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星星的火车票
李大兴

有的人脑袋里装满了故事，有的人却只记住了几个意象。我是连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故事都记不清的人，但有些意象却一直不曾遗忘。

我躺在地板上望着天窗，那长方形的天窗，象一张火车票的形状，布着几颗星星。

《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成名作，1963年做为“黄皮书”（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6年至1976年期间，这批“黄皮书”在北京悄悄流传，据说是“地下文学”的主要启蒙源泉之一。我第一次读《带星星的火车票》该是1973年，三十多年后，这部小说的情节我早已忘却，我只约略记得这个片断，好象是出现在中译本的第二十八页，当“我”听到了死亡。这张“带星星的火车票”在我的生活里虽然只是偶尔，但总还会想起，不知不觉间，就成了生活某一部分的象征，和小说本身既有关连又不相干。在读北岛的《船票》时，我想他自然是读过阿克肖诺夫的小说的，“岁月并没有中断/沉船正生火待发/重新点燃了红珊瑚的火焰”，票的意象总有些相似之处。

想起“带星星的火车票”时，就会回忆起少年时的阅读经验。

我在1968年秋天上了北京府学胡同第一小学，每天跟着三哥去学校，学些“万寿无疆”，“身体健康”之类的句子。大约两个月后，三哥的班主任忽然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学生们被要求去揭发老师罪行，划清界限，否则学生自己就要被批判。母亲是很有原则的人，在她看来，揭发老师是绝对不可的事情，鼓动小孩子这么做更是罪过。在当时情况下，三哥除了休学别无选择，我也就跟着不去上学了。这一辍学就是八年多过去，要到1977年春天，我才回到学校。

在这八年多里，我习惯了没有同学，没有朋友，连同龄玩伴也经常一个都没有的日常生活；我习惯了独自在北京城到处游荡，在父辈或兄长的圈子边缘张望。除了家人，没有人进入我的生活，而家人也更多时候顾不上管我。童年与少年时期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影响，随着岁月日益显现。我再回到学校后，很自然地被认做另类，而我也很自然地我行我素，极少想要知道别人怎么看我 — 我已经习惯了没人看着我。也许有的人是天生另类，就象天才也总还会有一样。但我自知不是，我知道自己是那种智商不怎么高，情商也不太低的普通人，只是经历略有不同罢了。

因为没有上学，我的识字过程也就和别人不同。其实，我在六岁左右就开始“记字”。那时家里有一些《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差不多是60集一套里的三分之一。大约1967年春天以后，父亲从单位的学习班（现在所谓“牛棚”）被放出来，更多时间是在家写检查和各种外调材料。（后来他自称写了上百万字，不知有没有夸张）闲的时候，他就给我念这些小人书，反复念几遍，我就背了下来，到后来渐渐就可以自己读了。母亲见我开始认字，就给我一个400格一面的作文本让我写字。于是我一边画一画赵云，关羽或姜维，一边画字。1968年秋天时，我已经能用左手写不少字，开始读字书；到1969年“九大”时，我已经能读会议公报了。

就这样，没有谁专门教过我，我自己稀里糊涂地学会识字读书。这事听上去有点玄，说穿了也很简单。我从小就有轻度软骨病，两岁多才会走路，七八岁时还不会跑。别的孩子们会玩的游戏，我要么不会，要么笨得没人愿意带我玩。玩“官兵捉贼”分拨，我是剩到最后才被挑走的那一个；玩“攻城”，我是第一个被从城里拽出来的俘虏。我虽然脾气好不在乎，久而久之也未免无趣，只好回家自己一个人玩。那个时代，除了读书还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玩法。

不能想象如果没有那些多已卷边缺页，纸质低劣的书籍，我会怎样度过这八年时光。如今我回忆往事，觉得自己很幸运：在那样一个反知识的焚书坑儒的时代，我居然有书读；也许更幸运的是，在我还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有多么重要的时候，我就曾经活得远离人群，基本无拘无束。把那个时代描写成“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打闹恋爱，固然有歪曲历史，稀释苦难的倾向，但日子总在过，无论怎样的时代，那底色其实依然是琐碎人生。在那些琐碎无聊的日子里，几乎是唯一令我怀念的，就是书中的景象。

我家里书不很多，好看的书更少，但有两本书，深深影响了我的道路。一本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这两本书也都是“供内部参考批判”用的，却启蒙了我对于文学，知识分子，社会与时代的基本认识。尤其是《日瓦戈医生》，到中年重读，有了人生的体会，竟然更为感动。那种对内心的坚守，是中国小说里最缺少的，或许，也是现实生活里最缺少的。

小时候什么都不懂，逮着本书就看，连《育婴常识》都翻过一遍，还是没明白孩子是怎么出来的。读得比较多的，是《文史资料选辑》，《辛亥革命史料》，《红旗飘飘》这类书。有相当一段时间，最让我激动敬佩的人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喻培伦，“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于是“前胸挂一大筐炸弹，...攻占总督大堂”。死时仅二十六岁的喻培伦，是同盟会暗杀团创建人之一，擅长制造炸药，不知现在喜为袁世凯，施琅等翻案的文人，是否会把他翻成恐怖份子？即使今天，我不再有虚妄的英雄崇拜，也对革命更多怀疑，我还是不禁感叹于上个世纪初那一代青年士子的激情与理想，在后来的人里，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另一篇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广东文史资料选辑》里有关民国初期广东妓院生态的文章，好象是分成五种，或在陆地，或于船上，有“半掩门”之类的名字。当时读来宛如天方夜谭，不料二十多年后在芝加哥听潘绥铭教授讲演，再读他的部分研究报告，才知道历史有时还真可能精确复印。

书中的景象还有太多，然而想到它们又不能不忆起那些与书相关的人们。关于读书，我毕生感念黎澍先生。在他的家中，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今天看来也还是质量很高的书。这个书房的存在，在那时已是极其罕见，而它居然历经劫难始终安然无恙，多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黎澍先生是十分爱惜书的藏书家，并不轻易出借，却对我们兄弟几人格外渥待。如果不是从那间书房里找到那么多书，我是不会在十七岁之前就接触到许多西方文学经典的。这些经典为我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虽然我那时能读懂多少，后来又记住了多少，我不很清楚，但也许根本就不必去弄清楚了。

黎澍先生相貌方正，深棕肤色的脸上是一双明亮而严肃的眼睛。在我的印象里，他虽然待人态度温和，言谈却在认真中隐隐予人以凛然之感。1966年7月，黎澍先生在第一次被批斗后毫无失态，而是衣冠整齐，头发一丝不乱地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其湖南人的独特倔犟风格约略可见。1976年后，黎澍先生是最早反思“封建遗毒”的党内知识分子之一；做为历史学者，他的史观也早在1984年就有如下表述：“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历史真相，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反对历史科学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给历史以新的歪曲。”（《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他所认清和反对的事情还常常发生。天不假年，他在1988年一跤摔倒，从此长眠。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以黎澍先生的个性，可能会有更多的遗憾。

我曾是一个也想研究历史的学生，对于做为历史学者的黎澍先生十分尊重。虽然在许多基本观念上，我知道我会走得更远，但那只是因为世代的不同。我在对父辈的怀疑与批评里长大，但我对他们一直尊重，因为我知道，年青并不意味着你拥有否定的权利。随着自己年轮的增加，我越来越理解父辈，正如我越来越怀疑与批评同龄人以至年青一代但也无意苛求。

然而我终究没能成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由于无可逃避的命运，也为了活得诚实和自由，我突然离开了书中世界。有许多年，我不读书也不再想读书。毕竟，生活有很多层面，而我的性格又从来不是非要如何如何的。回想起来，竟是少年时读的“闲书”最多。我曾戏言自己是“十多岁时泛读，二十多岁时精读，三十多岁时不读”，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如今到了四十多岁，是不是要再多读点书呢？对于历史的阅读以及在几个不同文化里生活的经验，已使我对自己并不在意，而且我一直反感精英意识和自我中心。在茫茫天地岁月之间，一个人包括其选择是那样微不足道！对于我个人来说，也许重要的仅仅是那张带星星的火车票，引领我从少年走到此刻，没有目的与意义，我也注定不可能知道哪儿是终点站。

是一张带星星的火车票。