄的“海大王”怎么就像一尊弥勒佛呀?然而，有一件事情让我对这尊“弥勒佛”刮目相看。那是我爸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打成“有血债的叛徒”后，很少再有人到家里来看望我们，隔壁住着的两家造反派对我们家的一举一动都睁大了监视的眼睛。突然有一天，马青伯伯来了，他拄着拐杖咚咚咚地走上楼梯，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妈惊吓地叫起来：老马，你怎么来了?马青伯伯说，我为什么不能来?我妈说，你当然不能来，你来了，不但我要交代，你也要交代!马青伯伯说，交代什么?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来看看老袁的老婆孩子不可以吗?老袁我了解，他绝对不可能是叛徒!马伯伯的高门大嗓像一扇敲得梆梆响的铜锣，他根本不忌讳隔墙有耳。看我妈妈紧张的样子，马伯伯说：老董，你怕什么?不要怕，你要行动!怎么行动?上访，到北京上访，找党中央，找毛主席!怎么找?找得到吗?我妈听了马伯伯的话眼睛一亮，但她心里还是发慌没底。北京那么大，党中央那么高，一个普通党员干部的冤屈有人会理睬吗?马伯伯说，写申诉信，递交中组部，我就不信，这个世道就没有天理王法啦?一个没有倒在日本鬼子刀枪下的革命者，难道还要死在共产党的光天化日之下吗?马伯伯口不择言，毫无遮拦，住在隔壁的“一点头” 几次探出脑袋窥视，小眼睛里射出的寒光有一种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凛冽。马伯伯拍着我妈的肩膀大声说：老董，把门开大，让他们听!明人不做暗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马伯伯走的时候故意将拐杖敲得楼梯地板咚咚响，嘴里还直嚷嚷：老董，过几天我再来看你!那是自从我爸爸被隔离审查以来，我心中最痛快的一天，很久以来的压抑和郁闷得到一次彻底的释放。后来我妈1977年出狱时，我父亲重登万里长城，感慨万千妈真的去了北京，真的找到中组部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站递交了申诉信。虽然她不知道这封申诉信最终是否能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手里，但信递上去以后，我妈妈心里就轻松敞亮多了。我知道，那是马伯伯给我妈的力量。事后，我妈妈将马青伯伯的来访和他说的“老袁我了解，他绝对不可能是叛徒”的话都告诉了我爸爸，我爸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是的，马青同志是了解我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爸心中的两盏长明灯虽然早已是长眠于地下的故人，但我爸说到他们时依旧十分动情。我爸觉得与英年早逝的陈树谷和先他而去的马青比起来，能活到今天的自己还是幸运的。1977年1月，粉碎“四人帮”二三个多月后，“总理遗言”案关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涉案人员中有五个被先期释放，他们是我爸爸和我姐姐；阿斗和他爸爸；蛐蛐儿的爸爸。当公安部的同志陪同他们游览八达岭长城时，我爸在八达岭上留了影。距离1965年我爸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后登上八达岭长城的留影，时间过去了整整十二年，而这十二年是我爸从四十三岁到五十五岁，应该说是一个人最成熟最富有工作经验和旺盛精力的阶段，这十二年，我爸本来可以为党和国家做一些事情的，然而，这十二年我爸却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消耗生命。我为我爸流逝的、不可再来的生命惋惜，但我爸却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是珍惜现在和把握未来。老树是可以发芽的，青春也是可以重新焕发的!

我聆听着父亲低缓却透着睿智的声调，注视着窗外炎炎夏中裸露暴晒在烈日下备受炙烤的楼房和街景，心中五味杂陈。我想，我和我父亲之间真是有着无法填补的差距和代沟啊!他可以如此坦然平和地同首自己的过去，而我却不能抹去我写这篇文章时渐渐积聚在心中的创痛和困惑!我相信我爸的经历和遭遇绝不是他一个人的经历和遭遇，而是已经过去的那个年代中一批人的经历和遭遇，他们无限忠诚党和国家，甘愿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虽然他们并不想做“老运动员”，但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一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令我惊讶和感佩的足我父亲能将这种忧伤转化为抚慰并美化生活的才能，它带给我们安慰和开阔，柔化景色，就像盛夏酷暑中有一条清冽的小溪，从你燥热的心头缓缓流过，忧伤也随之消散，心情又变得美好。

我想，什么时候我才能修炼到我爸爸这样的境界啊!

原载《收获》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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