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幽默感哪里去了？
徐家祯

我十一月写的音乐随笔〈ABC FM最佳100首协奏曲评选活动之我见〉在上海的《音乐爱好者》杂志2007年十二月那期上发表了。题目已被改为〈ABC FM最佳100首协奏曲〉。前天，我从好友夏君家看到。大致一看自己的文章，至少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可能是由于编辑的“技术性的”错误。而另一个问题的出现，却完全不是由于“技术性”的错误，而是由于“意识性”的错误了。

在我的文章里，有一段是说到评出的协奏曲的种类繁多的。我说：

从入选协奏曲的种类来看，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的数量当然占压倒多数。这是合符常理、想象之中的。其次就是大提琴协奏曲，也有好几部。除此之外，各种乐器的协奏曲几乎都有入选者，连以大号（英国冯?威廉姆斯）、萨克斯风（俄国的格拉祖诺夫——Aleksandr Glazunov, 1865-1936）、吉他（意大利的马赛罗）、曼陀铃（维瓦尔第），甚至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的didgeridu（一种木制的吹奏乐器）为独奏乐器的协奏曲，都有入选的，更不要说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长号、圆号、小号和中提琴协奏曲了。（真有点像推选代表时，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都要有面面俱到；还要考虑男女比例、党群比例、老中青比例，不能失调；连各少数民族也不能漏掉！）

结果，在发表时，最后几句（我用括号标出的部分）也被删除了。只要有一点点敏感性的读者，都能看出编辑把这几句话删掉的原因。虽然我连哪一个国家“推选代表”以及推选什么代表都没有指出，但是，很明显，已经触犯戒律了。于是，即使删掉以后，倒反而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也都顾不得了。当然，我是不会知道，这一删节究竟出于上面政策的淫威，还是主编或责任编辑的谨小慎微的。其实，只要稍微有一点幽默感的读者，都会看出，我这几句话只是想开个玩笑，使本来比较严肃的文章变得轻松、活泼一点而已。即使好像“一箭双雕”式地既讽刺了评出的协奏曲，又触到了某种选举制度，那也是无伤大雅，对谁都损害不了的。我始终不懂的是：难道中国人竟然连这点“雅量”都不能再有、连这点“幽默感”都已丧失殆尽了吗？

说起“幽默”两字，或许大家都知道，在三十年代以前，中文里是没有这个词的。“幽默”来自于英文“humour”。林语堂先生在那时创办的《论语》杂志上曾大力提倡要写“幽默”文体，于是就用“幽默”音译了这个英文词。很快，这个翻译得很妙的外来词就被大家接受了。不过，他在他的英文著作《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用的一连串描写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形容词——圆熟、忍耐、含蓄、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我倒不能完全苟同。我觉得，或许只有古代的中国人还多少有点幽默感，比如：孔子在郑国走失了，一个人站在东门，被郑国人形容了一番后，归结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他的学生子贡把郑人的话告诉给孔子听，孔子不但不生气，还说：“他形容我的话不一定正确，但说我是丧家狗，却说得对极了！对极了！”这就是中国古人的“幽默感”。

但不知何年何月开始，中国人的“幽默感”却逐渐丧失掉了。于是，就像“幽默”两字本来就来自西方一样，“幽默感”好像也成了西方人的专利了。

在西方住得长久了的人，常常会觉得西方人（尤其英美人）往往喜欢在严肃的场合——比如，学术讨论会、国际会议——也开几句玩笑，使严肃——甚至有时很尴尬——的气氛变得轻松、和缓起来。

比如，记得有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去参加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活动。他在致辞时说：“To those of you who received honors, awards and distinctions, I say, well done. And to the C students, I say, you, too, can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对那些得荣誉学位、奖状和成绩优良的学生，我要说：“好极了！”对那些得“C”的学生，我要说：“你们也可以做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当然，这段 “幽默”的讲话当场引起了全场的哄笑，因为大家知道布什在校时成绩不佳，只是个得“C”的学生。他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开了副总统切尼的玩笑，说，因为切尼没有得到耶鲁的学位，中途退了学，所以现在只能当副总统。

也是布什总统，2003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澳大利亚的“绿党”（The Green Party）参议员Bob Brown打断布什的演讲，站起来大声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最后被议长驱逐出议会，弄得场面有点紧张、尴尬。布什面对这种情况，在台上只是微笑着幽默地说了一句“我热爱言论自由”（“I love free speech”），就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若无其事地继续演讲。当然，这句话是一语双关的：既然你Brown有言论的自由，当然我Bush也有言论的自由。

与之恰成对比的是第二天，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我们的同胞主席正好也预定要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前一天，绿党参议员Bob Brown和另一人也扬言要在议会抗议，还准备把想要闹事的三个同胞引进议会去旁听。当天九点半，我们的同胞主席派了同胞外长去澳大利亚议长办公室，发出 “最后通牒”：要求议长保证在同胞主席发言之前把绿党参议员和那三个闹事同胞拒之于国会门外，否则，就威胁要取消同胞主席半小时后预定在国会演说的安排。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避免外交冲突，就只得事先把闹事者挡在门外，以便我们的同胞主席能够按时太平无事地在澳大利亚国会“自由言论”、畅所欲言。然而，作为准同胞的我，却只能为我们的同胞主席缺乏一点“幽默感”而感到既脸红又汗颜了。

即使国民大选这样严肃的大事，西方人也会拿来当作一个开开玩笑、表现他们幽默感的机会。上个月，澳大利亚举行大选。选举结果是，当政近十一年的自由党总理何华德(John Howard)下台，劳工党候选人陆克文（Kevin Rudd）上台。陆克文以前从来没有在国家一级的政府里担任过任何重要职位，只是近一年前才当上了反对党领袖而已，所以，在政坛上，算是一位“新人”，大家有点担心他经验不足。于是，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ABC一个由年轻人主办的、名为“The Chaser”（跟踪者）、专门喜欢开政治玩笑的节目主持人，就在他当选后进驻首府堪培拉的第一天，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派人拿了一块印有红色“P”字的牌子跟在陆克文后面叫喊：“这是给你的‘P’牌！”原来，根据澳大利亚的交通规则，刚学开车的人，一定要在车的前后玻璃窗上挂一块“L”(来自 “Learner”——学习者)牌，才可以上路练车；而刚通过路试、准许单独驾驶的新手，则要在车的前后挂两年“P”（来自“Probation”——见习）牌才允许上路。所以，“The Chaser”给陆克文总理“P”牌的用意就十分明显了：告诉他，现在虽然当选，但还只能算在“见习期”。

澳大利亚的总理府在悉尼海湾旁，风景优美，前总理何华德在那里住了十一年，每天早上由保镖陪同，沿着海湾跑步，十一年如一日。现在落选了，当然就要搬出总理府，让位给陆克文新总理住了。在他搬离总理府的前一天，“The Chase”节目的主办人又去开他玩笑了：他们开了一辆大卡车，车上竖了一大幅画了海湾景色的水彩画，等何华德早上出来跑步时跟在他后面大喊：“我们知道你以后会想念海湾景色的，所以画了这幅画送给你！”

面对这样的“幽默”，无论陆克文还是何华德都不以为忤，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更有甚者，今年十月，在悉尼举行APEC会议。各国元首，包括美国总统群集悉尼。悉尼全市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可能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会议还没有开幕前，主要街道就已经用一道道的铁丝网隔离开来，不许任何闲人入内。隔离区内，三步一小岗，五步一大岗，军警手握冲锋枪，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所有入内人员的证件，似乎安全保卫工作已经做得万无一失了。“The Chaser”节目的主办人决定要跟当局开个玩笑。他们说：这次召开APEC首脑会议，少邀了一位重要元首，那就是本?拉登。缺了拉登，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于是，节目主持人中的一位就穿了白袍褂，戴上假胡须和白帽子，扮得活像真的拉登；还弄了几辆崭新的汽车，组成一个车队，窗上贴了加拿大总理的通行证；居然顺利通过两个戒备森严的关卡，一直到离美国总统布什所住的旅馆一个街口的地方才被警察识破。给当局所谓的“保卫工作”一个最大的讽刺！他们所拍的现场电视片，当晚就在全世界播放，真的开了一个国际大玩笑。但是，事后，那时的澳洲外长唐纳只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不管大家对Chaser的幽默有什么看法，反正很清楚，他们并不想对谁造成肉体的伤害……”。于是，这场幽了APEC一默的政治大玩笑，就在全世界的哄笑声中不了了之了。

不知是因为我的生性如此，还是因为我已经潜移默化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反正我也常常喜欢在谈话、上课、写文章，甚至大会发言中开开玩笑，幽别人一默。当然，我也少不了喜欢自嘲一番。我觉得这是活跃场面、轻松气氛的好方法。

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开“音乐沙龙”的聚会（我们叫它Salon de Musique。）。那天我介绍的是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李斯特生性风流，年轻时喜欢寻花问柳，惹事生非。他父亲在他十六岁时就警告过他：“要是你不改恶习，将来一定会栽在女人手里！”我介绍到这里，马上插上一句：“可惜克林顿的父亲没有在他十六岁时这样警告过他。”听众先是一呆，继而恍然大悟，接着就哄堂大笑起来。原来那时正值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风流韵事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克林顿面临被弹劾的险境之际。

还记得有一年在新加坡开语言方面的国际会议。闭幕那天中午，大会主席团突然通知我，说下午的闭幕大会上，各国推派一名代表各作五分钟的发言。我是澳大利亚代表，按字母排列，是第一个发言。那时，离开会时间大约只有半小时了。我想，半小时，要准备也来不及了，何况只有五分钟可讲，就说几句笑话吧。于是，在台上灵机一动，妙语珠连，说得会场上笑声不绝。接着我发言的各国代表，也按照我的路子，说了一些轻松、幽默的话语。当天晚上的宴会桌上，语言学界耆老、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汤廷池先生就说我那天的发言开了一个“好头”。第二天，新加坡各英文、中文大报，都报道了我的发言，还说就是因为澳大利亚代表徐某人开了个头，闭幕式才开得生动活泼、场面活跃。可惜现在要问我那天讲了什么，我却是一点都不记得了。

不过二00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汉语教学的难点的国际会议上我发言的开场白，倒是现在我还记得一点的。那次会议的通知上说好，是开个小型的座谈会，不必事先写好论文，只需按照会议讨论的主题准备提纲，讨论完之后，各自再回国去把论文写出来寄去，以便将来出版论文集。我就按照通知的要求，只写了一个提纲，就去与会了。结果发现，不但这个会议并不很小，有十几个国家六十多位学者参加，而且在我前面发言的几位都已经写好完整的论文，在会上可以洋洋洒洒地照本宣读了。于是我就在轮到我发言时加了几句开场白，大意是说：只有我老老实实按照会议通知，只准备了个提纲，结果发现其他代表都已经写好论文，所以，我很有一种 “上当受骗”的感觉云云。当场就引得与会者哄笑起来。当然，在发言的正文里，我也还幽了几默。结果，那天会议结束，在大家一起走到会场附近一家饭馆用餐的路上，一位英国教授特地赶上来跟我说：“你的讲话非常幽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你生活在澳大利亚久了，所以受了西方的影响？”

“天哪！”我想：“我们中国人原来应该有的幽默感究竟到哪里去了呀！”

二00七年圣诞前夜 于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