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那一场诗的疾风暴雨
徐敬亚

题记：

30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朝政更替。诗，随即兴起。

至1989年止，巨大的诗歌潮流，持续了整整10年。对于今天，那是艺术奇观，壮阔而混乱。对于种族，那是一次语言深处的国人灵魂展示。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式裹挟与参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复杂、混杂，多元、多义相比拟。

重复一遍：复杂、混杂，多元、多义！

也许洗脑般的革命思维还在暗中延续，也许千年的流氓乱民传统悄然作祟。也许它对艺术的疯狂追寻令如今身陷金钱的人们所永远不再，也许它的兴起、波澜、终结过程成为种族艺术觉醒的一个典型案例……

按结绳记事的时间古法，1976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的一个特大疙瘩！

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清诗充当了破败郁闷民族的心声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的结果，不仅直接鼓动着被多年压抑“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举步开创古国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漫天大雪也从不需要人间的某一声令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中国精神“重新抖擞”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在之后的民主精神复活中，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呈现了一次横跨10年的、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诗歌热潮。

风起云涌的大学社团与《这一代》

果然，天公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的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热情，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了眼睛。

当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地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颖：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二倍32岁……刚刚获得豁免的教师正忙于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之后，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七七级迅速成为各大学的宠儿。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的目光与挑剔的口气，更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倍感虚弱。而只有七七级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闷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暗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饱受苦难的优秀右派身份，通过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向未来的青年才俊们悄悄传输了一种格外痛切的信息。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又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了含沙射影的效果。课堂古文教育的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会心一笑、眉目传神……那种暗号式的讲授与特殊反馈，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教授，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条。其时，恰好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之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大面积兴起！

1979春夏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3个文学社团。其中的《赤子心》诗社，由吉林大学校长、著名诗人公木先生题写刊名，最多时成员达24名（最后稳定成员为7人：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邹进、刘晓波、白光、兰亚明），到1982年毕业时共出版10期油印诗刊。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76、77、78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成为诗社与系刊的主力。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力，被突然获得。全国各省市的大学院校，异床同梦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带来了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夸张效果。

天公抖擞之后，小人物们也纷纷登场抖擞。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的小人物，正在书写自己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袖气质，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超越领导的本事，曾经令这些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书信成为大学生交流思想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们的通信。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常常带来在10几页纸上的奋笔疾书。

我挺欣赏我上个月一篇文章的题目：《历史时刻在选择酋长》。我现在想说的是，历史选择的速度实在惊人。很快，位于中国中央地理区位的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高校社团的信息中心集散地。后来名传全国的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均迅速从中文系脱颖而出。而一位缺少作品面世的人物――张桦，逐渐成为领袖中的领袖。

无法考证当年张桦的早期活动细节。我只是记得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为我最火热的通信者之一。而作为最终全局领导人（至少是通联部长吧），除了作为朋友，我可能是他在吉大的联系人。他可能同时与20个徐敬亚频繁通信。

1979年上半学期即将结束前，我收到了张桦与高伐林的信，他邀请我校共商大事：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8月在北京召开了14所院校校社团领袖会议。

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代表吉林大学参会。

9月开学后，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与一幅代表合影。那幅照片拍摄得好，与会代表神情严峻，黑白清晰，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全国13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发起创办全国性联合刊物，并定名为《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北京承办。我记不清吉林大学负责的期数，不是第3期，就是第4期。

写到这里我想加快我的回忆步伐。对于大气磅礴、命运多舛的《这一代》，应该有更多人追忆其踪。它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联合刊物的历史，更是一个特定时代里文学青年的交往史、成长史。当然，也是结社史与出版史。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由于我现在手里没有创刊号原件。只记得诗歌部分有王家新的长诗。在《不屈的星光》中有我的《罪人》、有王小妮的诗和“赤子心”的发刊辞《心之歌》，还有我们诗社兰亚明的诗《片瓦集》。创刊号对吉大诗社的看重，让我们高兴了很久。

《这一代》创刊号全国证订。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林大学由我一本本在同学中现金征订，共订得200册。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版受阻。正在印刷中的刊物停印。

11月，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临时匆忙装订，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拿到的惟一一本《这一代》。吉大所订200本至今下落不明。后来，同学所交征订费全部由吉大中文系公款退还。

对我手中仅存的《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简介如下――封面：红黑两色。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临时以钢板油印数百字说明：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是：残缺的《这一代》，绝不代表着这一代的残缺……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

13所创办院校社团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另据当年于可训的统计，与《这一代》有联系的各大专院校为35所：兰州大学《五泉》、四川大学《锦江》、山东大学《沃野》、厦门大学《鼓浪》、陕西师大《渭水》、福建师大《闽江》、北师大《求索》、武汉师院《枫林》、中央民院《百花》、广州师院《春草》、华中师范《桂子山》、贵阳师院《烛光》、徐州师院《新潮》、南京师专《求索》、赣南师专《新芽》、南京师院《青年》、复旦大学《大学生》、上海师大《百草园》、张家口师专《爱情》、江苏师院《吴钩》、温州师专《九山湖》、湖南师院零陵分院《芳草》

实际社团数量，应不止200。除上述之外，仅在我略熟悉的东北，东北师大有章平为首的《北方》诗社。四平师院有薛卫民、于耀江等组织的诗社。辽宁大学有程宏等组织的诗社，还有辽宁师院《新叶》，这些均不在当年统计之内。哈尔滨有潘洗尘，黑大以曹长青为首的《大陆》诗社1979年末鼎盛时成员超过百人。

《今天》与首届“青春诗会”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新旧之交，百废待兴。

思想、文化，可以在一夜间抽象萌发，而苦难与贫穷则必须一天一天具体逃离。这正如一只无米可煮的铁锅，清水不仅可瞬间溢满，而且轻易翻滚。

文学与诗歌，并不是高等学府的特权。滥觞于1979年春夏的大学生社团，很快感染到了全社会。当年底，全国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职员和待业青年为主体的各类文学社、诗社，开始陆续涌现。

在长春市，当年有一个著名的《眼睛》诗社。这个由孙文涛、周然、王法、姚大侠、程晓钢、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组成的诗社不但发起较早（大约成立于1979年秋），而且诗风很盛（《眼睛》诗刊编辑周期一度异常频繁）。由于当年某些特殊读者审美上的狭隘，导致了它过早夭亡。著名诗人曲有源一直热心、无私地支持、辅导这些青年诗人，并因此遭受到长时间的不快。

历史，总是充满回味。它总是有理，它总是侥幸，它总是因果。真理常常并不在历史的手上，但所有的结局它却永远或荣或耻地承担。

当年全国非大学社团的民间文学社团的命运，透过《眼睛》可见一斑。

而例外的是，同样作为由工人、待业与返城青年组成的非大学生社团，有一本京城的民间杂志却享受到了历史最高的礼遇。

这就是《今天》――一家油印本的民间、青年文学杂志。

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今天的病人食指，没有方含，没有多多……中国七十年代末涌起的文学社团会不会朝着诗歌的方向发展？八十年代的诗歌疾风暴雨会不会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是《今天》，不是诗，而是一篇又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如果当年恰巧出现一批俄罗斯作家群那样卓然兀世的小说家群体……如果恰巧出现一大批像莎士比亚一样优秀的戏剧……历史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大悲、大喜、大愤、大变的年代，几亿人同感、同命，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走俏，都具备超额诱人的理由。

也许，中国几千年古老的诗歌传统，是这一仿佛命中注定之路的惟一固执而强悍的向导。

诗，还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当年的青年人对《今天》最初的直觉。正如在听了邓丽君磁带后感到：歌，还可以这样唱？！也正如当年突然看到街头的喇叭裤之后忽感：裤子，可以这样美？！

不管后人看来多么可笑，当年的感觉的确真实地、批量地发生过。

一种急切，而又雷同的情绪，一种相对新奇，而又直接的美感，突然出现于灵魂苦苦找不到出口的年代。正如一根特制的木棒，在迎面相逢中，猛然击中了特殊的神经。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正是它的第3期：诗歌专号！

我可能是吉林省第一个，或者是前几个拿到这本杂志的人。那本蓝色封面的打字油印“诗集”，从我的床头传遍了我们204寝室，又传遍了七七级，之后陆续传遍了中文系。

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了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奇异的光》，寄给了当时并不相识的北京地址刘念春收，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9期上。那一次至今仍让我留恋的自发阅读的喜悦和高速启动的兴奋，使我有幸成为《今天》最早的理论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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