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程砚秋写戏
翁偶虹
翁偶虹先生,著名京剧剧作家,在五十余年的编剧生涯中,编写创作剧本130余部,排演110余部,是历史上最高产的剧作家,至今无出其右者。其中《锁麟囊》、《将相和》、《响马传》、《红灯记》等,已成京剧的经典和瑰宝。《翁偶虹编剧生涯》(同心出版社出版)是他晚年历时三年写成的书,记述了他为当代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编写剧作的艰辛经历及经验总结。
一九二四年,我才在华乐戏园初次看了程砚秋演出的《红拂传》。程腔的新颖悦耳,立刻征服了我。可以说,程腔是使我对于旦角感到兴趣的发轫之始,而程腔的发展阶段也就在我的心目中印下了一个蓝图。当时口碑频传,都说程砚秋的为人如何地温文尔雅,侠骨热肠;悦其艺而仪其人,渴望一见,总没机会。一九二六年,我在上海的《戏剧月刊》上开始写《脸谱论释》一文,主编刘豁公函请我找几张程砚秋的剧照,受友之托,便登门拜访了他一次,承程先生热情接待,立即在相片上面亲笔写了上下款,那一次我们只谈了些寒暄之语,并未涉及剧事。我感到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我还认识不多的名演员之中,他似乎不像是位演员而更像是一位学者。因此,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敬慕之情。
一九三九年,我已在中华戏校工作,他看过我写的《美人鱼》、《鸳鸯泪》等剧,便请我给他编剧。我给他编写的第一个剧本便是《瓮头春》。一个盛夏的星期天,我带着剧本到他家共同商议。程先生用冰啤酒待客,环境清幽,心脾清凉。程先生很有信心地想排此剧,约定再细读剧本后,可能还有些修改的地方。过了一周左右,程先生又约我到他家里。他拿着《瓮头春》剧本,含笑相迎,劈头就说:“《瓮头春》写得很好。希望能多加几段抒情的唱,我可以多创几段新的唱腔。”我才要问何处加唱,程先生把剧本合在桌上,先请我喝冰啤酒。我已逐渐了解了他的性格,考虑不成熟的问题他是不会轻易出口的。我们缄默地对坐约十余分钟,他仿佛是颇为遗憾而又有点兴奋地说:“我有几位朋友也看了《瓮头春》的本子,他们一致说好,适合我演。但是他们又善意地建议,说我演出的悲剧太多了(当时程砚秋的代表作是《金锁记》、《鸳鸯冢》、《青霜剑》、《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等),能不能排一出适合我演出的喜剧?您说好吗?”这似乎是一个暗示:《瓮头春》已不列入排演之例,而是要我再写一个新的剧本。我正在思索如何回答,程先生又接着说:“《瓮头春》是要排的,最好调换一下,您是否先写个喜剧性的本子,调剂调剂。”程先生的笃实诚挚,与我认识到的他的沉默寡言,同样地印在我的心头,他是不轻易然诺的。在我了解了他的诚意之下,反而面有难色地说:“只怕材料不太现成。”他似乎出乎意外地满意于我的回答,只说了一声:“好!”回身打开玻璃书橱,取出一本焦循的《剧说》,翻开夹着书签的一页,举以示我:“您看这段材料如何?”原来就是《剧说》里转载《只麈谭》的“赠囊”故事。文字极短,瞬即看完,我未加思索,答以可为。程先生似乎更兴奋地拱手一揖,含笑相视。这时,恰巧又有客人来访,我即告辞,就在程先生那句带有鼓励性的“敬候佳音”的送客声中,使我在回家的途中就开始回味这个素材,考虑如何将它写成一出适合程派排演的喜剧。
《剧说》里的素材,只是一个故事轮廓,连具体的人名都没有。我先探讨了这个故事所赋与的内容,认为故事的结局应是皆大欢喜的团圆场面,蕴蓄着喜剧的因素。但是程先生所需要的“喜剧”,并不是单纯地“团圆”、“欢喜”而已,他需要的是“狂飙暴雨都经过,次第春风到吾庐”的喜剧意境。
《剧说》中的素材,并没有剧名,虽然可以循理成章地叫作《赠囊记》,可我总觉有些平庸陈旧。这时恰巧有位山东朋友来看我,我问他山东一带的民俗有没有在女子于归之期父母赐赠的惯例,他说有的地方在女儿出嫁的前夕,做母亲的特制一囊,内藏金银,取名“贵子袋”。我便不忌晦涩,用“麟儿”象征“贵子”,定名《锁麟囊》。
《锁麟囊》剧本写成之后,恰巧戏校当局又布置了一个任务:攒写全部《姑嫂英雄》。我只好请教务主任张体道把剧本转交程先生。过了三天,程先生电约相晤。他很快地翻看剧本,似乎已是熟读过了。从“选奁受囊”薛湘灵的第一次出场,看到“春秋亭避雨赠囊”,他眉毛总是一挑一挑的,时露笑容,嘴里似乎在咀嚼什么,夹杂着声音很低的一个“好”字。继续看到了“寻球认囊”那一场,他更是全神贯注地挑着眉毛,一只手又微微地摆动或翻转着,似乎在做身段。及至看到“回忆往事”的唱段,他忽然皱了皱眉毛,反复地看了又看,最后合上剧本,闭起眼睛。我们相对默坐约二十分钟,他倏地站起身来,给我斟了一杯热茶,兴奋而又谨慎地说:“您看这一场的〔西皮原板〕是不是把它掐段儿分做三节,在每一节中穿插着赵守贞三让座的动作,表示薛湘灵的回忆证实了赵守贞的想象,先由旁座移到上座,再由上座移到客位,最后由客位移到正位。这样,场上的人物就会动起来了。” 程先生的建议,不仅生动地说明了场上的表演,更大可升华剧本,深化人物,我欣然接受,遵议照办。程先生又接着说:“几段唱词,您也再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我正想着如何写法,不觉皱了皱眉。程先生却说:“您不必顾虑,您随便怎样写,我都能唱。越是长短句,越能憋出新腔来。”我正想就这个问题向他请教请教旦角唱腔的规律,程先生又似乎心照不宣地说:“您写的唱词,都合于旦角的唱法,而且合于我的唱法。从唱词上,我看出您是懂得旦角唱法的,您就按这个路子,在句子里加上一些似不规则而实有规则的长短句,有纵有收,有聚有散,看似参差不齐,其实还是统一在旦角唱词的句法规律上。我不会没有办法唱的!”我即忙说:“是不是就像曲子里的垫字衬句一样?不悖于曲牌的规格而活跃了曲牌的姿态!”程先生轻轻地拍着手说:“对极了!您既会填词制曲,写戏词还有什么问题!”程先生说:“末一场,亏您想出个‘关子’,安排了薛湘灵先换衣服,赵守贞后表事件,一举两得,很有道理。尤其是收场的一段〔流水〕,我可以随唱随做身段,场上的人物也可以随着我动起来,就在动的场面中,落幕结束,始终控制着观众的看戏情绪,避免了一般‘团场’的‘正是’‘念对儿’的平凡形式。只是薛湘灵换装上场后唱的那段〔南梆子〕,我打算改唱〔二六〕,不用换词,照样能唱。”我说:“我安排这段〔南梆子〕本来是为表现薛湘灵喜悦和伤感的复杂情绪。”程先生说:“我明白。这个板式,就是像《春秋配》里姜秋莲唱的似的。不过我认为薛湘灵此时的心情,应该是沉重过于轻松,唱〔二六〕更显庄重。”我说:“〔南梆子〕里可以加〔哭头〕啊!”程先生说:“〔二六〕里照样可以加〔哭头〕。等我编出这段腔儿来,唱给您听听。”
这是我与程砚秋先生第一次在京剧艺术上的交锋。我深深地佩服他那深厚的艺术素养和精湛的艺术见解。同时也第一次听到他说出一句戏班里的俚语——他说:“您这个剧本,确实写出了喜剧味道,许多喜剧效果一定兑现,而又没有一句‘馊哏’!”
在兴奋的心情驱使下,尽管戏校的编剧事务较忙,我还是熬了两个深夜,把程先生要求修改的地方尽量改好。仍由道兄转交。在一个薄暮黄昏的时候,程先生来到我家,他提出《锁麟囊》唱词里有几个字需要换一换。他随口就哼着唱腔,哼到了那个唱着不合适的字,停而视我。我稍加思索,选字相商,稍加推敲,迎刃而解。从这天以后,他不时也向戏校办公室通电话,我们即在电话里商讨着改字换字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程先生那时已在天天琢磨唱腔,午后散步,常到什刹海、后海、积水潭一带阒寂无人的地方,挹清波烟柳之幽趣而移宫换羽,所以他乘着余兴,就在薄暮黄昏,移玉蜗庐而斟字定词。在理词换字之中,听到程先生哼唱一句两句的唱腔,不禁使我神驰意往,一心希望着早日得见演出。
直到一九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锁麟囊》终于在上海黄金戏院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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