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劳莉娅
唯唯

初到美国不久，阴差阳错，使我和一位瘫痪的美国老太太邂逅。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她名叫格劳莉娅，当时67岁。一头金发混着几乎无法觉察的银丝。淡蓝色的眼睛，闪着聪慧和令人信服的快乐。薄薄的嘴唇，唇上和下巴有一层细细的绒毛。

两年前，一次上楼梯，她突然莫名其妙地摔倒，并无疼痛的迹象，以后她经常在意料之外摔倒，以至于下肢无法再正常行走。她平生最怕医院，可也不得不到医院检查，去面对那些她认为总是带着假笑的医生。她说，“整天望着痛苦的人，怎么能真笑出来呢？”使我不由想起医生脸上那种灿烂的笑容，作给病人看的，好像在说，“放心吧，有我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没看到我脸上充满信心的笑容吗？！”

格劳莉娅患的是脊髓多发瘤。医生说需要手术，手术可能使她永远瘫痪，但不手术可能使她死亡。一切要在这两种“可能”的前提下作最后决定。“可能”这个词很有欺骗性，它是用来逃避责任的工具。给人一种知识渊博深思熟虑的感觉。好像给你提供了好几条路来选择，其实只有两条路，要么瘫痪，要么死亡，两者任选其一。医生几乎很少提到，“可能”也代表着可能不瘫痪和可能不死亡。病人也总是习惯性的往最坏处想。于是，格劳莉娅选择了瘫痪。在她的理解范围内，这大概是最好的选择。

手术后第7天，离格劳莉娅出院还有两天，她女儿为她找家庭护理，四处奔波。面试了不少人，但还没找到合适人选。 有人嫌活太累，有人嫌钱太少，有的根本干不了。所以找到我时她已精疲力尽。 我答应可以试试，她简直喜出望外。我那时身无分文，有一份管吃管住的工作，怎么能轻易放过。

第一次见面她就直接把我带到医院，和格劳莉娅打个照面。她笑容满面地审视我，我也笑容满面。面试有时候很奇怪，当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喜欢自己时，会使出浑身解数摆出最可爱的样子。里面有多少假象？其实，如果双方都很需要对方，面试完全可以取消，因为已无法试出真东西。倒不如就这么将他们放在一起，一切都会在本能的需要上，迎刃而解。

过了笑容关，下面是体力关。女护士看了看我，一个不到一百磅，带着眼镜，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子，她耸耸肩膀，笑着摇摇头。然后开始训练我怎样搬动瘫痪病人，怎样给他们导尿，洗澡，活动四肢，清理大便等等。没多久，她开始为我的力气和灵巧而吃惊，因为我可以将一个170磅的瘫痪病人顺利地从床上搬到轮椅上。训练持续了2个小时，我离开时浑身大汗。第二天早上全身痛的几乎起不来床。

两天后，我提着唯一的皮箱，搬进了格劳莉娅家。她住在渔人码头的富人楼群里，一个两层楼的二楼，房子是租来的。一间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洗漱间。客厅的沙发拉开来，就是我的卧榻。她的卧室很大，一个大床放在屋子的中间，从四面都可以走到床边。初一进来，感觉她像一件展品，被供在那。床角上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鸟笼，和一只精力充沛从早到晚叫个不停的蓝羽毛小鸟。卧床病人是孤独的，人们找来吵吵闹闹，活蹦乱跳的生物来与他们作伴。试图制造一个假象，使这些孤独的人感到他们仍然是这个如火如荼生活的一部分。

我带着紧张的热情，极尽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体力，精力，脑力和本能的适应力，完成了第一个星期的新生活。我和格劳莉娅像被放在一个盒子里的两只虫子，在自己所允许的空间内，在一定的距离之间，互相用触角感受对方，感受空气中每一点异常。夜里，我们都睡得很少，互相聆听着。客厅和卧室间没有门，每一点小动静，都会使我们不由得想到睡在临屋的那个人，她睡了吗？她在想什么？她会需要我吗？

格劳莉娅家第一位应该提到的成员，当然是她的丈夫，查克，一个大腹便便，看上去满不在乎的人，常常表现出很傲慢的样子，但也不失彬彬有礼。他是复员军人，曾在朝鲜战场打过仗。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在鸭绿江里洗过脚。他眼里流露出一丝莫名奇妙的轻蔑，怨恨和超越。仿佛那场战争破坏了他应该是美好的生活，而这都是那个龌龊贫穷的中国的错，我这个中国女子也有份儿。退伍后，他在邮局做个小官，管理车辆什么的。格劳莉娅生病期间，他和一个菲律宾女人相好。格劳莉娅从医院回来后，他很少回家。每周回来一次，买些日用品和食物。然后就不见踪影。每次回来，他总要先到床边给格劳莉娅一个吻，然后拍拍她的头说，“你最近是个好女孩吗？”格劳莉娅笑眯眯地说，“我是呀！”他会买些好吃的讨她喜欢。偶然也问我学校怎么样，习惯不习惯，甚至有几次，带我去下饭馆。每到这种时候，格劳莉娅就会冲我做鬼脸挤眼睛。查克付工钱从不拖欠，倒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

家里的第二位成员，是格劳莉娅的女儿，劳蕊。一位金发碧眼的高个子美人儿。十九岁结婚，二十岁离婚，那时三十五岁。单纯而快活。在某家公司当秘书。 她给我讲了很多她的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件是这样的，几年前，她有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后来终于找到一家公司给总裁当秘书，兢兢业业的干了不到一星期，一天总裁铁青着脸，叫她来一下，她前脚刚踏进总裁办公室，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总裁把一份文件摔到她的面前，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把公司的机密文件发到报社去？”她惊吓的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总裁看她这样子，知道她不是故意，缓和一下口气说，“这次本该解雇你，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工作要小心，不许再出错！这次幸亏报社一个朋友及时发现，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要不，事情就闹大了。”劳蕊出来后，想来想去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出如此之错。第二天，她跑到传真机前，仔细研究，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原来在传真机上有一个健“press”，当她把机密文件放进去后，很自然的就去按“press”（press 就是按得意思）。而这里的press 却是报社的意思。她没再去找总裁解释，而是把那个press健的标签拿掉了。以免别的金发碧眼也像她这么笨。劳蕊每隔一个星期会来看望她母亲，带些巧克力。

家里的第三位成员，是凯斯，一只母狗。她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丑的狗。身体不大，皮包着骨，干燥粗硬的短毛黑白夹杂，尖嘴猴腮，说是母狗，可长着两撇八字胡，两只突出的黑眼睛贼溜溜的。我每天要带她到公园去散步，她一路走来要把路边所有公狗的尿都闻一遍，碰到老相好的尿，就撅起后腿，在上边尿上一气，好像赴约会一样，然后带着阴险而满足的冷笑，一颠儿一颠儿地跟我回来。一进门就冲到床上，坐在格劳莉娅的身边，抻着两条罗圈腿，像主子一样的望着我。我对凯斯的坏印象，要从第一天说起。那天外面下着小雨，格劳莉娅问我能不能带凯斯出去撒尿，我第一天来，哪好意思拒绝？她让我给凯斯穿上小狗雨衣，可她家却没有伞给我用。我淋在雨里牵着穿着雨衣的狗，走在美国的富人区。溜狗回来，劳蕊正好来看她母亲，带来一包肯塔基烤鸡，香味扑鼻，格劳莉娅吃了一块，把剩下的都给了凯斯。 我当时正是饥肠咕咕，看着世上最丑的狗，大嚼香喷喷的烤鸡腿，一只眼睛还不时地斜过来看我。我怒火中烧，一肚子酸水，拼命地往下咽。从此，我和那母狗结下深仇大恨。

格劳莉娅的日子很平淡但很规律。每天最重要，就是大小便。人在健康时，吃是最重要的，从早到晚，满脑子都是吃。那些山珍海味从脑子开始，到舌头，到胃肠，占据人一生多少时间，精力，钱财。可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完全没了胃口，吃变得无关紧要，排泄反而排到前头。我每天两次帮她导尿。将导尿管从尿道慢慢的插进去，然后轻轻的按摩小腹，直到小便一滴滴流出来。而她最大的问题是大便困难，我长时间的为她按摩腹部。碰到一个星期没有大便，我还要戴上手套，帮她排便。不过我到习惯，正如在医院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只是看她痛苦的样子，我常常愤怒的质问人生没有道理的残酷。

格劳莉娅白天看很多美国肥皂剧，那些演了十年二十年的故事，剧中的演员好像服了长生不老药，永远是那张没有皱纹的脸，永远在爱恨情仇之间纠缠不清。剧里的女人有可能跟剧里的任何一个男人发生爱情，而男人又同时和剧里所有的女人都有那么点暧昧关系。我白天上几小时课，回来就在厨房的桌上看书。有时和格劳莉娅聊天。 格劳莉娅年轻时是一个很浪漫任性的女人。19岁进入第一个婚姻。生了女儿劳蕊。女儿4岁时，她与一位风流英俊的水手私奔。十几年后才回来。查克是他第三个男人。

查克每次回来前，格劳莉娅都会很激动，“薇，查克要回来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 脸上泛起快乐的红晕。我于是也被她的快乐情绪感染，撸起袖管，把170磅的她从床上搬到轮椅上，推到洗澡间，从上到下，给她洗得干干净净。自己也被汗水和淋浴水湿的透透的。“薇，谢谢你。”我在给她洗时，她一直在说。出了浴室，我将她一头金发吹得像丝绸一样卷在项边，脑门上盖着秀气的流海儿。精心的为她化妆，用深棕色睫毛膏将她一碧如水的眼睛衬托得十分动人。我给她涂上玫瑰色口红和暗红色指甲油。一切搞定后，她对着镜子照个没完。我躺在客厅的地毯上一边喘气，一边和她开玩笑，说她现在是灰姑娘，就等王子拿水晶鞋来试穿了。

查克回来总是大摇大摆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当然这个家是他在付房费。格劳莉娅脸上挂着最迷人的笑容，两只眼睛滴溜溜地随着查克转。有时候也撒个小娇什么的。查克走后，她长长地舒口气，呆望着眼前的空气，好久好久不说一句话。想想从早上起来这一通忙活，就为了这个男人的几个瞥视。而他眼里心里根本没她。格劳莉娅从来不讲查克坏话，但我知道，她心里很痛苦。查克的菲律宾女朋友有时打电话来，和格劳莉娅在电话里大吵大闹。格劳莉娅满脸通红，愤怒以极，满嘴脏话。我在旁边激动地走来走去，用手敲打着床沿给她助战。事过后，格劳莉娅情绪低沉，幽幽的对我说，“对不起，薇，让你看到真的美国肥皂剧了。”

带格劳莉娅去医院，是件很大的事。除了要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外，还要请她一位朋友来把她抬到楼下，那是位高大英俊的中年黑人，名字叫约翰。他沉默寡言但举止非常得体。对我来说巨大的格劳莉娅连同她的沉重的轮椅，却被他轻而易举的就抬起来，送到楼下专门运送残疾人的车上。一番周折后，我们便等在医生的办公室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进到医生办公室，又等了20分钟，医生才出现。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操着洪亮的男中音，带着绝对的权威姿态，向上帝一样，大步走来。他夸了半天格劳莉娅的发型，然后问了两句关于大小便的事。格劳莉娅脸上带着讨好似的笑容，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一样，战战兢兢的羞涩着，尽量汇报好的成绩。五分钟后，医生笑着说，“既然这样，我看就不需要改处方了。那就下次再见了。”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终于忍无可忍，冲口而出，“对不起，医生，格劳莉娅大便很困难，三，四天才解一次，睡觉也不好，夜里口干的喘不过气来，我看了一下，这是其中一种药的副作用，能不能减低药量呢？能不能开点治疗便秘的药呢？”我是豁出来了。我们几天前就开始准备这次访问，今天一大早起来，费了这么大劲，才把格劳莉娅带来，决不能无获而归！格劳莉娅怕医生嫌她事多，我怕什么。医生愣了一下，灿烂的笑容僵在脸上，他没想到这个小护理会让他一个医学专家重新考虑他的诊断并改改他的处方。医生到底受过高等教育，马上转过脸来望着格劳莉娅，像对小孩子一样说，“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呀？多亏你的护理提起，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呀。”格劳莉娅脸红了起来，用一种说不出的复杂的目光望着我。

从医院里出来，我们都舒了一口气。格劳莉娅对我说，“谢谢你，薇。。”然后，我们三个人开开心心的一起去吃皮萨饼。

格劳莉娅手术前，曾经在一家剧院工作。她的很多朋友都是同性恋。格劳莉娅瘫痪后,他们常来看望她.一位名叫麦克的来得最勤。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来.他是个瘦弱文静的美国人，30多岁，个子不高，面色苍白，长长的睫毛，一双温柔深邃的褐色眼睛，说话轻柔，彬彬有礼。他每次都是乘出租车来，来后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和格劳莉娅聊天,给她讲外面的事情。有时带一把小提琴，给她拉一个抒情的曲子。有时带一本书，用轻柔的声音，念给她听。他们互相开着玩笑，开心得欢笑着，渡过着一个个温馨的下午。

麦克第一次来，我请他喝水,他婉言拒绝，说自己带着水。我以为他嫌我们的杯子不干净。后来格劳莉娅告诉我，麦克患有艾滋病。我大吃一惊，想到进门时他给我的那个拥抱。几次以后，我为自己的担心感到羞愧。麦克自己患有不治之症，却特意租车来看望生病的朋友，用他仅有的那点生命之火,为别人带来温暖和快乐。麦克也喜欢和我聊天开玩笑，还说要到中国去玩。以至于格劳莉娅风趣地说，"薇，你要让麦克改主意了。" （意思是改成异性恋了）

在我离开格劳莉娅家一年后，麦克去世了。他的父母来为他送葬。看着他瘦小的身体躺在棺材里，就仿佛又看到童年时的麦克躺在小床上，安静的睡去。再也没有痛苦，没有世间的烦恼。人早早晚晚都要睡去的，而活着的人，会多么怀念他们！

在格劳莉娅家一年后，我因要读学位不得不离开她。我走前的一个月，一直帮她找新的护理来取代我。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她只好被送到老人院去。送她去的路上，格劳莉娅带着凄凄的笑对我说，“薇，都是你把我惯坏了。”我流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被一个粗心的看护摔到地上，把腿摔断了，于是又回到医院。我到医院去看她时，她一条腿包着厚厚的纱布吊在空中，我哭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要是不离开，她不会受这些罪。格劳莉娅微笑着望着我说，“薇，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你独身一人跑到美国来，说明你是个坚强的女子，你看，你看上去更美了。”

格劳莉娅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但我怎么也无法忘记这位金头发蓝眼睛的美人。

(The End)

1-20-07
6-27-07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