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今不传
李大兴

（去年初应网友约稿，给国内一家副刊写了八篇专栏文章，日前发的“矫情的传统与任性的修为”是第一篇，这是第三篇，所言大致自老庄而止于陶渊明，在我看来，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但久已湮没的非主流传统。柏桦兄提出逸乐的文学观，以对抗呐喊的或道德的文学观，我以为是有其道理的，但对历史解读或有不同）

我偶尔写旧体诗，多是临屏之作。近来在网上颇见到一些高手，有时就忍不住去凑热闹和上一首。去年回京时，有些感慨比前几年忽然更深了许多，纷纷然不知从何说起。上班时又见数位诗友在唱和，就匆忙草就一阕。

口占步诸诗友原韵

半生湖海未还家
种菊悠然不设笆
雪夜浮舟思旧友
青梅煮酒话京华
人穷尤爱黄金梦
世盛偏多井底蛙
峨宇新城非故里
当年人面尽桃花

诗中第三句所用的“雪夜访戴”堪称即兴的滥觞，是我一直喜欢的故事。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那岸雪溪舟的一幅夜景，潇洒飘逸的一时即兴，举重若轻的一份友情，是已流传千古的佳话。

林语堂先生在他讴歌中国文化的大作里曾有文化是闲暇的产物之名言，我想，林语堂先生所说的文化，其实是要进一步界定的；该既非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化，也不是慷慨激昂的主流文化吧？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有很多层面，往往相反互斥，在不同的时期显示迥异的风格。在我看来，历史上闲暇文化的最高境界，还是魏晋风度，到了近世李渔的讲究食色已趋衰落，至于后来的遛鸟玩鼻烟壶则基本不入流了。

少年时读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对魏晋风骨不乏肯定，对于玄学却多有批判。风骨接近气节，一个有气节的人自然是高尚的人；玄学接近空谈，而空谈一向是误国误己的。范老先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但我觉得他为文为人的方正持重，更接近儒家风范。范老的评价，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儒家、尤其是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大多数史家对于魏晋的看法。大抵这种评价的思路，是把道德事功文章联系在一起的。论人要归结到人品，所以嵇康、陶渊明得到表彰；论思潮要归结到效益，所以高谈阔论只落得掉脑袋的何晏难免被低估。

伦理加功利的判断方式，早已浸透到国人的潜意识之中，然而我以为所谓魏晋风度，正是玄学时代的文人风气，两者密不可分，也无法分开评价。儒家思想在相对安稳的时代容易深入人心，而一到乱世礼崩乐坏时其地位就极大地动摇了。玄学在东汉末年到三国的战乱中兴起，上承老庄，提倡无为，批判礼法，崇尚自然。虽然空谈无用，消极遁世，但也是张扬个性，回归本真。用当代人熟悉的话语讲，魏晋时期是春秋战国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魏晋风度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为其中有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气息。事实上，从魏晋到南北朝，一方面长期处于战乱中，另一方面，玄学盛行，佛学东渐，思想的多元化也类似东周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的年代大都在乱世，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亦然，这是思想史上颇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个性的张扬，不仅表现在思想方面，更多表现在生活与行为方式之中。随意即兴，岂止是闲暇的产物，更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奢侈，陶渊明不就可以“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么？而王徽之从他的大名鼎鼎的父亲王羲之那里继承的，除了高贵的门第，还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与名士风流的气质。在那个时代，特立独行蔚然成风，精神的高贵为文人所追求。在那个时代，出世的倾向被相当普遍地认为高于入世猎取功名，这种价值观以及与之相伴的审美观使魏晋风度成为后世不可复现的文化风景。

最近，作家李国文先生认定王徽之雪夜之行不过是因为身为贵族有条件玩潇洒，因为混得不得意而做秀以吸引眼球，我对这种根据当代文人流行的小阴暗心理推断古人的考证是怀疑的。许多当代文人，始囿于生存终囿于名利，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太多，难以想象出古代悠容的生活中自然发生的即兴，或者是即使想象得出仍不免揣度猜忌。另外，动机是无从考证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也可以推测李国文先生的观点是以做翻案文章来吸引眼球，这也是当代文人常做的事。我雅不愿如此推测李先生，他大概只是借古讽今，挤兑他所鄙视的新贵暴富们罢了。

我也同意当代人的炒作背后，是精细的计算，多数连附庸风雅都谈不上。但由此就能比附出古人也会炒作，而且炒作得更高明吗？我更倾向于，先受斗争哲学熏陶后被拜金主义习染的人们，真的是很难看见古人的心境。今人有谁曾经在一个下雪的夜里泛舟江上，又哪儿能找到一条河流尚未被污染呢？

那些美好的故事，虽然存在于文字，却往往已在人们心中失传了。所以说，“当年人面尽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